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遗产视角下“水文化遗产”的保护历程及类型特征

孔繁恩

刘海龙*

1 研究背景

水安全关乎经济增长、生命健康、环境可持续性、社会稳定和谐、实现和维护基本人权等各层面，是国计民生、社会安全的重要支撑[1]。伴随着科学技术的持续加速发展，人类对自然系统的干扰也不断扩大和升级，水安全问题在人类未来长远的发展中将更为严峻。由此，人们对水的重要性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2000年9月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提出的“千年发展目标”，以及2002年世界首脑会议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确认水作为一种资源是满足所有目标的一个关键因素。此后，把水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与人口、环境、经济、社会相互联系、协调发展，成为全世界的共识。2006年第14个世界水日确定的主题即“水与文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水具有丰富的文化蕴含和社会意义，把握文化与自然的关系，是了解社会和生态系统的恢复性、创造性和适应性的必由之路。”在工程技术手段之外，人们逐渐开始在文化坐标中思考如何解决日益严重的水问题，实现人水之间的和谐相处。因此，回归与水有关的传统文化遗产，是一种必要且有用的方法，它们承载着丰富且各具特色的水管理利用知识与地域智慧，揭示了不同地区人水之间的互馈关系，其中不乏能够提供丰富生态系统服务的类型。作为独特的文化遗产，其思想、技术、当代价值等值得深入关注和研究。

“水文化遗产”是人类在认识和介入水循环系统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实践产物，与区域自然水文环境、生产生活方式、文化传统息息相关。关于“水文化遗产”的研究可见于水利学[2]、地理学[3]、建筑学[4]、生态学[5]、考古学[6]等领域。内容涉及古代水利工程遗产价值及其保护、水文化遗产与区域环境演化之间的关系、古代城市的防洪排水系统、水文化遗产及其水文生态环境退化原因及修复策略、古代水利设施和水利系统的考古学分析和考证等。在风景园林学领域，有较多关于水适应性景观遗产的研究[7-8]，探讨了不同区域的传统城乡聚落和传统农业景观的水适应性机制。“水文化遗产”的价值评价、保护和利用研究是当代风景园林学的重要议题[9-10]。随着水资源和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及各学科的发展，人们对“水文化遗产”的认知也在逐渐发生转变，越来越多的研究立足于“水文化遗产”的服务功能，并对以河、湖类水域为核心形成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复合体进行价值评价[11-12]。最近10年，风景园林学与生态学领域的生态系统服务相关研究充分结合，十分注重对“水文化遗产”生态系统服务提升的探讨[13-14]。

综上，从多维视角对“水文化遗产”的价值及保护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基于“水文化遗产”概念内涵的分析，以《世界遗产名录》中所有涉水类文化遗产(含自然与文化混合遗产、文化景观)为分析对象，总结“水文化遗产”的保护历程及分类，以完善对其价值的认知。

2 “水文化遗产”的概念及内涵辨析

2.1 “水文化遗产”的概念及内涵

国际学术领域目前尚未形成“水文化遗产”的统一定义和专有术语，在探讨“水文化遗产”之前，需要先就相关概念进行剖析。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在我国先后出现了“水文化”“水利文化(文明)”“水利遗产”和“水文化遗产”等相关概念的讨论[15-18]。狭义的“水文化”指人类在与水有关的活动中所创造出来的观念形态的文化；广义上则包括物质、精神2个方面[19]。“水利文化”“水利文明”两者特指人类在水利活动中所创造的文化。之后，“水文化”与“水利文化”并存，但前者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包括后者所属的范畴。与此同时，“水文化遗产”和“水利遗产”的概念开始出现。

随着都江堰、京杭大运河相继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水文化遗产”保护开始成为我国遗产保护工作中不容忽视的内容。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不同学科对其概念的界定也各不相同(表1)。

表1 不同学科视角下“水文化遗产”的概念界定

“水利遗产”是诸多衍生概念的基础，这是因为：1)以除水害、兴水利为核心的传统水利事业是人类生存与发展所必须依靠的基础，能够反映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价值观念；2)文化遗产定义所包括的以水利工程和水工建筑物形态存在的“遗址”“建筑物”和“文物”是人水相融过程最直观的见证实体；3)“水利遗产”是对“水文化”的集中表达，是人类处理与水关系的各种方式和成果的体现。基于“水利遗产”，形成了“水文化遗产”的拓展定义，如谭徐明提出：“水文化遗产是历史时期人类对水的利用、认知所留下的文化遗存，以工程、文物、知识技术体系、水的宗教、文化活动等性态而存在。[20]”

就实质而言，“水文化遗产”反映各类水利用治理方式与生态演化和文化变迁之间的关联，强调水循环系统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所发生的各种变化及其运行规律。

2.2 现行国际遗产保护体系中的“水文化遗产”

