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恩保民，发行王道
——孟子行道事记

闫 阳

中央音乐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

孟子，名轲，战国邹国人。孟子早年得益于母亲的教诲，长大后曾“受业子思之门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这奠定了他对儒家学说的追随和终身信仰。中年时期，孟子游历各国，向诸侯国君游说他的政治学说以及哲学、伦理、教育思想。晚年时期，他与弟子万章等共同编定《孟子》一书。孟子一生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学说，被后人尊称为“亚圣”。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个不同场合的讲话中引用《孟子》名句：如“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等。可见，穿越两千多年的历史，孟子的思想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仍然能够在当下给予国人启示与警醒。古老的回音是我们延续至今的命脉，也是面向未来发展的基石。孟子的生平及游历诸国的经历是怎样的？他的思想体系乃至精神理念中又有哪些值得我们反复嚼味与仔细剖析？

孟子画像

孟子生平及游历诸国考证

孟子生于战国时代的中后期，邹国人，具体的生卒年难以详考。其生年有周定王三十七年说、周安王十七年说、周烈王四年说、周安王十三年至二十年之间说等。其卒年亦有周赧王十三年或十二年说、周赧王二十六年说等。旧说孟子年寿八十四，民间俗语“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七十三”指的是孔子寿数，“八十四”指的便是孟子寿数。

孟子早年事迹，史传着墨不多，主要留下了“择邻三迁”“豚食教信”“断机教子”等数则关于孟母的典故，即《三字经》“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等。但这几则典故多有与其他传说相抵牾之处，如“豚食教信”一说乃是曾子教子的故事，“断机教子”则以“乐羊子妻”之名收入《后汉书·列女传》中。推考其原因，有可能是来源于民间广泛流传的故事稗说，而被后人附会于孟子身上。

孟子为人所熟知的经历事迹始于求学受业。一种说法认为孟子为孔子的孙子孔伋（字子思）之徒，班固《汉书》、赵岐《孟子题辞》皆提倡此说，但考察孟子生年，与子思并不相接；另有一说认为孟子受学于子思门人，司马迁《史记》倡此说；还有第三种说法认为孟子之师乃是子思之子，名叫子上，《孟子外书》倡此说，但《外书》多被质疑为伪书，“子上”说实难以据信。综合比较以上三说，《史记》“受业子思之门人”说最为可靠。

虽然如此，但先秦时人已经有略过中间门人不提而直接以“思孟”并称的说法。如荀子在《荀子》书《非十二子篇》中提到：“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这无疑表明了孟子之于子思有着思想上的直接继承和卓越发挥。后世思想家亦认同这种关系，如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明确提到：“若吾夫子……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氏。”孔子、颜回、曾子、子思、孟子并提，尤其是“孔曾思孟”一脉相传而系于《四书》，这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一个重要的精神基石。

《孟子》宋刻本（局部）

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记载，孟子受业以后，“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察其大略有二：一是孟子周游列国以宣扬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志，推行仁德道义；二是孟子在志不得申之后，退而著《孟子》七篇，以成立德立言之功。孟子一生以孔门传人自居，自称是孔子的“私淑艾者”，由《史记》所载可见，他不仅在志向上效法于孔子，而且一生之行事也与孔子相似。

孟子一生的政治理想主要是在游历诸国的过程中实现的。孟子游事齐、魏的具体时间已经难以断定，历史也留下了种种猜想。一说始于魏惠王后元十五年（前320）。当时魏国行公孙衍“合纵”之策，五国联合抗秦，但数败于军旅。于是，惠王“卑礼厚币以招贤者”，孟子赴梁。第二年（前319），魏惠王卒，魏襄王即位，孟子“望之不似人君”，于是离开魏国，转而赴齐。

另一说则认为，孟子早在齐威王二十四年（前333）之前就已经先赴齐国；周显王四十一年（前328）宋偃王称王行仁政，于是孟子转而赴宋；至魏惠王后元十五年（前320）赴魏；最终齐宣王元年（前319）至于齐。除了这两种说法以外，还有周显王三十三年（前336）赴魏说、齐宣王二十五年（前295）赴齐说等，但都荒诞不足采信。

