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有机农业的演进及启示

姜亦华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农发所

西方发达国家曾经大量使用化肥使农业增产，但破坏了生态环境，降低了食物营养，上世纪后期转向有机农业。联合国在上世纪70年代初提倡有机农业，建立了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现已遍布100多个国家。欧美日的有机农业管理体制和政策历经几番探索渐趋成熟，我国从发达国家的有机农业演进中可以获得诸多启示：有机农业适宜小规模经营；开展有机农业从业者的技术培训；加强对有机农业的政策扶持；让有机农业的民间组织与政府法规相互推进。

一、有机农业的起源

有机农业起源于20世纪初欧美发达国家对石化农业体系的反思。19世纪中叶西欧出现化学合成肥料，因成本低、可大幅增产而被广泛施用。但化肥无法补充土壤中的有机质，降低了食物的营养，造成耕地板结，表土流失，沙尘暴频发，后发起崇尚自然的“生物动力型农业”，以土壤养护为中心，将动植物的废弃物制成堆肥返还土壤。1962年美国海洋学家蕾切尔·卡逊出版《寂静的春天》，揭露化肥农药中的有害物质在土壤、水流、海洋、大气中的流动污染以及在动植物和人体中的累积，威胁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引起世人广泛警觉。人们日益重视食品安全与生态保育，1972年联合国提出“有机农业”，随之成立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现已遍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在1989年成为其成员。上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各国对有机农业进行国家规制，严格限制使用化肥、农药，滥用者会受到严厉处罚。尽管有机食品的价格比普通食品贵20—50%，还是很快走向高端消费市场。瑞士是“欧洲屋脊”，执行比欧盟更高的有机标准，养殖业禁用抗生素，牛奶、奶制品价格高出非认证产品的2倍。日、澳、印、中国也纷纷制定本国的有机农业标准和认证体制。截至2017年底，全球有机农业种植面积6 980万公顷，是1999年的6倍，占全球农业用地的1.4%。北美洲和欧洲贡献了90%的销售市场。日本在上世纪后期发现农药化肥导致农村生态环境恶化，地下水遭到污染，农产品质量遭受国内外市场的质疑，2006年颁布《有机农业推进法》，2018年所有的都道府县和50%的市町村都制定有机农业推进计划。高知县马路村原是一个被高山包围的贫穷村庄，该县栽植有机柚子，加工成柚子饮料、柚汁化妆品，驰名于本国和欧美市场。

二、管理体制和政策的演进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有机农业管理体制经历了几度摸索和变迁。最初，区域性有机农业生产者自发成立协会，约定有机食品生产的原则，以自我约束取信于人。随着有机食品需求渐旺，出现以次充好，消费者难辨真假，不敢购买，于是成立正式的民间有机食品协会，为会员提供产品认证和技术指导。但民间认证缺乏强制性，不同地区的认证标准相互冲突，好的有机食品无法卖往远地，生产者和消费者呼唤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公共政策。俄勒冈州1973年最先立法对有机农业进行管理，接着20多个州相继制定法规，但相互差异很大。半数以上的州没有管理法规和认证标准，产品须拿到其他州认证。生产者要求联邦政府制定统一的有机食品标准，以便在全国及国外销售其产品。1997年美国颁布《国家有机食品标准》，因为没有限制转基因产品的使用，遭到公众抗议，被迫重新规定有机食品不得含有转基因成分。

欧盟贯彻有机农业法规和政策较早，1991年制定了有机农业生产标准，强调生产过程的认证，而不仅是产品结果的认证。2018年发布新的有机法规，鼓励当地生产当地销售，缩短供应链。欧盟对有机农业的补贴力度大，范围广，有直接补贴、认证补贴、转换维护补贴等。德国对有机农场、有机加工营销企业、有机农业协会等皆提供系列补贴。法国设立多种基金及税收减免给予多重激励。意大利山地多，农民或农场主种植规模普遍较小，但执著继承传统农业文化，追求农业及加工的个性化、品牌化，奶酪制品、面包烘烤、葡萄酒酿造均依古法用手工完成，建立起许多世界品牌，有机农业及加工业的总产值居欧洲第一。其原因是政府不遗余力培训农民，经过各类严格的技能考试，颁发营农证书，证书与农业优惠政策挂钩，极大调动了农民种植和加工有机农产品的积极性。

日本国土狭窄，对生态环境和有机农业备加呵护。为维持有机食品长久稳定的供应，创立社区售卖有机农产品网络，构建有机产品买卖双方相互提携的经营模式，根据居民购买意愿自行商定合适的价格，尽量避免生产者遭受市场价格波动的冲击。韩国为在学校用餐的学生一律提供有机食品，有扩大有机产品销量、保护学生健康、普及有机农业知识之效。

