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师跟踪、信息效率与审计延迟

岳世忠，祝小溪

(甘肃政法大学 商学院，兰州 730070)

提要：为了从信息效率的角度考察分析师跟踪对审计延迟的影响机制，基于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分析师跟踪是如何影响审计延迟的，并实证检验两者关系以及信息效率在两者间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被分析师跟踪越多的上市公司，其信息效率越高，审计延迟也就越低。进一步通过对审计质量、产权性质分组发现，分析师跟踪对审计延迟的缓解作用在由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参与审计的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的表现更强。研究结果说明，分析师具备挖掘公司层面特质信息的专业能力，分析师对企业的关注度越高，越有助于增强该企业特质信息融入股价的程度，从而提高信息效率，而此时，外部审计在被审单位的高信息效率环境下所面临的审计风险相对较低，更不易出现审计延迟，同时，在不同的审计质量和产权性质下，分析师跟踪对审计延迟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一、引言

审计延迟是指从会计年度末至审计报告报出日间的时间跨度，由于审计延迟反映了会计师事务所对被审单位的时间投入程度，学术界把审计延迟作为衡量外部审计效率的重要指标。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审计时间投入过多而导致的审计延迟不光影响报表信息的及时性，降低信息价值，还意味着较低的信息质量[1-2]，因而对审计延迟的影响因素研究兼具理论及实践意义。基于中国情境，国内学者先后探究了上市公司经营状况、内控质量、媒体报道、高铁开通、退市制度等因素对审计延迟的影响[3-5]。

本文关注分析师跟踪对审计延迟的影响。分析师凭借其特有的信息收集渠道和专业的信息加工能力，通过跟踪上市公司，为信息使用者提供参考依据，挖掘出特质信息[6]，减轻公司与外部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7]，同时在改善市场信息环境、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发挥的作用也日益凸显[8-9]。已有文献表明，分析师在资本市场中扮演了信息中介的角色，甚至可以作为企业的一种外部治理机制，与同样发挥外部治理效应的审计师一起共同构成企业的外部治理体系，二者相辅相成。但学术界却鲜有学者将分析师跟踪与审计师行为直接联系起来探究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即分析师跟踪是否能抑制审计延迟？如果能够产生抑制作用，其路径及作用机理是什么？本文将上述问题作为重点进行研究。

具体地，本文基于2010—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分析师跟踪对审计延迟的影响以及以信息效率为中介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分析师跟踪减轻了审计延迟。作用机制表明，分析师跟踪增加了上市公司的特质信息，促进了资本市场上信息的交流，在信息效率较高的情形下，审计师面临的审计风险较低，从而能够减少审计延迟。研究证实了分析师对审计的重要性，有助于深入理解分析师在资本市场中的积极作用，同时从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两个视角拓展了审计延迟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以信息效率为路径，阐释了分析师跟踪影响审计延迟的内在机制，为提高审计效率、加强审计行业管理提供了新思路。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分析师跟踪与审计延迟

在我国这样的一个新兴资本市场，公司内部治理本身是存在固有限制的，因而就需要外部治理来弥补内部治理的不足。而分析师作为打通上市公司与外部投资者的信息通道，在企业外部治理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具体来说，一方面，分析师跟踪具有监督效应。分析师的职能是通过对目标企业的跟踪发布相关研究报告，其发布的研究报告可以将上市公司的部分私有信息转化成公开信息，同时将已经公开的信息进行再次剖析，并通过网络、媒体或其他专门途径向公众及客户传递信息，多重渠道的相互交织使初始信息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加强。随着分析师跟踪的深入以及跟踪人数的增多，越来越多的隐藏信息被分析师挖掘并传递到市场中，使处于信息弱势地位的外部投资者能够时刻掌握上市公司动态，缓解了上市公司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无疑是提高了信息透明度，减少企业内部由于代理问题产生的管理层自利行为。Sun等、Chen等认为，分析师出于自身发展和薪酬的需要，会提供更准确的评级报告和盈余预测，从而起到约束企业的盈余管理和违规行为的作用。Bradley等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外部审计，分析师跟踪在抑制企业违规行为方面的作用更强，并证实了分析师跟踪下的监督效应。另一方面，分析师跟踪可以激发并增强其他外部监督的治理效应。分析师的主要目的是对外提供有利于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的信息，在分析师发布调研报告后，投资者会根据其中的盈利预测、推荐评级等信息调整自己的投资策略。已有文献表明，当投资者选择分析师推荐的上市公司进行投资时，所获取超额收益的可能性更大，并且这种超额收益具有可持续性。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分析师跟踪似乎象征着一种投资价值导向，当分析师选择对某一上市公司进行持续跟踪时，该企业必然更容易引起外部投资者和新闻媒体的关注，从而形成一种社会监督[10]。此时，上市公司一旦出现负面信息，就会被外界放大并将严重影响公司声誉及股价，所以管理层必然选择以更加积极的方式参与和改善公司治理，致力于股东利益的最大化[11]，促成了管理层的有效性履职。综上所述，从外部治理视角分析得出，分析师跟踪能够增强企业的外部治理，具体表现为监督效应。

