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浩林,徐 可,姚 倩
(安徽财经大学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非营利组织(NPO)已经成为我国养老服务领域最主要的制度安排。新世纪以来,国家回应百姓民生需求,创新社会服务供给方式,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养老服务业。①政策社会演进的结果是,非营利组织占据了养老服务领域的主导位置,私营企业仅占较小的份额。例如,发达地区的上海市社会办养老机构中,非营利养老机构占比超过80%。②而中部省份安徽省A市非营利养老机构占社会办养老机构的91.77%。③那么,非营利安排在社会服务领域的制度趋同是经济学家所称的“效率”胜利的结果吗?早期学者的研究给出了其它回答。田凯[1]观察到,1980年代和1990年代NPO组织形式与实际运作方式不一致或所谓“分离”,甚至达到超越组织类别程度的现象。他将其称为“外形化”,我国学者将这类NPO前面冠上“官办”二字。“官办”NPO是我国早期NPO发展最主要的形式,集中于社会团体和基金会两类社会组织。“官办”形式早期的扩散表现出强制趋同性,趋同来源于所依赖政府施加的正式和非正式压力,如曾经普遍的双重管理体制以及政府在职和退休人员的兼职。通过正式和非正式压力将政府的支配扩展到NPO领域,结果是如DiMaggio & Powell[2]所断定的特定领域中的组织越来越同质。外形化是政府主导且双方合意的结果,政府通过“官办”形式将NPO作为弥补资源短缺和治理危机的补充工具,NPO以“官办”形式通过直接和间接地出让部分控制权获得政府和潜在捐赠人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