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房价高企与产业结构升级

潘爱民 马 健

(湖南科技大学 商学院，湖南 湘潭 411021)

一、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达13.5%，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高质量发展成为题中要义，人口老龄化趋势导致以往依靠劳动力数量优势发展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模式难以为继，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亟须向技术、人力资本优势转化。可以认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当下中国经济的主旋律，而人口老龄化所引起的劳动力、消费需求的改变会从供需两端直接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1][2]。同时，人口老龄化也会通过消费偏好与预算约束的改变影响房地产市场，继而通过劳动力流动、企业成本和资金挤出等效应，对产业结构产生间接影响。这种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的相互叠加，对于我们全面理解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房价高企、人口老龄化加剧和产业亟待转型升级的情况下，研究人口老龄化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并探究房价是否作为中介变量以及其作用过程，对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积极应对老龄化问题具有重要作用。

现有关于老龄化、房价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较多，研究结果也较为丰富，但多数研究局限于两两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关人口老龄化、房价与产业结构升级三者的系统性研究较少。少数学者将三者纳入同一框架内，从空间相关性出发，研究了加入人口结构因素后房价与产业结构升级的溢出效应[3]。但是，该类研究尚无一致性结论。另外，虽有部分学者研究了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传导效应，但并未从房价角度进行考虑，尚未回答在人口老龄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房价是否发挥了作用以及该作用存在的区域差异性。鉴于此，本文将三者置于同一系统内，在分析老龄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房价是否会作为中介变量，影响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过程，并基于不同区域考察房价的中介作用是否存在异质性，以更好地厘清人口老龄化、房价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以期为如何在高房价背景之下积极应对老龄化挑战、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供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谈及产业结构，往往离不开人口规模、人口结构、需求结构以及技术创新等因素，而这些因素又与该国的老龄化程度息息相关。此外，由于我国房地产的特殊性，房价亦无可避免地成为影响产业结构的重要因素，而房价也会受到人口年龄结构变迁的影响。因此，本文将以房价作为切入点，系统研究三者关系，首先从理论层面分析以下三个问题。

1. 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

现有研究从多个视角剖析了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本文主要从供给和需求两条路径分析。

从供给端来看，首先，人口老龄化直接影响劳动力市场。一方面，适龄劳动人口减少，产业间的劳动力分布势必受到波及，影响就业结构，继而影响产业结构。有学者认为劳动力数量的短缺，不利于产业发展；但也有学者认为低廉人力成本时代的消逝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丧失，企业为求发展，不得不使用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力，从而促使产业结构攀升[4][5]。另一方面，劳动力供给质量也会因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而变化。有研究表明，年龄增大会对劳动投入、创新能力、技能提升等方面产生不利影响，导致劳动生产率提升放缓，制约产业结构升级。其次，从人力资本视角分析，老龄化通过提高人均受教育水平加快了人力资本积累，当年轻人的人力资本储备更充足时，可以质量优势弥补数量缺口，缓解劳动力数量稀缺问题。从我国现实来看，独生子女政策使得现有家庭子女数较少，因而拥有更为丰富的教育资源。教育人力资本的高投资回报率，会带来劳动生产率与社会创新水平的双提升，有助于产业结构升级[6]。但是，人力资本的积累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短时间内对产业结构的优化作用或难以凸显。最后，在技术进步层面，年轻人的创新能力较强，能有效推动创新发展，而老年人口的创新意识与学习能力都处于下降状态，对新技术、新知识的接受能力弱于年轻人，不利于创新发展，拖累技术快速进步[7]。同时，庞大的老龄人口也代表着沉重的社会养老负担，养老保障支出剧增，挤占了研发创新投入[4][6]，致使技术创新受阻。此外，有学者认为，老龄化存在“倒逼”机制。老龄化导致劳动力成本优势丧失，不具有生产优势、处于产业链低端的企业，要么使用资本、技术谋求发展，要么逐渐衰落。而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则会进一步提升自身技术水平与生产效率，从而实现产业内部与整体的优化升级[5]。

