解冤释结：川渝地区解冤结菩萨造像研究

谈北平

内容摘要：解冤结菩萨造像的标志性特征为菩萨座下造一牛，呈骑牛状，集中分布于今四川安岳、重庆大足地区，从五代延续至南宋，具有较强的地域性。此造像题材的产生是唐末五代解冤结信仰急剧发展的结果，是佛教世俗化、民间化的产物。解冤结菩萨的主要功能为解冤释结，使得“冤家不相遇会”，时至北宋末年其功能已相当完备。解冤结菩萨骑牛形象很可能是蜀地炽盛光佛乘牛车简化后的形象，图像的粉本来源于当时川渝地区的佛教中心成都寺院。

关键词：解冤结菩萨;五代至南宋;民间化;炽盛光佛

中图分类号：K87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1）06-0049-10

Removing Enmity： A Study on Bodhisattva Sculpture Expressing

the Removal of Hate in Sichuan and Chongqing

TAN Beiping

（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Abstract：The symbolic feature of Buddhist statuary used to express the removal of enmity is a Bodhisattva sat atop a cow. This theme is mainly found in Buddhist art dating from the Five Dynasties to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in Anyue， Sichuan province， and Dazu， Chongqing， and generally exhibits strong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 theme of removing enmity appeared as a result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during the late Tang dynasty and Five Dynasties of a belief in the importance of cleansing one's heart and conscience， which arose primarily as a byproduct of the seculariz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Buddhism. The main function of this enmity-removing Bodhisattva was to remove the source of hate between two enemies and cause them to never meet again. By the end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both the form and function of this Bodhisattva figure were complete. The image of a Bodhisattva riding a cow was likely borrowed from a simplified image of the Tejaprabha Buddha riding an ox cart that was already popular in the Sichuan region. The draft used to standardize the theme came from Chengdu Temple， which was the center of Buddhist activity in Sichuan and Chongqing at that time.

Keywords：Enmity-removing Bodhisattva; Five Dynasties to Southern Song; popularization; Buddha Tejaprabha

解冤結菩萨造像出现于五代时期的石窟中，集中分布在今成都以东的安岳和大足地区。大足北山佛湾第209龛刻有解冤结菩萨的题记，为我们识别石窟中解冤结菩萨造像提供了参考。近年来已有部分学者撰文讨论过相关问题，如李小强先生从文献、图像和民俗三个角度对解冤结观念进行了讨论[1]，Tom Suchan先生对大足佛湾第209龛解冤结菩萨造像执物进行了研究，认为可能与四川民间佛道混合宗派及佛道混合的丧葬礼俗有关[2]。关于解冤结菩萨造像特征、产生的原因、功能、骑牛形象的来源等，学界关注不够，讨论不多。笔者拟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结合近年新发现的材料，对上述问题加以探讨。

一 造像的发现与分布

解冤结菩萨造像区别于其他菩萨造像的特征主要为莲座下造牛。结合造像题记和特征，川渝地区石窟中能确定为解冤结菩萨造像的共有10龛，分别位于安岳的灵游院、圆觉洞、千佛寨、侯家湾以及大足的佛湾、石壁寺、福兴寺、三存岩、佛耳岩。现将上述10龛材料分述如下：

1. 安岳灵游院第12龛

龛内正壁造解冤结菩萨，结跏跌坐于仰莲圆座上;舟形身光，束髻，戴宝冠，饰圆形耳环、项圈;璎珞自项圈两侧垂下，于腹前相交呈X形;下着长裙，帔巾自两肩垂下;左手抚膝，右手置于右腿上。莲座下造一牛。菩萨左右侧各造二身天王像，均立于祥云中。内侧二身双手拄剑于身前，左侧一身下方风化严重，右侧一身下方造一牛。外侧二身天王双手合十于胸前（图1、2）[3]。

