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语言对儿童思维的影响

俞佳欣

摘要：在经济、文化、政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语言、语言学逐渐成为当今社会的热门话题。心理学、脑科学、语言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的学者关注着有关语言的研究，例如：语言的形成和发展、语言关键期等。本文将从认知水平能力角度，浅谈语言与儿童认知能力的关系。

关键词：语言;思维;认知水平

一、语言

（一）定义

对于语言的定义，不同的学者力图从不同的角度解释对语言的理解，例如：社会学、语言学、脑科学等。在为数众多的研究中，布洛卡对神经语言学的创立与发展，以及对语言患者多年的跟踪研究、分析，使得“语言”这个词有了更为广义的解释，他指出：“每一种符号系统在广义上都是语言，例如：口语、哑语、手语、绘画、图腾等都是语言，它们使我们能够用一种易于理解、复杂而又迅速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我们具有一种总体的语言能力，其包括我们表达思想的所有方式。”基于此理解，口头表达能力正是人类整体语言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Broca，1861）。本文探讨的就是口头表达能力与认知能力之间的影响关系。

（二）影响语言发展的因素

影响语言发展的因素有很多，如家庭、个人认知能力、教育等。本文从家庭和生物学的角度分析影响语言发展的因素。

1.家庭因素

Dixon et al.（2012）提出家庭因素对儿童语言发展有重要影响，如亲子互动、家庭经济状况、父母教育水平等。例如，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如果父母不重视亲子互动，孩子受到的语言刺激就会减少，使孩子生活在低水平的语言互动环境中，势必对孩子的语言发展产生负面影响。Hoff和Tian（2005）认为家庭经济地位的高低影响儿童的语言发展，一些社会地位低的孩子表达语言的方式不如社会地位高的孩子。一个原因是对于那些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来说，他们的父母没有足够的时间和他们交流，所以他们对语言的积极性较低。这一结果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父母的教育水平越低，孩子的语言发展越差。其次，低收入、低教育水平家庭的孩子经常在家庭环境中听到父母表达的一些情感语言，所以这些孩子听到的是一些粗俗的词语，他们说话的发音和声调也较差;而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或父母受教育程度高的孩子往往受到良好的语言环境和教育，能够表达更多的词汇，语言发展水平也更高。Hart和Risley（2003）研究了42个不同经济背景的家庭，他们发现：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孩子和父母受过高等教育的孩子平均每小时能收到2153个单词;但对于那些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每小时只能收到616個单词。此外，研究还发现，有高经济的家庭背景，父母更愿意与自己的孩子交流，讨论的内容会更丰富，句子结构更复杂，并且父母会鼓励孩子动员各种认知能力，如创造力、想象力等;在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中，父母说话很肤浅，与孩子的互动也很敷衍。家庭环境和经济因素也会影响孩子的情绪，如果家庭氛围和谐稳定，孩子的情绪也会稳定，并且也间接促进了孩子认知能力的发展;如果家庭氛围差，孩子很容易无法感受到来父母的爱，这会影响他们的情感发展，间接导致孩子没有积极的心态接受语言刺激，这会对语言发展产生负页影响。

2.生物因素

研究发现，语言是人类特有的认知技能。虽然大猩猩和人类有着相似的基因，但是经过专业语言训练的大猩猩掌握语言的程度只达到人类两岁婴儿的水平。基于这一差距，许多学者发现人类大脑中存在一个特定的语言区域——额叶内侧回和顶叶内侧小叶，这是人类和动物大脑结构差异最大的两个区域（《语言神经生物学》.2016）。人类能够掌握高级语言认知技能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人类拥有语言基因。Steinberg和Sciarini（2006）指出，动物能够使用的语言极其有限。例如，一对夫妇驯养了一只大猩猩，这只大猩猩和他们的儿子一起长大。9个月后，大猩猩可以对95个单词和句子做出反应，但没有交流能力。他们的儿子已经能说复杂的句子了。在另一个关于人类如何拥有语言基因的例子中，一只接受了三年语言训练的大猩猩只能说出四个单词，并且发音模糊，听众很难理解。这些例子说明了人类语言的独特性。Pinker和Bloom也指出，人类语言是自然选择和生物进化的结果，植根于人类基因。

二、语言影响思维的理论来源

谈到语言和思维的影响关系，不得不提起美国学者Edward Sapir。Sapir在1921年出版了《语言论》，在该著作中，他详细论述了有关语言的定义、语言成分、语法过程、结构分类等内容。他指出，语言成分是一个“概念”的符号，语言模式决定思维模式，甚至认为语言先于思维，没有语言，思维的产生和日常运用都无法开展。

