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文化理论视阈下大学文化与大学战略管理协同发展模式研究

郭哲

摘 要：大学文化的核心是大学的价值观以及价值观背后的基本哲学假设，其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一所大学的精神风貌和办学思想，体现出一所大学的管理状况和发展势头，因此进行大学战略管理必须全面分析大学文化。基于埃德加·沙因的组织文化理论，从大学文化的特性展开，通过分层模型来探讨大学文化与战略管理的相互关系，最终落脚于文化自觉战略的态度选择上，以期达到大学文化与大学战略协同发展的良性模式。

关键词：大学文化;战略管理;组织文化理论;文化自觉战略

大学文化是大学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其影响着大学改革的目标、方向、原则和路径，是大学可持续发展与提升的内在根基，也是大学不断进行人才培养创新的源头活水。加强大学文化建设，是大学进行战略设计、执行和评估的基础，对引领大学未来的发展方向有着重要的意义。文化作为影响战略选择与执行的重要元素，最先在企业管理实践中得到重视和认可。现代管理的著名学派—行为主义学派强调，管理不仅是制度、技术，更是一门艺术，要实行以人为中心的管理，同时要注重人际关系，充分激励和挖掘人的需求、动机，以调动人的积极性。因此，对大学而言，组织文化建设显得尤为重要。把组织文化建设提高到战略高度认识和实践，已成为高校管理的重要部分之一。埃德加·沙因将组织文化分为三个层次，最外层的是“人造物”，这是文化所构成的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中间层的是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这是组织文化中基本假设的反射;核心层是默许的基本假设，它反映的是文化主体对人与环境的关系、人性的本质、人类活动的本质及其人际关系本质的理解，是文化主体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所形成的哲学信念，它是理解组织文化的基础。[1]基于埃德加·沙因的组织文化理论，本研究从大学文化的特性展开，通过分层模型来探讨大学文化与战略管理的相互关系，以期达到大学文化与大学战略协同发展的理想目标。

大学功能的演进与大学文化的功能定位

第一，大学功能的历史演进。所谓大学文化，是近年来颇多提到的一个词语，应从高等教育学、文化学等学科对其进行界定。谈到大学文化，首先要从大学本身谈起。雅斯贝尔斯在《大学之理念》中开宗明义：“大学是一个由学者与学生组成的、致力于寻求真理之事业的共同体。”自1088年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设置法学学科而首开人类高等教育的先河，在以后的700多年时间里，大学的功能都仅限于“人才培养”，这是大学的首要功能。自1810年洪堡大学诞生后，第一次将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并列，使得大学有了第二大功能，即“科学研究”。20世纪30年代，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最早提出把“服务社会”作为大学的新功能，把判定大学教授的标准与其服务社会的能力结合起来，使得大学从社会边缘进入到社会中心，“服务社会”即大学的第三大功能。[2]2011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庆祝清华大学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到“四个大力”的措施，建议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自此以后，“文化传承与创新”作为大学的第四大功能不断被提及，这对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文化软实力。“国际交流与合作”以国家发展战略的定位成为高校的第五大功能，这一功能是大学建设理念的创新和发展，对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不断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和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各民族之间产生的冲突根源于文明的冲突，要消除文明的冲突就应该先从文明的对话开始。如何有效地开展文明的对话，理应从大学所承担的使命和功能着手，大学能够把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学生，凝聚在同一间教室里、同一平台上，通过各种对话的方式使其相互了解，使不同的文化产生碰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第二，大学文化的功能定位。大学作为一个社会的组织机构，具有自己独特的组织文化。大学文化是大学人（学术共同体）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的总和。它通过大学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表现出来。大學文化具有认知性、创新性、传承性、批判性、多元性的特点。[3]大学文化有两种基本形态：一是本体性大学文化，即大学自身的传统与精神;二是装饰性大学文化，也就是体现、承载大学传统与精神的辅助性文化手段。[4]前者强调本体性文化是大学发展的根基所在，它激励大学自身不断进行革新组织管理、课程与教学设计、科学与技术研究、人才培养等各种环节，从而保障学校持续不断的发展与进步;而后者是为保障前者而衍生的，其主要功能在于保障前者的顺利实施。仍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装饰性文化只起着辅助性作用;但是在大学发展中必不可少。本体性文化与装饰性文化两者相辅相成、相互支撑。大学组织文化模式目前主要有三种分类：一是查尔斯·汉迪提出的权力文化、角色文化、任务文化和人的文化四种学校组织文化模式;二是舒尔·多普森和伊安·莫克内提出的学院模式、官僚模式、团队模式和企业模式四种类型;三是威廉姆·H.伯格奎斯特描述的学院文化、发展文化、管理文化和协商文化四种类型。[5]作为久负盛名的组织文化理论之父，埃德加·沙因在其著作《组织文化与领导力》中系统阐述了其对组织文化的见解与剖析，认为组织文化是特定群体在调适内部发展与外部环境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套基本假定模式，该模式着重引导组织成员养成思考、感知以及行为的正确方式，推动组织形成强大内部凝聚力和外部抵抗力，从而促进组织的长远健康发展。[6]在沙因看来，组织文化是建立在实体或虚拟组织结构之上的需要成员共同遵守的价值信条或潜在价值意识。因此，在进行大学文化研究时，更应关注组织成员共享的价值信念与行为动力，这些无形价值的存在并且不断发挥实际作用，进而彰显着大学的文化力和生命力。