2. 安岳圆觉洞第43龛

龛内分上下两层，上层正壁造解冤结菩萨，结跏趺坐于仰莲圆台上;有内圆外尖桃形头光，饰项圈、腕串，璎珞自项圈垂下;下着长裙，腰束带，帔巾于腿前横过一道，绕双臂后下垂于莲座两侧;左手置于腹前，右手抚右膝。莲座下造一牛，左侧造一身牵牛人。牛右侧造一像，着通肩袈裟，下着长裙，左手垂于腿侧，右手置于胸前。近龛口处各雕一朵祥云，左侧祥云中造二身像，着铠甲，腰束带，双手置胸前。右侧祥云中造一身像，残不可识。祥云下左右壁各造一牛。龛下层为高坛基，浮雕二牛，相向而立（图3）[4]。

3. 大足佛湾第209龛

龛内正壁造解冤结菩萨，结跏趺坐于仰莲座上;有尖桃形头光和圆形身光。戴宝冠，胸前束带，帔巾于腹前横过一道绕双臂后下垂;左手抚膝{1}，右手执方印形物置于胸前。莲座下造一牛。龛内左右壁上部各有一飛天，手捧供盘，脚底祥云。菩萨左右侧各有二牛，牛背上方童子像，手执乐器。二天王立于龛口，左侧一身双手拄斧，右侧一身左手叉腰、右手拄剑（图4）。龛外右壁上部有一方题记，楷体，竖书，全文为：

南无解冤结大圣菩萨。[5]

4. 安岳千佛寨第33龛

内龛正壁前起低台，台上造解冤结菩萨，倚坐于束腰方形台座上，双足各踏一圆台;着双领下垂式袈裟，戴项圈;帔巾自两肩垂下，横过腹膝两道，绕双臂后垂于体侧;左手置于腹前，右手举于胸前。肩后左右侧各雕一朵祥云。龛左右壁下部各开一小龛，龛内各造一身供养人（图5—6）。正壁右上部浮雕竖长方形题记框，内有造像记一则，楷体，竖书，文为：

奉佛弟子王天麟，同室三女，谨发心创镌造解冤结菩萨一□，永远供养。用祈过去先代宗祖父母（？）早登佛地，见在夫妇寿年□远，兼祈膝下嗣续良宜。二陆时中，伏愿圣资加护。岁次丙辰庆元二年七月初一日，佛弟子□□□同室汝□佛护（？）娘□[6]

5. 大足石壁寺第2龛

龛内正壁造解冤结菩萨，结跏趺坐于仰莲座上;圆形头光和椭圆形身光;戴宝冠，冠中有坐佛;双手置于胸前。莲座下造一牛。菩萨两侧各有一胁侍，左侧像似为弟子，左手持一棍状物斜倚于左肩侧，右手置于胸前。右侧像双手似持一物置于胸前。二胁侍身下均雕刻四头牛，姿态各异[7]。

6. 安岳侯家湾第1龛

龛内正壁造解冤结菩萨，结跏趺坐于圆形仰莲台上;发辫覆肩，胸前残存璎珞;帔巾自两肩垂下，于腹前横过两道，绕双臂后下垂;下着长裙，裙摆覆座，腰束带。莲台下造一牛，身搭宽布带。前方另有一牛，体型较小，跪趴朝向右前方。菩萨左侧造一弟子，右侧造一罗汉，罗汉左手执一物置于身前，右手握腰带置于体侧，跣足[8]。

7. 安岳侯家湾第3龛

龛内正壁造解冤结菩萨，左右侧造二天王。菩萨结跏趺坐于圆形莲座上，缯带垂于肩侧，发辫垂至胸前，胸前饰璎珞;帔巾自两肩垂下，于腹前横过两道;下着长裙，裙摆覆座。莲座下造一牛，身披布带。山形台座前侧及左右侧共造四头牛。二天王风化残损严重，双手持剑拄于身前（图7、8）[8]72-84。

8. 大足福兴寺第10龛

龛内正壁造解冤结菩萨，结跏趺坐于台座上;戴宝冠，缯带垂于肩侧，似着双领下垂式袈裟;左手置于腹前，右手执物置于胸前。莲座下造一牛像，残损严重。龛底正中亦造二身牛。菩萨左右侧造二身供养人{1}。

