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魔』白居易：『世间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

阮爱东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创作出能够把握时代脉搏、反映社会现实、真正深入人民的精神世界并引起人民的思想共鸣的伟大作品。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出自白居易的《与元九书》。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同州下邽（今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下邽镇）人，中唐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思想家。白居易创作勤奋，自称“诗魔”，其诗名与元稹合称“元白”，与刘禹锡合称“刘白”。其诗文作品今存3700多篇，是有唐一代著述最宏富的人，在唐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仅次于李白、杜甫。他的作品流播极广，“自篇章以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鸡林国宰相甚至悬赏百金求其新作。白居易生前就已经在文坛享有盛名，其作品一度可以作为集市交易的通货使用，引发无数青年效仿。他在蹭蹬仕途中锤炼出的“中隐”之道，也深刻影响了后代文人的进退出处。

“十姓胡中第六胡”

白居易的家世颇为神秘。在为祖父白锽撰写的《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中，他夸耀自家身世说：“楚杀白公，其子奔秦，代为名将，乙丙已降是也。”事状将白氏先祖追溯到先秦的白公胜、白乙丙，虚构出一个从白公胜到白建的二十七世“代为名将”的传承谱系。但这个谱系的漏洞很明显，陈振孙《白文公年谱》分析说，白公胜是楚平王的嫡孙，白乙丙是秦穆公的大将，后者比前者早了差不多200年，而白居易的说法，是把白公胜视为白乙丙的祖先，显然不能成立。其实，与前代名人通谱，不过是古人喜欢“高其阀阅”的普遍习气而已，大家心知肚明，不必信以为真。为白居易撰写墓志铭的李商隐就不信这个谱系，他写白氏先世，仅以“公之先世，用谈说闻”八字一笔带过。两《唐书》的《白居易传》也没有采信它，仅将白氏的先祖追溯到北齐五兵尚书白建。但以白建为白氏先祖也很可疑，陈寅恪指出，白建是北齐大臣，史传却说他在“仇雠敌国”北周境内的韩城县获得“庄宅各一区”的封赏并且因此成为韩城人，这显然是很荒谬的事。

那么，白居易究竟是什么家世背景呢？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五“中书蕃人事”条记录了一个有趣的故事：白敏中、毕諴、曹确、罗劭等人相继登庸，宰相崔慎猷抱怨说：“可以归矣，近日中书尽是蕃人。”崔慎猷的话，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白敏中，白居易的从弟，其实是胡人出身。《唐摭言》中的一个故事也可作印证：白敏中在荆南节度使任上时，对湖南观察使杜蕴的僚佐卢发狂傲的个性颇为不满，写诗指责他说：“十姓胡中第六胡，也曾金阙掌洪炉。少年从事夸门地，莫向樽前喜气粗。”白敏中在诗中自述家世是“十姓胡中第六胡”，刘盼遂、姚薇元等学者进一步考证得出，白氏先祖应当是西域十姓胡中的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白氏（帛氏），不知从何世起徙居中土，安家韩城，到了白居易的曾祖父、曾任都官郎中的白温，白氏才徙居下邽。有意思的是，“元白”这对至交，元稹是鲜卑后裔，白居易是龟兹后裔，两人真是唐代民族大融合的绝佳例证。

白氏几代人浸淫儒学，成为一个典型的中土士大夫家族。白居易的祖父白锽通过明经科晋身，曾任巩县令，罢官后徙居新郑县的临洧里，白居易就出生在与临洧里相邻的东郭村。他的外祖父陈润于大历五年（770）举明经，之后又中奇才异能科，曾任鄜城尉。他的父亲白季庚则在天宝末年明经及第，先后担任过彭城令、徐泗节度判官、衢州别驾、襄州别驾等职。从可考的白氏世系来看，白氏家族完全当得起《旧唐书·白居易传》给予的“世敦儒业”的评价。更难得的是，白居易的外祖母白氏夫人与母亲陈氏夫人也都知书达礼，受过很好的教育。外祖父陈润去世后，白氏夫人一直与白家一起生活，她“工刀尺，善琴书”，虽然名为外祖母，但在鞠育白居易、白行简兄弟方面，却扮演了事实上的“慈祖母”角色。他们的母亲陈氏夫人则是子弟们直接的启蒙老师，《襄州别驾府君事状》说，陈氏从他们兄弟幼时起就“亲执《诗》《书》，昼夜教导，恂恂善诱，未尝以一呵一杖加之”，白氏兄弟后来相继通过进士科称雄词林，官至贵近，“实夫人慈训所致也”。

