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NKI文献的我国健康乡村研究的可视化分析

张晨曦，方 菁

昆明医科大学健康研究所，云南昆明，650500

2016年，在《关于开展健康城市健康村镇的指导意见》《“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指导下，健康村镇创建在全国全面启动；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再次强调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乡村成为实施两大战略的交汇点，健康乡村建设成为实现两大战略的抓手；2018年，《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提出“推进健康乡村建设”。如何在两大战略背景下推进健康乡村建设，是建设健康中国，推动我国乡村全方位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既往相关研究以农民健康状况与健康素养、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和医疗保障、健康环境建设为主要研究内容，以政策建议、现况调查、描述性案例探究为主要研究类型，基于信息可视化与计量化分析的研究鲜见报道。本文以CNKI数据库中健康乡村相关文献为研究对象，运用中国知网提供的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功能和CiteSpace科学知识图谱分析工具，分析我国健康乡村研究现状、热点与趋势，为两大战略实施背景下的健康乡村建设提供参考，为深入该领域的研究提供文献基础。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文献资料来源于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以“卫生村”“健康村”“健康乡村”“健康农村”为检索词进行检索，文献起始年限不限， 检索日期为2020年5月1日，获得215篇研究文献。手动筛选排除重复发表、征稿启事、会议报告、新闻报道、人物采访、报纸文章、作者和关键词信息缺失以及研究主题与健康乡村无关的文献，最终得到130篇有效文献。

1.2 研究方法

运用知网提供的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功能，描述健康乡村研究文献的基本外部特征(总发文量、年载文量)。运用美国德雷塞尔(Drexel)大学陈超美教授基于Java语言开发的CiteSpace 5.6.R5信息可视化软件，以可视化图谱的形式呈现被纳入文献各信息(作者、研究机构、关键词)并进行分析。CiteSpace软件系统主要基于共引分析理论和寻径网络算法等，通过数据挖掘、信息处理、知识计量和图形绘制，以可视化图谱的形式展现目标文献的引文、关键词、作者等信息，探寻学科领域的知识基础、知识结构、研究热点和研究趋势[1]

2 结果

2.1 文献数量与年度分布

图1显示，1999年首次出现关于健康乡村研究文献，此后5年(1999-2005年)产出量一直处在较低水平，但总体上呈阶段性增长态势。2007年、2014年、2019年是发文量的3个高峰。

图1 各年度文献数量分布

2.2 作者分析

2.2.1 高产作者。健康乡村研究领域发文量≥3篇的作者有16位。均来自经济发达地区，所属单位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直属的健康教育、疾病预防控制专业机构(6/16)和高校(7/16)为主，作者的研究方向以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卫生政策与管理、环境卫生为主。见表1。

表1 发文量≥3篇作者信息统计

2.2.2 作者合作情况。作者合作网络视图反映我国健康乡村研究学者之间的合作情况。健康乡村研究领域共出现315个作者，639对合作关系，见图2。图中节点大小与作者发文量成正比，连线表示节点作者之间存在合作。网络图谱所列作者与高产作者几乎一致，主要形成以田向阳、李延平、刘远立、陈少贤为核心的研究团队，各团队内部合作关系较为紧密，且内含作者均属同一单位，但各研究团队之间相互独立，与其他团队、其他作者均无横向联系和合作，目前尚未形成大规模的学术群落。

图2 作者合作网络

2.3 发文机构分析

研究机构合作网络视图是对该领域科研力量分布情况的直观展示[2]。130篇文献共涉及125个机构,共59条合作连线，见图3，以中国健康教育中心、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广东药科大学为核心机构的3个子网络最为明显。高等院校与健康教育、疾病预防控制的专业机构合作较多，但均局限于同一省份。各研究机构分布较分散，尚未形成核心研究群。

图3 机构合作网络

以第一作者所属单位为统计标准，一级机构为统计单元，130篇文献共涉及94个单位，分布于22个省份，以东部地区的研究机构发文量最多，见表2。说明现有的健康乡村研究集中在我国东部发达地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研究很少。

