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市场扭曲、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罗 芳，石金灵

(上海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上海 200082)

提要：近些年来，提高创新强度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要素资源的自由配置能够为创新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然而，中国的要素市场改革滞后于产品市场改革，这不利于价格机制在要素市场中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据此，构建以创新强度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模型，使用2008—2016年各省份的面板数据，考察了要素市场扭曲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对创新在要素市场扭曲与经济增长之间起到的中介效应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要素市场扭曲既会直接降低地区经济增长，也会通过抑制地区创新对经济增长起到显著的负向作用，未来应推动我国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从而提高自主创新强度，实现经济增长从粗放走向集约。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的产品市场大多实现了市场定价，也基本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市场化机制。然而，与产品市场化改革的全面推进相比，中国的要素市场化改革较为落后，要素市场定价机制也有待进一步完善。要素市场出现的负向扭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计划经济体制有着深刻的联系。计划经济体制是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用来调节国家经济的运行机制，而价格管制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政府在对产品和要素进行定价时，为了以低廉的成本吸引企业来促进经济增长，往往会利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职权压低要素的价格，造成要素市场的严重扭曲。此外，户籍制度、征地制度和金融管制等制度的存在，使政府能够对生产要素的价格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导致劳动和土地等重要的生产要素产生相当程度的扭曲。价格管制等政策在早期为中国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从长远发展来看，由此造成的要素市场扭曲和资源错配会对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产生严重阻碍。改革开放以后，由于要素私有产权的缺失，中国经济出现了“高投入、高产出”的粗放增长特征。这种粗放式增长也带来了要素资源配置扭曲的代价，不仅使得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失效，也导致此后较长时期内，要素市场的发展始终滞后于产品市场的发展[1]，由于没能建立起一个全面包容的市场机制，由要素价格下降引起的自然增长模式是无法持续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曾明确指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样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才能被进一步处理好。由此可见，对要素市场扭曲的程度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分析，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

对于中国目前的市场化改革来说，最大的阻碍就是要素的市场化改革远远落后于产品的市场化改革，这具体体现在国内的各级地方政府为了提高政绩，过度依赖行政权力对要素资源进行配置，然而政府又并不能完全掌握要素市场上的供求信息，从而导致要素的价格无法反映要素资源的稀缺程度，最终产生要素市场扭曲这一现象。

创新对于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来说，已经成为一个越发关键的因素。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并指出创新将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中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应该提高国家的战略科技能力，激发优秀人才的创新创造活力，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完善国内科技体制与创新机制，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培养并壮大新的发展动能。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营造出一个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科研环境。这一切都表明，中国已经充分认识到创新发展战略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在此背景下，中国颁布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旨在将创新作为驱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从而使经济发展方式得到转变。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应该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实现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升级，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比较优势和低端代工向技术、品牌和服务等价值链高端全面升级[2]。然而，由于市场机制对于创新具有推动作用，要素市场的扭曲在短期内可以调动资源，但在长期内会严重抑制创新，并阻碍要素市场化进程。那么要素市场扭曲对于经济发展具有什么影响？要素市场扭曲对地区创新的影响是否会抑制地区经济的增长？鉴于此，本文以中国31个省份2008年至2016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以创新强度为中介变量，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相结合，考察要素市场扭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对创新在其中起到的中介作用进行研究。