“十七人中最少年”

白居易早慧，传说他7岁就写下名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这当然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他早慧却是不争的事实。白居易自言，自己才六七个月大的时候，乳母抱着他，指着屏风上的“无”“之”等字教他，他虽然还不会说话，却已能把这些简单的字记在心里，再被问到时，都能“指之不差”。五六岁时白居易开始学诗，9岁已经熟谙诗韵和声律。到十五六岁，白居易对进士科有了一定了解，并决定朝这个方向努力。20岁以来，他焚膏继晷准备应进士试，读书读到口舌生疮，写字写到手肘起茧，年纪轻轻，头发全白了。

白居易一生都保持着勤于创作的习惯，至死不辍。其《山中独吟》诗云：“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万缘皆已销，此病独未去。”足见吟诗成癖。白居易甚至戏称自己为“诗魔”：“自从苦学空门法，销尽平生种种心。唯有诗魔降未得，每逢风月一闲吟。”《醉吟二首》也说：“酒狂又引诗魔发，日午悲吟到日西。”可见他一生以诗歌创作为唯一事业，从不停辍。而且他一旦沉浸于诗歌的世界，就进入了疯魔癫狂的状态，“劳心灵、役声气，连朝接夕，不自知其苦”，如此投入，“非魔而何”？就连好友刘禹锡也以“诗魔”称呼白居易，其《春日书怀寄东洛白二十二杨八二庶子》诗云：“心知洛下闲才子，不作诗魔即酒颠。”看得出来，在时人眼里，白居易的生活重心唯在诗酒二端。

白居易既聪明又刻苦，但这远不是文场争胜的充分条件。他要考上进士，首先要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取解”，即取得考试资格。贞元十四年（798），白居易来到宣州溧水县看望在这里做县令的从叔白季康，顺便就在此地“取解”。他先后通过县、州两级考试，于次年秋顺利取得宣州的“贡士”资格。贞元十五年（799）冬，白居易“弊裘瘦马入咸秦”，独自前往长安参加省试。

白居易要考上进士，第二个重要的准备工作就是“行卷”。他出生于小官僚家庭，“中朝无缌麻之亲，达官无半面之旧”，想要脱颖而出，就必须凭自己的真本事，通过“行卷”来赢得大人物的青睐，进而获得他们的“公荐”。刚来长安的白居易向给事中陈京行卷，他在写给陈京的书信中卑辞谦行，希望能得到揄扬，但这次行卷没有成效。接着他又向著作郎顾况行卷，生性诙谐的顾况一收到文卷，便拿白居易的名字开玩笑：“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当顾况翻开文卷，读到《赋得原上草送友人》，马上改口说：“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老夫前言戏之耳。”顾况虽然宦途淹蹇，但在文坛却有巨大影响。正是这次行卷，让白居易声名大振。

贞元十六年（800）正月二十四日清晨，礼部侍郎高郢在礼部南院放榜，新进士们鲜衣怒马，列队游街。队列中的第四人，就是第一次参加进士试的白居易。像白居易这样第一次参加进士试就能金榜题名到底有多难呢？唐人常说“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无数文人考到白头都不能成名，高才捷足如韩愈者也考了四次才得偿所愿。白居易28岁时一举成名，当然心生欢喜，因此不无得意地说：“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

按惯例，放榜后新进士要集体拜谢主司、谒见宰相，之后还要参加雁塔题名、杏园宴、月灯宴、曲江宴等一系列隆重的庆典活动。这是唐代士人梦寐以求的高光时刻，但白居易却无心参与狂欢。《及第后归觐留别诸同年》诗说：“翩翩马蹄疾，春日归乡情。”春风得意之际，他向主司和同年告假，希望第一时间赶往洛阳，亲口将好消息告知母亲。

贞元十八年（802），白居易来到长安，等候吏部选官。这一年，他结识了挚友元稹，两人参加了次年的书判拔萃科考试，一同登科，接着又一同出任秘书省校书郎。贞元二十一年（805），两人辞去官职，隐居长安城内的华阳观，备考翌年的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好几个月的时间里，两人杜门谢客，足不出户，潜心琢磨策论文的写作。白居易潜心思考了当时的政治、军事、法律、文教等热点问题，凝聚心血，撰成75篇策论文，“自以精力所致，不能弃捐”，于是将它们编成《策林》一书。《策林》不但集中体现了青年白居易对现实问题的深刻见解，而且文采斐然，成为后世应制举的士子学习的范本。