从需求端来看，老龄化主要从消费、投资和社会负担需求等方面影响产业结构。从消费需求来看，老龄化时代意味着大部分劳动力会从生产者转变为消费者，将会促使老年市场的形成和老年产业的发展。相较于年轻人，老年人对医疗保健、老年护理和旅游休闲等产品的需求会更旺盛，这些老龄产业大都隶属于第三产业，产业结构向老龄产业倾斜，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8][9]。但我国老龄服务业的发展尚不完全，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效应争议犹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积极作用应会体现。从投资需求来看，老年人口无稳定收入来源，会在年轻时减少消费并增加储蓄以求保障老年生活质量，有益于人均物质资本的提升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同时，老年人大多只消费不生产，当老年人口比重增大时，现有劳动者创造的物质财富减少，导致物质财富积累量趋于减少，国民收入中的资本积累也会受到影响[6]，进而影响投资，资本集约型、技术密集型等对投资较为敏感的产业将会受到较大的负面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受阻。从养老负担需求来看，在家庭层面上，老龄化加剧，使得“4+2+1”的家庭模式的养老负担不断加重，可能会挤占家庭的消费、投资及教育等支出，不利于未来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在社会层面，要保障老年人口的生活，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自然上升，可能会压缩政府的科研教育支出。而为缓解财政压力，政府可能会提高工作一代与企业的税负[10]，挤出个人的消费和储蓄及企业的科研创新投入，限制技术进步与创新能力的提升，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

综合来看，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负作用机制并存，具体作用效果取决于各种因素的叠加作用，而老龄化是一个不可逆的自然过程，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也会随之变化，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1：短期内老龄化通过拉动老龄产业发展以及存在的“倒逼机制”，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但该有利作用会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而逐渐降低。

2. 人口老龄化对房价的影响机制

人口是房地产发展的支撑面，当人口年龄结构改变时，会通过多种渠道作用于房地产市场，进而引发房价变动。本文主要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梳理老龄化对房价的影响机理。

从微观层面来看，不同年龄段的人的经济行为差异性较大，具有不同的消费、储蓄偏好，住房需求也有所区别[11]。一般认为，具有较高刚性住房需求的人大多是刚工作或结婚前后的青年；中年阶段储蓄和投资行为较为盛行，对房子的需求主要是改善性或投资性需求；而进入老年阶段后，一般不会购买房屋，住房需求减少。其原因可归结于，购房能力受到居民收入的限制，中年人具有稳定的收入来源，购房能力较强，老年人收入较少，购房意愿无法转化成现实的购房能力[12]。同时，对于持有房产的老年人来说，房产最终要么传给下一代，要么进入二手房市场进行转卖，前者减少购房需求，后者增加空置存量房，两者均会导致房价回落[13]。因而，老龄化的到来，不仅会导致适龄购房人口比例下降，紧缩住房需求，也会供给一定数量的房屋，进而对房价造成直接冲击。此外，受我国传统观念的影响，老年人具有帮助子孙后辈买房的利他性，这种现象较为普遍，代际财富转移到房地产市场，增加住房需求[14]。并且随着退休年龄的延迟和较长的寿命预期，加之个人经济水平的提升，可能会增加老年人对住房舒适度、居住环境等的追求，增加改善性住房需求。这两种情况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适龄购房人口减少的影响。

从宏观层面来讲，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会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经济发展又会影响房地产市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无疑是得益于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时代，大量廉价劳动力资源的涌现促进社会生产的提高，社会生产力高而社会负担较低，经济快速发展，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上涨，促进房地产市场繁荣。当经济基本面向好，房价预期上涨时，会提高全社会的房屋需求总量，推高房价。人口老龄化与人口红利相悖而存，老龄化会减少劳动力供给，削减人口红利，而老年人只消费不生产的特性，会降低社会储蓄，减少社会财富积累水平，拉低居民收入水平。收入水平的减少会约束社会整体的购房能力，限制房地产市场需求量的扩大，抑制其发展，最终导致房价增速放缓甚至下跌。另一方面，老年人口增多引致社会总抚养率上升，不得不增加医疗、卫生等养老支出而削减其他方面的开支[15]，消费成本较高的住房自然首当其冲，房地产市场发展受阻，拉低房价。

综上，老龄化会通过影响居民消费行为以及社会经济发展从微观或宏观层面，直接或间接影响住房需求，进而影响房价。据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人口老龄化对房价具有负向影响，但该影响可能会因为短期内老龄人住房需求的多元化以及传统文化中的老年人的“利他性”而无法显现。