成熟的风险导向审计理论表明审计师的审计延迟程度很大可能受到审计风险的影响。审计师在实施审计程序之前必须充分了解公司内外部环境并进行风险评估，对于存在盈余管理或违规行为可能性的上市公司，未来经营的不确定性很大。一旦出现审计失败，将会对会计师及其事务所造成严重的声誉损害，特别是对于会计师事务所来说，只要有一次审计失败遭到曝光并得到较高的市场关注度，就有可能给事务所未来声誉造成毁灭性损害。因此，出于职业谨慎性的考量和声誉的维护，审计师会扩大审计范围、投入额外的时间和成本，通过增加努力程度来辨别报表的准确性和降低审计失败的风险，这样一来就很可能会造成审计延迟。而对于存在分析师跟踪的上市公司，能够具备更好的外部治理环境和更加透明的信息环境，即在分析师的监督效应下，上市公司不太容易出现盈余管理和违规行为的发生，未来出现审计失败的可能性很小，因而，审计师面临更低的审计风险，可以在风险可接受范围内适当减少审计投入，从而缓解审计延迟。由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分析师跟踪与审计延迟负相关。分析师对被审计单位的关注度越高，越不易出现审计延迟。

(二)分析师跟踪、信息效率与审计延迟

分析师有别于资本市场中的其他群体，特定的行业背景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帮助分析师更快地捕捉最具价值的基本面信息，使他们在面对纷杂的市场信息时，抓取关键信息并进行多角度解读，所以往往能挖掘出大多数投资者解读不到的信息。目前，在我国个人投资者基本上是通过上市公司定期公布财报和其他公告被动地获取信息[12]，分析师则是以直接接触上市公司为主要的信息渠道撰写研究报告。因此，从专业能力和信息渠道两个方面共同决定了分析师在资本市场中扮演的信息中介角色，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认同[13]。

有效的资本市场意味着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基本功能，即通过反映上市公司真实价值的股价引导资本的流向和再分配，公司层面特质信息融入股价的程度愈高，股价越能反映个股内在价值，上市公司信息效率也就越高。作为信息中介，分析师跟踪能够给资本市场带来丰富的增量信息，其中就包含公司层面的特质信息。相比于行业层面的非特质信息，分析师会主动搜集投资价值更大的公司特质信息，而且迫于其他分析师的竞争压力，只有搜集更多的特质信息，才能与跟踪同一家上市公司的其他分析师有所区分，以此来获得报酬和声誉，进一步地，跟踪上市公司的首个分析师可能会降低上市公司信息效率，但在首个分析师以后跟踪该上市公司的分析师反而会提高信息效率，迫使更多的分析师偏向于挖掘企业的特质信息。在分析师信息搜集的过程中，这些信息也随之融入到个股股价中[14]。个股股价同步性就是衡量上市公司信息效率的重要指标，再加上不同分析师所跟踪到的特质信息均有所不同，特质信息进一步被丰富，当股价中包含的特质信息多于行业层面的信息时，个股股价会较少地受到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股价同步性得以降低，从而提高上市公司的信息效率。进一步地，分析师跟踪对信息效率的正向影响还会随着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的降低而增强。此外，相较于男性分析师，女性分析师的风险意识更强，对待工作更为认真负责，这些特质让女性分析师更善于捕捉企业的细微变化，研究报告准确度更高；明星分析师比其他分析师具备更强的分析能力，研究报告预测所包含的增量信息也就更多，所以，女性分析师和明星分析师在提高信息效率中发挥的作用更大。