二、研究综述

要素市场扭曲作为一种人为扭曲要素价格、完全消除市场机制的政策选择，在现有的研究文献中，很多学者都对这个经济问题进行了分析。20世纪60年代，国外一些学者就率先发现了要素市场扭曲的现象并进行了研究。例如，Bhagwati和Ramaswami在研究中介绍了什么是要素市场扭曲，并描述了扭曲的类型[3]，这为后面学者的研究补充了要素市场扭曲的理论。Chacholiades通过对前人研究进行总结，提出了要素市场扭曲的概念[4]：由于信息不对称，要素价格与其成本无法匹配，导致资源在不同要素之间配置效率低下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学者也开始研究要素市场的扭曲，并分析了这种扭曲对于经济的影响。林毅夫等研究了我国国有企业市场经济转型时的改革问题，并指出我国资本和劳动力的要素市场存在严重扭曲[5]。政府在市场化发展过程中通常会推行促进经济绩效的政策，实施经济改革，但改革不充分、不彻底会导致要素价格扭曲的问题[6]。在要素市场扭曲的历史成因方面，方慧、彭巍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实行的计划经济制度对日后的要素市场扭曲奠定了历史基础，造成的资源错配也为中国的长远发展带来了难以估计的损失[7]。对于这种说法，陈享光在其主编的《当代中国经济》中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从宏观角度来讲，中国的要素(特别是土地和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深受早期计划经济体制和优先发展重工业产业政策的影响[8]。袁鹏和杨洋认为，地方政府为了保护当地的经济利益，限制了本地与外地资源的相互流通，这导致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都存在严重的市场分割[9]。关于市场要素扭曲程度的度量方法，许多学者选择使用C-D生产函数计算扭曲程度，徐长生、刘望辉曾使用C-D生产函数计算了中国劳动力价格的扭曲程度，并研究得出劳动力市场负向扭曲是导致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这个结论[10]。Hsieh和Klenow也通过规模报酬不变的C-D生产函数对产出扭曲和资本扭曲进行了定义[11]。也有一些学者直接利用某些统计参数来代替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如林伯强、杜克锐直接采用《中国市场化进程报告》中对各类市场的评分来构造要素市场扭曲指标[12]。在要素市场扭曲造成的影响方面，Murphy等研究认为，当经济中存在许多寻租机会时，企业为了通过寻租活动获得超额利润，会将原本投入实体投资领域的要素资源更多地转移到非生产性寻租行为中去，从而对实体生产活动产生挤出效应，进而影响到经济生产效率[13]。罗德明、李晔、史晋川等则指出中国要素价格负向扭曲的情况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14]。毛其淋基于贸易自由化的视角，通过分析1998—2007年间的企业微观数据，发现要素市场扭曲会对工业企业的生产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15]。葛立宇的研究表明，要素市场扭曲会导致社会人才倾向于安置在非生产性行业，社会人才的错配显著抑制了区域的创新强度[16]。

通过对众多文献的回顾可以看出，关于要素市场扭曲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成果很多，但以创新强度为中介变量，研究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的研究很少。本文选用中介效应模型，以创新强度为中介变量，考察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并对要素市场扭曲的整体效应进行分解，进一步分析检验要素市场扭曲抑制创新强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三、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一)要素市场扭曲

要素市场扭曲，一般是指由于市场失灵导致的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偏离其机会成本的一种经济现象。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经济仍在快速发展，但各地区的地方保护主义依然明显，这使得生产要素的流动和分配受到了限制，而政府对市场的强制干预和控制则进一步导致了要素市场扭曲。在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过程中，由于不同地区的资源和政策差异，以及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同步，导致了要素市场的发展远远落后于产品市场的发展。一方面，各地区关键的要素资源(劳动力、资本等)由政府来配置和定价，而地方政府为了提升政绩，会通过压低要素成本的方式引导要素空间集聚，从而导致要素的价格发生扭曲。另一方面，从要素流动障碍来看，在一个完全竞争的经济中，同质性的生产要素应有相同的边际收益，否则就会出现要素流动[17]，而地方政府出于保护本地经济的目的，往往会限制本地要素资源和外地要素资源的双向流动，形成要素流动障碍。这种区域保护行为抑制了区域间的经济联系，从而导致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严重分割，造成要素市场的扭曲。

