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流动人口健康状况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间的作用

王懿程，张健明，于海燕

1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上海，201620; 2温州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浙江温州，130000

主观幸福感是指个体对其生活状况所做出的总体评价。以往对幸福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学和心理学领域[1-2]。大多从被研究对象个体出发，进行微观角度测量，缺乏宏观视野下的社会支持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研究。社会支持是指来自个体之外的各种支持的总称，可有效降低居民患病率、提高健康水平，同时健康与个体幸福感呈正相关[3]。流动人口作为一股内生力量，深刻影响着区域人口分布、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对现居城市与乡村的经济、政治、文化及环境的影响历久弥新[4]。本研究通过对上海市流动人口的调查，探讨社会支持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侧重于分析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的中介作用，为相关部门制定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于2019年9-11月，以上海市经济水平为依据，从上海市16个区中抽取浦东区、静安区、松江区、宝山区4个样本区的流动人口，再分别从每个样本区中抽取10个样本村(居委会)，在每个样本村(居委会)中随机抽取60户家庭。共抽取4个样本区、40个样本村(居委会)、2400户家庭进行走访调查。采用无效问卷剔除法，纳入标准：年龄>18岁；流动时间>6个月；从外籍户口流入上海市；能正常沟通，无精神疾病和认知功能障碍。共发放22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950份，有效回收率为88.6%。

1.2 调查工具

1.2.1 一般资料调查表。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子女数量、工作性质等资料。

1.2.2 社会支持量表。采用国内学者肖水源编制的社会支持量表，量表分为客观支持、主观支持以及社会支持的利用度3个维度[5-6]。本研究基于大量文献和流动人口特性，对肖水源的量表进行修正，建立适合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量表。该量表包括社交支持、实际支持和情感支持3个维度，共12个条目。其中社交支持是指流动人口在工作环境和日常生活中与他人交流互动的行为活动等；实际支持是指流动人口在社会上接受的帮助，如就医制度、生活补贴等；情感支持是指流动人口与家人、同事和邻里的关系、交流等情况。采用Likert 5级计分法，正向条目按照“十分同意”、“同意”、“一般”、“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依次赋值1-5分，对负向条目则进行反向计分。社会支持量表总分为各个条目计分之和。将条目之和取均数，取值范围为1-5分，其中临界值的分值为3分，分值越高，越能说明负向作用的严重性。该量表的Cronbach's alpha为0.91，各维度的Cronbach's alpha均大于0.80。

1.2.3 SF-36生命质量量表。采用浙江大学医学院社会学教研室研制的SF-36生命质量量表[7]，包括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两个维度。各个维度分数区间为0-100分，分值的高低与这两类健康状况的好坏呈正相关关系。该量表具有问题条目少、应答率相对较高且能准确测定生命质量等优点。 该量表的Cronbach's alpha为0.81。

1.2.4 主观幸福感量表。主观幸福感作为衡量个体生活状况的综合性心理指标，包括生活满意度、积极与消极情绪体验等因素[8-9]。本研究采用Diener等人编制的主观幸福感量表测量流动人口的幸福感。该量表包括公认快乐和生活满意两个维度[10]。采用Likert 5级计分法，量表从“十分同意”到“非常不同意”依次赋值1-5分，个体主观幸福感随得分的增加而减少。将两个维度的得分加权相加即可得出总体幸福感分值。设定1-5分为得分范围，将总体得分取均数。该量表的Cronbach's alpha为0.84。

1.3 统计学方法

利用Excel 2010进行数据录入。运用SPSS 23.0进行统计分析，采用描述性分析、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进行数据处理，逐步解释社会支持与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为了检验中介效应，采用AMOS 24.0构建结构方程模型，通过路径分析方法来验证健康变量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所起到的中介作用。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共调查1950人，其中男性965人，女性985人；文盲或半文盲156人，小学学历234人，初中学历488人，高中学历683人；已婚1468人，未婚469人；无子女的有563人，只有1个子女的有780人，有2个子女的有456人，有3个及以上子女的有151人；工作性质为全职的有1224人，兼职的有726人。