基于已有研究对“水文化遗产”概念的界定，可知在现行的国际遗产保护体系中，包括世界遗产(World Heritage)和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GIAHS)当中的部分类型、世界灌溉工程遗产(World Heritage Irrigation Structure，WHIS)、世界水管理系统遗产(World Water System Heritage Programme，WSH)(表2)，均为“水文化遗产”范畴，它们都包含历史时期所形成的水文化信息。根据形态和性质来看，世界遗产的“水文化遗产”部分涉及文物、建筑(群)、遗址和文化景观，“运河遗产”和“水管理遗产”是其中的专有类型；GIAHS以稻作梯田和葡萄种植园等地域景观模式为主，侧重于“独特的灌溉和水土资源管理系统”，属于“文化景观”；WHIS仅指各地区用于农业灌溉和排水的工程或建筑物，且仅限于物质实体，属于文物、建筑(群)和遗址；WSH不区分行业和部门，指所有服务于人类的水管理系统及与之相关的自然环境系统，侧重于非物质形态的各类水管理系统、组织、制度和规则。可见，1)世界遗产当中的“水文化遗产”包括各学科领域所指的类型；2)GIAHS和WHIS分别主要对应风景园林学和水利学视角下的“水适应性景观”和“古代水利工程遗产”；3)WSH对应综合水管理系统中的非物质部分，如都江堰“岁修制度”，伊富高梯田“呼德呼德圣歌”。

表2 涉及“水文化遗产”的国际遗产保护类型[21-25]

以上遗产保护类型对“水文化遗产”概念的认识存在重叠，但也有明显差异。世界遗产主题多元，类型多样，包括WHIS、GIAHS和WHS 3类，但侧重GIAHS和WHS的景观形态，以及WHIS的建筑形态。WHIS是行业性遗产，有明确的工程指向，强调遗产的工程属性；GIAHS侧重遗产的农业类型，强调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

3 “水文化遗产”的保护历程

根据1978─2019年《名录》中所有涉水类文化遗产(含自然与文化混合遗产、文化景观)的筛选和统计结果，以1980、1985、1997、2000、2004、2011年6个“水文化遗产”入选数量显著增加的年份作为重要时间节点(图1)，可将“水文化遗产”的保护发展历程划分为4个阶段。

图1 1978─2019年《名录》中“水文化遗产”的数量变化

3.1 第一阶段(1978—1990年)：附属性——“水利文物保护”

从遗产类型来看，第一阶段入选《名录》的“水文化遗产”主要出现于遗址和建筑群，其次是历史城镇和城镇中心、建筑物，符合评价标准(iv)的遗产数量最多(图2、3)。该阶段对“水文化遗产”的保护，或针对水工建筑、构筑物，或将“水文化遗产”作为其他类型遗产的价值特征要素，以独特、珍贵的建筑艺术和建造技艺为价值保护取向，如法国罗马式水渠加德桥(1985年)、约旦考古遗址佩特拉(1985年)等。

图2 1978─2019年《名录》中“水文化遗产”的类别变化

总体而言，该阶段“水管理遗产”尚未被正式提出，“水文化遗产”的保护视角是静态的、“纪念物式”的，或是建筑艺术和工程技术成就杰出的水工建/构筑物单体，或是仅处于其他类型遗产，特别是建筑类遗产的“附属性”位置。可以归为“水利文物保护”阶段。

3.2 第二阶段(1991—2000年)：系统性——“水利景观保护”

1991─2000年，文化景观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类型。“水管理”作为《名录》中的低代表性主题被正式提出。在此期间(1992年)，德国上哈尔茨山水资源管理系统入选，这是“水文化遗产”保护历程中的重大转折。遗产保护领域开始重新审视和评价“水文化遗产”及其价值。尽管其频现类型仍为遗址、建筑群，但文化景观愈发引起关注，水利系统及其主导的景观逐渐成为关注和保护的主要对象。

1996年，法国米迪运河以“遗产运河”类型登录世界遗产名录，标志着“水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时代的到来。1997年荷兰金德代克-埃尔斯豪特的风车系统入选，肯定了荷兰人民为水处理技术作出的突出贡献。2000年以来入选的澳大利亚瓦豪文化景观、中国青城山─都江堰、古巴东南第一个咖啡种植园考古风景区、阿曼乳香之路等，都属于水利系统主导的文化景观。

该阶段对“水文化遗产”的价值评价跳出了“建筑艺术”和“工程技术”的局限，将视野扩展至景观系统维度，甚至跨越时空容纳了对自然-文化综合体的识别，保护视角转向动态和系统性，可归为“水利景观保护”阶段。

3.3 第三阶段(2001—2010年)：多元性——“水管理遗产保护”