3. 房价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

在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诸多因素中，房价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其影响机理可从以下几方面分析。

首先，房价变动通过引导劳动力流动而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在劳动力的各项生活成本中，住房成本占据较大比重，房价上涨，生活成本便会急剧攀升，劳动力随之流动[13]。但劳动力的异质性决定了不同类型的劳动力对房价上涨的承受能力不同，做出的流动抉择也不同[2]。劳动力的异质性即劳动力质量的差异，可简单分为普通和高技能两类。普通劳动力技能水平较低，对房价上涨的承受能力较差，当无法负担房价上涨带来的生活成本增加时，会向生活成本较低的城市转移。外地的普通劳动力也会望房兴叹而选择不流入。而高技能劳动力具有较强的承受能力，即使房价上涨，其不利影响也会被获得的高收入所对冲掉[16]。并且，房价较高的地区往往经济实力更强，教育、医疗卫生等基础设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也较为健全，这些非经济因素对追求高生活质量的高技能劳动力的吸引能力较强，从而吸引高技能劳动力流入，高级人力资本的集聚为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奠定基础。

其次，从企业要素成本变动来看，企业的购地和用工成本会随房价的变化而变化，引发产业迁移，影响产业结构升级。一方面，由于房产与土地的不可分割性，房价上涨必然带动相应地价抬升，房屋租金也随之上升，导致企业生产成本大幅增加[17]。另一方面，房价上涨，劳动力的生活成本也会增高，为保障原有生活质量，工人会要求提高工资，企业的用工成本压力倍增。生产成本的增加意味着利润的减少，因而技术落后的、处于价值链低端的企业为降低成本、提高效益，要么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向高附加值产业升级，要么是迁移到地价和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为高端产业发展腾出空间[16]。但该种效应能否发挥作用取决于低端产业迁移带来的空间创造效应是否能抵消房价上涨引起的成本提升效应。在低端产业迁出后，如果知识技术等高端产业能够承担房价上涨带来的成本负担，就会拥有更多的发展空间，在技术知识的外溢优势下，就会促进相关产业集聚，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最后，从创新挤出角度来看，一方面，房地产行业的投资回报率高于其他行业，为追逐最大利益，非房地产企业也会将资金拨入房地产市场，进行投资套利，必然挤出企业的研发投入资金，削弱企业的创新倾向[17]。甚至某些高科技企业也会为追求多元化投资而涉足房地产，影响其创新活动[18]。此外，房价上涨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导致用于再投资的资金减少，利润创造的再投资是研发支出的主要来源，因而研发支出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减少。另一方面，由于房产具有抵押属性，金融部门会更加偏好具有高价值抵押资产的房地产行业。而中小科技型企业因创新活动的高风险性、创新成果转化的不确定性，信贷活动具有较高的准入门槛与严格的风险评估，导致房地产企业挤占创新资金，恶化城市内创新型经济主体的融资环境，抑制其创新动力，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

综上可知，房价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是由多种效应叠加而成的，据此，提出假设3：

H3：温和的房价上涨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但过高的房价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不利影响。

综上而言，老龄化不仅会通过劳动力供给、劳动生产率、居民消费等路径从供需两端影响产业结构升级，还会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影响房价，而房价的波动会通过引起劳动力流动、改变企业成本等途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

基于此，本文提出房价会在老龄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假设4，并基于我国不同地区间资源禀赋不同、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的特点，提出假设4a：

H4:人口老龄化不仅直接影响产业结构升级，还通过影响房价间接影响产业结构升级。

H4a:房价对老龄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存在区域差异。

三、研究设计

1.模型设定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从两方面考虑模型的设定，一是检验老龄化和房价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二是分析房价对老龄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中间桥梁是否存在。通过2007-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借鉴巴伦和肯尼(1986)[19]与温忠麟等(2014)[20]提出的方法，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insi,t=α0+α1olderi,t(hpi,t)+α2Xi,t+μi,t

(1)

hpi,t=β0+β1olderi,t+β2Xi,t+εi,t

(2)

insi,t=λ0+λ1olderi,t+λ2hpi,t+3Xi,t+δi,t

(3)