(二)要素市场扭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要素市场扭曲对经济的影响非常广泛，在短期内要素价格扭曲可以改善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但是从长远来看，这必然会导致经济发展的巨大失衡。目前，我国的城市化、工业化进展迅速，但也由此产生了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这种相对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阻碍了要素的自由流动，而要素价格扭曲也将会导致生产效率低下等问题，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从微观角度来看，要素市场处于产品市场的上游位置，要素的价格会直观地对产品的成本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进而影响到产品的价格与供给。在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中，当经济环境处于完全竞争的理想化状态时，要素的价格反映了要素资源的稀缺程度与价值，而产品的价格是按照自然报酬率支付的工资、利润和地租的价格。由此可见，要素的价格是产品市场上的各种产品或服务的最终价格的一个基准。而企业在进行生产时，做出决策的主要依据就是价格这个市场信号的反应，如果要素的市场价格不能够反映出生产要素真实的稀缺性，即使要素市场发生扭曲，企业最终生产出的产品的价格也无法达到生产意义上的“帕累托最优”，进而导致资源错配，各种生产要素在国民经济体系中不能达到最优的自由配置，最终引发经济效率低下。经济体制改革的施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产品价格扭曲的问题，但要素市场扭曲的问题却仍旧没能得到充分的解决，这直接阻碍了各种创新资源和创新人才在各地区之间的流动，从而使得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低下，进而导致各产业的生产效率低下，最终影响经济发展。

从宏观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要素价格的市场化远落后于产品价格的市场化。正是因为要素市场的发展明显滞后于产品市场的发展，引发了要素市场的扭曲，进而影响了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最终导致宏观上的经济不稳定。林毅夫指出，中国要素市场扭曲的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侧重于发展重工业，并优先发展城市和城乡二元结构，由此形成的以“低利率、低汇率、低工资水平”为特点的要素市场扭曲对宏观经济绩效产生了影响，也导致需求侧的经济潜力一直没法得到挖掘[18]。

结合以上分析，可以提出第一个假说。

假说一：中国各省份的要素市场扭曲会显著抑制各地区的经济增长。

(三)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中介作用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创新对于经济的健康发展越发重要，不管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是稳定经济增长速度，抑或是提高国内经济内生性增长的动力，创新都占据着十分关键的位置，创新已经逐渐成为引领经济新常态的重要因素。

要素市场是各种创新要素流动的重要平台，其发展程度对创新效率能产生重大影响。当要素市场发生扭曲时，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资源的价格失真，无法反映出要素资源真正的稀缺程度与价值。这会导致要素资源错配，破坏市场对要素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要素无法实现自由替换，企业生产也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从而降低企业的创新资源配置效率。首先，在劳动力市场方面，我国虽然进行了户籍制度改革，但改革的效果并不明显。劳动力市场仍旧存在严重的市场分化，而劳动力市场扭曲的问题仍未解决，创新人才配置的市场机制受到扭曲，创新效率便难以提高。其次，在资本市场上，政府对利率一直进行着管制，虽然在1996年就已经实施了利率市场化改革，但长期以来，政府对商业银行贷款的干预政策导致较多的资金流向国有企业，而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以及高新技术企业难以得到信贷的支持，这就造成了资本市场的扭曲。这种扭曲不但不利于对创新资本的配置，还可能会打击企业进行创新研发的积极性，最终导致创新效率难以提高。再次，要素市场扭曲也容易导致企业产生寻租行为。由于政府对关键要素资源的定价和配置有较大话语权，企业为了获取要素资源和更大的利润，往往会与当地政府建立某种寻租关系，将经费资源用于寻租活动，以此获得寻租收益。要素市场扭曲的程度越高，企业通过寻租活动获取的收益也就越多，这就驱使企业将更多的经费资源投入寻租活动中，从而降低对创新项目的投入热情与力度，最终对企业创新产生了挤出效应，不利于创新技术的产生或产品生产技术的提高。最后，政府的必要补贴是企业创新的重要支撑，但在要素价格失真即要素市场发生扭曲的情况下，企业往往会为了逐利而转至寻租活动，这就会促使企业将本该用于创新的那部分政府补贴用在非生产性的寻租活动上，同时，企业在与政府建立寻租关系后，也很可能会认为获得的政府补贴是凭借寻租活动得到的结果，这样就会削弱政府补贴对创新的驱动作用。