而他的弟子Benjamin Lee Whorf继承并进一步论证了他的观点，早在1940年，Whorf在《科学与语言学》一文中阐述了他对语言的看法，他认为思维是语言的一部分，语法的不同导致思想和思维的形成过程也不同;而语言模式则是核心内容，语言模式可以组织概念、赋予特定意义，如果不遵守语言模式的规定，那么就无法开口说话，无法进行思考。Whorf在1956年进一步强调了语言决定了认知。他认为，说不同语言的个体观察和分析世界的方式不同，而这种差异主要来自文化差异。

Gorden（2004）证实了这一理论，即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在认知能力上确实存在显著差异。Egege和Kutieleh（2004）也提出东西方学生具有不同的认知能力。西方学生被认为具有更高的认知技能，如批判性思维、论证、观察、评价等;但东方地区的学生缺乏更高水平的认知能力。

Boroditsky（2001）也认为语言经验可以塑造一个人的思维习惯。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说英语的人在讨论时间时大多使用水平空间术语（pre/post），例如：吃蔬菜后吃甜点。换句话说，讲英语的人用来分类事件的术语和用来描述不对称的水平空间关系的术语是一样的。例如：“垃圾桶在商店后面”“我们将在3点之前到达”。但说普通话的人不仅使用水平空间术语来描述时间（qián/hòu，意味着之前/之后），也使用垂直空间的术语来描述，例如：上个月，下个月。普通话中的“上”和“下”都是垂直空间而言;对应于英语中的解释为“up and down”。尽管在英语中，也有一些代表时间的垂直空间术语的例子，例如，一代又一代。但这种用法并不类似于普通话中的“上”和“下”（Spring，1997;斯科特，1989;引用于Boroditsky 2001年）。在用空间术语描述时间时，英语使用者使用水平空间术语，而普通话使用者不仅使用水平空间术语，还使用垂直空间术语。

基于这一差异，Boroditsky（2001）也发现，英语使用者经常使用水平隐喻来谈论时间，他们的思维可能是水平的，而说普通话的人可能是从垂直的角度来考虑时间。随后，Boroditsky对语言习惯是否会影响思维进行了实验。本实验考察了英语母语者和普通话母语者对水平启动词和垂直启动词的反应速度。实验发现，说英语的人对水平启动词的反应比对垂直启动词的反应更快，因为他们更善于利用水平思考时间，这与在英语中使用水平空间术语来表达时间有关。说普通话的人的结果与说英语的人相反，因为说普通话的人习惯用垂直的时间术语来表示时间。这个习惯让说普通话的人更善于利用垂直思考时间。为了测试语言差异（控制其他文化差异）对思维模式的影响，Boroditsky进行了另一项测试，测试以英语为母语的人的思维模式他们刚刚接受了简短的培训，从垂直的角度来讨论时间。结果表明，被测试的英语使用者具有与普通话使用者相似的垂直空间术语能力，这可以证明语言习惯促进思维习惯的发展，语言经验可以塑造一个人的思维方式。

三、语言对思维的影响

由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引发的诸多探讨证明，语言的确可以影响一个人的思维方式。而当今社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人们已经不再满足对于本民族语言的掌握，掌握双语甚至多语成为当下社会的主流趋势。基于此现象以及证实语言对思维能力的实际促进作用后，更多的学者开始深度挖掘双语甚至多语者的思维能力优势，本文探讨的是双语者的认知优势。

Bialystok（2001）将双语个体定义为那些能说两种或更多语言并具有一定熟练程度的人。关于双语者认知差异的学术研究已经进行了几十年，双语者确实比单语者有认知优势。

（一）双语经验对认知的影响

如上所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单语者存在着明显的认知差异。在此基础上，他和陈（2011）提出，在相同的文化背景和相同的母语，双语者比单语有更强的认知能力，这可以体现在以下方面：抑制无关信息、元认知能力、注意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批判性思维、评价等。

Sheng，Mcgregor和Marian（2006）进行了一个关于双语对儿童语言认知能力影响的实验。他们邀请12名中英双语儿童和12名单语儿童分别生成36个单词的3个图像。实验结果发现，双语组的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联想单词的能力是相等的。然而，双语儿童比单语儿童表现出更多的联想，这证明双语能够增强语义联想的优势。