上述式子中ins为产业结构升级指数，i、t表示省份及年份，人口老龄化程度用older表示，hp表示房价，X代表其他控制变量，μ,ε,δ表示随机干扰项；其中，式(1)为基准模型，用以检验人口老龄化和房价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再结合模型(2)(3)，分析房价是否作为老龄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的一个中介渠道。α1表示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总效用，λ1代表老龄化的直接效应，β1×λ2/α1表示通过房价传导的中介效应大小。

2.数据来源与说明

(1)产业结构升级ins

测度方法有很多，诸如第三产业占GDP比重、非农化水平、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比重等，本文借鉴卓乘风和邓峰(2018)[7]的测算方法，利用产业结构层次系数进行衡量：

其中，xj衡量的是某地区j产业产值占该地区总产值的比重，1≤ins1≤3，ins1的值与3相差越小，表示产业升级程度越高。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该指数只代表了产业结构服务化水平，仅仅是产业结构变动的一个层面，并不等同于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应从产业结构变动及生产率两个层面进行诠释，即以生产率提高为基础，以生产率高低为依据，实现要素自动在不同产业间的转移。因而，为避免指标选取带来的结果偏误，进行对比研究，本文参考王希元和杨先明(2020)[21]，构建了产业结构升级的二次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mji,t用以衡量j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LPji,t表示j产业的劳动生产率，LPji,t=j产业增加值/j产业就业人数。

(2)人口老龄化程度(older)

以老年人口抚养比表征，表示每一劳动年龄人口需负担的老年人比例。

(3)房价(hp)

用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表示，即商品房销售总额与销售面积之比。

(4)控制变量

本文使用城镇化、技术创新、财政分权、外商投资、人均受教育程度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城镇化率(urban)以年末常住城镇人口比重表征；技术创新(tec)用国内专利申请授权量进行衡量；财政分权程度(grov)以地方政府一般预算支出占地区总产值的比重表示；外商直接投资(fdi)以外商直接投资额经当年人民币兑美元的平均汇率折算后，再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表示；人均受教育程度(pedu)以六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进行衡量，由于在2015年前后，统计年鉴内关于受教育程度的划分不同，因而2015年前使用的计算公式为：

受教育程度=(接受小学教育的人口数×6+接受初中教育的人口数×9+接受高中教育的人口数×12+接受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口数×16)/6岁及以上人口数

2015年后使用的计算公式为：

受教育程度=(接受小学教育的人口数×6+接受初中教育的人口数×9+接受高中教育的人口数×12+接受中职教育的人口数×12+接受大学专科教育的人口数×15+接受大学本科教育的人口数×16+接受研究生教育的人口数×19)/6岁及以上人口数

上述数据中，房价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房地产统计年鉴》，在计算产业结构升级的第二个指标时使用的各产业增加值、各产业就业人数从wind数据库获取，其他数据均从《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统计局获取。同时，使用居民消费价格环比指数以2007年为基期对房价、地区总产值、各产业产值等涉及价格的变量进行平减，并对房价、专利申请授权量、人均受教育程度等变量进行取对数处理。此外，对所有数据进行口径为1%平滑处理。变量的主要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分析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和前文提出的假说，本文就人口老龄化、房价与产业结构升级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1. 全国层面人口老龄化、房价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检验

通过公式(1)-(3)对人口老龄化、房价与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人口老龄化、房价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检验

表2的回归结果(1)显示，老龄化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在当前背景下，老龄化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由此说明，尽管老龄化存在影响劳动力供给数量质量以及拉低劳动生产率等问题，但老年人口增多带来的庞大老年消费市场，以及愈加多元化、层次化的消费需求，推动了产业向第三产业倾斜，优化了产业结构布局，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另外，老龄化的倒逼机制，劳动力要素被资本和技术要素取缔，实现了产业结构内部与整体的优化升级。使用产业结构升级二次指标进行回归的结果(3)也印证了上述结论，但此时的回归系数仅在10%的水平下显著，该原因可能是老年人口增多会导致劳动生产率降低，而在该指标的计算过程中，使用了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因而导致回归结果的显著性下降。结合回归结果(1)(3)可知，假设1成立。