元和元年（806）的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元白二人再次联袂文场，又再次同登金榜。这一科，元稹名列甲等，拜左拾遗；白居易名列乙等，授盩厔尉。后来，白居易感慨地说：“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贯。出交贤俊，入侍冕旒。”超卓的才华、艰苦的努力，再加上一点运气，白居易在考场上三战皆捷，确实值得其他士人艳羡。担任县尉两年后，白居易被召回京城，“职为学士，官是拾遗”（《论制科人状》），前途一片光明。不久，他就与杨汝士的妹妹完婚。

与好友元稹相比，白居易进入官场略晚，起步也略慢。但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不出意外的话，这位才华横溢的翰林学士，很可能会像他的同僚们一样，平流进取，稳步晋升，最终封侯拜相。

“江州司马青衫湿”

白居易将自己的诗歌分成讽谕诗、感伤诗、闲适诗和杂律四类。他自言，这四类诗，时人最喜欢的是以《长恨歌》为代表的感伤诗以及杂律，然而“时之所重，仆之所轻”，他本人最看重的其实是讽谕诗，因为它们称美刺恶、补察时政，充分体现了自己“奉而始终之”的“兼济之志”。

白居易的讽谕诗，遥接《诗经》、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近承杜甫“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创新，数量总计170多首，其中以《新乐府》50首和《秦中吟》10首最知名，因而这类诗歌又被人称为“新乐府”。白居易创作新乐府，最直接的初衷就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希望用作品揭露民生疾苦并引起朝廷的注意，以达到改变现状的目的——这与《诗经》时代设置采诗之官，天子通过采集来的民歌“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汉书·艺文志》）的现实作用一脉相承。不同的是，先秦采诗制度“上以风化下，下以诗刺上”（《毛诗序》），即通过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双向互动来达成社会和谐；在言路雍塞之时，白居易试图“下以风刺上”，想通过讽谕诗将民情上达天听，从而实现用诗歌干预现实政治的目的。正因为如此，白居易才会在《新乐府序》中理直气壮地宣称：“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而且，为了更便于讽谕诗传播，白居易尽力将诗歌写得通俗。《冷斋夜话》载，白居易每写好一首诗，都要读给一位老妪听，问她能不能听懂，“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

白居易之所以热衷于用诗歌来干预现实政治，一方面是因为他作为士大夫，对国对民具有高度的责任感。白居易是典型的儒家知识分子，从小所受的教育使他完全接受了儒家的民本思想，渴望像前代圣贤一样“兼济天下”。待到进入官场，有了“兼济”的机会，他当然会以饱满的热情来匡谏天子、补察时政，甚至一度因为廷争而触怒宪宗，幸得宰相李绛为之缓颊，才未造成严重后果。白居易刚授左拾遗时就向朝廷献书，声言：“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和答诗十首·和阳城驿》也说：“誓心除国蠹，决死犯天威。”这些决不是言不由衷的场面话，而是一个青年官员真正身体力行的政治理想；另一方面，白居易的仕宦履历，让他有机会接近社会底层，亲身感受平民的切肤之痛，从而主动为他们大声疾呼。《论和籴状》就说，他担任盩厔尉时，“曾领和籴之司。亲自鞭挞，所不忍睹”，可见这种基层经历促使白居易推己及人，激发了他的仁民爱物之心。

更重要的是，基层佐吏生活为白居易创作新乐府诗提供了丰富的题材：《观刈麦》刻画了一个抱着孩子拾麦穗充饥的可怜贫妇，《村居苦寒》描绘了一个没有衣被御寒的贫民被迫燃起蒿草取暖的景象，《新丰折臂翁》塑造了一个为逃避兵役而偷偷用大石头砸断自己手臂的老人——这些悲惨景象，若没有亲眼目睹，诗人很难凭空想象出来。正因为白居易见证过真正的民生疾苦，他才会在讽谕诗中反复抒写农民的艰辛，如“敖敖万类中，唯农最辛苦”（《夏旱》）、“乃知大寒岁，农者尤苦辛”（《村居苦寒》）等。贫民一年到头劳碌不停却连基本的衣食都无法保障。站在他们面前，白居易不但充满同情，心底甚至会涌起自省与内疚：“筋力苦疲劳，衣食长单薄。自惭禄仕者，曾不营农作。饱食无所劳，何殊卫人鹤？”可以说，历代同情贫民的诗人很多，但像白居易这样勇于反躬自省的却寥寥无几。

