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仁善邻』：《左传》中人的言与行

季金萍

人民文学出版社教材出版中心

《左传》是我国一部古老的编年体史书，相传为左丘明所作，记载了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间春秋各国的重要史事。《左传》集叙事、记言、论史为一体，以善写战争和长于辞令著称，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其中的许多言辞历经岁月的磨洗，成为内蕴丰厚的语典，代代流传。2013年3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俄罗斯“中国旅游年”开幕式上的致辞中引用了一句古语：“亲仁善邻，国之宝也。”意为亲近仁人、和睦邻国，是国家之宝。这句话对中俄两国友好关系进行了总结和展望。

这句古老的格言出自《左传·隐公六年》，在原文的语境中，是一句劝谏：

往岁，郑伯请成于陈，陈侯不许。五父谏曰：“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君其许郑！”陈侯曰：“宋、卫实难，郑何能为？”遂不许。

隐公六年（前717）的传文记录了郑庄公攻打陈国之事，其中插叙了一段往事。这里的“往岁”不能确定具体是何年。总之，在这一年，陈国和郑国之间有了纷争，郑庄公主动请和，但陈桓公不答应。桓公的弟弟，也即陈国的执政大臣五父有意弥缝战祸，因此出言规劝。陈桓公却认为郑国不足以成为陈国的心腹之患，拒绝与其修好。何焯的《义门读书记》指出，此时“周郑交恶而陈桓公方有宠于王”，所以才不答应郑国的求和。而据童书业推测，从军事实力上来说，此时的郑国仅是一个数百乘之国，与齐、鲁这样的千乘之国差距仍然较大。因此，陈桓公对郑国的轻蔑当有其现实考量。但是自隐公元年（前722）之后，郑国接连发动战争，隐隐有小霸之势，这是陈桓公所未看到的。陈桓公的短视造成的后果便是隐公六年（前717）的传文所记载的：“郑伯侵陈，大获。”（《左传·隐公六年》）

五父的劝谏没有奏效。就事论事，按照《左传》中“三不朽”的说法，他于“立功”可谓失败；但是，“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这句话却一直流传下去，成为了深入人心的语典，他也算是做到了“立言”。春秋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如孟子所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孟子·滕文公》）诸侯国内部尚且纷争不断，国与国之间更是战乱频仍，这就是所谓的“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有学者从政治学的视角审视这一阶段的历史，将其概括为“失序”。即使是亲口说出这句话的五父，也在后来陷入了政治斗争，杀了陈桓公的太子，又很快地为人所杀。

然而，与战国相比，春秋又保留着一些西周的遗风。顾炎武认为，春秋时仍然保留着“尊礼重信”“宗周王”“论姓氏宗族”等价值观。而到了战国时代，这些观念则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总体来说，春秋时期，旧的秩序濒临崩塌，新的秩序尚未建立。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态势。具体到大时代中的个体，其观念、行为与获得的评价之间更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撕裂。在处理两国关系时，如何在“礼”“力”“利”之间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如何能够在履践诸如“亲仁善邻”这样高尚的价值观念的同时，又兼顾国家的利益，这是一个大难题。一个典型的反面例子是宋襄公，他在两国交战时遵循古礼，却最终战败，甚至因此殒命。他以“君子”自居，认为自己行的是仁义之举，却获得“懦”的评价，被认为是不能审时度势的代表。而我们接下来要讲述的三个人，或可成为一种恰当实践了“亲仁善邻”的正面典型。

秦穆公：救灾恤邻的霸主

秦穆公，名任好，秦德公之子，鲁僖公元年（前659）立，文公六年（前621）卒。秦穆公将秦国从一个西陲小国发展为可与晋、齐、楚并立的强国，在《史记索隐》中被认定为“春秋五霸”之一。他是一个毁誉参半的君主，最为人所诟病的便是死前令奄息、仲行、鍼虎三臣殉葬。但他有识人之明，求贤若渴，孔子说他“虽王可也，其霸小矣”（《史记·孔子世家》）。清代的高士奇更是盛赞他为“春秋之贤诸侯”，认为他“天资仁厚，举动光伟”，这一论断主要是基于他处理秦晋两国关系时的举动而得出的，而这也正是《左传》花了较多笔墨去描绘的。秦国与晋国是近邻，《论秦穆公》一文指出，虽然有韩之战、崤之战，但总体而言，秦穆公在位期间，和晋的方针没有大的改变。秦穆公的前期行事，完全不念旧恶、是“亲仁善邻”的忠实践行者。这主要体现在他两次救晋之饥上。

