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项县令』海瑞

薛 泉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海瑞（1514—1587），字汝贤，一字国开，号刚峰，海南琼山（今海口市琼山区）人。他不畏强权，惩处贪官、严禁受贿，敢于顶撞皇帝；疏浚河道、兴修水利，强令豪族还田于民，可谓家喻户晓。但这些多是升任户部主事之后的事迹，对此前他在知县任上的卓越政绩，关注者不多。习近平总书记在《摆脱贫困·从政杂谈》一文中提到：“官之至难者，令也。”即出自海瑞《令箴》。一个县也可以说是一个小社会，“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正所谓“‘芝麻官’千钧担”，如果没有知县任上的实践历练，也许就没有后来名满天下的“海青天”。

海瑞画像

体察民情，清除积弊

嘉靖三十七年（1558）春，46岁的海瑞，被任命为浙江淳安县令。淳安隶属严州，重崖复峙，是个险要的城邑。因土地贫瘠，多出产茶、竹、杉、柏，山下的田地多被豪门势族侵占，多数百姓整年无粮可吃。淳安又地处新安江下游，官船来往频繁，夫役迎送、苛捐杂税，百姓痛苦不堪，为了生存宁肯选择背井离乡。

五月的一天，在仆人的陪同下，身着便装的海瑞，踏进淳安县县境，他被眼前的凄惨景象惊呆了，没料到淳安的百姓生活竟如此艰辛。他随机找了几名路人，打探了一番情况，喟然长叹道：“天下事都被秀才官作坏了。”这话虽显偏激，但也不无道理。在他看来，一方面，贪官污吏竭力搜刮民脂民膏，导致生民困苦；另一方面，所谓的贤明之人，也是乡原、正道交战胸中，不能将心思用在施政上，同样给百姓造成灾难。此时，海瑞深刻意识到作为县令，对百姓生活影响之巨大！他下定决心，要拯救黎民于水火之中。

上任后，海瑞先详细查阅了淳安县的百姓户籍册，发现境内百姓逃亡人数竟然过半。他又花费了几天时间，深入乡里调查、询问原因。有人告诉他，因为疲惫困顿不能忍受赋役；有人告诉他，因为质朴正直敌不过邪恶豪强……听到这些发自民间的声音，海瑞的心中无比伤悲。他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官吏盘剥百姓以取媚于上官，多课税以满足奢靡无度。他向县里所谓有见识的人询问解决办法，他们却回答道，在当今的环境下“不可为”，也不可能解决。因为多数官吏宁可刻薄百姓，也不可使上官发怒；宁可刻薄下属，馈赠上官的礼金也不可不多于过去。海瑞对此，大不以为然，既然他人指望不上，那就只能靠自己了。其实，他早有打算，不过是想多了解些实际民情，以便顺利推行相应的政策。

随后，海瑞便开始着手整顿吏治。首先，他表明自己的意图，明确知县的职责。他指出：知县，主管一县的事务。对待朝廷、同僚及百姓各有各的正道。如果以为只可自己修正身心，行为端正严谨而不可使他人同样如此，要求别人修正身心，容易滋生怨谤；如果认为凡所行之事不可太认真，太认真容易招致怨恨与祸患；如果不顾是否背离朝廷，而以乡原之道对待其身，以乡原之道对待子辈、师长兄弟，以随俗求名，窃取官爵，这决非真正的知县。

明确知县的职责之后，海瑞又开始清查六房的积弊，一切陈规陋习严行革除。他告戒县丞、主簿、典史、教官等下属，各守其职责。至于医官、里长、生员、吏书等，也向他们明示应遵守的法律、法规。要求各类人员应各守其奉禄，不得侵夺民利。

