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友城关系、制度环境与中国入境游增长

王亚辉 王亚力 赵舒妍

(1.湖南财政经济学院，人文与艺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2.湖南文理学院，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湖南 常德 415000)

一、引言

人文交流是增进文化认同的“粘合剂”和区域合作的“助推器”[1]。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与“民心相通”“贸易畅通”相关的议题不断被纳入“一带一路”框架，作为中外人文交流重要载体的国际友好城市关系(以下简称国际友城关系)备受国家关注，并成为一项重大方针政策加以推进和强化。国际友城关系是一国的城市与另一国城市之间，经所在国双方中央政府授权的专门管理机构或由国家议会、地方议会批准建立的双边友好合作关系[2][3]，在现实中扮演着“次国家政府(Sub-national Government)”的角色[4]。自1973年天津与日本神户建立我国“第一对国际友城关系”起至2017年底，我国已经有31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与世界五大洲137个国家(地区)建立了2546对国际友城关系，有效地推动了我国人文交流、经贸合作与国际关系的发展。

在经济结构和增长动能转型升级、“国际国内双循环”的背景下，政府对旅游产业的复苏与发展愈加重视。其中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积极推动我国入境游的复苏。然而入境游作为旅游者的一种跨境流动，受到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的文化差异、空间距离、突发事件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而国际友城所特有的人文交流功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文化差异对入境游的消极作用。因此，中国与他国建立友城关系是否促进了我国入境游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