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独善以垂文，奉时以骋绩

谢光鑫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

刘勰，南朝文艺理论家、文学批评家，生于宋，著于齐，官于梁。以“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为人生信条。自称是孔子的梦传弟子，在世时以善于撰写佛典记序、塔寺及名僧碑志闻名，身后因撰有被称为中国文论“元典”的《文心雕龙》而享有盛誉。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引用《时序》篇中的“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一句，强调文学的变化受到社会情况的影响，文学的兴衰与时代的发展息息相关，以此勉励文艺工作者成为时代精神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方向，创作出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

与《文心雕龙》的备受关注相反，史书对刘勰生平的记载十分有限。虽然《梁书》卷五十《列传第四十四·文学传下》和《南史》卷七十二《列传第六十二·文学》皆立其传，可惜颇为简略。其现存著作有《文心雕龙》《灭惑论》《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其余所作碑铭有目无文，参与编撰的佛教著作也无从分辨具体归属。

世居京口，笃志好学

刘勰生年不详，多数学者推断他生于齐末，具体年份有争议，本文从467年。从有限的记载看，刘勰早岁丧父，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刚成年又丧母，家里颇为不幸。

刘勰是南徐州东莞郡莒县人。《梁书》记载：“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彦和，是“勰”的近义词，《尔雅·释诂下》云：“勰、燮，和也。”莒（今山东省日照市莒县），春秋时期称莒子国，汉代置县，西汉时属于城阳郡，东汉时属于琅邪郡，晋武帝泰始元年（265）分琅邪而置东莞郡。直到265年，“莒”县被划归东莞郡，方有“东莞莒”。晋永嘉丧乱时，北人南渡，侨居江苏者众多，又以镇江为最。镇江古称京口，刘勰长辈刘秀之、刘穆之、刘粹之，均“世居京口”，由于是在南方侨立的州郡县，《宋书》本传仍称他们“东莞莒人”。1969年，江苏句容发现《刘岱墓志》，上刻有“南徐州东莞莒县”字样，刘岱是刘粹之的儿子，按辈分算是刘勰的堂叔。因此，正史说刘勰是“东莞莒人”，或是就祖籍而言，或是“南徐州东莞莒县人”的简称。日僧遍照金刚所著《文镜秘府论》，其中的《天卷·四声论》则直接称刘勰为“吴人刘勰”。

刘勰祖父为刘灵真。其父为刘尚，南朝宋时官至宋骑校尉，战死于元徽二年（474），刘勰时年8岁。由于除《梁书·刘勰传》外，刘灵真与刘尚父子不见于其他史传，我们对二人知之甚少。《梁书》称“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该句被晚出的《南史》删去，引来刘勰是士族还是庶族的争论。依《梁书》者从刘灵真追溯至刘仲道，再至刘爽、刘抚，乃至汉代的齐悼惠王刘肥，直至汉高祖刘邦。其中的刘仲道为刘勰曾祖，曾襄助南朝宋高祖刘裕开国，子穆之、秀之皆为重臣高官，故而认为刘勰为士族后代。依《南史》者则认为，正是因“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失实才删去，《南史》同删的还有《宋书·刘穆之传》所载的“汉齐悼惠王肥后”一句。再者，“灵真”不同于“秀之”以“之”字为名，两人并非同宗兄弟。即使灵真确实是刘秀之的弟弟，刘氏族中的显赫人物如刘穆之、刘秀之，乃从寒门起家，靠军功见擢拔。故而依《南史》者认为刘勰是庶族出身。然而，庶族之说也不可定论，兄弟之间名字不一致的情况也有，如沈约《宋书·自序》云：“少子景，河间相，演之、庆之、昙庆、怀文其后也。”至于《南史》的删减，可能更多是篇幅缩减的结果，而非因失实。折衷而言，刘勰祖上可能起于寒门武人，在取得高位后转入文官，成为士人，说刘勰出身于低门士族更为合适。