从回归结果(2)来看，房价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为正。结合上文的理论分析，其原因可能在于，首先，房价上升导致的异质性劳动力流动与租金、劳动力等要素成本的上涨，低技能的普通劳动力与低附加值的企业相继被挤出，腾出了更多发展空间，吸引了高技能人才与高附加值企业的集聚，知识与技术的外溢也更加容易，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其次，在现有背景下，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我国重点聚焦于科技创新与技术发展，并且房地产调控逐渐成为常态，房价不可能出现爆发性的过度上涨，因而房价的创新挤出效应将会被削弱，其对产业结构的不利影响将会降低。列(4)的结果也验证了这一观点。

上述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升级指数两种计算方法，并不会改变老龄化和房价对其的影响方向，只是相应回归系数由于指标自身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因而在后文的分析中，不再进行两种结果的对比。

由回归结果(6)可知，老龄化对房价存在正向推动作用，其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住房一直是我国居民较为青睐的资产，能为家庭带来安全感，同时在婚恋市场上住房也是结婚的重要前提，受我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老年人口帮助子女、儿孙买房的现象较为普遍，代际哺育在一定程度上可推高房价；另一方面，现有老年人口历经改革开放，自身经济实力较强，可能会产生住房改善性需求。但是，该现象具有短期性，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年人财富消耗完毕、改善性住房重新进入市场，其对房价的推动作用将会消失，长期来看，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房价负向影响将逐渐显现，验证了假说2。

从控制变量来看，城镇化、技术创新整体上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正向影响。城镇化会引起人力资本、技术要素以及产业的聚集，从而形成有利的集聚效应。而技术创新能够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升劳动生产率，并促使新的产业和部门形成。两者均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外商投资与人均受教育程度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为负，可能原因是，外商直接投资存在偏向性，在国家政策的严格管控下，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流入制造业而非服务业，尤其是无法流入生产性服务业。进一步地，随着国内投资资金来源渠道拓宽，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可能被挤出效应所抵消。对于人均受教育程度来说，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产业结构升级更多的依托于高级人力资本，当前的人力资本积累尚不足以支撑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本文使用的人均受教育程度，是以6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所表示，其中包括并未就业的低龄人员，这部分人力资本的仍未转化，因而对产业结构升级推动作用不显著。

下面检验房价在老龄化对产业升级的影响过程中是否承担了中间桥梁作用，借鉴温忠麟等(2014)[20]提出的检验方法，其检验步骤如下：

结合表2中的回归结果(1)(5)(6)可知，解释变量的系数都较为显著，且β1×λ2与λ1的符号相同，故存在中介效应，说明在老龄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房价充当了部分中介作用，依据上述计算公式，可计算出中介效应大小为0.0722，假设4成立。

2.内生性处理

虽然在前文的实证分析中，尽量控制了多个与产业结构升级有关的变量，但房价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一方面，房价上涨会通过劳动力流动、引发产业迁移而影响产业升级；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升级必然带动城市发展，进一步促进房地产行业发展，拉动房价上涨。本文试图寻找房价的工具变量来解决该问题。考虑到土地供给是影响房价的重要因素，与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无直接联系，且在我国土地公有制的背景下，土地的使用和出让受到政府的严格管制，土地供给是一个政府政策性变量，具有较强的外生性。因而，借鉴刘程和王仁曾(2019)[18]的研究方法，本文选取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滞后一期作为房价的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表3中的(1)为房价对产业结构的影响，(2)是将老龄化和房价同时放入模型的回归结果，即上文中的等式(3)。从(1)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来看，城市建设面积与房价显著相关，影响为正，可能原因为，在经济不确定性加大的背景下，相比于波动性较大的股票、基金，人们对于房产等具有较强风险抵抗能力和保值增值能力的硬通货更为青睐，对房价的预期增强，导致房价的上涨。在(1)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中，房价的系数和显著性与表2中的基本回归结果整体上一致。同时，KP rk LM检验结果P值为零，拒绝了工具变量不可识别的原假设，而Wald F检验值大于10，拒绝了弱工具变量的检验，表明工具变量选择有效。另外，从(2)的两阶段回归结果也可得出相似结论。总体而言，在处理了内生性问题后，房价对于产业结构升级仍存在一定的促进作用。