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十分强调由常规生产转向有机生产需要转换期，经过转换期认证后的产品才可以作为有机产品销售。2019年标准条例规定，一年生植物的转换期至少为播种前的24个月，多年生植物的转换期至少为收获前的36个月，目的是保证有机产品不受化肥农药的污染。转换首先是看土地质量有没有变好，同时看植物体内有害物质的残留有没有减少，都有定量的要求。以苹果为例，如果要在2020年获得有机证书，需在2017年10月前开始考查，才能完成36个月的转换期。2021年版实施规则进一步规定，有机转换计划必须事前获得认证机构的认定，实施转换计划后必须每年由认证机构派出检查组进行核实、确认，未经核实确认的转换过程不予认可。对有机养殖中的饲料生产基地，草食动物的草场、牧场，皆规定转换期，养殖认证之前必须先申请饲料认证，饲料认证齐全后再开始养殖认证。

三、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有机农业，目前有机产品生产面积达303万公顷，有63个有机农业示范基地，有机产品认证机构70多家，1.2万家企业获得有机产品认证证书1.9万多张，已是世界第三大有机面积耕种国。但我国有机生产面积占农业生产总面积的比重很低，仅为1.5%。有机产品销量居全球第四，人均消费金额却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发达国家有机农业的发展进程，对我国至少有以下四点启示：

(一)有机农业适宜于小规模经营

我国人多地少，劳动力充裕，适合劳动密集型的有机种植。个体农户从事小规模精耕细作，便于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废弃物排放，保证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养护和农产品质量的提升。我国国土中山地、丘陵占比大，大多不适合规模化耕种，其生态系统的丰富性有利于农户各展其长，挖掘多种资源的多重价值而各具特色，使环境和资源的优势逐步转化为有机农业的优势。有些地方提出“整建制发展有机农业”，似急于求成，可先致力于广泛的生态农业，在此基础上实现若干小规模的有机农业，逐步连片。

(二)开展有机农业的技术培训

有机农业比传统农业技术要求高，有一套趋于完备的技术体系，须作出多维度的培训。土壤健康是食品健康和国民健康的基础。我国传统农业和现代有机农业都证明，豆科绿肥与禾本科作物轮作、间套种，施用有机堆肥，农牧业并举，理当大力推广。我国农业中化肥、农药、除草剂的使用逐年减少，仍须继续压减，同时要尽快研发可融解的生物薄膜代替塑料薄膜。植物保护方面，正在从化学农药转向生物农药，还得进一步转向生物治虫，利用“天敌”消灭虫害，并运用科学的耕作制度和抗病品种消除病害。用科学的耕作制度消除病害。畜牧养殖场应尽量采用有机饲料，严格限制使用饲料添加剂、生长调节剂、禁用抗生素。在培训农民、农产品加工者以及认证、监管人员的同时，还应强化科学研究与开发，将有机农业的新技术普及到各类从业者。

(三)加强对有机农业的政策扶持

有机农产品的产出较低，成本较高，经营风险大。多年来政府对农业的投入很大，但用于有机农业的投入较少。应该看到，有机农业不仅提供有机食品，还改善了生态环境，理应给予较多的补贴，使从业者的收入相对较高。目前只有认证补贴，须待出台普惠性、多环节、较高水平的补贴政策，鼓励更多的生产者及加工、销售者参与进入。当农户向有机生产转换，很可能减产减收，政府宜提供土壤改良、有机肥料、有机种苗等补贴，帮助农户度过难关。当有机生产的农户获得认证，政府宜着力支持有机农业合作组织开展加工、营销，扩大公共采购，增加从事有机农业的农民的福祉。我国20世纪90年代建立了有机生产认证机构，新世纪初建立了全国统一的与国际接轨的有机产品认证制度。但有些部分认证机构出具虚假的认证报告，市场上存在假冒有机食品，使消费者疑虑。政府首先要把好认证关，用“过程认证”替代“产品认证”，对场地选择、作物耕作、病虫防控、加工、仓储、运输等过程进行严格检查，对不诚信的认证机构依照法规严肃查办，对不符合有机产品认证目录者依规清退。还应建立有机产品的联动监管机制，工商、农业、质检、司法通力合作，对有机食品实施动态管理，严肃查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

(四)有机农业的民间组织和政府法规相互推进

发达国家有机农业的产生和管理大多从民间开始，政府制订政策、法规，保证其质量和市场。政府的统一规定难以适应不同的地理、气候条件及各类有机食品的特性，仍需要地方协会的行业标准作出具体补充。我国的有机农业由政府主导，相关规制皆以“通知”“意见”发布，还没有出台关于有机农业的正式的法律法规。与此同时，民间协会发育不充分，宜组织民间有机农业协会，让基层的生产、认证、质检、流通得到历练，并为政策调整和立法位阶的提升提供建议。民间组织与政府法治相互推进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循序渐进的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