鲁僖公十三年（前647）的冬天，因为禾谷连年失收，晋惠公派人去秦国求买粮食。此时，秦、晋两国的关系正处于微妙期。从亲缘关系来说，秦穆公的夫人是晋献公之女、晋惠公之姊，两国是甥舅之国。但从两国交往的前史来看，又颇有龃龉。晋献公去世后，晋国一度陷入乱局。献公的两个小儿子奚齐、卓子先后为大臣里克所杀。流亡在外的公子夷吾四处活动，他的支持者郤芮让他用土地贿赂秦国，求取援助。这一策略是奏效的，在秦、齐两国军队的支持下，夷吾回到了晋国。鲁僖公十年（前650）四月，夷吾在周公忌父、王子党和齐国的隰朋的支持下成为新任的晋侯，即晋惠公。

晋国的政局并未因新君确立而回归平稳。晋惠公即位后先以“杀二君与一大夫”（《左传·僖公十年》）的罪名处死了里克，表示自己惩治恶逆、收拾乱局之意。但实际上，里克之前是公子重耳的支持者，晋惠公不过是怕他再生变乱，威胁到自己的君位而已。里克之死令他的同党㔻郑感到了威胁。㔻郑恰好被派去出使秦国，主要的任务是向秦国君臣致歉，表示晋惠公之前答应贿赂秦国的土地暂时还不能给，其实就是不愿意再给。㔻郑趁机向秦穆公进言，希望借助秦国的力量助重耳返晋。他说：“吕甥、郤称、冀芮实为不从。若重问以召之，臣出晋君，君纳重耳，蔑不济矣。”（《左传·僖公十年》）吕甥、郤称、冀芮是晋惠公的支持者，不给秦国土地就是他们的决议。多备一些礼物去问候他们，然后趁其不备，自己与秦穆公里应外合，或可实现目的。秦穆公接受了㔻郑的提议，派人出使晋国，“且召三子”（《左传·僖公十年》）。但郤芮识破了秦国的图谋，认为“币重而言甘，诱我也”，于是先发制人，杀死了㔻郑一党。㔻郑的儿子㔻豹逃往秦国，以利诱之，挑动秦穆公出兵晋国，其理由听起来冠冕堂皇：“晋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与也。伐之，必出。”（《左传·僖公十年》）晋惠公背弃了对自己有恩的秦国，为一些小小的恩怨就杀了自己的大臣，已经失去了民心。如果此时讨伐，一定能够让他下台。秦穆公十分清醒，他认为晋国的局势没有㔻豹说得那么严重，如果已经失去民心，晋惠公怎么还能杀得了大臣呢？晋国的大臣都想远离祸患，没人有力量驱逐自己的国君。他虽然希望能够在两国的交往中为己国谋取更大的利益，但此时显然不愿意擅动刀兵，便拒绝了这一提议，决定静观其变。

晋国的“乞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是否要援助曾背弃秦国的晋国呢？秦穆公没有独断专行，他分别向两位臣子咨询。子桑从“利”的角度分析答应晋国的好处：“重施而报，君将何求？重施而不报，其民必携。携而讨焉，无众，必败。”（《左传·僖公十年》）这是一笔不会亏本的政治投资，如果晋国将来能够回报，那自然是好事；如果晋国两次接受秦国的恩惠都不报恩，那么民心肯定离散，到时候再去讨伐，晋国必败无疑。百里奚则站在“义”的高度上给出了同样的答案：“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道也。行道，有福。”（《左传·僖公十年》）晋国面临的是天灾，这是各国都有可能碰到的事。救济自己遭受天灾的邻居是符合道的行为，必有后福。反对的声音也不是没有，比如㔻豹，他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劝说秦穆公伐晋。这一次，秦穆公依然拒绝了他，理由是：晋惠公虽然可恶，但是晋国的民众何辜？无论秦穆公的回答是否出自本心，我们可以知道的是，他没有趁火打劫，而是慷慨地援助了晋国。他的这一举动切实地挽救了晋国百姓的生命。

讽刺的是，鲁僖公十四年（前646）冬天，当秦国同样因为失收向晋国求援时，晋人却拒绝了。这一“弃信背邻”之举连晋国大臣庆郑都看不过去，他认为“背施，无亲；幸灾，不仁；贪爱，不祥；怒邻，不义”（《左传·僖公十年》），晋国的所作所为将招来祸患。果不其然，秦穆公终于出兵讨伐晋国，这场战役以晋惠公被俘告终。在穆公夫人的周旋及重重的谈判之后，晋惠公被释放。之后，晋国又一次发生饥荒，秦穆公不念旧怨，再一次选择伸出援手，慷慨地向晋国赠送粮食。他的动机依然是怨其君但怜其民。只不过这一次，秦穆公对晋惠公的不满似乎已经达到了顶点，他毫不讳言：自己的举动也是在晋国广施恩惠，以助它等到一位更有贤能的君主。

