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的对调与文化权利的再解释：《互换身体》的艺术价值

姚 玲

(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福建 福州 350011)

《互换身份》(

Freaky

)是一部由克里斯托弗·兰登执导的青少年电影。作为一部主打万圣节档期的美国青春喜剧影片，该片的故事层面披上了一个颇为惊悚的外壳——小镇上一位女高中生米莉偶然间和一个名叫屠夫的越狱精神错乱的连环杀人犯互换了身体。作为喜剧元素的一种，影片不厌其烦地描述了互换身体后二人处境的变化，这种处境的变化造成了一种有趣的反衬。少女和屠夫互换身体引发了一系列身体差异的笑料，这是这部青春喜剧里贯穿始终的特色和线索。《互换身体》内容的编排囊括的不仅是从强壮男性和柔弱少女身体对比上引发的笑料，它更多的是立足于人们传统的对待身体差异的观念大肆开刀，试图从看似疯狂的奇想中，攫取我们当前时代关于身体、身份与权利的大众观点，并对其进行解构，这同样也构成了本文分析的基础。

一、身体的对调：性别权力的两重透视

《互换身体》和一般的青少年奇幻喜剧电影不同，它没有将冒险元素当成影片的第一重主题。事实上影片一开场，电影就介绍了即将互换身体的两人在人格特质上的迥异。小镇女孩米莉是一个丧父的16岁少女，她内向、羞涩、普通，常常被同学嘲笑欺负，学校里只有两位死党作伴。而屠夫则是一个有着严重精神病史的杀人狂，他童年受困于母亲的虐待，成年后虐杀与母亲相似的女性，最终锒铛入狱。两个反差极大的身份实际上点明了影片的第一重反差，即身体差异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化的差异。

影片不断尝试在性别议题上加码，对女主角米莉加以分析，可以很好证明这一点。在影片开场不久，观众就可以从母女对话中得知，米莉的父亲早前死于一场意外，米莉一家现在只有母亲和姐姐。母亲的形象是一个美国典型的中低阶层家庭主妇形象，她迫于生计压力，在一家连锁超市的服装部门当销售员，而米莉的姐姐则是一位表面上的“硬汉”，她在当地警局工作，并且枪不离身，工作中屡建奇功，然而实际上，姐姐对工作的热情只是一种对丧父悲伤的逃避。米莉的两个死党同样属于弱势群体的一部分，黑人女同学是一个有胆有谋、敢于直言和永远坚守友谊的女孩，而男死党则是一个拉美裔的性少数者。

由此来看，围绕着女主角米莉，在她的周围建立起了一个典型的“女儿国”，身边出现的角色是各有差异的女性，姐妹、母亲、死党，他们都和米莉一样，在环境中处于一个劣势的地位。母亲有酗酒问题、姐姐有愤怒管理问题、乔什有性别认同问题、奈拉和米莉则常常是学校姐妹会成员嘲笑的对象，经常被孤立。她们对米莉处境的理解、安慰实际上也来自她们对自身“低”权利处境的理解。米莉的死党奈拉对待嘲讽的方式是当作听不见；而米莉的女警姐姐在面对警局要求其承担文职工作时，只能愤怒地拍桌子。性别构筑了小群体之间的理解，也构筑了她们在影片后半段的协作基础。

当米莉和屠夫交换身体之后，这种由身体引发的身份认同带来了强烈的反差。最直接的反差就是奈拉和乔什绝不肯相信屠夫身体里是米莉；尽管米莉已经说出了乔什和奈拉的秘密，他们仍然不肯相信。在这里，身体的体认实际上远大于理解层面引发的认同。影片用一系列非常有趣的打斗完善了身体从“低权利”到“高权利”的转换，当米莉放下所有武器，向两位死党说明自己就是米莉时，两位朋友先是震惊，紧接着他们用勺子和叉子痛打了一顿屠夫，最后他们才半信半疑，屠夫身体里住着的是米莉的灵魂。换言之，只有(借助搏斗确认)屠夫变得和米莉一样弱小时，他们才真正认同了米莉是三人小队中的一员，知晓秘密也好、对他者表达支持也好，统统不重要。弱者与弱势身份在这里变成了身份认同的标记，这也是电影中颇为值得玩味的地方。当一个强者对弱势群体表现尊重和认同时，收获的往往是一种不信任；也只有真正的弱者才能实现与弱者的共情，弱者群体也只接纳弱者。

影片毫不吝啬地表现了两具差异极大的身体所涵盖的身份问题。米莉在交换身体之前，是一个内向胆小的女生，常常有同学欺负她，而在交换为屠夫的身体后，米莉在学校厕所里威胁男同学不准再欺负米莉和其他同学。应当注意到，厕所威胁这一点，米莉使用暴力的手段，将男同学毫不费力地从地上提起来，而男同学吓得尿了裤子。这呼应了前段中男同学将番茄酱抹在米莉的外套上，米莉只能沮丧地躲起来这一情节。由于身体的变换，支配的权力潜在地发生了让渡，欺凌的链条也发生了变异。身体(体型和力量)的变化，带来的实际上是一种实际权力的掌控感，是一种天然的支配权力，性别差异与暴力的关联性这一议题，实际上也在影片中得以凸出。