刘勰自小就有凌云之志，自以为是黎民中的翘楚贤者，笃信自己能够树德建言，拔萃出类。《文心雕龙·序志》云：“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彩云即五色云，也称景云、庆云，古时被视为吉兆，可视为天下太平的祥瑞。不过，此处刘勰攀摘彩云之梦，意在表示自己少有奇志，也暗示他小时握有五色笔，幼时就文才出众，且必将以文章闻名传世。一般来说，少时的刘勰笃志好学，主要修习的是儒业，读的是儒家经典。是时正儒学大振。南齐的前两位皇帝，即齐高帝萧道成和齐武帝萧赜，皆颇重视儒学，以儒学为国学。至武帝永明年间，呈现出“家寻孔教，人诵儒书，执卷欣欣，此焉弥盛”的盛况。京口作为侨民聚集之地，有诸多名儒在此隐居讲学，先后就有关康之、臧荣绪、诸葛璩诸家。南迁的莒人保留了原先鲁地崇儒的传统，自然也多崇尚儒业。而立之年后的刘勰，更有孔圣人垂梦，想必也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刘勰20岁时，母亲去世，继而终生未曾婚娶。至于刘勰为何“不婚娶”，一来是由于早年失去父亲关照，母亲又在自己成年不久后离世，《梁书》本传称“家贫不婚娶”；二来是出于高不成低不就的考虑：作为没落士族的后代，他不可能与庶族通婚，同时因早孤家贫，也不会有一家士族大姓同意把他作为连婚的对象。的确，在门第严格的年代，婚姻“失类”是一件很令人羞愧的事情，意味着自降身份，东晋的杨佺期就是其中显例。杨佺期是东汉太尉杨震的后代，史书记载：“自云门户承籍，江表莫比，有以其门第比王珣者，犹恚恨，而时人以其晚过江，婚宦失类，每排抑之。”再者，有学者将刘勰“不婚娶”的原因归于他的宗教信仰，即信佛。不过，刘勰受儒学浸染甚深。佛教对于刘勰而言，更多是知识，尚未转化为其内在信仰。即使在上定林寺精研佛学十余年，他也只是一个俗家弟子。

寄身佛寺，积学储宝

为母守丧三年毕后，刘勰离开京口，只身一人来到都城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不得其门而入，只得寄身于佛寺，当时的他大约24岁。刘勰在寺内度过了十余载，直至天监三年（504）才离开。史书称刘勰“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佛教典籍分经、律、论三部，刘勰占其二，并以博通见长。

刘勰寄身的寺院是上定林寺，史书中有时也称之为“定林寺”。上定林寺位于钟山（今江苏省南京市紫金山）南侧山腰之上，几近于峰顶处，俯临紫霞湖。齐梁时佛教盛行，寺庙广开，名僧讲法流行，“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上定林寺更是一座名刹，乃南朝佛教活动的中心。这里高僧云集，时有名士、王侯登门拜访，是雅士相互切磋学问、谈经论道的地方。据记载，僧远、僧柔、法通、智称、道嵩、超辩、慧弥、法愿等名僧曾居上定林寺，名士何点、周颙、吴苞、张融、袁昂、何胤，王侯萧子良、萧宏、萧伟也常“策踵山门，展敬禅室；或谘戒范，或听内典”。上定林寺寺院藏书丰富，除富藏佛学典籍外，也不乏大千界内文书，包括道教典籍、儒家经史和医方图符等。《释氏要览》卷中“开外学”条有云：“毗奈耶云：因舍利子降伏拨无后世外道，佛听比丘学外论，仍须是明慧强记者方可。于一日分三时，初中二分，读诵佛经，至晚读外书。是故祗中有书院，其中置大千界不同文书。佛许比丘遍读，为降外道故，不许依其见解。”刘勰居于寺内，正好“任力耕耨，纵意渔猎”（《文心雕龙·事类》）。

刘勰依从的是名僧僧祐（445—518）。僧祐俗家姓俞，14岁时因家人秘密为之定亲而躲入上定林寺内，先后师从名僧法达、法颖、法献，精通律部，永明年间成为名动一时的律学宗师。在齐梁时期，僧祐门徒过万人，享有盛誉，备受僧、俗两道的敬仰，诸多佛界领袖、皇亲贵胄皆以师礼相待。在僧祐的交游经历中，与刘勰密切相关者有四：一则齐武帝萧赜次子，即竟陵王萧子良尊崇僧祐，萧氏曾多次请僧祐讲律，并推荐他入三吴（今湖州、苏州、绍兴地区），主持五众（比丘、比丘尼、学法女、沙弥、沙弥尼）的甄别考试，刘勰入上定林寺前肯定知晓僧祐的大名。二则梁代齐后，僧祐得到“菩萨皇帝”梁武帝萧衍的敬重，待之以殊礼，“乘舆入内殿，为六宫受戒”，而刘勰出仕正始于梁。三则僧祐是临川王萧宏、丁贵嫔（萧统生母）的受戒师傅，《高僧传》载萧宏、贵嫔丁氏对之“尽师资之敬”。之后，萧宏、萧统成为刘勰的仕途贵人。四则僧祐曾拜托沈约为其师法献撰写碑文，而此后刘勰干求的对象正好是沈约。