海瑞深知，要拯救百姓，首先要减轻赋税。之前，里甲用银，每个成年男子四五两，海瑞上任后削减到二钱多，所有的开支都从这里面支取。他还核定各项钱粮、各项耗银，凡正数外加二分作为消耗。消耗之外，如果有多收多取者，允许百姓到县上状告，查实后严惩不贷。海瑞所规定的二分损耗，是取的中间数。这样，上司秤兑时，有盈余也不会太多，有亏损也赔不了多少。外缺官柴薪、车马、丁夫、斋膳夫等费用，即使县里有多余的银两，也不再追加损耗。不仅如此，海瑞还革除了以往掌管秤纳人多的弊病。度田定税是海瑞减轻百姓负担的大手笔。根据土地兼并日趋严峻的事实，他决定以清丈民田、严加整治大户为当务之急。严查黄册中田地多且有蓄积的大户，按照其户内之田，均派众人。他认为，这样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百姓受盘剥的弊病。度田定税工作也随后展开，使贫富之家都不能暗中作弊，使赋役均平，逃流者复归，百姓开始安居乐业。

整顿吏治，为民谋利

《管子·牧民》曾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句话是有问题的。无论生活多么富足，教育的作用也不能忽视，做过教职的海瑞，自然清楚其中的道理。淳安县内多淫祠，而缺少社学。海瑞深知其危害性，于是命人拆毁淫祠，兴建社学，以儒家之道教授士子，振兴士风。即使偶有比照惯例纳粟的儒生，也必定教导他们，使其归于正道。

作为父母官，长治久安问题，必须考虑。淳安地处交通要冲，自杭州府至徽州府，无论水行还是陆行，淳安都是必经之地。嘉靖三十五年（1556），倭寇掳掠淳安，主要因城墙低矮不能防守所致。海瑞以为，筑城御患十分必要。经过多次实地考察与论证，他拟定出具体方案。在呈给严州府的《筑城申文》中，他指出：如果筑建城墙，三五年间必定要复修；不如凿池筑城，可一劳永逸。一旦有突发事件，可居高临下，胜算在我。至于工程所需的民工、砖石、灰砌、运输等费用，则按照丁亩数征收银两。在海瑞的宣传与协调下，各方诚服，工程随即动工。这一工程，内可安民，外可御侮，足见他为民筹画之久远。

总之，凡是有益于百姓安居乐业、有利于长治久安的事情，海瑞无不为之。而且，他能事前广告民众，一旦实施，便雷厉风行，为之必尽。没过多久，在他的治理下，淳安县就呈现出一片太平景象。其实，海瑞的这种治世才能，在其乡试中举时，就已初显锋芒。嘉靖二十八年（1549），海瑞乡试中举，时年37岁。其所作《治黎策》，传诵一时。其生平经济，留心时事，初见于此。嘉靖二十九年（1550）春，海瑞入京参加会试，伏阙上《平黎疏》，重申前说，详细阐明开道立县、化黎为民、计规久远等问题，初步展示出其治世才能，可惜没能引起朝廷注意。在作南平教谕时，海瑞的才能再次得到发挥。福建深受驿站之苦，上级没有与相关部门商讨解决方案，却直接用文书与海瑞斟酌商议。海瑞坦言道：“驿站千疮百孔，都是近年来关文假冒、浮滥所致，现在所要做的是应裁减掉一切不合法规与惯例者，并恢复国初‘五马三驴之法’，这是上策。如果因为职级尊卑，应付多寡，而借关不行，是中策。禁止迎送劳扰，就中稍微调停节减，以求谐合时俗，是下策。”至于中策、下策，已非明初旧制。由县令到巡抚，海瑞采用的都是上策。这也初步显示出海瑞复古的治世理念。

海瑞在整治地方吏治，为民谋利的同时，还要应付来自上方的许多不合理要求与潜规则，甚至还要直面权贵。当时，上级官员时常发布文书责令县里拿出资金馈赠辖区内的士大夫，以前县令多不敢违逆，设法解决。海瑞仅从县里收的赎罪银钱内支付，如果有这份银钱就适当使用，没有就作罢。巡抚、巡按出巡，依照惯例，下级官员要私下呈送文书，请其关照。否则，可能会招致祸患。海瑞却不以为然地说：“宁可忍受充军或死罪，也不做这类穿墙行窃之事！”上级、知己间要有馈问，外官入京要聚会应酬，人多称为官不得不如此。海瑞却说：“如果全天下的官员都不向上级行贿，哪有全部不升迁的道理；如果全天下的官员都向上级行贿，哪有全部都不被降职或罢免的道理呢？”