韩厥：掌军事的君子

韩厥，谥号献子，又称厥、韩献子等。他一生经历了晋灵公、晋成公、晋景公、晋厉公、晋悼公等多位国君，从司马一直做到晋国执政的正卿。韩氏一族能够在晋国的政治舞台上占据较高的地位，其基础是由韩厥奠定的。甚至最后韩国能与赵、魏一同分晋，其政治资本大多也是从韩厥开始累积的。韩厥其人，几乎一生不脱戎行。多数时候，他并不干预国家大政方针，只是一个忠实的执行者。在晋国几次大的对外战争中，都有他的身影，如鲁宣公十二年（前597）的晋楚邲之战、鲁成公二年（前589）的齐晋鞌之战、鲁成公十六年（前575）的晋楚鄢陵之战。然而这样一个武人，却并非一个战争狂人，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知礼的君子，尤其是在处理对外关系时。

鲁成公二年（前589），齐国伐鲁，卫国为救鲁而伐齐，结果两个国家都支撑不下去，只得去请晋国出兵援助。晋侯派郤克率领八百乘兵车与齐作战，韩厥作为司马一同出行。虽然齐顷公志得意满，扬言把敌人灭了再吃早饭，但齐军最终败绩。晋国的军队追击齐军，绕着华不注山跑了三圈。韩厥驾车去追击齐顷公，自己的车左、车右都被射中，但齐顷公那边的情况更加糟糕：先是战车将到华泉时，两侧的马为树木所阻，无法行进；更不幸的是，本来负责解决类似情况的车右逢丑父在出征前伤了胳膊并隐瞒了伤情，到此时无法下去推车，齐顷公就这样被俘了。《左传》中用了很精彩的笔墨和文辞描写韩厥是如何俘虏齐顷公的：

执絷马前，再拜稽首，奉觞加璧以进，曰：“寡君使群臣为鲁、卫请，曰：‘无令舆师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属当戎行，无所逃隐。且惧奔辟，而忝两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摄官承乏。”（《左传·成公二年》）

韩厥对待身为战俘的齐顷公，没有一丝怠慢和嘲弄，反而彬彬有礼，又是行稽首礼，又是献上酒杯、玉璧，极尽谦卑和礼遇，表示自己努力作战是出于无法逃避的职责，出于对两国国君的尊重；自己虽然不够聪敏，但是由于缺乏人手，也只能亲自承担俘虏齐侯的重任。比较有戏剧性的是，韩厥俘虏的并非齐顷公，而是他的车右逢丑父，二人在逃跑的过程中早已趁韩厥不备而交换了位置。一场大战竟然如此终局。

韩厥的君子之风是一以贯之的，鲁成公十六年（前575）晋楚鄢陵之战中，他又追击逃跑的郑国国君。当御者问他是否快追时，他说自己在鞌之战中已经俘虏过一位国君，不可以再辱及一位国君，于是放弃了追击。韩厥的做派固然受当时风习所染，但还是显示了他较高的道德水平以及处理外交关系的审慎态度。毕竟，同时代的齐顷公以一国之尊的身份，尚能做出令妇人暗地里围观晋国使臣郤克，且对他的身体残疾大加嘲笑之事，而郤克也因此怒火中烧地报复齐国，鞌之战很大程度上由郤克主导，是他报私仇的工具。

韩厥遵礼而行，亦颇有谐和晋国内部各个氏族之愿。在鲁宣公十二年（前597）的晋楚邲之战中，晋国出兵本是为解郑国之围，但是到了黄河边上，郑国已经和楚国讲和。此时，关于是否要渡河继续与楚国作战，晋军内部产生了分歧：主帅荀林父和率领上军的士会都主张退兵，而上军佐先縠却坚持继续前进，并率领中军佐先行渡河。事已至此，是韩厥站出来劝主帅荀林父渡河作战，这样即使战败，也可以6人分罪。这固然对主帅荀林父有利，但客观上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晋国氏族内部的矛盾与分裂。当然，这种分裂非一人所能力挽狂澜的，韩厥也只能尽己所能而已。在《左传》的记载中，晋杀其大夫赵同、赵括，是韩厥为在晋侯面前谏言，为赵氏孤儿赵武保全了勋禄。他提起赵氏家族的光辉过往：赵衰辅佐晋文公有功，赵盾亦为国尽忠。如果他们这样的人在晋国都无法留下后嗣，那会令为善者恐惧的。韩厥小时候为赵盾所抚养，他这么做首先是为报恩，但他进谏的言辞又超越了个人的利害，显示出政治关怀。《左传》与《史记》中记载的“赵氏孤儿”故事的细节跟底色都差异很大，但对于韩厥在其中起到的作用的描写却基本一致，其真实性应该比较可靠。太史公夸赞韩厥：“韩厥之感晋景公，绍赵孤之子武，以成程婴、公孙杵臼之义，此天下之阴德也”，并将其视为三家分晋后韩国能够立足于诸侯之间十余世的道德资本。