大学战略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高等教育领域引入战略管理的标志是，1983年美国学者乔治·凯勒出版《大学战略与规划：美国高等教育管理革命》一书，其阐述了高等教育的战略规划，并由此掀起大学战略管理的研究热潮。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加速发展，战略管理在大学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一般认为，战略管理过程包括战略制定、战略实施和战略监控与评估三个阶段。战略制定是根据组织自身优势和劣势以及外部环境的机会和威胁开展科学设计发展思路的过程。战略实施是通过行动计划、预算与规程的开发，将组织战略推向行动之中，将战略构想转化为实现绩效的过程。这个过程会涉及整个组织的文化、结构和管理系统中所有领域的变革。战略监控与评估就是监测战略实施，并对战略实施的绩效管理进行系统评估的过程，其目的是比较实际业绩与期望业绩。从战略管理整体来看，它着重于建立一种反馈机制，根据对过程或效果评价信息的反馈，及时调整、补充原定的战略规划方案，为修订甚至于终止战略提供合理依据。

大学的战略管理过程大体分为三个部分：大学战略制定（强调根据内外部发展因素采用科学的技术为大学制定合理发展目标与计划）、大学战略实施（强调根据计划有序地对教师、学生、课程、教学、专业等大学基础要素进行改革）、大学战略评价（强调采用科学计量手段对大学的改革状态进行监控，并对出现的偏差予以及时修正）。纳特和巴可夫指出：“战略管理需要一个过程，它同时考虑通过科学手段创造新的理念，又将新的理念付诸实践，进而将传统与创新有机地耦合为一体。”可以说，战略管理的整个过程都离不开理念的形成、发展、完善、重混、再形成、再发展、再完善等环节，在这一过程中文化的作用尤为突出。大学是一个特殊的场域，这是布迪厄的论断;大学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组织，这是社会学者的立场和出发点;大学更是由“知识人”组成的文化社区。基于大学的基本特征，可以得出大学战略管理的特有属性，即松散性、复杂性、动态性和灵活性等。

大学文化与大学战略管理的协同发展

第一，大学文化与战略管理的互动形态。借用企业文化的理论，从战略与文化的关联性角度，可以将大学文化分为三种不同的形态。[7]一是战略支持型文化，该类型强调大学成员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基础素质与大学的发展战略高度契合，能有效支持大学的改革方向;二是战略制约型文化，该类型强调成员的文化理念与大学发展战略是相悖的，其阻碍着大学的革新与进步，这意味着大学的改革寸步难行，或即便改革得以执行，也会因为得不到成员的内在支持而流于形式;三是战略非相关性文化，该类型是前两者的中性状态，强调大学文化与大学发展战略并无明显相关，究其原因是文化处于自然秩序的状态，没有成为主流力量，不能发挥主导作用。总之，战略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协同系统。从战略主体的历史性角度看，任何一个战略目标的选择和确定，都是一定文化生态场域下形成的文化模式的结果。战略主体的目标选择，实质上就是关于生存方式的选择，是文化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模式既是战略的前提和基础，又是战略的样式和结果，不同的文化特质决定了不同战略的文化特质。