刘勰寄身于上定林寺，但并未剃度出家，身份是僧祐的俗家弟子。借助僧祐的关系网，刘勰得以结交上层权贵名流，如萧宏、萧统、沈约，为其仕进之路作好了准备。与此同时，上定林寺藏书丰富，为刘勰提供了一个好的学习环境，使他的学问和文章写作登堂入室。“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文心雕龙·神思》），精研佛学十余载为刘勰提供了严格的学术训练，培养了他“研精一理”的思辨才能和“弥伦群言”的视野胸襟。在此期间，准确说是建武四年（497），他撰写的佛、道论争文章《灭惑论》（僧祐《弘明集》卷八），可视为一次牛刀小试。

圣人垂梦，搦笔论文

若说刘勰居于上定林寺的主业是为僧祐捉刀代笔，那么撰写《文心雕龙》实为他的副业，不过一明一暗，刘勰都做得非常出色。该书署名“梁通事舍人东莞刘勰撰”，然而完成于南齐之末还是梁代初存有争论。清代刘毓崧《通义堂文集》卷十四《书〈文心雕龙〉后》依《时序》“既皇齐驭宝”一段，考证《文心雕龙》成书于南齐之末。另有学者主张“皇齐”二字不足为怪，齐梁同姓同宗，情同一家，“今圣历方兴”说的是梁代开国君主萧衍，《文心雕龙·时序》反而成为成书于梁代的最重要佐证。诸多辩驳，一时难有定论。

刘勰撰写该书前做了一个奇梦，梦见自己成了孔子的弟子，拿着涂有朱红漆的礼器，跟随着孔子向南走去，所谓“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文心雕龙·序志》）。这是刘勰有载的第二个奇梦。圣人孔子垂梦，自然有深意，告知他的人生使命是阐明圣人的微言大义。刘勰考虑到现实中的马融、郑玄等汉末大儒，已对经书做出详赡的注解，即使自己有深刻的理解，也不足以自成一家，故而转向自己擅长的文章领域，像太史公司马迁那样发愤著书。在刘勰看来，文章是经典的枝条，文章之事大有作为，五礼（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六典（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和军国大事都离不开文章：“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文，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文心雕龙·序志》）

再者，如刘勰《文心雕龙·序志》所言，文坛出现了不良现象，即“文体解散”。在古代，文体乃是文章的根本所在，至关重要。而文体的内在规定即其整体性规定，“文体是指具有丰富特征和构成的文章整体存在”。所谓“文体解散”指本应是整体的文章遭到破坏，具体说是内容与形式相分离，用刘勰的语汇是情与辞（细言之，或《文心雕龙·风骨》三分为情、辞、采，或《文心雕龙·附会》四分为情志、事义、辞采、宫商，或《文心雕龙·宗经》六分为情、风、事、义、体、文）的不统一。其中，“文体解散”共有三种类型：一是文辞太过繁盛，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文心雕龙·诠赋》）；二是故作新语，厌黩旧式、穿凿取新（《文心雕龙·定势》）；三是虚情假意，为文造情、采滥忽真（《文心雕龙·情采》）。刘勰认为，“去圣久远”是“文体解散”的根本原因，“辞人爱奇，言贵浮诡”是“文体解散”的直接原因，而“饰羽尚画，文绣鞶帨”是“文体解散”的具体表现。为了医治“文体解散”的文章写作弊病，刘勰提出向经典学习，还宗经诰，取法乎上，以《五经》文章救济宋齐文辞的浮靡之病，在具体文类文体上多师范汉代文章，少以晚近文章为楷式。《文心雕龙·通变》即有“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的言论。