不畏权贵 严正不屈

整顿吏治，救民于水火，还必须有不避权贵的勇气。这是一般官吏难以做到的，海瑞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得漂亮。

一次，总督胡宗宪之子经过淳安县时，嫌驿站官吏应承不周，大怒，倒悬之。海瑞猛然想起以前胡宗宪巡视部属时，曾发布过所到之处切勿陈设、供宴的规定。于是，他便以其行装铺张过盛为由，说此人必不是胡公子，将其拘捕，并将其行囊中的几千两银子没收充公，这是常人所不敢做的。处理完毕后，海瑞立刻向胡宗宪汇报此事。胡宗宪明知海瑞是有意为之，却也无可奈何。

《海忠介公集》（节选）

当时，鄢懋卿以都御史身份，总理八省盐政，威焰赫赫，炙手可热。嘉靖三十九年（1560）三月，他准备出行巡视辖区，临行前发布宪令，要求所到之地务必节省，但实际上沿途官府为讨好这位大员，都极尽奢靡之能事，动辄破费千百两银子。而且，他所过之地，大小官吏都膝行匍匐，跪地奉食。鄢懋卿这次巡视，携妾同行，为此特制了一辆华丽的五彩车，由12位美女抬着，仪仗队与随从卫士辉煌显赫，令人惊骇。按照路程计算，再需要一天的时间，就应到严州。严州知府传令，陈设食具、备供酒食，隆重接待。海瑞却向鄢懋卿上帖请示道：“现在传说您所到之地接待非常铺张，与您在出巡的宪牌上所说不同，如果按照宪牌行事，则惧怕被怪罪；如果按传闻行事，又担心会违背您的意思。下县疲劳困乏，不知所从。”鄢懋卿接到帖子，非常生气，但又不得不私下回复道：“依照宪牌行事。”之后，他临时决定改道，不再经过严州。严州知府听说鄢懋卿将到严州时忽然改道，怀疑其中必有蹊跷。不久，知道是因海瑞上帖所至，担心大祸临头，极其愤怒。等到海瑞入见时，他故意倨傲不恭地踞坐在地上，击案而道：“你多大的官职，竟敢如此！”责骂之声，不停于口。海瑞只是脸色端庄地长跪在地，没为自己辩解一句。等到气氛稍稍缓和后，海瑞起身作揖而去，背后再也没提这件事。鄢懋卿事过后，严州府的官员没受到任何影响。严州知府又笑容可掬地向海瑞谢罪道：“你的所作所为，好了淳安老百姓，难为你了！难为你了！”然而，这件事情并未就此结束，鄢懋卿虽然因羞愧而一时表面屈服，但心里恨得咬牙切齿，一直伺机报复。他暗地唆使其同党袁淳道：“不消除海瑞强项，何以保全本御史体面？”袁淳会意，但海瑞并不惧怕，听之任之，并因此赢得一个“强项县令”的美名。

报复海瑞的时机终于等到了。嘉靖四十年（1561）七月，巡盐御史袁淳巡视部属，来到淳安，见海瑞送迎不远，馈赠礼物不多，对自己发布的指令响应不够恭敬和积极，便责骂道：“你就想学知府的样子，还差得远着呢！还差得远着呢！”不久，海瑞呈报给由，袁淳驳回道：“刚刚呈报给由，已为升任之状，倨傲不恭，不安分守。”海瑞于是呈文辩护，袁淳再无批答。没过多久，有通判嘉兴的任命，又因袁淳从中作梗，海瑞仍以原职，改调为兴国县令。