9. 大足三存岩石刻

龛内正壁造解冤结菩萨，结跏趺坐于圆形台座上;有尖桃形头光和椭圆形身光，戴宝冠;左手抚左膝，右手置于胸前。台座下造一牛，左右侧各有二头牛，此外菩萨身光两侧亦各造一头牛，脚踩祥云。二天王立于龛口处，双手拄剑置于胸前（图9）。

10. 大足佛耳岩石刻

龛内正壁造解冤结菩萨，结跏趺坐于圆形台座上;有尖桃形头光和椭圆形身光，戴宝冠;左手置于左腿，右手置于胸前。菩萨左右侧各有一胁侍，下部各造三头牛。其中两牛身上各有一童子。龛口处各造一天王，双手拄剑于身前。

二 造像类型、年代及特征

解冤结菩萨造像集中分布在今安岳和大足地区。该题材的菩萨造像在其他地区未曾发现，表明有较强的区域性特征。现对该造像的类型、时间和特征作如下分析。

根据座下有无牛，可分两型：

A型：菩萨为骑牛形象，共9例。根据造像组合的差异，又可分两式：

Ⅰ式：造像组合中有天王，同时龛内多雕有云纹。共6龛，有安岳圆觉洞第43龛、安岳灵游院第12龛、大足佛湾第209龛、安岳侯家湾第3龛、大足三存岩石刻和大足佛耳岩石刻。

Ⅱ式：造像组合中没有天王，伴像不明显。共3龛，有安岳侯家湾第1龛、大足石壁寺第2龛和大足福兴寺第10龛。

B型：菩萨座下无牛像。共1龛，为安岳千佛寨第33龛。

A型造像均无纪年。

A型Ⅰ式中，圆觉洞第43龛解冤结菩萨结跏趺坐，面部较大，斜肩，体型较瘦，头身比例略有失调，璎珞装饰较繁杂，为五代时期菩萨造像特征，推测其开凿于五代。灵游院第12龛虽无纪年，但龛内保存较好的两身天王像具有五代时期特征，头戴顿项翻卷式兜鍪，身着裲裆甲。此外与附近开凿于天成二年（927）的第10龛龛形相似[3]439，大小相近，当为同一时期开凿，因此第12龛应开凿于927年左右。佛湾第209龛的年代，学界有五代、北宋晚期两种说法{1}，笔者认为此类菩萨像特征与大足北宋晚期造像更为接近，造像肩部较宽，胸部厚实，与五代时期较为瘦削的菩萨像存在着差异，因此笔者认为佛湾第209龛应开凿于北宋晚期。安岳侯家湾第3龛以及大足三存岩、佛耳岩的解冤结菩萨造像保存较差，菩萨头身比例不协调，衣带垂感较强，佩饰简单，具有南宋菩萨造像特征，推测其开凿于南宋时期。

A型Ⅱ式中，安岳侯家湾第1龛造像保存较差，造像特征与侯家湾第3龛造像接近，均应开凿于南宋时期。大足石壁寺共3龛，据石壁寺现存南宋嘉定三年（1210）的碑文可知，此3龛造像是专为举办水陆法会所营造的，因此石壁寺第2龛应开凿于1210年。大足福兴寺第10龛造像保存较好，面相方圆，双颊宽厚圆润，颈部显短，戴花冠，为南宋时期菩萨造像特征，因此应开凿于南宋时期。

B型仅安岳千佛寨第33龛，题记保存较好，造像时间明确，为王天麟于南宋庆元二年（1196）造像。

由上可知，解冤结菩萨造像A型Ⅰ式最多，安岳、大足均有分布，出现时间最早，从五代一直延续到南宋。A型Ⅱ式出现年代较晚，主要流行于南宋时期。B型解冤结菩萨造像目前仅见1例，出现于南宋时期，菩萨座下不见牛。

就造像内容而言，A型Ⅰ式解冤结菩萨造像均结跏趺坐，着菩萨装，有身光，戴宝冠，着天衣，戴项圈，项圈上多有璎珞垂下，帔巾自两肩下垂绕双臂后下垂及座，下着长裙。此外，A型Ⅰ式造像龛内均有天王，多为二身，一般立于龛口处，同时龛内还多雕刻祥云。主尊骑牛，龛内还雕有牛像，数量不等，3—7头，数量均为奇数。牛形象以主尊座下最为突出，体型较大，形象生动。主尊座下的牛向多数与主尊面向一致，龛内其余牛的朝向有较大的随意性。

