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天成“妙品”说
——评价《香囊记》的一个新视角

刘喻枫，潘承玉

（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香囊记》是明代中前期的传奇作品，讲述两宋之交状元张九成一家的离合聚散。《香囊记》甫一问世，便在戏曲舞台上引起巨大反响。值得思考的是，尽管《香囊记》在舞台上久演不衰，甚得观众喜爱，但在文人群体中，对《香囊记》的评价却以批评居多。徐渭《南词叙录》宣言：“以时文为南曲，元末、国初未有也，其弊起于《香囊记》……”[1]（P243）直斥《香囊记》为“弊”、为“害”，认为后学蹈袭《香囊记》，遂至造成“南戏之厄”。徐复祚《曲论》亦言：“《香囊》以诗语作曲，处处如烟花风柳……然愈藻丽，愈远本色。”[2]（P236）王世贞《艺苑卮言》也谈到：“《拜月亭》之下，《荆钗》近俗，而时动人；《香囊》近雅，而不动人。”[3]（P89）这些批评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占据了曲坛的主流。其后论者多拾前人余唾，对《香囊记》极尽诋苛。

可喜的是，近年来学界对《香囊记》的评价已有一定程度的纠偏。如张仁立先生在《〈香囊记〉的语言特征》一文中，指出《香囊记》语言确有可取之处，特别是“在运用语言方面具有独创性和典范性”。[4]朱东根先生的《〈香囊记〉的“义”与“艺”》一文更认为“在题材的选择、人物的塑造、主题的提炼、剧本的结构、艺术的表现及语言的运用等方面,《香囊记》均为其他伦理教化传奇的创作树立了典范”。[5]

不过，笔者认为对《香囊记》的评价仍有值得探讨的空间。有别于徐渭“以时文为南曲”的批评，徐渭后学、“越中曲派”的代表人物吕天成却在戏曲论著《曲品》中将《香囊记》同其作者邵璨列入“妙品”，为《香囊记》“鸣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