海瑞的这种“强项”性格，早在作南平教谕时，就已经养成了。嘉靖三十二年（1553）十二月到任后，他首标举朱熹《白鹿洞五规》，制定、完善各种规章制度，还特别规定，师生相见时，除行礼外，禁止携带任何礼品。至于参谒礼仪，完全依照《大明会典》《宪纲》的规定。他首先身体力行，以身作则，明确规定：明伦堂中不跪，道路旁边不跪，迎送不出外城门；上级官员来检查工作，第一次见面作揖行礼后，不再与衙门的官员一样，一连三天行礼。这一规定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学校的尊严。海瑞刚直的性格，由此可见一斑。

一次，知府在一干士大夫的陪同下来视察工作，海瑞与其他教官出来拜见，左右两边的已下跪行礼，而海瑞却居中挺立不跪。众人非常生气地说：“这是哪里来的山字笔架？”这是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讽刺海瑞不知通变。海瑞志在学作圣贤，推行儒家大道，却被这区区的礼节羁绊，一时性急，认定这个大有缺陷的世界，已经不可救药，于是提出辞职。郡丞早就对他怀恨在心，想听任其去。这时，知府愧悔道：“他所坚持的是对的，是我的过错。”当时的福建学政朱衡，听说此事后，再三挽留，并聘请海瑞到正学书院修书，而海瑞坚决要求辞职。朱衡安慰道：“你平生所学为何？出来做官又为何？就只为争不下跪这口气吗？”闻此言，海瑞选择留下。过了一段时间，又有巡按御史来视察，海瑞率众儒生在城门外等候；有一名分守道率先进见，海瑞拱手行礼而不跪拜。分守道惊讶地说：“世上哪有这样的教官！”海瑞这样做，是依照《大明会典》《宪纲》的规定，但因其废弃已久，在当时来看有些不合时宜。不过，他独自恢复此举，还是迎得了一些上级官员的称道，尽管他们不一定发自内心。作为小小的南平教谕，海瑞能够严正不屈，四年如一日，实属不易。

海瑞的生活是非常自律、简朴的。来淳安任职，依照惯例应举行隆重的接风宴会，他仅以祭神用品草草置办。除了俸禄之外，他决不侵贪他人丝毫钱物。他并非如同有些人说的那样刻薄，在严格要求属下的同时，也允许其经营自己的产业。他治理下的淳安，百姓安家立业，讼案大减，衙门清闲，书吏无事，便任其经商。这确是衙门的一道奇观。在淳安任职期间，他常命家僮伐薪砍柴，贴补家用。官署中有块空闲土地，他就让老仆人播种谷、麦，种植蔬菜，以自给自足。给母亲过生日，他仅买了二斤肉，这在当时传为佳话。嘉靖四十年（1561）冬，海瑞穿着破旧的单衣，赴吏部候选。当时负责选拔官员的朱衡，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对他说：“即使再贫穷，难道就置办不起一套官服吗？”他这才换了一件黄石绢做的官服。海瑞安贫乐道，守分安命，却常遭人误解，为人责难。

嘉靖四十一年（1562）十二月，海瑞调任兴国知县。初到兴国，他发现这里与他刚履职时的淳安一样，地瘠民贫。县里每年征收的赋税，还不满定额的一半，弊病主要出现在“浮粮”上。于是他向南赣都御史吴尧山上《便宜八议》，就屯田地利、设立隘所、均赋役、招抚逃民、革除冗员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并请求依次施行。不久，又向吴尧山上《便宜六事》，能够详陈上司衙门事宜，发人所不敢发之言。

嘉靖四十三年（1564）十月，因朱衡力荐，海瑞升为户部云南司主事。其时，他在兴国测量田地的工作刚刚结束。至此，海瑞结束了他近六年半的县令生涯。

“君子何为而仕于人”