结合以上分析，可以提出第二个假说。

假说二：中国各省份的要素市场扭曲会通过抑制创新对地区经济增长造成显著的抑制作用。

具体思路如图1所示：

图1 分析思路图

四、实证检验

(一)模型构建

针对以上两个假说，为了检验要素市场扭曲是否抑制了地区经济增长以及创新强度是否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此处借鉴温忠麟等对Sboel法和Bootstrap法综合修改后的中介效应检验流程[19]，构建如下递归模型：

(1)

(2)

Control+εit。

(3)

其中，GDP是被解释变量，表示经济增长，Fac表示核心解释变量要素市场扭曲程度，Ino代表中介变量创新强度，Control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ε表示随机残差项，i代表省份，t代表年份。

模型(1)用系数衡量了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对模型(1)进行回归，检验系数，若得到的系数显著为负，则说明要素市场扭曲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对模型(2)进行回归可以检验要素市场扭曲对创新强度的效应，若回归结果中系数显著为负，则说明要素市场扭曲对创新强度起到显著的负向作用。模型(3)则是通过系数和衡量在要素市场扭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创新强度起到的中介效应。对模型(3)进行回归，若系数显著为负或显著为正，并且c1比a1小，则说明创新强度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若是c2显著为正而c1并不显著，则说明创新强度起到了完全中介效应。具体检验流程如图2所示。

图2 中介效应流程检验

(二)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1.经济增长(GDP)

经济增长是被解释变量。在现有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会使用GDP和人均GDP等综合经济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一般来说，GDP衡量的是总体的经济水平，而人均GDP衡量的则是人均经济水平，相比较GDP而言能够消除人口的影响，能从纵横两个角度进行比较。因此，本文选择使用人均GDP来衡量各省份经济发展的水平，并通过GDP指数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得到人均实际GDP，最后以取人均实际GDP的对数值来衡量各省份的经济增长水平。历年GDP及相关数据来自各省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官网。

2.要素市场扭曲程度(Fac)

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是核心解释变量，由于各省历年的要素价格与成本数据有所缺失，很难直接测算各省的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因此，张杰等[20]曾提出另一种衡量方法，即通过王小鲁、樊纲等所写的《中国市场化进程报告(2008)》[21]中对各省份总体市场、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评分来构造要素市场扭曲指标，具体公式表示为：

Fac1=(各省份产品市场市场化指数-要素市场市场化指数) /产品市场市场化指数。

Fac2=(各省份总体市场市场化指数-要素市场市场化指数) /总体市场市场化指数。

该方法虽然能够反映出各省要素市场化滞后于产品市场化，但是有不少学者提出，这种衡量方法会忽略不同地区间的要素市场相对扭曲。因此，本文在此方法的基础上参考林伯强、杜克锐构造的指标Facit=[max(factorit)-factorit]/max(factorit)×100%，其中，factorit表示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指数，i代表省份，t代表年份。各省份总体市场、产品市场以及要素市场的市场化进程指数皆来自樊纲、王小鲁等的《中国市场化进程报告(2018)》。

3.创新强度(Ino)

创新强度是中介变量。以往的研究通常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方面衡量创新强度。从创新投入的角度可以使用“科研经费”等指标来进行衡量，而从创新产出的角度出发，可以使用“专利发明数量”等指标进行衡量。本文研究的主要是创新成果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对于各省份的创新强度，选择从创新产出的角度出发，使用各省份的专利授权数来衡量创新强度。各省专利授权数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网。

4.控制变量(Control)