（二）为什么双语儿童的认知能力更好

研究发现，双语者认知能力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双语能促进中枢执行功能。由于双语者具有中央执行功能的优势，他们进一步提高了认知能力。根据Baddeley（1996）的解释，中央执行功能驱动整个系统，并将数据分发到子系统：语言循环和视觉空间。它也处理认知任务，如心算和解决问题。它的主要功能包括协调不同任务的操作、转换操作策略、压制无关信息等。因为双语执行功能力单语更强，这意味着他们更有能力抑制无关信息（Baddeley 1996）。对于双语者来说，必须有更多熟练的语言和较少熟练的语言。当他们使用不太熟练的语言时，他们需要抑制母语对第二语言的干扰，这样他们才能使用第二语言。因此，双语控制语言加强了抑制无关信息的训练，有利于儿童的认知发展。例如，当前教师在上课时喜欢用幻灯片作为教学工具，并且常常会在幻灯片中添加大量的背景音乐或者图片，企图以这种方式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但这种方法常常导致学生认知负荷，因为多重感官的运用会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在这种情况下，拥有更强中央执行功能的双语儿童可以更专注于重点，因为他们有更强的抑制无关信息的能力。Bialystok et al.（2004，引用于Bialystok et al.2009）邀请了40名参与者，并使用Simon Task来测试双语者和单语者之间的抑制差异。在控制年龄、教育背景、经济背景等变量后，本测试发现双语者比单语者更擅长抑制信息干扰，并且随着年龄的增加这种变化会更加明显。（图1）

其次，早在1996年，Baddeley就提出中央执行功能还与工作记忆和长期记忆有关（见图2）。工作记忆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中央执行功能对记忆材料所使用的组织策略和扩展工作记忆容量的方法。根据认知负荷理论（Sweller，2010），人类的认知结构包括工作记忆和长期记忆。工作记忆也可以称为短期记忆。其容量有限，一次只能存储5-9个基本信息或信息块。当需要处理信息时，工作记忆一次只能处理两到三条信息，因为存储在其中的元素之间的交互也需要一个工作记忆空间，这减少了可以同时处理的信息片段的数量。在构建图式时，信息必须在工作记忆中进行处理，然后以图形的形式存储在长期记忆中。中央执行功能的强度影响工作记忆的能力，这意味着更强大的中央执行功能，会导致更大的工作记忆和长期记忆并且进一步扩大产能。根据认知负荷理论，长期记忆能力和认知能力呈正相关。因此，双语体验确实可以提高儿童的认知能力。

Hull和Vaid（2007）进行了66项行为研究，发现双语者在处理各种信息时比单语者更有可能同步控制信息，促进左右脑之间的连接。拥有左右脑的双语者拥有更强大的工作记忆能力，这使得双语者的大脑处理信息更灵活、更快。根据上述认知负荷理论，更强的工作记忆可以促进双语者的长期记忆的存储能力，增强认知能力。

一些研究解释了为什么双语儿童的认知能力更好。无论是从认知负荷理论的角度还是从左右脑的角度来看，中央执行功能对双语儿童的认知功能起着决定性的促进作用，即：从认知负荷理论的角度来看。由于双语儿童具有更强大的中央执行功能，因此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对无关信息功能有更好的抑制。在工作記忆相同的前提下，双语儿童能够比单语儿童阻断更多无关信息，存储更多有效信息，而强大的中央执行功能可以确保双语儿童拥有更长的长期记忆能力，从而提高双语儿童的认知能力。从左右脑的角度来看，双语儿童比单语儿童具有更强的左右脑沟通能力，这反过来又能促进他们的工作记忆处理能力（基于中央执行功能），使他们能够更快、更准确地处理信息。这一优势有助于双语儿童提高认知能力。

四、结语

不管是从家庭还是生物因素角度，儿童通过与他人的互动来学习和使用语言。虽然经济条件较优越的家庭会带来更多的优势，并且很多家长无法在短时间内为孩子提供优质的经济条件，但家庭和家长可以为孩子提供尽可能多的学习语言的机会和资源。让幼儿处在良好的语言环境中，为幼儿建立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例如：家长可以鼓励和引导孩子说话，耐心倾听孩子的讲话，增强孩子的自我效能感和自信心，较强的自我效能感可以帮助孩子提高学习动机，从而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积极的学习动机可以提高学习水平，而消极的学习动机则起着消极的作用。作为老师和家长，有必要尽最大努力培养学生的积极动机。先从外在动机开始，如言语奖励、身体奖励等;然后外部动机逐渐转化为内在动机，引导帮助孩子们爱上语言学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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