不过，“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讽谕诗虽然给白居易树立了一定诗名，却也带来了极大的宦海风波。他在《与元九书》中说：“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以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可见，这些像“匕首和投枪”一样的讽谕诗，刺痛了包括权贵、宰相和宦官在内的几乎所有官僚——而这些人，可以决定白居易的政治命运。

元和六年（811）四月，白居易的母亲去世，时任京兆府户曹参军的白居易回乡守制。服满，因为曾经得罪过宰相李吉甫，白居易被闲置了一年半，直到元和九年（814）年底才被起用为太子左赞善大夫。

彻底改变白居易的命运和心态的一件大事发生在元和十年（815）六月三日。这天清晨，宰相武元衡离开自己位于长安城靖安坊的府第，赶往大明宫上朝。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派出的刺客躲在暗处，射灭灯笼，然后趁乱刺杀了武元衡。另一批刺客也成功伏击了御史大夫裴度，不过在裴氏家仆王义的拼命保护下，裴度幸运地逃过一劫。大唐宰相被人刺杀，仓猝之间，举朝不知所以。时任东宫属官的白居易义愤填膺，第一个站出来向朝廷上书，“武相之气平明绝，仆之书奏日午入”，结果被人以越职言事的罪名弹劾。平素忌惮白居易的官员也借机诬陷他说：“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不宜置彼周行。”《新井》诗已佚，但据宋人记录，该诗大约创作于元和元年（806），可见这个罪名纯属乌有，但执政者却执意打压白居易，以此“奏贬江表刺史”。接着，白居易曾经的同僚中书舍人王涯也趁机落井下石，上疏说“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因此朝廷追诏，追贬白居易为江州司马。

这次贬官，是白居易入仕以来遭受的最沉重打击。政敌的报复之所以如此残酷，白居易在写给内兄杨虞卿的书信中总结了四点原因：一是因为他“不识时之忌讳”，喜欢用讽谕诗指斥时政，得罪了权臣和宦官；二是秉性“洁慎不受赂”，招致藩镇憎恨；三是“介独不附己”，招致执政者的畏忌；四是不愿党附，招致普通官员的孤立。其实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在翰林学士和左拾遗任上指名道姓抨击过的权贵过多。蹇长春《白居易评传》梳理了白居易任谏官时弹劾过的权贵，计有于頔、裴均、王锷、严绶、俱文珍、李辅光、吐突承璀等。这些曾经被白居易弹劾过的权贵们联合起来中伤白居易，使他彻底失去了唐宪宗的信任。

接到贬官诏书，白居易来不及和家眷会合，就走上了贬谪的漫漫长途。行经武关，他读到路旁好友元稹的题诗，想到本年元稹刚被贬出朝，接着自己又遭遇变故，因此感慨而作《武关南见元九题山石榴花见寄》诗：“往来同路不同时，前后相思两不知。”他一路风雨兼程，先是陆路经蓝田、商州至襄阳，然后乘舟至鄂州（今湖北省武汉市），经长江到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经过四个月的跋涉，于初冬季节抵达江州。

幸运的是，时任江州刺史崔能对诗名满天下的白居易非常尊重，白居易抵达江州时，崔能亲自带领江州属官出城迎接。而且，白居易担任的司马一职，“无言责，无事忧”，又有“岁廪数百石，月俸六七万”的优厚待遇，所以单从物质条件来看，白居易在江州并未遭罪。只不过从前途无限的东宫僚属贬到地方，白居易的内心难免会有被流放、被抛弃的感伤情绪。

在江州期间，白居易没有热情再创作以往最热衷的“刺美见事”的讽谕诗，更多则是以屈原、贾谊、张翰自比，用诗歌抒写贬谪生活的感受，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琵琶行》。在江州期间，白居易趁暇将自己的旧作编集，给自己过去的创作做了一个小结。其余时间，他大抵是寄情山水，或者自放于诗酒之间。元和十二年（817），白居易在庐山香炉峰的北侧建起了一座草堂，还一度在道士郭虚舟的指导下炼丹。