《文心雕龙·十卷》（局部）明弘治十七年冯允中刊本（国家图书馆藏）

近代论文者的诸多不足也促使刘勰起身而论。他在《文心雕龙·序志》中点检近代论文者，称魏文帝曹丕《典论·论文》、陈思王曹植《与杨德祖书》、应玚《文质论》、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还有桓谭、刘桢、应贞、陆云之作，都“各照隅隙，鲜观衢路”（《序志》），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本质上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即尚未探求到文章的根本和源头，也就是五经文体。至于“文心雕龙”书名之义，则可从多个方面去理解。一者是为文如同雕龙，都要非常用心，力求尽善尽美。理想的文章或文体应该如鸣凤，“风清骨峻，篇体光华”（《文心雕龙·风骨》），即既有俊爽之情，又有端直之辞，还有修辞之采。二者是像雕龙一般精深细致地探讨为文之用心，所谓“轻采毛发，深极骨髓”（《文心雕龙·序志》），这体现在《文心雕龙》体大思精的结构安排上。三者可将“文心”与“雕龙”拆开，“文心”讲心术，“雕龙”讲文术，刘勰试图揭示的是“文章（文体）与性情（性体）”的关系，表层的文章之体分根源于深层的性（情）之分，“《文心雕龙》表面讲文术，背后隐隐在讲心术”。

《文心雕龙·十卷》（局部）明万历七年张之象序刊本（国家图书馆藏）

《文心雕龙》是刘勰呕心沥血之作，体例完全有别于后世的文话、诗话，一些学者包括刘勰本人都以子书视之。该书完全用骈文写就，书共10卷，50篇，分上、下两部，各25篇。上部首先是“文之枢纽”5篇，前三篇为正（通），后两篇为变（奇），所谓“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暗含执正（经）以驭奇（骚）、参古（经）望今（骚）之意。接着是“论文叙笔”20篇，又细分为论有韵之“文”10篇（从《明诗》到《谐隐》），和论无韵之“笔”10篇（从《史传》到《书记》），共论古今文体34种。通过概述文体的起源与流变，给具体文体下定义，并举名家范作为例，从而确立各类文体的写作规范，所谓“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文心雕龙·序志》）。下部包括“剖情析采，笼圈条贯”（《神思》至《总术》，共19篇），暗含衔华（采）佩实（情）、会通（情）适变（辞采）之意，涉及文章写作的整个过程，分论整体文术；并论及文章写作与世界（《物色》和《时序》）、作者（《才略》）及其读者（《知音》）的关系，倒数第二篇《程器》则从“立言”过渡升华为“立功”“立德”，最后“长怀《序志》，以驭群篇”。

然而此书写成后，却并没有为当时的学术主流所称道。“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文心雕龙·知音》）齐梁时期刘勰更多被接受为一位“佛学家”，而在隋唐宋元时期则被视为“文学家”或“文章家”，而直到明清，刘勰才与我们今天赋予刘勰的“文学思想家”或“文学理论家”的身份较为接近，即文评家。为了不让自己的心血埋没，刘勰转而想求得沈约的评语。他无由自达，只得像卖货的小贩状，背负着书卷，当街等候沈约的车马经过。沈约取来读完后，“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

出仕为官，政有清绩

梁代齐后，刘勰方才出仕做官，先为临川王萧宏引荐，后多年担任萧统的东宫通事舍人，史书也称“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所任“记室”“通事舍人”等职，皆具秘书性质，这自然与刘勰有辞章之才相关。

刘勰的起家官即出身官是奉朝请。时天监二年（503），正值梁朝初建，梁武帝有意访贤举滞。有梁一代，流内共有十八班，官阶以班多者为贵，又常有“兼”官，一般“兼”是低位兼有高位，带有试守的性质。奉朝请者，即有了参加朝会的资格，原表示一种优待，实际非官名，后来在永明年间成为官号，用来安排闲散官员，属于流内第二班。天监三年（504），“中军临川王宏引兼记室”，刘勰正式离开上定林寺，入住临川王府。萧宏是梁武帝萧衍的六弟，与梁武帝萧衍的关系颇为亲密，是一位握有地方大权的藩王。萧宏曾经拜僧祐为老师，可能先前在上定林寺就结识刘勰，知晓刘勰文才超众，故任之以记室之职。皇弟皇子府的记室，属于流内第六班，专掌文翰，“记室之局，实惟华要。自非文行秀敏，莫或居之”。刘勰担任此职，想必也是适得其用。天监四年（505），刘勰“迁为车骑仓曹参军”，即任车骑将军、湘州刺史夏侯详仓曹参军，工作内容是掌管仓谷事物。天监六年（507），刘勰初次也是唯一一次担任地方行政长官，“出为太末令”。太末县即浙江金华衢县，梁时县制为七班。初次执掌一县的刘勰勤勉有加，待民颇好，“政有清绩”。