上市公司信息效率反映着个股股价中公司基本面信息的含量，当信息效率较高时，表明该上市公司具备较低的信息不对称程度[15]，能够缓解企业的代理冲突，使企业处于较高的内部治理水平。此时，上市公司股价具有更强的预测公司未来的能力，也更能反映企业的实际价值，不存在低估或高估的价格偏离情况[16]。这样的企业由于具备稳步提升业绩的条件和更大的发展前景，也更容易吸引外部投资者特别是稳定型机构投资者向企业投资，通过稳定型机构投资者参与持股可以进一步改善公司内部治理。而公司内部治理情况是审计风险评估时的重要考察指标，由于国内学者将股价同步性作为信息效率的主要测量方法，所以实践中审计师可以直观考察一段时间内上市公司股价波动随大盘波动的情况，大体推断被审计单位的治理状况，这就是信息效率通过股价对公司内部治理的反馈作用，并结合其他风险评估指标全方位评价企业的内部治理水平，从而更加准确全面地评估审计风险。良好的治理结构意味着更低的审计风险，审计师对此不需要付出额外的努力和更多的审计程序，从而较少出现审计延迟。综上，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上市公司信息效率在分析师跟踪与审计延迟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即分析师跟踪会提高信息效率，进而缓解审计延迟。

图1 分析师跟踪、信息效率与审计延迟关系的逻辑框架图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考虑到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持续性的影响，本文选取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对象，研究分析师跟踪、信息效率与审计延迟之间的关系，且所有数据均源自CSMAR数据库。参照沈萍和景瑞[17]的研究，将原始样本依次做如下剔除：(1)金融行业样本；(2)ST企业样本；(3)所有变量的缺失数据，最终筛选得到3 177家上市公司的20 676个年数据。此外，为避免极端值干扰，对文中所有的连续变量在1%和99%水平上进行Winsorize处理。

(二)变量定义与指标构建

1.分析师跟踪

分析师跟踪是指证券分析师在一段时期内对某一上市公司持续关注并发布研究报告的人数。参考刘星、韩艳锦、王龙梅等学者们的最新研究，本文采用分析师跟踪人数来衡量这一变量。

2.信息效率

由Roll最早定义了股价同步性，并将其作为衡量上市公司信息效率的重要指标。上市公司的股价同步性越高，即个股股价波动与市场或行业波动的一致性越高，表明体现在该公司资产定价中的特质信息越少，从而上市公司信息效率越低。对投资者来说，其投资价值也越低。基于这一逻辑，Roll开创性提出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提取拟合系数R2，作为个股股价波动中能够被市场因素所解释的部分，以此来度量股价同步性(syn)：

γit=β0+β1γm,t+εit。

(1)

其中，γit代表上市公司i第t年的周收益率，γm,t为A股市场第t年的周收益率(由流通市值加权计算后得出)。为了便于实证研究中的回归分析，学者们在式(1)的基础上，对R2进行了对数处理。由式(2)可以直观看出，R2越大，意味着股价同步性越强，公司信息效率越低：

(2)

3.审计延迟

借鉴刘笑霞等的研究，以会计年度末至审计报告报出日之间天数的自然对数作为审计延迟的量化指标。间隔天数越长，说明审计时间投入越多，审计师越努力，审计延迟也就越长。

4.控制变量

本文参照已有研究，选取了其他一些影响审计延迟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如公司规模(size)、总资产收益率(roa)、净资产收益率(roe)、资产负债率(lev)、独立董事比例(indboard)、董事会规模(boardnum)、审计意见类型(option)、十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0)、审计质量(audit)、成长性(growth)以及上市年限(firmage)。其中，对审计意见类型和审计质量设置了虚拟变量，同时，在模型中控制了行业(Industry)和年度(Year)固定效应(见表1)。

表1 主要变量定义

(三)模型构建

首先，为了检验分析师跟踪对审计延迟的影响，即假设1，构建模型(3)。考虑到随机扰动项间可能存在着序列相关的问题，本研究在回归中均采用了公司层面的聚类调整。如果分析师跟踪的系数显著为负,则说明分析师跟踪抑制了审计延迟，假设1成立；反之，假设不成立。

Aplit=α0+α1attentionit+δΣControlit+εit。

(3)

其次，为检验信息效率在分析师跟踪与审计延迟两者间的中介作用，即假设2，构建模型(4)和模型(5)。如果分析师跟踪的系数β1和信息效率的系数γ2均显著，则说明信息效率发挥了中介效应，假设2得证，

synit=β0+β1attentionit+μΣControlit+εit。

(4)