宦海风波让白居易的政治热情逐渐消退。功名心淡了，佛道思想趁虚而入，他开始寄情于宗教，写下了很多类似的诗句，如“行禅与坐忘，同归无异路”（《睡起晏坐》），“为学空门平等法，先齐老少死生心”（《岁暮道情二首》其一）等。《闲吟》诗也说：“自从学得空门法，销尽平生种种心。”从诗来看，他的心态似乎越来越释然，但其实谁都知道，仕途的重大挫折，很难在自我宽解下消释于无形。

被贬江州，白居易的思想出现了重大转变，从“兼济天下”变为“独善其身”。“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他拿定主意，一定要远离朝廷，以免再被政治倾轧波及。

“朝廷雇我作闲人”

元和十三年（818）年底，被放逐江州四个年头的白居易量移忠州刺史。在忠州一年多，白居易治郡之余，还饶有兴致地在忠州城东坡种花怡情。《东坡种花二首》其二云：“养树既如此，养民亦何殊？将欲茂枝叶，必先救根株。云何救根株，劝农均赋租。云何茂枝叶，省事宽刑书。移此为郡政，庶几氓俗苏。”可见东坡种花不只是怡情悦性，更是借机思考治郡牧民的道理。不过，白居易内心的自我伤悼情绪仍然很明显，因而“栖心释梵，浪迹老庄”，借助佛道的玄理来安顿身心。

元和十五年（820），白居易被征为司门员外郎。时隔五年再回长安，他的内心既有劫后余生的庆幸，又充满了一种陌生感。回朝后的两年时间，白居易由司门员外郎迁主客郎中、知制诰，再迁中书舍人。两年三迁，仕途可谓顺风顺水，但白居易的心境却变得更加消沉。“大底宗庄叟，私心事竺乾……梵部经十二，玄书字五千。是非都付梦，语默不妨禅”，可知他醉心佛道，唯以研读佛经和《道德经》为务。

官运日隆，宦情日减，这看起来很矛盾，其实是其对政治倾轧充满忧惧，因为回朝不久，白居易就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一次大规模的党争。长庆元年（821），白居易的好友礼部侍郎钱徽主持进士试，段文昌、李绅举荐的士子被黜落，两人联合向唐穆宗告状，说钱徽录取的14名新进士，如裴度之子、郑覃之弟、李宗闵之婿等，都是通过请托而得志的公卿子弟。于是唐穆宗命白居易和王起覆试，黜落了其中的11人，证实科场舞弊基本成立，钱徽、李宗闵等被贬出朝，“牛李党争”开始白热化。这次科场舞弊案的双方当事人大多是白居易的师长、同僚、好友甚至亲故，他夹在中间左右为难。白居易的本意是在覆试中调和双方矛盾，所以特别解释说：覆试远比进士试严苛，因为正常进士试的惯例是“许用书策（指韵书），兼得通宵”，但这次覆试，“书策不容一字，木烛只许两条。迫促惊忙，幸皆成就……虽诗赋之间，皆有瑕病；在与夺之际，或可矜量”，所以11人遭黜落情有可原，因而请求朝廷从轻发落主考官钱徽。但他这种企图调和矛盾的做法，却反而两边不讨好，这让他越来越焦虑，“高有罾缴忧，下有陷阱虞。每觉宇宙窄，未尝心体舒”。他明白，只要留在权力中枢，激烈的朋党之争总有一天会把自己无情地吞噬进去。

宋人叶梦得对白居易不偏不倚的处世之道大加赞赏，比如他的内兄杨虞卿被贬，他未受牵连；他与元稹、牛僧孺交好，却不和他们结党（甚至还在元稹居相位期间有意与其保持距离）；被裴度敬重，却不攀附裴度；被李德裕厌恶，又能不被其加害。叶梦得分析说，白居易之所以能超脱于党争，原因在于他“不汲汲于进，而志在于退，是以能安于去就，爱憎之际每裕然有余也”。也就是说，冲淡恬退是白居易的自保策略，但凡他有一点点躁于仕进的心态，就会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党争。

既然朝廷是个是非之地，白居易很快就下定了决心，打算主动远离长安。长庆二年（822）七月，白居易自请外放，当月即罢中书舍人，除杭州刺史。

前往杭州的路途，与他十多年前被贬江州的路途大半重合，但这次行程的心境却畅快很多：“是行颇为惬，所历良可纪。策马度蓝溪，胜游从此始。”经行江州，白居易特意旧地重游，热情的江州父老当然没有忘记这位8年前落魄吟诗的“白司马”。