《孟子》清康熙间内府影元刻本（局部）

以上两种相对比较可靠的说法之间，主要分歧之处在于孟子在齐威王时是否赴齐，而无关乎别处。以求同存异的立场来看，孟子赴魏和由魏转齐的这一段经历应当是没有争议的。

另外，《孟子》全书七篇以《梁惠王》为起始。这一篇前十八章主要记载孟子游事魏、齐时说魏惠王、魏襄王、齐宣王之言语——上篇前六章记载孟子见魏惠王、魏襄王；上篇第七章开始到下篇第十一章记载孟子见齐宣王。自下篇十一章以后的数章间杂记载了孟子与鲁穆公、鲁平公、滕文公等小国国君的对话。有说法认为，《梁惠王》全篇的排序是“以时之先后次之”。按这种说法，则孟子在离开齐国之后又到了鲁国与滕国。但据史学家考证，孟子在齐时，滕文公已死，并且孟子亲自前往凭吊，由此可知此说不尽实。比较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孟子在游事魏齐之前，曾经与滕文公等有过会面，并留下了谈话记录，而《梁惠王》篇在排序之时，因滕为小国，又因谈话既少且杂，故而将其附缀全篇之后。

综合以上，孟子生平游事诸国的行程大致可知。首先是在齐威王年间，孟子可能先来到了齐国，数年之后离去。此后中间数年，相继短暂地停留于鲁国、滕国等。最后，魏惠王后元十五年（前320）孟子来到魏国，并在一年之后第二次来到齐国。

孟子在齐宣王元年（前319）赴齐，到齐宣王八年（前312）去齐，停留共计七年时间。这七年可以说是孟子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之一。其一，它是孟子游历诸国、推行仁政理想的最后一次尝试，一生夙愿，全系于此；其二，齐国“地不改辟，民不改聚”，国力强盛，若能行仁政，“莫之能御也”；其三，齐宣王是一位宽仁且有大志向的君主，与孟子相得，最近于孟子的理想，孟子也有意在齐国推行大义、施展抱负。

出于这几点原因，孟子对齐国也投入了几乎全部的期望，以至于最终黯然收场时仍难掩其郁郁。根据《孟子》一书的记载，孟子致为臣而归时宿于昼（地名），迟迟不行，“三宿而后出昼”，以至于时人讥讽他：“是何濡滞也？”其实孟子所期望的无非是齐王能幡然悔悟而追回自己。他亦不无惆怅地答曰：“予三宿而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但孟子的期望终究是落空了。他从齐国离开，此时年已七八十，在此后数载晚年时光里，退而著书，未再出仕。

虽然最后无疾而终，但这一场君臣际会依旧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孟子的思想也在君臣对话中鲜明地展现出来。

孟子与齐宣王的初见

《孟子》上篇第七章尤其具有典型意义，它记载的是孟子与齐宣王的初见。孟子深切著明地阐发王道仁政，也正是在这一篇谈话中。

这场对话发端于一个小小的事件。有一天，齐宣王高坐堂上，见堂下有人牵牛而过，意欲杀掉以用于祭祀。他心中不忍，于是用羊换掉牛。从齐宣王和孟子后来的对话来看，这件事引起了齐国广泛的质疑，“百姓皆以王为爱（吝啬）也”。初登王位、尚未获得臣民信服的齐宣王就这样在齐国留下了吝啬的名声，而年轻气盛的齐宣王也不免心中郁闷。

这件事经由一位叫作胡龁的大臣之口传到了孟子的耳朵里，孟子于是以此事向齐宣王发起了讽谏：“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有此不忍之心一旦发作，即可以推仁政、行王道、保民而王。这不忍之心是人性中一点灵明不昧，尧舜是此心，汤武也是此心，虽然时隔千百年，齐宣王犹与圣人同心。

孟子这番话在齐宣王心中究竟激起了多大的波澜我们不得而知，但他一定感受到了话语中的理解、鼓励和支持，于是留下了一句千载流传的名言——“与我心有戚戚焉”。这句话在今天依然常用。当我们酒逢知己，被一语道破心中玄机之时，再没有什么比这句话更能表达心境的了。齐宣王当时也许就如我们今天用到这句话一般激动，他迫不及待地想听孟子接着讲下去，他问孟子：“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孟子慨然答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

孟子的这句话在我们今天看来，无异于正确的废话。不只是今天，在当时尤其如此，否则也不会有梁惠王那句评语——“迂远而阔于事情”。孟子，乃至整个儒家，就这样被扣上了一个空谈道德、不堪大用的帽子。但春秋“弑君三十六，灭国五十二”，战国“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时局如此，以至于孟子愤而言之：“有人曰：‘我善为陈（阵），我善为战。’大罪也。”孟子如果仅仅是一个教会君主如何使用政治权术、如何杀人的术士——这样的术士在《战国策》、在《竹书纪年》中已然太多——那他还远远不是中华文明所推尊的“亚圣”。孟子真正带给我们启示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政治是为了什么？所谓的“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的意义在哪里？孟子也给出了他的答案：“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