从现有研究中可以发现，财政收入比率、城镇化率、产业结构、对外开放度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的增长，而产业结构、对外开放度、人力资本水平、税收这3个指标也会对创新强度产生一定影响。因此，本文引入如下5个控制变量：(1)财政收入比率(GR)，通过各省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2)城镇化率(Urban)，通过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来衡量。(3)产业结构(Service_stru)，使用服务业比重这个指标。Service为服务业比重，用第三产业占GDP的比例表示。(4)对外开放度(Open)，使用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5)人力资本水平(Education)，使用高中以上在校人数占就业人数的比例来衡量，用以衡量劳动者的素质水平。以上涉及的相关数据皆来源于各省统计年鉴，变量及衡量方法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及衡量方法

(三)回归结果

使用Stata15对上述3个模型进行回归，得到如表2所示结果。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首先对模型(1)进行回归，检验要素市场扭曲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得到结果如第(1)列所示。从第一列的结果可以看出，Fac对GDP的回归系数为-0.003，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这表明Fac对GDP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即要素市场扭曲确实会抑制地区经济增长，这验证了第一个假说。如前所述，资源的错配会使得要素无法达到最优配置，这种扭曲导致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低下，进而导致各产业的生产效率低下，最终会引发经济效率低下，影响经济发展。

其次对模型(2)进行回归，检验创新强度的中介效应。从第(2)列的结果中可以看出，Fac对GDP的回归系数为-0.007，在10%水平下显著为负，这表明Fac对GDP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即要素市场扭曲会抑制地区创新。劳动力市场分化问题依旧严重，劳动力市场扭曲导致创新人才配置的市场机制受到扭曲，创新效率自然会下降。而资本市场扭曲导致资金流向不均的问题降低了企业的创新研发意愿，最终导致创新效率难以提高。

最后对模型(3)进行回归，得到的结果如第(3)列所示。Fac在加了中介变量后，要素市场扭曲(Fac)的回归系数依然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负，但是从-0.003增加到了-0.002，说明要素市场扭曲对经济的影响略有下降。而中介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099，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根据上述讨论可知，Ino系数显著为正，解释变量系数仍然显著为负，说明创新强度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即Fac对GDP只有部分通过抑制Ino达到对GDP的负向作用，这验证了假说二。

综上所述，从以上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要素市场扭曲既会直接降低地区经济增长，也会通过抑制地区创新对经济增长起到显著的负向作用。此外，在控制变量方面，对经济增长(GDP)有影响的几个控制变量，如财政收入比率(GR)、城镇化率(Urban)、产业结构(Service_stru)和对外开放度(Open)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向，且在不同水平下显著，这与大多数现有研究的结果相一致。

五、总结与建议

根据上述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要素市场扭曲会直接抑制中国经济的增长，也会通过抑制地区创新对经济长期增长产生负向影响。为了优化要素配置以及促进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根据实证结果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加快要素市场的制度建设，减少政府对价格的干预。可以通过制定和完善法律法规来保障要素市场的自由运行，建立健全要素市场体系，避免政府的过度干预，让要素的价格更多地由市场去决定，使要素资源能够实现自由化配置，从而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意义能够得到体现。

第二，针对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的问题，可以通过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来引导劳动力要素在地区之间自由流动。通过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完善外出务工人员社会保障制度，使劳动力要素能够在区域间自由流动。同时，也要改善诸多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不合理的政策与体制，推动各地区之间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从而促进劳动力要素在各地区之间自由流动的市场化进程。

第三，针对资本要素市场的扭曲问题，应大力推动资本在各地区之间的自由流动，并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从而优化资本要素的配置，提高配置水平。对于金融机构，应该根据市场的供需反应独立进行融资决策，以央行基准利率为基础，在市场供求条件下，以短期市场利率为中介，决定市场利率体系和利率定价机制。而对于政府部门，应该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减少对金融机构的干预。

第四，针对要素市场扭曲抑制创新的问题，一方面，要防止企业进行非生产性的寻租行为，让政府的补贴资金真正用到企业的创新性生产活动中去，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从而促进创新效率提高。另一方面，还应该营造良好的人才环境，通过竞争、供需机制促进创新人才的优化配置，使创新人才的作用得到更好的发挥，从而提高区域创新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