在杭州三个年头，白居易大力治理钱塘江水患，又引西湖水灌溉千顷良田，还疏浚了城内的水井，留下了颇多惠政。

长庆四年（824）五月，白居易除太子左庶子。行至洛阳，白居易上书请求分司东都——可见他仍然把长安官场视为畏途。翌年，改苏州刺史。白居易少年时曾旅居苏杭，钦慕当时的苏州刺史韦应物、杭州刺史房孺复“才调高而郡守尊”，因而产生了“异日苏、杭苟获一郡足矣”的梦想。现在宿愿得偿，白居易“削使科条简，摊令赋役均”，暂时又焕发出政治热情。可惜的是，宝历二年（826）春白居易出游时从马上摔下，不久又咳嗽旧疾复发，无法履职，于是向朝廷告假百日。八月，白居易做了一个恶梦，梦见自己被贬岭南，在泥雨中艰难地赶路。对党争和贬谪的忧虑，更加坚定了他罢官归隐的决心。九月，白居易的百日长假到期，按照当时的制度，官员百日不能视事，即自动停职。停职后的白居易不但没有觉得遗憾，反而有一种解脱感：“自此光阴为己有，从前日月属官家。”

大和元年（827）正月，白居易回到洛阳。其时唐文宗即位不久，朝廷气象为之一新。三月，白居易除秘书监。秘书监位高务轻，白居易乐于接受，所以很快赶到长安上任。20多年前白居易释褐时的职务是秘书省校书郎，这次再回长安，他已经成为秘书省的最高长官了。《秘省后厅》诗云：“尽日后厅无一事，白头老监枕书眠。”这个学术性、咨询性的职位，倒是非常符合白居易这种冲淡恬退的人。

《白氏长庆集》(节选)

翌年春，朝廷改任白居易为刑部侍郎。刑部公务繁剧，“簪缨假合虚名在，筋力销磨实事空”，白居易再次萌生退意。于是他又请了百日长假，自动罢去刑部侍郎。《醉中得上都亲友书以予停俸多时忧问贫乏》诗云：“一生耽酒客，五度弃官人。”白居易在句下自注说：“苏州、刑部侍郎、河南尹、同州刺史、太子少傅，皆以病免也。”一生五次自动“病免”，足见白居易的名利心之淡。

大和三年（829），白居易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身闲当贵真天爵，散地无忧即地仙”，又恢复了闲散日子。大和四年（830）年底白居易改河南尹，七年（833）四月复为太子宾客分司。大和九年（835）九月授同州刺史，婉辞不就，改太子少傅分司。

白居易晚年主要在洛阳度过，长期担任东都分司，以远离长安这个是非之地。他的晚年经历，开创了一种新的任官模式——“中隐”。《中隐》诗云：“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从观念上说，白居易的“中隐”实际上是将儒家的“独善其身”与道家的“知足知止”合二为一，以退为进、似出似处，知足保和、饮水自肥。它固然有隐忍退让甚至随波逐流的消极一面，但对经历过宦海巨波的白居易来说，却是迫不得已的自保策略。从经济上说，“中隐”既享受了“小隐”所无的优厚官俸，又能免除“大隐”的案牍之劳形。白居易毫不讳言“中隐”含有经济方面的考虑，早在被贬江州时，他就有隐退的念头，只不过当时“未有支持伏腊资”，归隐是遥不可及的奢望；待到晚年分司东都，“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这才有了羡煞后人的“中隐”。

“身后文章合有名”

白居易的四类诗，最为后代文人喜爱的是闲适诗。白居易“志在兼济，行在独善”，闲适诗是其“退公独处”“移病闲居”之时，用来“知足保和，吟玩情性”的作品。这些作品，充分展现了白居易全身远祸、知足保和的闲适心理和寄情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非常符合士大夫的欣赏品味。

士大夫本来就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传统，无法“兼济天下”时，就会退而“独善其身”，以安顿身心。对唐人来说，安顿身心的方式不外乎寄情佛老，即用佛教、道教的思想来麻醉自己，冲淡官场挫败的失意感。