这一阶段，“水文化遗产”的主题类型有所增加。可大致分为：1)反映欧洲田园风情的葡萄园文化景观；2)反映欧洲景观设计理念的河流、园林文化景观；3)反映欧洲工业技术历史的文化景观和遗产运河；4)反映中东地区人类为适应干旱环境而创造的独特的水资源管理系统；5)反映亚太地区人类因定居和农耕需要而创造的供排水装置和水利灌溉系统等。此时，具有文化景观属性的水土管理系统逐渐成为主流保护对象，符合标准(vi)的遗产数量有所增加(图3)。

图3 不同时期入选的“水文化遗产”的评价标准

自“水管理”主题提出以来，促进了各地区对以水土资源管理系统为主的文化景观类型的认真思考，具有地域独特性的水管理系统被相继识别。2001─2005年，UNESCO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和《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由此对世界遗产保护体系产生了深刻影响[26]。水管理系统因与区域环境、经济、文化等相关，表达了地域生产、生活模式的多样性，因此能够在很大限度上反映出不同地区文化、历史在整个世界历史中所具有的丰富性。

该阶段“水文化遗产”的保护对象涵盖以往所包含的内容，水管理系统的认知范围也不仅限于农业和工业部门，还包括了城市水利、园林水利系统等，保护类型多元，可归为“水管理遗产保护”阶段。

3.4 第四阶段(2011年至今)：全球性——“水文化遗产保护”

在之前3个阶段，“水文化遗产”的总体指向由工程性逐渐转向景观性，体现了不同地区悠久丰富的水文化。中国杭州西湖(2011年)、印度尼西亚巴厘岛文化景观“苏巴克”灌溉系统(2012年)、伊朗波斯坎儿井(2016年)、哈萨绿洲、中国良渚古城遗址、德国/捷克厄尔士/克鲁什内山脉矿区文化景观(2017─2019年)等相继入选。

从世界遗产的视野来看，“水文化遗产”的观念在这一阶段正式形成，其架构由相应的科学技术、文化、时空尺度、景观几部分组成[20]，价值判断强调有形与无形价值的结合，加强了对精神和本土价值的衡量。

2011年以来，“水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被置于重要位置，使遗产与地方社会产生联系，成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图4、5)。除欧美之外，《名录》中其他4个地区的“水文化遗产”在数量或类型方面都有增加(图6)。在“文化多样性”[27]语境下，水文化的多样性在当代具有了更加广泛的社会学价值。在这一阶段所进行的整体保护和弘扬，使得“水文化遗产”展现出了更多面向未来的特征。

图4 哈萨绿洲，变迁的文化景观(引自http://whc.unesco.org/en/list/1563/gallery/&index=1&maxrows=12)

图5 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引自http://img-arch.pconline.com.cn/images/photoblog/6/5/8/0/6580955/20093/11/1236761481438.jpg)

图6 不同时期各地区“水文化遗产”入选数量变化

4 “水文化遗产”的类型与特征

综上可见，《名录》中“水文化遗产”存在多种形式：给排水管道、建/构筑物、水利工程、乡土建筑和聚落、城乡居民点/历史城镇和村庄、农业灌溉系统、工农业文化景观、运河、文化线路、园林文化景观、水管理系统、河流/湖泊景观遗产等。可归为4种形态(表3)，各形态所对应的类型之间相互重叠和渗透，因此，依据形态对“水文化遗产”进行类型划分是相对困难的。

表3 “水文化遗产”的形态与类型

“水文化遗产”可以揭示水对于社会作为整体运作时的影响方式，其并非由单独或孤立的元素构成，有形与无形元素的互相影响，使其表征为文物、建筑群、遗址、文化景观等有形形态，实质则是支撑各种文化动态发展的一系列无形形态。

5 结语

不同学科视角下对“水文化遗产”的表述各有侧重，对内涵的理解也不同。“水利遗产”是其概念形成的基础。基于《名录》中“水文化遗产”在不同时期的入选数量、类型和价值评价标准变化的分析，其保护历程可分为4个阶段，体现了从关注遗产本体的独立保护向以“自然-文化”连续体保护的认知转变。基于存在形态的“水文化遗产”类型划分相对直观，但缺乏系统性，需要进一步探讨和完善其分类体系。

《名录》为“水文化遗产”的认知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作为自然-文化复合体，“水文化遗产”是认识地区社会水文系统运行规律的途径，其保护必然是自然价值与文化价值、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的保护更为紧密的结合。构建科学的价值评估体系则需根据水的资源特性和人类水文化的多样性，立足于“自然-社会”二元水循环的服务功能[28]，充分结合自然地理特征和水资源特点，借鉴和吸收自然遗产价值识别及评估方法。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对“水文化遗产”的筛选是以价值描述为标准，水作为遗产核心组成部分，或所在物理空间中具有水要素的类型，均作为统计分析对象；采用文化遗产的类别划分其归属。不同的筛选标准和归属划分对分析结果会造成一定偏差。

注：文中图片除注明外，均由作者绘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