A型Ⅱ式造像中，安岳侯家湾第1龛和大足石壁寺第2龛解冤结菩萨着菩萨装。大足福兴寺第10龛解冤结菩萨着双领下垂式袈裟，璎珞装饰等较A型Ⅰ式简单，均为结跏趺坐姿。福兴寺第10龛解冤结菩萨右手似执一物置于胸前，龛内伴像组合较为杂乱，无天王、祥云等。主尊台座下造牛承托，还在龛内雕有牛，数量不等，2—9头。牛的朝向基本与A型Ⅰ式相同。

B型仅安岳千佛寨第33龛。菩萨着双领下垂式袈裟，倚坐，无天王等，仅有二供养人。菩萨座下无牛像。

综上所述，A型Ⅰ式解冤结菩萨像最多，流行时间长，在安岳、大足均有，代表了解冤结菩萨的造像特征，因此A型Ⅰ式造像应为解冤结菩萨最初的粉本形象，具体表现为造像着菩萨装，结跏趺坐于莲台上，与同时期流行的菩萨特征基本相同。区别在于解冤结菩萨骑牛，龛内多雕祥云，常出现天王伴像为其他菩萨所少见，笔者推测天王很可能是解冤结菩萨的眷属。而A型Ⅱ式和B型造像出现时间晚，数量少，与A型Ⅰ式相比呈简化趋势，可能粉本在流传以及开凿过程中因信仰、地区、窟主、工匠等发生了变化。

三 造像出现的背景及其功能

唐末宋初以来，川渝地区石窟出现了大量新题材，尤以菩萨类较多，解冤结菩萨即属于其一，为此我们必须明确其出现的根源。要指出的是，解冤结菩萨是中古时期佛教世俗化、民间化的产物，出现是在唐末五代解冤结信仰急剧发展的必然结果。解冤结信仰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灾害、疾病、婚姻、罪业、仇恨等所的一系列“冤结”，这也是后来导致解冤结菩萨产生并得以流行的重要原因。

探讨解冤结菩萨出现的原因，《佛说解百生冤结陀罗尼经》尤其值得注意{1}。该经是说解冤释结。《佛说解百生冤结陀罗尼经》仅《嘉兴藏》收录，推测是一部伪经。该经最迟晚唐已出现，目前共发现三个版本：一是收入《嘉兴藏》的文本;二是西夏文本，1987年武威亥母洞遗址出土[9];三是敦煌本，有S.2900、 S.4271、 S.4431、 S.5531b、 S.5677d、

P.3932e等，可见该经在当时的流行程度，其中P.3932e年代約在五代时期[10]。现将P.3932e过录如下：

唵阿阿暗恶

闻如是，一时佛在毗耶离城，音乐树下，与八千比丘众俱。时有一菩萨，名曰普光菩萨摩诃萨。众所知识，说往昔因缘。未来世中，末法众生，多造罪苦，结怨仇已，世世皆须相遇。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陀罗尼，七日七夜，洁净斋戒，日日清朝，念此普光菩萨摩诃萨名号及念此陀罗尼一百八遍，七日满足，尽得消灭，怨家不相遇会。佛说是时语，四众人民，悉皆欢喜，受教奉行。

唵阿恶伊恶萨婆诃

佛说解百生怨家经[11]

前述三个版本的差别主要在于该经前后真言的有无，以及《嘉兴藏》本在经尾增加的一段解冤咒，由此可见该经在后期继续突出了解冤。从文本分析看，该经文三个版本的主要内容差别不大，都强调众生“多造罪苦，结冤仇已”，但可以通过念普光菩萨名号和该陀罗尼，可以达到“尽得消灭，冤家不相遇会”。该经所宣扬的解冤结信仰是后来解冤结菩萨出现的基础。