第二，大学文化与战略管理协同发展的功能发挥。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文化与战略相适应的组织，其绩效往往高于文化与战略缺乏适应性的组织。所谓与战略相适应的文化，就是一种支持组织战略的文化。一个强势的组织文化若能与组织的战略相符，其共同价值观就能把组织与成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提高组织运作效率，增强核心竞争力。有学者把战略与文化的关系巧妙地归纳为“有效战略+优秀文化=卓越生产力”，认为只有将有效的战略和优秀的文化结合起来，才能形成卓越的生产力。战略是组织的一种发展规划，是对事物长期发展的一种谋划，是组织“硬管理”的基础。文化是嵌入组织战略和战略管理的灵魂，指导战略的制定，调动组织成员，保障战略的实施，是组织“软管理”的核心。组织文化既可能促进战略的实施，也可能阻碍战略的实施。一是文化因素影响管理者对某种战略的偏好。对于偏好冒险的文化，领导者善于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抓住机会，积极推动改革;而对于不善冒险的文化，管理者可能更崇尚无为而治，不能根据内外部环境变化及时调整发展战略。二是文化构成类型的不同对战略实施发挥的作用不同。在强文化之中，管理者可以对组织成员传递清晰的改革信息，并得到组织成员的高度认同;而在弱文化环境中，领导者难以对组织成员发挥影响。当然，强势文化也具有负面效应，即它改变起来更困难。[8]一种强势文化可能会成为进行变革的严重障碍，具有强势文化的组织可能会受累于它的成功，这种情况也屡见不鲜。总的来看，大学文化与大学战略之间不是单向的决定关系，不能简单地认为一方决定一方，而应根据时间、条件具体分析，二者之间应该是双向复杂的协调演进关系，只有将文化与战略两者最大化地匹配，才能发挥管理的最大效益。

大学文化自觉战略的抉择

对于大学来说，组织文化来源于组织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外部主要强调政府、社会等各利益相关者的政策、规定、舆论对大学产生的文化倾向影响;而内部则强调大学管理者、管理人员、师生等相互作用中形成的大学理想信念。一般来讲，文化因素在战略实施中的作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一方面，它有时像一只“无形的手”，作为观念概念形态的东西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从组织的产品和服务上体现出来，或者作为基本哲学假设，反映文化主体在长期共同生活中所形成的哲学意念;另一方面，它有时又像“有形的手”，作为物质形态的东西，以标语或广告等形式为公众、组织成员和消费者所感知。[9]文化因素在战略实施中的作用路径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组织文化中所拥有的价值观念，为管理战略的各种行动提供选择的标准;二是组织文化所拥有的管理理念，为组织实施管理战略提供思路和框架;三是这些文化因素所构成的组织文化，为实施管理战略提供内在动力和保障机制。

大学文化作为广大成员共同创造和认同的价值取向和情感追求，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和认同感，能够将全体大学人共同团结和凝聚起来，形成巨大的合力。[10]在这一过程中，每一个成员都能感受和意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从而产生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归属感、责任感和荣誉感，使其不断地调节或改变自身的行为习惯，促进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形成。针对文化自觉战略的管理目标、管理对象、管理情景和实施过程中需要自觉性这一特征，在战略管理上则要增加非理性方法，抓住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从而实现全面综合的管理。量化少数关键指标是为了支持目标的实现，模糊非关键指标也是为了实现目标。大学文化自觉管理的模糊性要求，强化关键因素和终极指标，模糊琐碎指标和部门壁垒，这样才能更好地牵引大学成员的行为方式，促使成员的工作目标与组织目标相一致，使得成员与组织、成员与成员之间的沟通与融洽，进而整合所有资源以有效实现组织目标。

总的来看，大学文化是大学战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大学战略管理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作用。大学文化的战略选择可谓大学战略管理中的“软战略”。它体现了大学战略管理具有柔性管理的方面，满足人们精神上高层次的需要与追求，激励全体员工为实现大学的战略目标而奋斗。因此，大学文化对于大学战略的实施不可缺少。在制定和执行大学战略时，必须充分考虑大学文化的影响，践行文化自觉，以便充分发挥其精神作用，形成内聚力，为战略实施服务，最终达到文化与战略的协同发展。

本文系天津市教委社科重大项目“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体系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2020JWZD48）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6]埃德加·沙因.组织文化与领导力（第四版）[M].章凯，罗文豪，朱超威，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25-47.

[2]徐显明.守护大学精神：山大任职期间讲演录[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389.

[3]傅林.世纪回眸：中国大学文化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11-16.

[4]刘铁芳.大学文化建设：何种文化 如何建设[J].高等教育研究，2014，35（1）：11-16.

[5]阎光才.识读大学：组织文化的视角[J].高等教育研究，2001（6）：48-49.

[7]李玉华.大学文化视域中大学战略制定的实践与思考：以辽宁大学为例[J].现代教育管理，2012（2）：34-37.

[8]王英杰.重构学术共同体：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治理制度和组织文化[J].比较教育研究，2021，43（5）：3-12.

[9]丁钢.大學文化自觉管理的向度、模型与方略[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96-112.

[10]王冀生.当代中国大学之道[J].大学教育科学，2020（2）：43-44.

[责任编辑：苑聪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