表2 研究机构地域分布及其发文量情况

2.4 关键词分析

2.4.1 关键词共现。关键词共现通过统计一组文献的关键词两两之间在同一篇文献出现的次数(共现次数)来确定该组词的亲疏关系。图谱中节点大小与关键词词频成正比，节点连线反映词与词之间的共现关系，连线宽度显示关键词间的共现强度。当人工无法根据关键词共现图谱对某一领域研究热点归纳总结，可在此基础上使用CiteSpace聚类功能，更清晰地展示该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2]。将所得文献从CNKI以Refworks形式导入CiteSpace，将表达意义相同的词汇合并为标准化关键词,合并后共提取出223个关键词，总频次为437次，见图4。在共现分析的基础上进行聚类，聚类结果以数字为标签进行排序，数字越小聚类中包含的关键词越多，最终聚成9个大类，见图5。除去检索词，显示农村卫生、健康促进、评价指标体系、留守儿童、健康教育、长效管理、影响因素、卫生服务是健康乡村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

图5 关键词聚类图谱

2.4.2 关键词突现。突现词指较短时间内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根据其出现和消失时间可判断某领域前沿热点并预测研究趋势[3]。图6是突现强度排名前14位的关键词，其中“健康村”“健康新农村”“健康乡村”“健康村镇”与检索主题词一致，其突现时间也显示出我国健康乡村研究在不同时代背景和政策指导下称谓的变化。除检索词外，“公共场所”突现时间最早，其次为“留守儿童”，说明农村公共环境和留守儿童是早期健康乡村研究的热点问题；结束年为2020的突现词是“评价指标体系”，表明“评价指标体系”是健康乡村未来研究的焦点；“健康促进”“长效管理”“健康知识”和“健康行为”的突现率也较大，表明对农村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农民健康素养和健康乡村管理机制的研究在其相应时间区间内属于健康乡村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

图6 关键词共现网络的突现词

3 讨论

3.1 健康乡村研究文献总体呈波动增长态势，但文献量一直处于较低水平

我国健康乡村研究始于1999年，但在此后5年间近乎停滞，年均仅发表1篇文章，2006年后才出现阶段性增长，发文量随时间波动起伏较大。结果表明，相关研究受国家政策影响较大。2005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2006年7月《全国爱卫会关于加强农村爱国卫生工作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指导意见》《全国亿万农民健康促进行动规划(2006-2010年)》的颁布，表明国家重视健康新农村建设并提出新的要求，健康乡村研究成果的数量在这个阶段开始增长，并且随着“世行贷款 /英国赠款中国农村卫生发展项目(卫XI项目)”的开展，研究文献数量达到第一个高峰。2010年全国爱卫会印发《国家卫生乡镇(县城)标准及其考核命名和监督管理办法》，并且随着“卫XI项目”即将结束，文献数量从2012年增长且在2014年达到第二个高峰。《“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颁布，以及《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对健康乡村建设提出新的要求，2016年文献数量再次出现增长，2019年达到顶峰。但是，近20年研究文献总量仅130篇，说明学术界对健康乡村的关注度和重视度较低。一方面可能由于乡村振兴战略以产业、生态、文化、组织、人才5大振兴为主要目标，政策的引导使得学者关注的焦点也聚集于这些领域，忽视了乡村健康问题。在中国知网以“乡村”为主题词检索，共得到117824条结果，主要研究主题为乡村振兴、乡村旅游、治理、建设、产业、文化、景观、教育等。另一方面可能由于健康乡村研究缺少系统的理论指导，尚未形成整体性思维，很少有学者和研究团队进行持续深入的研究。这主要源于我国健康乡村建设缺乏长效激励机制，经常是“运动式”推动，运动过后就是较严重的下滑[4]，建设缺乏持续性，研究也仅是昙花一现。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提出“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也提到“健康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乡村振兴建设以农民为主体，健康作为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与乡村振兴息息相关。而且按照目前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健康城市和健康乡村均是实现健康中国的重要抓手。因此，在乡村振兴建设过程中，在实现健康中国的进程中，亟需重视加强对健康乡村的研究。

3.2 健康乡村研究地域分布不平衡且缺乏跨地域合作

健康乡村研究的高产作者、研究团队、研究机构均来自于北京市、江苏省、浙江省、广东省等东部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的作者和研究机构较少。这种状况可能与国家和地方政策倾向有关，例如在“中国农村卫生发展项目(卫XI项目)”期间，江苏省潥阳市、丹阳市、南京市、高邮市等均承担过健康村创建试点工作[5]，北京市、广东省、浙江省等地方政府均曾发布过健康村行动规划[6]，这些省份的作者发表了较多探讨实践成果的论文。研究力量集中在健康教育、疾病预防控制的专业机构和各高等院校，鲜有基层政府机构(如民政、街道、社区)和基层医疗机构(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的参与，从而导致理论研究较多而与基层实践和应用结合不紧密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各高等院校和各专业机构的科研人员科研敏感度更高，能紧跟国家实时资讯和政策及时开展相关研究；另一方面与各基层部门对健康乡村建设与本部门的政策关系认识不够有关，不少部门将其认为是额外增加的工作，工作意识淡薄，部门沟通协调困难，存在卫生健康部门单打独斗的现象[7]。此外，各研究机构整体合作不密切，合作网络局限于同一省份，跨省合作很少。未来应当加强跨地域合作，东部发达地区各省份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加强联系沟通、总结经验、探寻发展规律，形成一定规模的学术群落，同时以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为研究样本，推动东中西部地区跨地域合作。