3. 区域层面人口老龄化、房价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检验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具有不平衡性，不同省份的老龄化、房价及产业结构升级程度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本文主要从传统的东中西部、高低收入、老龄化高低三个区域层面进行区域异质性的检验。其原因主要是：首先，我国经济政策的制定大多是基于东中西部的大环境，不同区域政策差异度较大，研究该区域内三者的关系，有利于为政府制定不同的产业发展政策、人口政策提供参考；进一步地，在区域发展实践中，即使是同属东部或西部，各城市的发展情况也不同，很可能出现鸡头凤尾的现象，并且老龄化会通过消费、投资需求等影响产业结构升级，消费和投资又与收入难以分割。此外，收入水平衡量着人们的购房能力，对房价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因而，探究不同收入水平下三者间的关系也尤为重要。最后，人口流动会改变不同地区的老龄化程度，而老龄化程度严重与否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亦会存在不同，房价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因而从该样本区域研究三者间的关系也具有重要意义。表4为东中西部地区的检验结果。

表4 东中西部人口老龄化、房价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检验

从表4的结果可知，东中西部地区的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皆存在正向影响，与全国层面的检验结果相同；东部地区老龄化对房价的影响不显著，中部地区显著为正而西部地区显著为负，这可能是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技术发展水平不够成熟，且年轻劳动力外流，老龄化程度加剧会阻碍技术进步及创新，同时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即使存在购房欲望，也无法转化为购房能力，因而抑制了房价。结合上述的中介效应检验步骤，依据表4的检验结果可知，东部和西部地区，房价的中介效应不存在，而中部地区存在，中介效应所占比重为0.029。

其次，以2018年各省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依据，将各省份划分为高中低三个收入等级，分别对不同收入水平地区进行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不同收入水平下老龄化、房价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

从表5可以看出，收入水平越高，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程度逐渐下滑，原因可能在于，收入越高的地区，发展状况越好，产业结构布局越合理，产业升级程度相对较高，老龄化不再构成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显著因素，而长期来看，老龄化最终会有损于产业结构升级。老龄化对房价的影响也逐渐降低，可能原因是收入较高，往往意味着房价也高，老年人即使存在利他性动机，但受高房价的影响，购买欲望无法转化为有效购买能力，并且老年人的储蓄财富最终会被消耗完毕，因而老龄化对房价的影响也不再显著。从各回归结果来看，由于三个地区的老龄化对房价的系数或是房价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系数两者中均有一个不显著，依据上述检验方法，可得出低收入地区和中等收入地区的中介效应存在，占总效用的比例分别为0.0912、0.0937。虽然高收入地区的中介效应不存在，但计算出的Z值为负值，即β1×λ2与λ1的符号相反，表明房价在老龄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遮掩效应。

进一步地，以人口老龄化水平为依据，根据各省份历年的老龄化程度及其平均值，将各省份分为老龄化较高、中等和较低地区，依据分类结果进行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不同老龄化水平下老龄化、房价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

从表6的结果(1)(4)(7)易知，老龄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系数逐渐降低，表明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程度依次在下降。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具有双重性，不能一概而论，即使当前老龄化会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但老龄化趋势的不可逆，最终也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从老龄化对房价的影响来看，在老龄化程度较低的地区，老龄化抑制房价上涨，而在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地方，老龄化推动房价上升，但结果不显著。可能原因是，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地方，由于老年人口较多，可能会具有更多的改善性住房需求以及帮助子女买房的意愿，所以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房价上升。从房价的中介效应来看，在老龄化程度中等的地区，老龄化对房价、房价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系数均不显著，因而不存在中介效应。老龄化较低的地区，Z值未达到临界水平，也不存在中介效应，而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存在中介效应，中介效应为0.1884。