Aplit=γ0+γ1attentionit+γ2synit+λΣControlit+εit。

(5)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由表2的描述性统计可知，审计延迟(Apl)的均值为4.523(94.459天)，即会计师事务所为上市公司出具审计报告通常在资产负债表日后94天左右，与顾光等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分析师跟踪(attention)的标准差为0.886，最大值(3.807)与最小值(0.693)之间差距较大，说明样本中分析师对不同上市公司的跟踪情况具有较大差别，而且具有一定的倾向性；均值为2.021(10人)，表明上市公司的分析师跟踪平均人数在10人左右。样本企业信息效率(syn)的整体情况可以从均值和中位数的比较中看出，均值(0.476)大于中位数(0.452)，说明信息效率高的部分企业降低了整体均值，但最小值为-1.055，意味着只有极少数企业的信息效率表现较好。

表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表

控制变量中，独立董事比例(indboard)的最小值为0.333，说明在证监会的要求下，上市公司对董事会成员中独立董事人数的设置均达到了占比1/3以上。审计意见类型(option)的均值为0.977，表明绝大多数即97.7%的上市公司都能收到标准意见的审计报告，极少数的公司年报可信度存在问题。审计质量(audit)的均值为0.06，说明聘请“四大”参与本企业审计的上市公司只有6%，占比较少。

(二)相关性分析

表3为所有变量间的相关系数情况。由表3可知，审计延迟与分析师跟踪的相关系数为-0.050，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分析师跟踪对审计延迟的负向影响，假设1得到了初步验证。同时，分析师跟踪对信息效率也表现出了1%显著性水平下的正向相关，而信息效率对审计延迟呈1%显著性水平下的负相关关系，按照这一逻辑关系也可以初步推断出假设2中信息效率的中介作用。进一步地，对本文的回归模型进行方差膨胀因子的检验，具体结果见表4。VIF的最大值为2.32，且所有VIF值均小于5，证明模型中变量没有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表3 主要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表

表4 方差膨胀因子检验结果

(三)回归结果分析

1.分析师跟踪与审计延迟

表5为回归模型的检验结果。列(1)是依据模型(1)检验分析师跟踪对审计延迟影响的结果。分析师跟踪(attention)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t值为-3.89，系数为-0.070)，表明分析师跟踪显著抑制了审计延迟，分析师跟踪越多，审计延迟的可能性越小，假设1得证。原因在于，分析师跟踪让包括审计师在内的外部信息使用者都可以通过分析师的研究报告更加直接地了解上市公司，在新闻媒体的传播下，分析师跟踪越频繁、跟踪人数越多，企业私有信息转化为公开信息的速度就越快，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企业的信息不对称，而较低的信息不对称既为审计师收集审计证据提供了便利，也减小了企业自身盈余管理的可能，降低了审计师的审计风险，此时，审计师能够在较低的风险下以更少的时间投入完成对上市公司的审计，从而抑制审计延迟。

表5 分析师跟踪、住处效率和审计延迟的回归检验

控制变量方面，size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规模越大的上市公司，审计工作量也越大，审计师相应地加大审计投入，导致审计延迟越严重。roa和roe项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经营业绩越好的上市公司给审计师带来的审计风险越小，审计延迟时间也就越短。lev项系数为负，虽然统计学意义不显著，但可以在经济学角度中给予解释，负债水平较高可能是企业负债融资的结果，负债融资具有治理效应，既降低了企业代理成本，还可以提升企业价值，较高的企业价值也是企业业绩优良的表现，审计师面临较小的审计风险，自然就减少了审计延迟的发生。indboard和boardnum项系数为负的经济学含义是独立董事比例和董事会规模能够反映企业的治理结构，独立董事占比越多，董事会规模越大，表明企业的监督机制和内部治理越完善，审计风险和审计延迟随之降低。audit项的系数显著为负，揭示出“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时所耗费的审计时间更短，审计延迟越少。

2.分析师跟踪、信息效率与审计延迟

表5中列(2)参照模型(2)检验分析师跟踪和信息效率两者关系的回归结果。分析师跟踪(attention)在1%水平上与信息效率(syn)正相关，即分析师跟踪越多，上市公司信息效率越高。列(3)是在列(1)的基础上加入信息效率后的回归结果，分析师跟踪(attention)的系数依然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信息效率(syn)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即上述回归通过了中介效应的依次检验流程，说明信息效率在分析师跟踪和审计延迟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假设2得到充分验证，即分析师跟踪可以通过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效率而间接缓解审计延迟。受投资价值和竞争压力的影响，分析师跟踪给市场带来的增量信息主要是公司层面的特质信息，随着特质信息融入股价，此时股价信息含量增多，信息效率增强，较高信息透明度反过来对管理层形成一种约束，并减少自利行为，而机构投资者的加入也进一步加强了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良好的治理减少了公司未来经营的不确定性，审计风险减小，审计师适当缩小审计范围，减少投入时间，进而减少了审计延迟。