在今天的时代，有更多、更好的概念来表达这种思想，如“以人为本”“为人民谋幸福”“人民性”，等等，我们也有更好的方式方法来贯彻实现这一理念。而在两千多年前，在“未有不嗜杀人者”的据乱世，唯有孟子在天下滔滔之际截断众流，发出了“得道多助”“仁者无敌”的声音。这大概就是孟子与等闲游士不同的根本所在。

孟子与稷下学宫

孟子游仕齐国，经历了齐威王、齐宣王二世。当时的齐国正值稷下学宫兴盛之时，诸子百家的名士纷纷聚拢于此，有“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这段记载出自于《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与《孟子荀卿列传》中的内容相呼应——《孟子荀卿列传》中也说：“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崇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邹衍、田骈、淳于髡等人，或倡导阴阳之学，或倡导黄老之学，或学无所主而博取众长，高谈阔论，纵横天下。时至今日，我们在《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文献典籍中依然常见其名，邹衍等能得到这么多垂范后世的同时代思想家的关注，可见他们一时之煊赫。

稷下的学士们，“不治而喜议论”。孟子并不与这些学士为伍。尽管在一些典籍中能够看到孟子与他们曾有过接触，但在正式的关于稷下学宫的记载中却不见孟子之名。孟子在齐国是正式出仕为卿，有官爵，“明不与稷下为类”。这一点可以找到这样的证据，孟子的学生公孙丑曾经提到“夫子当路于齐”，“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淳于髡也曾说过“夫子在三卿之中”。孟子身居三卿、官爵之重，这也反映出了他与齐宣王初见之后的君臣相得。

对于稷下的风气，孟子是非常反感的。他所主张的观点是士人应当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操守，“不托诸侯”。出仕为官，担任国家的公共官职，依照官职领取国家的俸禄，这样的士人是独立的，“抱关击柝者，皆有常职以食于上”。如果不出仕，“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谓庶人。庶人不传质为臣，不敢见于诸侯”，“君欲见之，召之，则不往见之”。但稷下的学士们不务政事、高谈阔论，依傍国君私人，通过向诸侯贩卖方术而荣贵显达，实则沦为诸侯国君的附庸。孟子称他们为“处士横议”。这一点在后来的司马迁那里得到了验证。司马迁在谈及邹衍时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其言不轨”，谈起淳于髡等人时评价“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而对于孟子，司马迁则说：“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

故而，孟子虽然与这些稷下学士既处于同时、又处于同地，但见诸行迹与气象上则迥然有异。这种差别乃是出于理念的根本不同，而这种理念上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孟子在出仕齐国七年，最后“致为臣而归”之时，齐宣王欲以稷下之礼敬孟子，“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此即是史记所说的稷下学宫“开第康庄之衢”。但孟子断然拒绝了：“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

对于孟子来说，“仕”所关乎的不是功名利禄这些东西，而是道义。弟子万章曾问孟子关于“孔子之仕”的问题，孟子的回答是“事道也”。在儒家的政治理念中，政治是一个政道合一的综合体，国家、政府、诸侯、君主等所承担的是作为形式的政刑制度，而士君子所承担的就是道义、道统。士君子出仕意味着以自身所持守之道义精神去改造政治，实现政治的根本意义——王道仁政。如果不能行道，那么出仕也就丧失了意义。这时候就应当退而守其道。孟子出仕齐国就是为了推行自己的王道主张。他最后离开齐国，虽然冠以致仕退休的名义，但实质上是不能再行道——与齐宣王发生了理念上的根本分歧。

齐国伐燕与孟子去齐

孟子与齐宣王的分歧其实早已显露苗头。《梁惠王》篇下章的前十一篇是关于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第一篇——从顺序上判断，这时尚处于孟子出仕齐国比较早期的时候——齐宣王喜欢音乐，孟子认为这是齐国将要行王道的表现。但齐宣王的神态勃然“变乎色”，他告诉孟子，“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所喜欢的只是享受音乐之快乐罢了，随后孟子以“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告诫齐宣王，教导他与民同乐；第二篇，齐宣王又向孟子询问：“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也？”孟子仍然答以“与民同之”；第三篇，齐宣王说“寡人有疾，寡人好勇”，而孟子答之以周文王、周武王吊民伐罪之“勇”；第四篇，齐宣王说自己喜好游乐，孟子答之以“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第五篇，齐宣王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同样以“与百姓同之”进行回答。这几次问答表现出齐宣王与孟子之间似乎充满了碰撞，二人的分歧已经日渐凸显。当初听孟子讲王道仁政于是奋而“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的一幕，现在看来似乎更像是齐宣王的一时兴起。