此外，在川渝地区唐末五代造像题记、出土经幢以及敦煌遗书和道书文献中，皆可看到解冤结信仰在唐末五代时期的影响力。

安岳、大足五代石窟造像记中常常体现解冤结信仰。如安岳庵堂寺第17龛，开凿于天成四年（929），题记中有“龙归店弟子高山长……伏愿夫妇寿比松筠……债主冤家，忽为仇隙……”[3]614。庵堂寺第19龛，开凿于天成五年（930），题记中有“愿冤家能散，债主生天……”[3]614。

川渝地区出土的晚唐五代小型经幢，年代多集中在9世纪晚期至10世纪中叶，供养人多为普通信众。经幢上常刻“伏愿冤家解失，罪障消灭”“解冤结真言，唵三多罗佉多”等[12]，足见解冤结信仰在川渝地区的流行程度。

敦煌遗书中亦有较多体现解冤结信仰的文本。北京图书馆新701《金光明最胜王经题记愿文》：“丙寅至戊辰三年已来所有煞害生命、负债负命、冤家债主，并愿乘兹《金光明经》，速莫作冤家债主，愿解冤释结。”{1}[13]唐末五代时期的“放妻书”中亦常见解冤释结的字样，如“选娉高官之主，解冤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等[14]，这当是解冤结信仰在婚姻离合中的反映。P.2642《释门文范》是节度使府衙举办法会仪式时使用的发愿文合集，创作于曹氏归义军时期，重新整理的时代约在947 年。文书中第十纸“今对佛前法前僧前，披肝忏涤，愿罪消灭，所有冤家债主领受。今日今时，转经结坛，设斋功德，释冤舍结，发愿于”[15]。S.5589《散食文一本》有“冤家债主，发欢喜心;负财负命，领功德分;界绿（解冤）舍结，莫违囚（为仇）对”[13]581。

此外，这一时期的道教典籍中也有解冤释结的思想，如唐末五代杜光庭所撰《道门科范大全集》就有“解厄祛灾，和冤释对”“或前生积世，不遇玄经，累结罪尤，未尝忏涤……或往债宿冤，考延所责，遂使灾凶在运，疾厄所缠”等语[16]。

综上所述，唐末五代时期，解冤结信仰在川渝地区和敦煌十分流行。这一时期由于社会动荡、战乱频繁，人们的信仰更加务实，渴求平安、长寿、免灾等。这一时期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进一步融合，佛教的发展体现出了民间化色彩。这就导致这一时期出现了能满足现实需求的菩萨，如延寿命菩萨、长寿王菩萨、引路王菩萨、延寿命长寿王菩萨、增福寿菩萨等，其中就有解冤结菩萨。解冤结菩萨的出现反映了信众在这一时期强烈的现实诉求，是解冤结信仰发展的必然产物。解冤结菩萨名称具有非常明确的指向性，就是解冤结，因此很容易被信众接受和传播。

解冤结菩萨出现后，随即得到信众的认可并传播。约在北宋末年，出现了《楞严解冤释结道场仪》，当是解冤结信仰进一步流行的产物。该仪轨提到解冤结菩萨道场“非唯解冤释结，抑亦灭罪消灾。可以祝于星天，可以崇于福寿，可以荐严先祖，可以资益群生，可以攘于刀兵，可以却于冤敌，可以祈于后嗣，可以保于孕娠。不论吉意凶情，一一可皆修设”[17]。由此可见，解冤结菩萨及其信仰经过五代宋初至北宋末年时，其功能已十分广泛。

解冤结菩萨名号在佛经中著录较少，仅见于《佛说受生经》，成书年代约在北宋初{1}，是宋代较为流行的伪经。解冤结菩萨名号在北宋初已收于佛经中，这与在川渝地区石窟中所见造像的时间基本吻合。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敦煌文献中发现《佛说解百生冤结陀罗尼经》，但诚如前文所指出的，该经主要宣扬的是普光菩萨信仰，并非解冤结菩萨出现的唯一因素。五代蜀地佛教与造像活动极为兴盛，时至两宋仍余热不减，创造各种民间化造像，进而进入石窟中，但此时敦煌地区造像活动逐渐衰弱，敦煌地区未发现解冤结菩萨造像。