海瑞将要赴京任职，他的母亲畏惧北京的寒冷天气，思归心切。他便打发王夫人携带二男三女扶侍回归海南，自己轻身北上。

嘉靖四十一年（1562）夏天，在调任兴国县令前，已知天命的海瑞，编成《淳安政事稿》三卷、《淳安稿》一卷，也算是对自己任职淳安的一个总结。在《淳安县政事序》里，他深刻反思了“君子何为而仕于人”的问题。他认为，天生一物，包含着生万物之理。因此就一人之身而言，万物之理无不具备。既然万物之理具备于一人之身，那么凡天下之人，见天下有饥寒疾苦者，必为之悲痛；见天下有冤抑沉郁不得其平者，必为之忿忿不平。这都是情不得已所致，也是君子为何走入仕途的原因。然而，君子处于穷困状态时，应对一身一家之事，是很容易的。等到应举做官后，天天看到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虚伪欺诈之徒，若不能坚持以自己的明智与刚直应对，是不可以的。况且，当自身处于利害得失的关键当口，往往始于执义，终于舍义随俗，加上宾客怂恿，家人互相责备、埋怨，往往会流于始于为人，终于舍人为己。这不是为官之道。也与他学做圣贤的志向，格格不入。

海口海瑞墓园

海瑞年轻时，就立志学做圣贤。在他看来，圣贤教人，千言万语，只不过使人认识自己的“真心”，只要率其真而终身行之，卓然不牵于流俗，便是圣贤。他非常鄙视“穷一生读书作文，于家国身心毫无补益”的儒生，其用意并不以为诗作文为耻，主张古今文词之道是相通的，“要以阐发性灵而止”，不必模古，重要的是自成一家，能继承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关心国计民生。嘉靖十九年（1540），立志要学做圣贤的海瑞，来到郡学读书，时年28岁。郡学考试时，他撰写了一篇《严师教戒》，也称《自警词》。在这篇文章中，他假设“召神”教诲自己，实质上是进行自我反省。他认为，人生于天地之间要有气节，要时刻按照圣人的教导来完善自我，如莫要贪图高官厚禄与华堂美女；勿要因得意而改易操行；不可对别人狂言雄语，不可只说空话、不干实事；要行为光明、问心无愧；不要趋炎附势、欺世盗名；不准文过饰非、怀有私心杂念；人穷不必羞愧，品有德污才是耻辱，等等。他还慎重起誓：自己如果违犯以上任何一条，不如速死。执此以往，终身诵之。他见时人纷纷以俗说劝人进取，唯恐自己也不免俗，而沦为天地不肖之子，故他又作《客位告辞》，以与同道共砥淬；并自号刚峰，以为规戒。也正是在这种学做圣贤志向的引导下，海瑞才不太看重科第出身。嘉靖三十二年（1553），会试落榜后，他毅然自决道：“士人、君子由科举走入仕途，皆可以行其志，何必一定要博得高第？”于是，在这一年的闰三月，他接受了福建南平官学教谕的任命，开启了自己的仕宦生涯。

淳安、兴国两任县令，是海瑞仕途的重要历练阶段。作为基层的县令，海瑞体味到了县令责任的重大、官微言轻的无奈，以及宦海波涛的凶险。鉴于此，他一度发出“官之至难者，令也”的慨叹。

尽管如此，海瑞并没有消沉，没忘记自己立志学做圣贤。此后，他的官越做越大，由户部主事到兵部主事、尚宝丞、两京左右通政，一直做到南京右佥都御史、巡抚等官职。他始终不忘初心，关心社稷民生，为民请命，勇于担当，敢做敢为，最终成就了“海青天”的美名。

注释：

[1]乡原，即“乡愿”。指乡里中言行不一、欺世盗名的伪善之徒。

[2]六房，衙门中吏役的总称。

[3]里甲，与均徭、杂泛，并称明代三大徭役。

[4]淫祠，指滥设的祠堂、庙宇。社学，指民间教授子弟的学校。

[5]官员候升或候选时，其原属的上司衙门将其履历，及是否受有处分等情况，行文呈送吏部，明代称之为“给由”。

[6]浮粮，指定额之外的钱粮、税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