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旭旭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上海 201800)
《企业破产法》无法解决日益扩大的自然人债务案件,我国至今未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破产程序和强制执行程序间存在法律空白部分。基于解决“执行难”的契机,拟思考自然人破产制度目前是否可以构建及如何构建。
自然人破产制度是“执行不能”案件的退出机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量自然人债务不能清偿的案件出现,有许多无清偿能力但诚实、不幸的债务人,我国并未把自然人作为破产法的适用主体,即强制执行程序的退出机制是狭窄的,在无财产可供执行时,案件大量累积。破产程序可作为良性退出机制,因破产制度的功能之一在于给市场主体的退出提供法律安排。
自然人破产制度是强制执行程序的功能的有益补充。执行程序的功能在于通过公权力的介入保障债权执行的最大化、高效化和正当化。[1]对于债务人利益的保护是有限的,且普通债权人间,因信息不对称,诉讼成本亦有不同。破产制度更强调债权平等原则,给债权人提供了合理稳定的预期,在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按照债权比例平等保护全体债权人的利益。
自然人破产制度是赋予诚实债务人新生的必要之举。“执行不能”案件结案的必要条件是将被执行人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限制高消费。这将诚实的、丧失清偿能力的被执行人与恶意转移财产、拒不履行义务的“老赖”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