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上海：最后10年，做了父亲，成了中国文学“教父”

吴雪

9月，台风过境，上海下起小雨。在虹口区甜爱路上的鲁迅纪念馆，有一场特别的展览《前哨》正在进行。展厅柜台里，左联创刊号《前哨》发黄的纸张上，用墨笔写着：“紀念戰死者專號，第一卷，第一期。” “前哨”两字由鲁迅题写后刻在木板上，最后印到书上空白处。

在《前哨》之前，很多刊物都是代刊，作为左翼文学的标志性刊物，《前哨》之后的第二期叫《文学导报》，出版了8期。由于当时的政策原因，这一刊物关关停停，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印刷。“所以鲁迅想了很多办法，过程很曲折。”

上海鲁迅纪念馆研究室主任李浩告诉《新民周刊》，这一展览，展出了鲁迅最后十年在上海的珍贵手稿，时间从1927年10月3日到1936年逝世。第一件展品是鲁迅到上海后隔天书写的信件;最后一件展品则是逝世前写的《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记者了解到，鲁迅手稿浩如烟海，馆里从2012年开始研究，出版了讨论集、手稿等出版物，视野进一步拓宽。目前，馆里藏有鲁迅手稿157件，如果按页数算，则有1523页，其中，《毁灭》的手稿就有359页。“集中体现了鲁迅的创作、交友，也体现了其革命性的一面。”

上海是鲁迅走到生命终点的城市，在上海的10年，更是鲁迅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10年，这10年的创作双倍于他前10年的文学创作。在上海，鲁迅做了父亲，也做了中国文学的“教父”。

为啥不买房

北京—厦门—广州—上海。

鲁迅对居住地的选择，其实是非常苛刻的。他并非属于“安居乐业”型的作家，内心和事实都注定他是一个从身体到灵魂的漂泊者。在上海，鲁迅一共换了三处居所，每一处都居住了3年左右。

景云里是鲁迅在上海的第一个家。从多伦路转到横浜路，不过百米即可见到景云里。那是一个旧式门楼，楼门上方从右至左写着三个字：“景雲里”。景云里为石库门里弄住宅，淡黄色字体既未剥蚀也不鲜亮，颇有些历史痕迹。

大陆新村9号是鲁迅住得最安稳的一处，也是鲁迅在上海最后一次搬家。在萧红的记忆中，鲁迅家没有沙发，全是硬椅子。鲁迅在写字台跟前坐的，也是一把木质的圈椅。鲁迅休息，或者琢磨稿子的时候，用的是一把破旧的藤椅。

1927年10月3日，鲁迅和许广平坐船到了上海，两人先是入住在共和旅馆，5天后就搬进了景云里23号。那时，景云里已经住有鲁迅的弟弟周建人，以及文化人士茅盾、叶圣陶等人。据许广平回忆：“当有许多人等，都云集在这里，颇不寂寞。”

景云里这条里弄有如复杂的毛细血管，步入其中，偶然有一二老者进出。鲁迅居住过的23号在左边第一个“通道”里。现今杂物自行车无序摆放，也有人从门里出来，居民每每见有人来访，虽也上下打量，但并不惊讶。

据史料记载，鲁迅在景云里居住的两年半时间里，就在这一排房子里搬迁过两回，23号虽位于最深处，但邻居每日打麻将、唱小调的噪音让他无法写作工作，于是又搬到中间位置的18号，后因仍然不堪其扰，又搬到17号。直至1930年5月迁居拉摩斯公寓。

拉摩斯公寓是个西式洋房，砖红色大楼便是当年日军陆军司令部。公寓正房里，唯一的一个中国人就是鲁迅。这个房子之前的主人是一个日本海员，鲁迅是通过他的日本朋友内山完造租下来的。“日本攻占上海时，有一次房子窗台被榴弹击中，幸好当时鲁迅外出，未受伤。”

鲁迅很少说起房租的价格，但他会记下“顶费”。那时，租房子的“顶费”，类似于现在人理解的押金。你交了“顶费”之后，就获得了这个房子的无限期使用权，甚至还可以把这个房子再转租出去。

景云里的“顶费”50元，拉摩斯公寓的“顶费”是它的10倍，据记载，鲁迅在景云里23号的“顶费”一直没退。因为鲁迅搬出后，那个房子鲁迅让给了柔石和他的小伙伴们，直到1931年春节柔石牺牲，年轻朋友也搬出，那50元的“顶费”才退给了鲁迅。

大陆新村9号是鲁迅住得最安稳的一处，也是鲁迅在上海最后一次搬家。在萧红的记忆中，鲁迅家没有沙发，全是硬椅子。鲁迅在写字台跟前坐的，也是一把木质的圈椅。鲁迅休息，或者琢磨稿子的时候，用的是一把破旧的藤椅。

站在鲁迅卧室里，会看到一块表，表上的时间永远停留在1936年10月19日清晨5点25分。有人疑惑，在北京置办了两套房子的鲁迅，一套是八道湾的房子，一套是西三条的房子，为何在上海没有置办房子，反而一直租房。

李浩告诉《新民周刊》，鲁迅在上海不是不想买房，而是没打算长住。鲁迅到上海之初，只是怀着“过客”心态，先住下来歇息一下，再决定去向。1927年12月19日致旧友邵文熔信中，鲁迅坦言：“‘弟从去年出京，由闽而粤，由粤而沪，由沪更无处可住，尚拟暂住。”

没想到，一到上海的鲁迅便被友人们的热情包围。特别是暂居之所离茅盾等作家相近，常有聚谈机会，而且他很快就投入到创作、编辑和文艺活动当中。这让鲁迅感到一种找回自我的感觉。上海就这样无意中成了鲁迅最后的栖息地，一个让他再一次被推到文化前沿的地方。

旧门牌与无题诗

《前哨》的展览上，有一个墨书“镰田诚一”的门牌，这块门牌呈长方形，本色无漆，历时虽久，但风雨之迹不甚明显。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周建人回忆，这块牌子看起来不算旧，因当时只在室外钉了个把个月，时间不长的缘故。

革命年代，这块门牌曾发挥过“避风头”的重要作用。

1931年1月16日，柔石到拉摩斯公寓看过鲁迅。第二天，柔石在租界东方旅店开会，与29个同志被一起抓捕了。柔石是鲁迅的学生，两人曾共创期刊《朝花》，再加上都喜欢木刻，使二人亲如父子，单《鲁迅日记》载及的来往就有近百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