太末县令期满后，刘勰调到太子府，成为东宫属官。天监十年（511），“除仁威南康王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仁威南康王即萧绩，他是梁武帝的四子。这时，刘勰身居两职，一是记室，二是东宫通事舍人，看似后者是兼职，实则不是。担任南徐州刺史时，萧绩方才7岁，刘勰的记室只是挂名而已，兼职东宫通事舍人才是他的主职。当时，太子是萧统，他是梁武帝的长子，后来编有《昭明文选》。当时，正值临川王萧宏任太子太傅，沈约任太子少傅。刘勰担任的东宫通事舍人，定员为两人，属于流内第一班。《通典·职官十二·东宫官》录“通事舍人”云：“通事舍人，齐中庶子属官，有通事守舍人，庶子下又有内典书通事舍人二人，掌宣传令旨，内外启奏。梁亦有之，视南台御史，多以余官兼职。陈因之。”简言之，刘勰的工作是往来东宫与王府之间，宣传令旨。

梁武帝时，佛教昌盛，“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江南春》）。为了表示对佛教戒律的尊重，他亲自制定戒规，大力提倡素食，明令僧众禁食荤腥。到了天监十六年（517）十月，进而禁止在祭祀中宰杀牲畜，改用面点、果蔬祭祀宗庙，但南郊祭天、北郊祭地时，仍然用牛羊等牺牲。就在同年，刘勰上表建言天子，称“二郊宜与七庙同改”，结果是“诏付尚书议，依勰所陈”。刘勰此次上表，颇合梁武帝心意，被提拔为步兵校尉，但仍兼任东宫通事舍人之职。刘勰所任步兵校尉为五校之一，五校为五营校尉的简称，包括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为流内第七班，属于武职散官，有其荣誉称号及品秩，但不管具体职务，是一个虚衔。

刘勰的仕途并不如其所愿，从记室、东宫通事舍人、县令等官职看，他尚未实现“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文心雕龙·程器》）的宏图大志。刘勰担任东宫通事舍人的时间至少有8年，萧统虽然“深爱接之”，但可能并未器重有加，其间的一次升迁还是因上书言祭祀牺牲之事。最后他重返上定林寺，故地重游，发誓不再为官或许情有可原，想来是长久思虑的结果。

燔发自誓，功毕出家

史书中对刘勰的余生记载如下：“有敕与慧震沙门于定林寺撰经证，功毕，遂启求出家，先燔鬓发以自誓，敕许之。乃于寺变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这是刘勰第三次入上定林寺整理佛经。第一次自是他寄身于上定林寺期间，那时正是他积学储宝之时。第二次是天监七年（508）十一月梁武帝亲自下诏，诏令庄严寺僧旻等人聚集在上定林寺，编撰《众经要抄》，刘勰也参与其中，历时大约半年（从头年十一月至下年四月）。当时，刘勰在太末就任县令，但撰经期间，他未离太末县令之职。

刘勰第三次入上定林寺的具体时间说法不一，且与他的卒年挂钩，共有三种说法：第一种是天监十七年（518）僧祐去世后，因而刘勰卒于普通元年、二年（520、521）或三年（522），享年57岁左右。第二种是萧统中大通三年（531）去世后，因而刘勰卒于中大通四年（532）。第三种，或据《刘勰传》在《谢几卿传》和《王籍传》之间；或据刘勰在僧祐去世后出家，但并未死于该年，而是潜回故乡东莞莒县，还创建了山东莒县浮来山定林寺，并葬于此寺，因而卒于大同四年（538），享年70岁左右。斟酌以上三种观点，刘勰卒于522年更为合理，其他二说中认同卒于532年之说者也不在少数。

实际上，刘勰重返上定林寺与梁武帝萧衍亲受佛戒相关，是年为天监十八年（519），正是崇佛高潮，其次恰逢僧祐刚刚去世，正好可以让刘勰和慧震两人完成僧祐的遗业。慧震应该是上定林寺僧，具体不知是何人。这或许说明此次编经主要由刘勰主导，工作量亦不大，耗时不长。在编经工作完成后，刘勰请求出家，“先燔鬓发以自誓”，法名慧地。出家需要敕许，可能因为刘勰是弃官为僧，因为此时他还兼着东宫通事舍人。此官定员二人，刘勰短暂离开也无妨。至于为何“燔鬓发以自誓”，实有抑郁不平之情在其中，最后的皈依可能并非以事佛为主。而遵从532年之说者，对于刘勰之“自誓”则另有说辞，将之归于东宫易主和萧氏一门的勾心斗角，刘勰的出家成了避祸的无奈之举。