二、社会身份的对调：弱者与强者的相互置换

《互换身份》的笑料很多都集中在米莉和屠夫二者互换身份后的不知所措的部分中，在刚刚开始互换身份后，两人陷入了一种对身份认同的焦虑。屠夫在米莉的卧室里发现米莉和父亲的合影时面露的尴尬；屠夫在换上米莉衣橱里少女服装时脸上流露出的不可思议；实际上是对身体失去掌控感、失去力度的不适应。最终她换上皮衣和靴子(权力展示的一种典型形态，与《午夜守门人》中皮衣的意味如出一辙)来确认自己杀手和掌控者的身份；米莉同样在初期陷入了身份置换带来的迷惘之中，当她在街头被人认出是被通缉的杀人凶手，下意识地举起手便会被他人误解成行凶未果；当她在男厕所第一次遭遇曾经奚落他的男同学时，她的第一反应则是不知所措，而不是借助强壮的身体立即为自己讨回公道。米莉就算拥有了一个极端强大的身体，她也没有产生足够与不公正对抗的意识。

二者都在突然被置换的身体中感到无所适从，从身体体认层面来看，电影无疑构筑了一个绝佳的影视文本，通过对比和反讽，将文明的现代社会里人们仍然残留的身体认同问题大加挞伐。然而影片显然不打算仅仅止步于此，实际上《互换身份》还内置了另外两层因为个体形象和身份产生的社会权利的价值分化。在互换身份的过程中，观众大部分时间都是基于米莉的视角来观看整个世界的。不管是作为少女时，她受到同学的欺负和嘲弄，还是在置换身体之后，她因为性别转换和突然地强壮闹出的一系列笑话，观众大部分时间都在和米莉这一角色共情。因此在影片结尾，米莉和屠夫再一次置换了身体，以少女的身份杀死了闯入家门意欲行凶的屠夫时，观众并不会对血腥的场面感到不满，相反，观众对影片结尾的处理感到满意和快慰。

观众乐见精神失常的凶手被杀死，而少女凯旋。这一结局从某种程度印证了一种凌驾于身体之上的价值体系，观众借助于观影过程中的视差之见，塑造了一种非公正、非公义的道德评价标准。在这套系统下，身体条件上占据天然优势的屠夫，实际上是一个价值评估上的低价值者，其举动的正当性(找回自己身体、不再被关进精神病院)不可避免地被弱化、被忽视。而对米莉最后杀死屠夫的举动，则有了一种接近狂热和快感的认同，这一审美向度不仅是叙事的结果(观众终于看到了期待的场面)，而且是一种对观众潜意识的幻想的肯定，即少女身份自备的道德砝码和中年白人男子自身立场上失去的道德砝码的两端评估。《互换身体》在美国本土放映期间，有观众认为屠夫的形象，是对美国白人男性的一种调侃和否定，是一种对主流价值观念的矫枉过正，影片中比比皆是的厌男情绪，是一种社会性别偏见在影像这种特定审美区域的展露。这一论调，对比影片拍摄时，欧美电影工业圈轰轰烈烈的“ME TOO”运动，可以知悉，导演借助电影，隐晦地尝试向观众阐释这种基于刻板印象和身体形象的偏见所带来的身份评估的错位与荒谬。

三、权利话语的对调：社会评价对角色审视引发的差异

《互换身体》设计了大量配角来衬托屠夫和米莉之间强弱的差距，夏尔和乔什则可以看成是屠夫和米莉这两个置换身体极端角色中间图谱的样本。借助夏尔和乔什，影片更为含混地将性别认同问题、社会身份定位问题做出了一系列的调侃和置换。为了进一步探讨构筑于社会身份之上的意图，夏尔和乔什的身份特质也更加模糊和缺乏具体性。

米莉的姐姐夏尔是一个身手矫健的配枪女警。作为维护国家社会秩序的职业，警察意味着权力、暴力和正义。夏尔也是如此，演员的形象无限靠近刻板印象中女警的身份形象，黑发盘在脑后、一丝不乱、警服笔挺、不苟言笑。但夏尔的女警生涯并不顺利，在美国西部小镇，女性选择警察这一职业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对传统的挑战和反叛，因此，她只能选择通过不断地健身、射击，来向因为性别拒绝认同她的上司证明自己有抓贼和侦查的能力。能力和性别身份的冲突，引发了影片的对比张力，即社会身份往往大于自我认同。乔什的身份困境则恰恰和夏尔相反。他作为一个男性，占据了主流性别话语，但他的性别气质和行为则更趋近于中性。因此他也丧失了本应该与他产生认同与他为伍的男同学的接纳。在电影里，米莉身边围绕的似乎总是只有这些不被社会所接纳所认可的“怪人们”。米莉身边所形成的联盟，正是一群形态各异、各式各样的弱者的联盟。

前文中已经提到，屠夫强壮的白人男子形象，实际上代表着主流话语中力量和权力的形象，不论是暴力还是威慑力，他象征着某种切实的标准，是一种社会上潜移默化认同的“正常”。当这具“正常”乃至“正确”的身体，被一个精神分裂的连环杀人罪犯所占据的时候，它所象征的是一种隐蔽的失常。象征着一种偏见和脱轨。在电影里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了这种对比。当这位气质摄人的连环杀人凶手出现时，往往会有人将他识别为某个普通的热心市民。他在学校内通行无阻，并且被高中生看成是具有一定威胁性的教师，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他的身体的伪装与隐蔽性。米莉最后真正战胜的并不仅是妄图占据她身体脱罪的精神分裂的连环杀人凶手，她所对抗和战胜的正是不断出现的这种社会认知的偏差。当米莉作为一名弱女子，杀死了一直对其造成威胁和骚扰的连环杀人犯时，镜头用了大量的仰拍，使得米莉看起来高大而强壮，构图暗藏了更多隐蔽的意味，画面特写米莉紧绷而充满攻击性的脸，她高喊着：“我使用你的身体的时候也学到了一点东西。”这绝不仅指向米莉最后那致命一击，它更多地意味着一种对社会约定俗成偏见的背叛和否定，米莉及其所代表的弱势者畸零者喊出的这一声反抗，一种临近于新的时代、新的价值体系的大声嘶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