(四)进一步分析

1.基于审计质量的分组检验

基于学者的研究发现，不同于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中审计师的专业能力和胜任水平是得到公认的，在处理复杂业务和跨国业务等方面的经验更多，较高的业务水平既能保证审计师更快而全面地开展审计工作，又能精准地识别和评估被审单位可能存在的风险，从而在提供高质量审计服务的同时也具备更高的工作效率。而工作效率也是影响审计延迟的重要因素[18]，同样的审计业务和审计投入，“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可能花费的审计时间更少，审计延迟出现的可能性也更小。

为了进一步考察分析师跟踪对审计延迟的抑制作用，对回归模型中作为控制变量的审计质量(audit)分组，进行再次探讨。结合前述分析，“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较高的业务水准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高质量审计，因此，本文采用是否聘请“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来度量审计质量。表6为分组后的回归结果，列(1)的attention项系数(-0.007)不显著(t=-0.12)，列(2)的attention项系数(-0.056)在1%水平下(t=-3.00)与审计延迟负相关，这说明相较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经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上市公司在受到较多的分析师跟踪时，审计延迟发生的概率更低。

表6 审计质量的分组检验

同样地，由列(3)和列(4)可知，attention项的系数分别为0.003、0.006，t值分别为5.13、10.68，即分析师跟踪(attention)对信息效率的影响均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但是回归系数存在差别，其中，分析师跟踪对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参与审计的上市公司的信息效率影响更大，从而对审计延迟的负向影响程度更大。

2.基于产权性质的分组检验

产权性质作为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是中国情境下学术问题研究的重要视角。国有企业的经营会受到政府和外界的双重监督，所以管理层对自身的约束力更强，自利行为发生的概率很小，同时，国有企业中的激励机制(如薪酬激励、晋升激励等)存在固有限制，导致对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激励不足，风险承担偏向于低水平，使得管理者在日常投资决策中不会轻易选择能够带来更高投资收益的项目。相反，非国有企业将管理者薪酬与企业业绩相关联，为彰显管理者能力，收益是管理者考量项目的重要指标，即使存在一定的薪酬期望差距，管理者也会通过在职消费、高位减持等一系列自利行为弥补与自身期望薪酬的差距，明显提升了企业整体风险。所以，企业内部人行为因产权性质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审计师会据此评估审计风险，进而影响审计延迟，因此，按照产权性质分组讨论分析师跟踪对审计延迟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

由表7可知，列(1)和列(2)是检验分组后分析师跟踪对审计延迟的影响，attention项系数分别为-0.086、-0.066，t值分别为-2.93、-2.78，表明无论产权性质如何，分析师跟踪都缓解了审计延迟，只是这种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得到了强化。列(3)和列(4)是检验分组后分析师跟踪对信息效率的影响，attention项系数分别为0.004、0.003，t值分别为8.54、8.41，表明分析师跟踪更能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发挥提高信息效率的作用。综上所述，相较于国有上市公司，非国有上市公司更能强化分析师跟踪对信息效率与审计延迟的影响效应。这是因为，首先，国有上市公司具有政府背景，本身就会受到政府部门的严格监管；其次，国有上市公司的经营不仅是寻求经济利益，还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而社会责任的履行意味着国有上市公司在公众和媒体面前的曝光度更高，信息更透明，外界监督也更严格；再者，国有上市公司更倾向于稳健的发展战略，管理层不易产生激进的高风险行为决策，企业整体处于较低的风险水平。综上分析，国有上市公司更强的外部监督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分析师的监督作用，使得分析师跟踪的治理作用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得以凸显，同时，审计师的审计风险随着国有上市公司经营风险的降低而减小，因此，分析师跟踪对审计延迟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表现更强。

(五)稳健性检验

1.替换分析师跟踪的衡量指标

分析师的跟踪情况将直接表现在其发布的研究报告上，同一个分析师对不同上市公司发布数量不同的研究报告也是区分上市公司被关注程度的重要指标。因此，借鉴刘维奇和武翰章的做法，本文使用分析师研究报告的发布情况(report-attention)重新刻画分析师跟踪，并检验与信息效率以及审计延迟的关系。其中，分析师研究报告发布情况即上市公司研究报告总数量的自然对数，更换衡量指标后的模型依然采用固定效应和公司层面的聚类调整。表8显示，自变量分析师跟踪(report-attention)的系数符号及其显著性均没有改变，与信息效率显著正相关，与审计延迟显著负相关，且列(1)～列(3)联合表明信息效率作为中介变量的假设依旧成立，结论保持不变。