仔细想来，说刘勰晚年出家是以世俗的眼光观之，自始至终就未曾成家的他，又何来出家呢？寺院只是他寄身的地方，他的心思存于魏阙之下。就像寄身于寺院是他积学储宝的佳途、出仕为官的阶梯，那么重新回到寺院又变服改名，反过来想必是他拒绝仕途的一个举措。刘勰两次表现得甚是果决，故而说他“笃志”绝非虚言。

总之，“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文心雕龙·程器》）是刘勰一生的写照，在撰文与做官两件事上他都尽心尽力，且皆体现了他的淑世情怀。

注释：

[1][南朝梁]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20页。文中所引《文心雕龙》原文皆出自此版本，不再一一注出。

[2]牟世金：《刘勰年谱年表总表》：464年，王更生、龚菱；465年，范文澜、陆侃如、李庆甲、穆克宏、詹锳、华仲麐、张严、王金陵、霍衣仙；466年，兴膳宏、杨明照；467年，牟世金；470年，李曰刚；471年，张恩普。参见牟世金：《刘勰年谱汇考》附录一，巴蜀书社1988年版，第145—152页。

[3][7][15][21][33][34][37][40][41][43][44][47][48][50][唐]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10页，第710页，第710页，第712页，第712页，第710页，第710页，第710页，第710页，第710页，第710页，第710页，第710页，第712页。

[4][晋]郭璞注，王世伟校点：《尔雅》，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9页。

[5][10][39]参见[梁]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49页，第2444页，第2153页。

[6][日]遍照金刚撰，卢盛江校笺：《文镜秘府论校笺》，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74页。

[8][唐]李延寿：《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781页，第423页。

[9]参见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页。

[11][梁]萧子显：《南齐书·刘瓛、陆澄传论》，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687页。

[12][17]参见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88页，第393—394页。

[13]参见马宏山：《对刘勰“家贫不婚娶”和“依沙门僧祐”的看法》，见齐鲁书社编：《文心雕龙学刊》第1辑，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441页。

[14][唐]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00页。

[16][梁]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98页。

[18][宋]释道诚撰，富世平校注：《释氏要览校注》，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401页。

[19][20][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40页，第440页。

[22][梁]释僧祐撰，苏晋仁、萧炼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卷第十二，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98页。

[24]参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670，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14页。

[25]姚爱斌：《中国古代文体论思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4页。

[26]参见姚爱斌：《六朝“文体”内涵重释与刘勰、钟嵘文学观异同再辨——以〈文心〉和〈诗品〉之“奇”概念比较为例》，《文化与诗学》2014年第1期。

[27]参见姚爱斌：《生命之“骨”的特殊位置与刘勰“风骨”论的特殊内涵》，《文艺理论研究》2016年第1期。

[28]《文心雕龙·序志》赞曰：“生也有涯，无涯惟智。逐物实难，凭性良易。”上句出典于《庄子·养生主》，郭象、成玄英曾以“分”来解释此句的“涯”。

[29]吴小锋：《古典诗教中的文质说探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

[30]参见梁穗雅、彭玉平：《明清目录中“〈文心雕龙〉子书说”考论》，《文献》2003年第3期；邬国平：《〈文心雕龙〉是一部子书》，《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杨思贤：《〈文心雕龙〉与中古子书的变迁》，《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31]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讔、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

[32]参见王更生：《刘勰是个什么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高文强：《从〈文心雕龙〉的传播看刘勰身份定位的嬗变》，《青海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35][36][38][42][45][49]参见[唐]魏征、令狐德棻撰：《隋书》卷二十六《百官上》，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29页，第732页，第731页，第736页，第731页，第731页。

[46][唐]杜佑：《通典》卷三十《职官十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828页。

[51][53]参见牟世金：《刘勰年谱汇考》，巴蜀书社1988年版，第74—76页，第106—107页。

[52]牟世金：《刘勰年谱年表总表》：520年，兴膳宏、华仲麐、范文澜；521年，张严、王更生、穆克宏、陆侃如；522年，牟世金、王金凌、龚菱；523年，詹锳；532年，李庆甲、翁达藻、霍依仙；538，杨明照；539年，李曰刚。参见牟世金：《刘勰年谱汇考》附录一，巴蜀书社1988年版，第145—152页。

[54]参见汪春泓：《〈文心雕龙〉的传播和影响》，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