这一矛盾在第六章的对话中被进一步激化。孟子质问齐宣王：“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这样的话语看起来就如同严厉的老师批评顽劣的学生一般，而齐宣王的回应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从“变乎色”到“顾左右而言他”，齐宣王对孟子的态度已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说一开始他还像个被抓了现行的学生有所心虚，那么后来他已经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敷衍意味了。这也许表明，齐宣王的内心已经放弃了王道仁政的道路主张。

到了第八章，二人谈到了一个最为敏感的终极话题：弑君。尽管在此之前孟子已经数次从仁政的角度向齐宣王讲过了“汤放桀、武王伐纣”的旧事，但这一次齐宣王在言语中还是将其定性为了“臣弑君”，并追问其合法性。孟子则针锋相对地回应：“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君主哪有什么天然的合法性呢？合法性来自于“仁义”，来自于他对人民的爱护和人民对他的认可。如果这种认可消失了，取而代之有何不可？对于齐宣王来说，孟子的话也许已经深入到一个君主不可碰触的领域了。关于为政之道的分歧也许可以调和，但关于君权合法性的分歧却无法调和。

终于，事情发展到了最后的关头，导火索是齐国伐燕。齐国在前期的战场上获得了军事胜利，于是齐宣王动了灭掉燕国的念头。他找来孟子谘商，孟子的主张是：燕国可以讨伐，但前提是“吊民伐罪”“燕民悦”。齐宣王很明显没有把孟子的前提听进去，齐国军队急冲冲地进入燕都，杀掉燕王哙，灭亡了燕国。然而，齐国军纪败坏，燕国各地反抗四起。两年后，五国联军伐齐，齐国不支。齐宣王再一次找来孟子，孟子直言齐国“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的恶劣行径，并主张退兵复燕。

《梁惠王》篇关于孟子和齐宣王的对话到此为止。事情后续的发展我们只能从其他一些篇章中找到线索：孟子宣布致仕退休，但齐宣王似乎有些惭愧，提出以稷下之礼养孟子，孟子拒绝之后离开齐国，“三宿而后出昼”。这一段君臣交往黯然收场，孟子“得君行道”“得民行道”的愿景抱负也就此破灭。

在这一系列对话中，齐宣王立场一点点地发生变化，但孟子的立场始终只有一个：民本君末。不论是讲君主与民同乐，还是讲汤武革命的合法性，又或者是对待燕国的态度，“民”始终是孟子理念的核心。孟子的目光始终穿越层层云雾，洞见着政治背后的真谛：推恩保民、发行王道，政治才获得了它本来的意义。而孟子最终选择从齐国离开，也践行着他以王道为己任、从道不从君的精神理念。

退而著书与《孟子》七篇

不论是初见齐宣王时所主张的“推恩保民而王”，还是批判稷下学宫时所主张的“士不托于诸侯”，又或是在后来与齐宣王的对话中作一再重申的“与民同乐”，在孟子这里归根结底是统一的，综合地表现为一种仁义至上的王道精神。这一点也是孟子被尊为“亚圣”，并得以与孔子并称“孔孟”的核心所在。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孟子行道之时，慨然“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在“道不行”之际也退而自守，授徒著书，成《孟子》七篇。

《孟子》一书是孟子思想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后世学者立身行事之模范、为学求道之阶梯。此书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地位显要，历代思想家都予以极高评价。

东汉思想家赵岐说《孟子》一书“垂宪言以诒后人”，“包罗天地，揆叙万类，仁义道德，性命祸福，粲然靡所不载”，“有风人之讬物，二雅之正言，可谓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亚圣之大才者也”。

唐代思想家韩愈读《荀子》，说荀子“大醇而小疵”；读《孟子》则说“孟氏醇乎醇者也”，“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他评价《孟子》一书：“赖其言，而今之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而已。”

北宋思想家程颐评价“孟子开口便说仁义……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其弟子杨时进一步说：“《孟子》一书，只是要正人心……人能正心，则事无足为者矣。”理学宗师朱熹教人读书，《孟子》不可不读：“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

盖文以人名。《孟子》一书之所以能成为不易之经典，不在于词章藻丽，而全在于孟子理义之宏深、气象之浩然。读《孟子》一书如见孟子。

注释：

[1][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卷三·非十二子篇》，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94页。

[2][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页。

[3][8][14][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43页，第2348页，第2345—2346页。

[4]钱穆：《先秦诸子系年》，《钱宾四先生全集》，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364页。

[5][6][9][10][11][12][13][15][16][17][18][19][20][21][22][23][24][26][27][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9页，第209页，第227页，第229页，第342页，第321页，第322页，第333页，第213页，第214页，第215页，第216页，第219页，第220页，第221页，第223页，第250页，第198页，第199—200页。

[7][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895页。

[25][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5页。

[28][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一册·卷第十四·大学一》，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