2.进一步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

参照以往学者的研究，机构投资者持股(invest)、两职合一(dual)和股权集中度(first)也是影响审计延迟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模型中进一步加入上述3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表9的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invest)与审计延迟显著负相关，表明机构投资者在上市公司中具有较高持股比例时，参与公司治理并进行监督的意愿更强，对信息披露的及时性会有更高的要求，审计师也能更及时地获取审计证据和其他所需信息，全面正确评估审计风险，恰当合理地实施审计程序，减少不必要的审计投入，从而减少审计延迟。两职合一(dual)与审计延迟显著正相关，表明两职合一不利于企业内部监督机制的施行，较弱的信息透明度使审计师为了控制风险而增加一些额外的审计程序，从而造成审计延迟。股权集中度(first)与审计延迟的关系与以往研究存在差异，即两者呈现正相关的相关系数较小，且在统计上不显著。但是无论这3个控制变量对审计延迟的回归关系如何，都不影响本文研究的结论，即在模型中加入机构投资者持股(invest)、两职合一(dual)和股权集中度(first)3个控制变量后，分析师跟踪对审计延迟的相关性及其显著性水平均未改变，证明结论是稳健的。

表9 进一步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五、结论与建议

为了考察分析师跟踪与审计延迟的关系以及信息效率从中发挥的中介作用，本文选取2010—2019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实证发现，分析师跟踪显著抑制了审计延迟；分析师跟踪能够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效率，而上市公司较高的信息效率可以减少审计延迟的发生，从而验证了信息效率在分析师跟踪与审计延迟之间的中介作用。上述结果表明，分析师在资本市场中饰演着重要角色，分析师跟踪不只为投资者创造投资价值，也间接改善着信息环境，对审计师的审计行为跨领域地产生实质性影响，支持了学术界中“分析师发挥着监督作用”这一观点。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针对分析师跟踪、信息效率与审计延迟这一主题提出以下建议：第一，鼓励分析师扩大跟踪覆盖面。目前，分析师对上市公司的关注和持续跟踪具有一定的偏向性，主要集中在各领域中影响力较高的龙头企业或独角兽企业，容易忽视现阶段业绩表现一般但发展处于上升期的上市公司，造成这部分企业由于较少受到市场关注、特质信息在股价中的反映不足，从而股价波动受行业影响较大，市场资源配置有偏。因此，分析师不应仅以企业声誉、经营业绩等少数指标作为分析师跟踪的评判标准，还应尽可能覆盖领域内较多的上市公司，才可能在市场层面提高信息效率。第二，以更长远的眼光完善公司治理。无论是提高信息效率还是减小审计风险、缓解审计延迟，根本方法都在于减轻企业与外部的信息不对称。强调充分利用但不仅仅依靠分析师的监督作用，鼓励企业主动改善信息环境尤为重要，而良好的治理机制恰好可以促使企业自觉披露真实、完整且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因此，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公司内部治理将会是实务界一个永恒的话题。第三，提升会计师事务所整体执业水准。影响审计延迟的外部因素众多，比如本文关注的分析师跟踪、信息效率，以及其他学者研究发现的退市制度、海外投资、高铁开通等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审计延迟。但是外部因素多数是不可控的，对审计师而言，更应当关注自身的专业能力，不断丰富执业经验。从实证结果分析来看，“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能较好地控制审计延迟，由此合理推测来自“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师具备更出色的专业胜任能力，以保证高审计质量的同时完成高效率审计。因此，对于市场中更多的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增强整体业务能力、完善审计体系是除不可控因素外缓解审计延迟最直接的办法。第四，健全企业与投资者的沟通平台。企业特质信息能否充分融入公司股价不能只靠分析师的研究报告，鼓励投资者主动搜集信息并增强信息辨别能力，不尽信于分析师研究报告更为重要，但目前在已有的投资者互动平台(如“上证e互动”“投资者咨询”“互动易”等)上仍存在上市公司回复不及时、回答不清晰等问题，因此，进一步保障投资者与上市公司沟通的及时性和准确性还需要在已有平台的基础上继续健全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