3.3 健康乡村研究团队内部联系紧密但缺乏横向合作

健康乡村研究团队合作网络以同一单位同一课题组为主，团队内部联系密切，但各团队相对独立，几乎没有横向合作，目前尚未形成大规模的学术群落。可能由于当前我国健康乡村研究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和成熟的经验借鉴，各科研团队只能依靠各自前期研究积淀和资源的传承，虽然便于后续研究和成员沟通，但容易造成思维固化，不利于不同学科间的交流和思维碰撞。如果科研人员和团队能够加强横向合作，形成一定规模，将推动健康乡村研究更好更快地发展。此外，高产作者及其团队发文量最高为6篇，大部分为2-3篇，几乎没有产出丰富研究成果的研究团队，也尚未出现比较有影响力的作者。说明目前大部分作者对健康乡村的研究仍在起步探索阶段，持续深入健康乡村研究的机构也不多。

3.4 健康乡村研究主题有较大拓展空间

健康乡村研究中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是“健康村”“健康乡村”“健康农村”等，这些词也是关键词共现网络中的核心词，其余高频关键词(农村卫生、健康促进、评价指标体系、卫生服务等)均以与这些关键词共现次数最多。研究大多从乡村健康领域某个角度切入，说明健康乡村研究主题较分散，学者对健康乡村概念还未形成清晰的认知，尚缺少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研究。一方面可能因为前述的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和较成熟的经验借鉴，大多研究以健康影响因素、健康社会决定因素等理论为依据，通过借鉴国内外较为成熟的健康城市项目资料和理论体系[7-8]，抽取与健康直接关联的因素，如环境卫生改善、医疗卫生服务供给、医疗保障、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等为主要研究内容[9]；另一方面可能由于学者学科背景的限制，各研究团队没有突破固有研究领域的舒适圈，而且各研究团队、机构间缺少联系和横向合作，多数以微观视角展开研究。对策建议、现况综述和描述性案例报告是主要研究成果类型，但大多在“述”而不在“论”，缺乏大样本支撑，也缺少在众多案例分析基础上的典型经验比较和一般抽象化规律的提炼，研究结论的代表性略显不足[9]。也有部分研究采用现场调查、实证分析的方法进行，占文献总量的19.23%(25/130)，多是农民健康素养、健康状况、满意度和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供给利用现状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已有一段时间，但成果很少(10.77%，14/130)，且现有研究的评价指标体系也存在很多问题，如多数三级指标是对农民生理性健康状况的衡量，缺少心理和社会适应的衡量指标；多数三级指标只是对健康影响因素的描述，难以测量和量化；缺乏因地制宜的特色性指标等[8]。可能由于我国乡村经济文化差异较大，健康乡村评价的影响因素复杂多样，同时缺少丰富的健康乡村研究经验和基础，建立一套涵盖内容广泛又便于测量、普适全国又突出特色、指标维度权重合理的健康乡村评价指标体系难度较大。

健康乡村的科研是一个涉及多部门合作、多学科交叉的研究，研究视角仅局限于卫生和健康的范畴不利于乡村振兴全方位发展。健康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除去医疗卫生、环境卫生、健康素养等领域，产业、就业、收入、文化、教育、组织、人才等均与健康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凯恩斯学派认为收入能够保证人们衣食住行、社会参与等健康生存所需的基本用品与服务[10]；还有研究发现受教育水平与个人健康素养相关，收入增加将保障农民受教育机会的实现，从而提升健康素养[11]；也有研究认为可以将健康作为一种资源(如乡村康养、旅游、有机食品)，作为生产要素带动乡村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12]。乡村振兴战略是目前统领我国农业、农村、农民未来发展的综合性、全局性、长期性战略，健康贯穿乡村振兴建设始终，未来应当从“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视角出发，将乡村振兴战略与健康中国战略有机融合，加强多学科合作，丰富我国健康乡村研究的基础和经验，推动乡村振兴全方位可持续的发展，推动健康中国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