子服景伯：追寻道德秩序的外交家

子服景伯是春秋后期鲁国的大夫，名何，又称子服何、何、景伯等。他的生卒年不详，活动时间大约在鲁哀公之世。子服氏是孟献子之后，自鲁襄公时起，便在国家祭祀活动中担任重要职务。子服景伯与孔子及其弟子颇有来往，《论语》中有两次提到他。一次是公伯寮向季孙毁谤子路，子服景伯把这件事告诉了孔子，并放话说自己有能力让公伯寮的尸首在街头示众，当然被孔子制止。另一次是叔孙武叔公开对鲁国的大夫们说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把这话告诉了子贡，引发了子贡“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的感慨。这个比喻倒是与子服景伯的职业完美契合。

除在祭祀活动中担当要职外，子服景伯还是一个外交家。他刚正直言，精通礼义规则，善于辞令。但子服氏在鲁国国内的势力不及孟孙、叔孙、季孙，而鲁国在春秋末年的实力和地位也远不如吴、楚、齐等大国。子服景伯虽然精通礼义规则，在种种博弈中却常常无法实现自己的主张，可以称得上是屡战屡败，但他却仍然有自己的坚守，因而屡败屡战。

鲁哀公七年（前488），时任鲁国主政国卿的季康子想要攻打邾国，事前燕飨诸大夫，共同谋划此事。子服景伯旗帜鲜明地反对这次征伐，他秉持着一种古老而高尚的信念：“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国，不信；伐小国，不仁。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失二德者，危，将焉保？”（《左传·哀公七年》）邾国与鲁国相邻，曹姓，其北境紧靠鲁都之南，两国距离近到“鲁击柝闻于邾”（《左传·哀公七年》）的程度。《左传》在隐公元年（前722）时就记载了鲁隐公和邾仪父在蔑会盟的外交活动，两国在整个春秋时期常常互相攻伐，又多次结盟。在子服景伯的认知中，邾是一个小国，他并不愿意看到鲁国以大欺小，而希望两国之间能够遵循“信”和“仁”的准则，和睦相处。如果鲁国攻打邾国，那是无德之举，会给自身带来灾祸。这一番大义听起来似乎有些迂腐，但寄寓了子服景伯对重建社会秩序的美好愿景。虽然在鲁国与邾国的相对关系上，鲁国更加强势，但是在春秋末年这个动荡之世，鲁国在吴、楚、齐等国家面前依然是一个没有多少话语权的小国。子服景伯对于小国的卑微和辛酸已经体会得太多了，因而能推己及人，怜悯邾国。拿鲁国与吴国的交往来说，鲁哀公七年（前488）时，鲁国与吴国会盟于鄫，吴国派人来强行索要百牢祭祀用的牲畜，理由是宋国曾经以百牢享吴，而鲁国也曾用十一牢来礼遇晋国的大夫，那么给予吴王百牢的待遇，不是理所应当的吗？子服景伯试图用礼来说服吴王，他指出，晋国的大夫范鞅是一个贪婪的人，他为了利益摒弃了礼，用大国的威势来威胁鲁国，所以才得到了十一牢。希望吴国能在周礼和百牢之间做一抉择。然而，就连古老而文明的晋国都抛弃了礼的约束，又怎能指望吴国这样一个蛮夷之国呢？子服景伯也只能感叹一句“吴将亡矣，弃天而背本”（《左传·哀公七年》）罢了。如果能从鲁国自身做起，是否有机会重建那个大国小国和睦相处的理想社会呢？