结合表4、5、6的结果，按照东中西、收入水平、老龄化水平分样本的三组研究，可知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和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逐渐减弱，这可以解释为，收入水平的提升，意味着自身的发展更为完善，并且收入水平高的地区，其产业发展更为迅速，产业布局趋向合理，老龄化能影响产业结构的程度较小；而老龄化程度越深，其可能产生的负向效应就越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越小。此外，从这三种分样本的研究中，本文还发现，东部地区也即收入较高的地区，其老龄化程度严重，房价也较高，但其产业升级也较快，对此的解释可能是，衡量老龄化的指标是基于常住人口的抽样数据，包含了大量的跨区域流动人口，尤其是异质性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在弥补这些地区的劳动力缺口的同时，也带了更高的创新可能性；同时，这些地区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低于经济增长速度，人力资本积累、基础设施、创新环境也更为成熟，能够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环境，其产业结构升级较为快速，此时老龄化和房价不构成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影响因素，房价总体上不作为老龄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中间渠道。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老龄化程度较低，房价也相对平稳，产业结构升级相对缓慢，其原因可能是在以往的发展中，受制于经济地理与政策优势，中西部发展水平较低，产业基础较东部地区更为薄弱，并且青壮年劳动力都流往发达的东部地区，致使产业升级的必要条件得不到满足，产业结构升级进程缓慢，但由于东部地区存在房价上涨带来的成本上升等问题，会将部分产业转到该地区，增加了老龄化对产业转移的驱动效应，而该区域内相对稳定的房价对技术创新和实体资金的挤占效应较小，使得房价适度温和的上涨可通过改变劳动力流动、企业成本等途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同时，该结果还证明了在不同的区域内，房价的中介效应存在差异性，印证了假说4a。

五、稳健性检验

上述结果初步检验了本文假说的合理性，即人口老龄化可通过房价的中介效应，影响产业结构升级，且该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更换主要变量的测度指标对其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借鉴何冬梅和刘鹏(2020)[9]的方法，用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zb)代替老年抚养比用以衡量老龄化；第二，采用住宅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zhu)代替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分别检验在主要解释变量老年抚养比以及中介变量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变化时，估计结果与显著性是否发生变化，估计结果见表7。

表7 稳健性结果检验

表7中(1)(2)(3)是在保持房价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以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代替老年抚养比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总体估计系数符号相同，结果显著。回归结果(4)(5)(6)表示老龄化的解释变量不变时改变中介变量房价指标的情况，易知此时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正向影响，结果合理。回归结果(1)(7)(8)表示两个变量同时变化时的情况，可知此时总体系数未变而结果显著。通过表6的回归结果可知，更换主要变量的测度指标后没有改变模型的基本估计结果，证明本文的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进一步验证了上文分析的合理性。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通过理论分析探讨了老龄化、房价与产业结构升级三者间的关系，再以2007-2018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实证从全国和区域层面对其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上来看，老龄化与房价都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且房价对老龄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存在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比为0.0722；分区域来看，东中西部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均具有促进作用，但中介效应仅存在于中部地区；从收入水平层面来看，中低收入地区老龄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房价存在中介效应，高收入地区不存在；以老龄化程度划分来看，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房价存在中介效应。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本文得出以下启示：首先，要正确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主动顺应老龄化趋势。老龄化会导致劳动力减少，社会养老负担加大等一系列问题，但老龄化也会带来无数发展机遇。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老龄化不仅会直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还会通过房价间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在当前我国经济追求高质量发展，产业亟待转型升级的背景之下，顺应老龄化趋势，抓住老龄化带来的机遇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即抓住庞大老年群体极为可观的消费潜力，大力发展以养老、医疗、旅游为着重点的“银发经济”，借助消费效应助推产业结构升级。其次，重视房地产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以房价稳定为主要发展方向。房价波动会给产业结构升级带来剧烈冲击。在老龄化背景下，劳动成本的增加以及高房价的挤出效应，将会倒逼企业进行技术革新，采用自动化生产，开发技术含量和利润双高的产品，从而实现全社会的产业升级。同时，过高房价容易带来房价泡沫，挤占社会资源，引致产业空心化问题。因而，在“房住不炒”“稳”字当先的调控主基调下，应避免房价大幅度波动，为产业升级营造良好房地产市场环境，把控房价稳定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双协调。第三，基于区域间老龄化、收入水平及产业结构的梯度差异，以差异化发展战略推动产业的区域转移与升级。在综合考虑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的基础上，合理评估不同区域的老龄化和房价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差异性影响，制定符合区域人口和房地产市场特征的产业政策，增强调控政策的针对性。对于经济竞争力较弱、房价较低的中西部地区，要充分利用好老龄化及房地产市场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作用的优势，大力刺激老龄产业发展，匹配合适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双管齐下助力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