2.2 社会支持、健康与主观幸福感的描述性分析

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得分为(3.91±0.63)，说明流动人口总体上感觉比较幸福或一般。情感支持得分为(3.60±0.57)，处于较低水平，表明多数人对社会信任表示一般或同意。社交支持得分为(4.11±0.61)，表明流动人口在社交上花的时间较少，多数人很少进行社交。实际支持得分为1.24(1.06, 1.71)，表明参加城市医疗保险等保障的人较多。生理健康得分为74(61，79)，心理健康得分为76(63, 81)，但标准差较大，数据离散程度高即表明流动人口个体之间差异较大。

2.3 社会支持、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对主观幸福感的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性别、婚姻状况、儿女数量的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得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社会支持各维度对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P<0.001)。情感支持、社交支持、实际支持每增加一个单位，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分别增加0.286、0.267、0.282个单位，这说明加强情感支持、社交支持和实际支持是提升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重要途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均对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有正向预测作用(P<0.01)。见表1。

表1 社会支持、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对主观幸福感的回归分析

2.4 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的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AMOS 24.0构建社会支持、生理健康、心理健康与主观幸福感的结构方程模型，见图1。模型拟合结果显示，χ2/df位于1-3之间，并且GFI、AGFI、TLI、CFI、IFI、Gamma Hat、NFI均大于0.90，RMSEA小于0.05，说明模型拟合较好，具体结果见表2。另外，模型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除了社交支持对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以及实际支持对生理健康的影响作用不显著，其余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

图1 结构方程模型

表3 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间的中介效应路径分析

由拟合结果可得出，健康在社交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为0.064，社交支持作用于主观幸福感的总效应为0.383，可得出健康在社交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比为16.7%。健康在实际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为0.061，实际支持作用于主观幸福感的总效应为0.246，可得出健康在实际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比为24.8%。健康在情感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为0.102，情感支持作用于主观幸福感的总效应为0.531，可得出健康在情感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比为19.2%。生理健康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为0.124，心理健康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为0.097，说明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3 讨论

3.1 社会支持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

在我国特殊的国内移民背景下，上海市流动人口对城市及乡村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环境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本研究结果显示，社会支持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有正向作用，而且健康作为中介变量作用显著，这表明健康能缓解个体的压力，而社会支持作为一个外界因素，能通过影响个体的生活条件、情绪等来影响幸福感。对于流动人口来说，由于多数在外没有家人陪伴，且承担着家庭的主要经济负担，同时社会因素的存在使得这类人群缺乏关怀[11]。出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大多数人更喜欢稳定的生活而不倾向轻易迁居，对故乡的眷恋和对他乡的陌生均造成不同的幸福感体验。思维模式的转变、不同文化差异的冲击、周边人群的改变都会导致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降低[12]。因此，应提高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水平，通过贯彻落实教育政策、降低随迁子女异地就读门槛、加强流动人口社区化管理等措施来提升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

3.2 流动人口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间起中介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流动人口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中介效应，而且生理健康的中介效应更强。身体素质是个体在社会上生存的基础，幸福的前提是身体无痛无病，许多家庭都是被疾病拖累，大大降低了生命质量，甚至很多都是因病致贫，所以生理健康是心理健康的基础，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较大，当然心理健康也不可忽视[13]。研究表明情感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相对较大，那么则需要着重强调这一方面。因此，相关部门应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扩大保障性住房覆盖面，加快统筹流动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医保和信息登记管理，建立统一的医保服务网站，完善异地就医制度，提高医疗保障水平。同时，社区经费的足够投入是一个社区良好运行的重要前提，由此相关部门应基于实事求是、合理充足的原则，加强社区基础设施建设。而社会应在提供流动人口生活支持的基础上，通过加强健康教育、宣传相关的疾病知识、定期组织流动人口体检等措施给予流动人口更多关爱。

本研究由于时间及经费的限制，在样本选择上仅调研了浦东区、静安区、松江区、宝山区4个区的流动人口，后期将扩大样本量，纳入更多区，并从纵向角度深入分析流动人口社会支持、健康状况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因果关系，为提升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提供参考。虽然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研究结果还需要进一步的证实，但依然对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国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降低已成为常态，因此提高社会支持水平、加强健康教育、鼓励居民社会交往等是提升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