《春秋左传注疏六十卷》明嘉靖李元阳刻十三经注疏本（局部）

在讨论伐邾的燕飨中，大部分大夫也支持子服景伯的提议。然而季康子独断专行，听不进不同的意见，最终宾主不欢而散。当年秋天，鲁国攻打邾国，军队大肆劫掠，并且俘虏了邾国国君邾隐公，将其囚禁在负瑕这个地方。子服景伯亲仁善邻的愿望以失败告终，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观念是迂腐而过时的，即使从功利的角度来看，季康子伐邾的行为也是得不偿失的，他将鲁国拽入了漩涡之中。很快，邾国的茅成子去向吴国求援，鲁哀公八年（前487），吴国发兵攻鲁。因为有人带路，吴军攻打了鲁国的武城，这一举动令鲁国民众人心惶惶。之前在季康子的宴会上支持伐邾的孟懿子也十分不安，来跟子服景伯商量该如何应对。子服景伯在这种危急关头，反而安之若素，显示出良好的政治素养。他说吴国军队来了便与他们作战，又有什么好忧虑的呢？并且不无讽刺地提到，这场战争是鲁国自找的，吴国师出有名，明显是为鲁国伐邾之事而来。

打了一些时日，吴国知道鲁国一时难以灭掉，两国便开始议和。此时，又是子服景伯站出来针砭利害，他说鲁宣公十五年（前594）时，楚国攻打宋国，楚军已经围困了宋国的都城，宋人到了“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左传·哀公八年》）的惨烈地步，但仍没有签订“城下之盟”。鲁国现在还没有败给吴国，如果签订城下之盟，无异于弃国。况且吴国千里迢迢来作战，轻装简从，不耐久战，很快就会撤兵的，不如等一段时间再签订盟约。子服景伯毕竟曾与吴国进行过多次外交往还，他对吴国的国情还是很了解的，可惜的是，他的建议依然没有被采纳，他只能背着盟书去跟吴国结盟。为了盟约的稳固，鲁人想让子服景伯去吴国做人质，而让吴国的王子姑曹为质于鲁。吴人不愿意留下王子，所以这项互换质子的行动才作罢。

在此后的人生中，子服景伯依然与吴国持续地周旋着，企图用自己的“礼”在外交活动中为鲁国争取尊严和利益。虽然依然有失败的心酸，可是在这种礼崩乐坏的时代，能够有这样初心不改的人，已经足以慰怀。

美国学者李惠仪在《〈左传〉的书写与解读》一书中说“《左传》的世界充斥着背信弃义、权宜诈伪、伤亡惨重的战争、残暴不仁的权力斗争”，但是《左传》中常常出现“礼”“德”“仁”“敬”等关乎秩序的修辞，这些“有效的修辞能修复礼制，建立道德与政治的秩序，从而抗衡现实的动荡与危险，即使成效往往非常短暂”。这是一个事实判断。如果要下一个价值判断的话，或许，还愿意用修辞去粉饰出一个理想的道德世界毕竟比彻底的弱肉强食要好得多。隔着两千多年的时光，我们其实很难对《左传》中的大部分人物及其具体的处境产生一种亲切感，很难根据少得可怜的材料还原他们的心灵世界，即便他是秦穆公这样的君主，是韩厥这样显赫一时的执政大臣，更不用提像子服景伯那样相对边缘性的人。我们可以就事论事地说，他们曾经做过一些在当时的道德标准下称得上“仁”的事，辉耀出几抹时代的亮色。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亲仁善邻”这种话语能够被历史不断铭记、叙述、阐释，获得如此持久的生命力？五父、陈桓公乃至整个春秋时期的人和功业都早已化作云烟，然而一句话却可以不朽。或许因为这是历史的期待，是人民对于秩序、和平的朴素渴望。我们现在引述这句话，背后秉持的当然不再是西周、春秋时期的国家观念；我们认同这句话，亦不仅仅是出于一时的政治目的和外交策略。新的时代赋予了这句话更为丰富的内涵：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基础上，我们发自内心地尊重自己的邻国和邻国的人民，相信我们是平等的，相信我们可以携手走向和平而美好的未来。

注释：

[1]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9—50页。后文所引《左传》原文皆此本，不再出注。

[2]何焯：《义门读书记》上，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57页。

[3]参见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1页。

[4][清]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26页。

[5]“韩之战”亦称“韩原之战”。

[6]参见林剑鸣、刘宝才：《论秦穆公》，《人文杂志》1980年第6期。

[7][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第六册，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274页。

[8]出自《论语·宪问篇第十四》，参见杨伯峻译著：《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55页。

[9]出自《论语·子张篇第十九》，参见杨伯峻译著：《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02页。

[10][美]李惠仪著，文韬、许明德译：《〈左传〉的书写与解读》，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