四 骑牛形象来源试探

骑牛是解冤结菩萨造像的重要标志，亦是我们识别解冤结菩萨造像的主要依据。李小强先生认为可能与佛教提倡的“空”有关[1]34，笔者认为可能与炽盛光佛有关。

目前国内外发现较多的炽盛光佛图像英国所藏敦煌藏经洞绢画“炽盛光佛并五星图”，是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炽盛光佛图[18]。该绢画旁有乾宁四年（897）的题记，炽盛光佛坐于一牛车上。此外法藏P.3995的炽盛光佛亦坐于牛车上。赵声良先生认为二者画风一致，为同时期作品[18]。日本有北宋开宝五年（972）刻《炽盛光佛顶大威德销灾吉祥陀罗尼经》星图[19]，卷首扉画炽盛光佛坐于牛车所载的莲花须弥座上。由此可见炽盛光佛从晚唐开始，坐牛车已成为较固定的配置{2}。

解冤结菩萨造像借鉴炽盛光佛所乘牛车的牛的形象是与二者功能存在一定的相似性有关。《佛说大威德金轮佛顶炽盛光如来消除一切灾难陀罗尼经》是宣扬炽盛光佛消灾保吉祥的经典，收录于《高丽藏》和《大正藏》，黄璜先生认为成书于8世纪20年代至中叶前[20]。经文言“及宿世冤家欲相谋害。诸恶横事口舌厌祷咒诅。以为灾难者。令诸众生依法受持。一切灾难悉皆消灭不能为害”[21]。《佛说大威德炽盛光如来吉祥陀罗尼经》是未入藏的炽盛光陀罗尼经，是該经的节录本，见于敦煌遗书和黑水城文书等。甘肃博物馆藏该经之唐贞元十九年（803）写本，文中有言“诵持此咒，一切灾障自然销散，所有冤家毒药不能为害，起恶心者返受其殃”[22]。约在西夏时期，该经已经形成完备的“启请”，即诵经或持咒前奉请神祇的启白：“公私口舌及冤仇，一切灾殃皆解脱。我今称念真言教，愿降神通护我身。十缠九结永消除，万善千祥悉圆满。”[22]由此可知，炽盛光佛消灾功能就包含解冤结。

晚唐五代时期，炽盛光佛信仰在成都及其周围地区十分盛行。据文献记载，当时成都寺院圣兴寺和大圣慈寺就绘制、妆塑炽盛光佛。《益州名画录》：“今圣兴寺天王院天王及部属、炽盛光佛、九曜二十八宿……大圣慈寺炽盛光佛、九曜二十八宿。”[23]《蜀中广记》记载古寺寿宁院佛殿四壁有蜀人孙知微所绘制的炽盛光九曜图[24]。

四川地区炽盛光佛经变造像有多例乘牛车的炽盛光佛，与文献相一致。如眉山青神中岩第39龛[25]，炽盛光佛侧身坐牛车上，与前述Ch.liv007绢画构图基本一致，年代应为晚唐时期。资中西岩罗汉洞炽盛光佛变，炽盛光佛侧身坐牛车，开凿于前蜀武成三年（910）[26]，年代晚于眉山中岩炽盛光佛变。该龛造像牛车简化，仅有牛及车轮（图10）。五代出现于蜀地的解冤结菩萨很可能参照了炽盛光佛牛车简化后的形式，从而仅将牛的形象运用于解冤结菩萨。

晚唐五代成都寺院中就绘制炽盛光佛图像，川渝地区石窟中亦发现炽盛光佛乘牛车的。炽盛光佛信仰有解冤结的思想，与解冤结菩萨的功能相合，解冤结菩萨造像骑牛很可能是蜀地炽盛光佛牛车的简化。解冤结菩萨造像粉本应来源于蜀地佛教中心成都寺院，而后传播至安岳和大足地区。此外，解冤结菩萨造像龛内常刻祥云，在敦煌和蜀地的炽盛光佛图像中，炽盛光佛周围或龛底常有祥云，解冤结菩萨造像龛中的祥云仍应源自炽盛光佛图像。