白居易与佛教、道教的渊源很深，是“三教合流”的典型产物。他的两个自号“香山居士”和“醉吟先生”，就分别寓有佛教和道教的意味。白居易早年被贬江州，就曾与道士一起炼丹，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时也曾在华阳观闭门苦读几个月。其《戒药》诗云：“暮齿又贪生，服食求不死。朝吞太阳精，夕吸秋石髓。徼福反成灾，药误者多矣。”可知他的确曾炼丹服食。《长恨歌》结尾写杨贵妃隐居海外仙山蓬莱岛，也是借鉴的道教传说。佛教对白居易的影响更大，他自言“官秩三回分洛下，交游一半在僧中”，这些交往密切的僧人，有韬光禅师、鸟窠禅师、凝公、智如等。他曾在《苏州南禅院白氏文集记》里自称“佛弟子”，发愿要“以今生世俗文字放言绮语之因，转为将来世世赞佛乘转法轮之缘”。因此，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缮写自己的诗文集，郑重地送往佛寺存放，其中大和九年（835）藏于庐山东林寺，开成元年（836）藏于洛阳圣善寺，开成三年（838）藏于苏州南禅院，开成五年（840）藏于龙门香山寺。白居易的作品之所以能保存得这么完整，与他的这一选择大有关系。

白居易的闲适诗，有的写自己的佛道心境，如“七篇《真诰》论仙事，一卷《坛经》说佛心”（《味道》）、“身老同丘井，心空是道场”（《郡斋暇日忆庐山草堂兼寄二林僧社三十韵皆叙贬官以来出处之意》）；有的写诗酒人生，如“窗前有竹玩，门外有酒沽。何以待君子？数竿对一壶”（《常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问刘十九》）；有的写安于现状的心态，如“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种桃杏》）、“眼下有衣食，耳边无是非。不论贫与富，饮水也自肥”（《归履道宅》）、“自问此时心，不足何时足”（《知足吟》）；有的写名山胜水，如“人间四月芳菲在，山寺桃花始盛开”（《大林寺桃花》）、“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钱塘湖春行》）等。这些闲适诗偶有消极颓唐的一面，但更多表现为对富贵的鄙弃、对迁谪的忧惧、对被放逐被冷落的怅惘以及不愿同流合污的傲岸。

白居易的闲适诗风味独特，表现出一种淡泊自足、闲逸悠然的情调，既符合士大夫的审美趣味，又能成为他们遭遇贬谪时的精神慰籍。因此，白居易生前就已经诗名满天下，时人将他与元稹往来酬唱的长篇排律称为“元和体”。会昌六年（848）白居易去世后，唐宣宗亲自为诗致祭：“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两宋以来，喜爱白居易的士人数不胜数，苏轼《醉白堂记》载，北宋名相韩琦曾“作堂于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意若有羡于乐天而不及者”。而苏轼本人也是白居易的忠实粉丝，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而且苏轼谪居黄州时自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

白诗云：“世间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白居易不仅知止知足，而且对自己的定位非常清晰。他知道自己在政治上的发展空间有限，却坚信自己的诗歌终能赢得后人的喜爱。

注释：

[1][唐]元稹：《元稹集·白氏长庆集序》，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642页。

[2]陈寅恪：《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白乐天之先祖及后嗣》，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18页。

[3][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97页。

[4][12][13][14][五代]王定保：《唐摭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96页，第53页，第3页，第28页。

[5][6][8][11][15][16][17][22][24][26][27][28][30][32][37][41][50][53][唐]白居易撰，谢思炜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04页，第323页，第327页，第325页，第1351页，第325页，第326页，第1188页，第1204页，第325页，第324页，第291页，第292页，第250页，第1290页，第1837页，第326页，第1991页。

[7][10][18][19][23][25][33][34][35][36][38][40][42][43][44][45][46][47][48][49][51][52][57][唐]白居易撰，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333页，第909页，第78页，第267页，第219页，第547页，第1308页，第870页，第2627页，第1543页，第667页，第653页，第1877页，第1947页，第2006页，第2775页，第2134页，第1765页，第1504页，第2489页，第2723页，第2369页，第1334页。

[9][54][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060页，第49页。

[20][56]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凤凰出版社1998年版，第2430页，第5903页。

[21][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白居易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302页。

[29][五代]刘昫：《旧唐书·白居易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344—4345页。

[31]蹇长春：《白居易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页。

[39]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编：《全宋笔记》第二编第十册《避暑录话》卷上，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234页。

[55][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