五 结 论

唐末五代时期，由于战乱、灾害以及佛教与中国文化的深度融合等，人们在信仰方面的追求更加务实，随着解冤结信仰的发展，解冤结菩萨作为民间信仰应运而生。晚唐五代密教在川渝地区发展迅速，甚至形成了所谓的“川密”，伴随而来的炽盛光佛及其信仰在成都地区迅速得到传播，与解冤结菩萨均有解冤结的功能，解冤结菩萨产生时吸收了蜀地炽盛光佛乘牛车简化后的形象，石窟中多以骑牛形象出现，还雕刻有祥云和天王等眷属。解冤结菩萨造像虽发现于安岳、大足地区，但其图像粉本仍来源于当时的成都寺院。

附记：本文写作得到了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白彬教授、张亮副研究员的悉心指导。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所用照片由白彬教授提供，线图由侯文嫣帮忙绘制。谨致谢忱！

参考文献：

[1]李小强. 解怨结观念的初步考察——以文献、图像和民俗为主的体现[C]//大足石刻研究院. 2009年中国重庆大足石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重庆：重庆出版社，2013：301-327.

[2]Suchan Tom. A Re-examination of the Iconographic Identities of the Seal-bearing Bodhisattvas of Beishan，Dazu[C]// 大足石刻研究院. 2009年中国重庆大足石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重庆：重庆出版社，2013：200-240.

[3]安岳县文物局，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安岳县灵游院摩崖石刻造像调查简报[M]//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成都考古发现（2002）.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432-441.

[4]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安岳县文物局.四川安岳县圆觉洞摩崖石刻造像调查报告[M]//南方民族考古：第9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365-449.

[5]刘长久，胡文和，李永翘. 大足石刻内容总录[M]. 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87，88.

[6]王丽君. 安岳唐宋石窟研究[D]. 成都：四川大学，2019：93，94.

[7]李小强. 大足石壁寺石窟初探[M]//石窟寺研究：第3辑.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259-273.

[8]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岳县文物局. 四川安岳林凤侯家湾摩崖造像调查简报[M]. 文

物，2017（5）：72-84.

[9]段玉泉. 武威亥母洞遗址出土的两件西夏文献考释

[M]//西夏学：第8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27-134.

[10]敦煌研究院.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M]. 北京：中华书局，2000：306.

[11]黄永武. 敦煌宝藏：第132册[M].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1986：351-352.

[12]董华锋，何先红，朱寒冰. 川渝地区晚唐五代小型经幢及其反映的民间信仰[J]. 考古，2018（6）：105-114.

[13]黄征，吴伟.敦煌愿文集[M]. 长沙：岳麓书社，1995：935.

[14]张艳云. 从敦煌《放妻书》看唐代婚姻中的和离制度[J]. 敦煌研究，1999（2）：72-76.

[15]杜海，郑炳林. 敦煌文书P.2642《释门文范》释录[J]. 敦煌学辑刊，2018（1）：1-13.

[16]道藏：第31册[M]. 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758.

[17]赵文焕，侯冲. 楞严解冤释结道场仪[M]//藏外佛教文献：第6辑.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8：37.

[18]赵声良.莫高窟第61窟炽盛光佛图[J].西域研究，1993（4）：61-65，76.

[19]韦兵. 日本新发现北宋开宝五年刻《炽盛光佛顶大威德销灾吉祥陀罗尼经》星图考——兼论黄道十二宫在宋、辽、西夏地区的传播[J].自然科学史研究，2005（3）：214-221.

[20]黄璜. 《消灾经》考[J].敦煌研究，2018（5）：77-84.

[21]不空，译. 佛说大威德金轮佛顶炽盛光如来消除一切灾难陀罗尼经[M]//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9册. 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338.

[22]廖旸. 《大威德炽盛光如来吉祥陀罗尼经》文本研究[J]. 敦煌研究，2015（4）：第64-72.

[23]黄休复. 益州名画录[M].何韞若，注.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96.

[24]曹学佺. 蜀中广记：第108卷[M]. 杨世文，校点.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25]韦兵. 星神尤乐蜀中：唐宋四川地区炽盛光佛星曜神图像研究[C]//大足石刻研究院. 2014年大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81.

[26]刘易斯.四川资中西岩罗汉洞浮雕造像调查与分析[M]//大足学刊：第4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20：128-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