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主体超越意识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考

王硕民

“主体超越意识”，即人们在从事社会活动时能动地把握客观规律，摆脱陈规常法之囿，产生认识上的飞跃，拨开迷雾，减少不确定性，获得突破性成就的思维活动，是主体机动灵活思维的体现。《孙子兵法》的谋略性，即展现出战争指挥主体超越意识特征。比如“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奇正相生，如环之无端，孰能穷之”“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等都是对主体超越意识的生动描述。这种思维方式对指导任何战争都具有借鉴意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极其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的情况下展开的，这就决定了战争双方呈现各种各样的非对称特点，这些特点又决定了战争指导也要采取不对称思维，避免与敌打堂堂之阵的消耗战，而以超越意识出奇制胜。这就显示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战争指导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谙熟《孙子兵法》，就所见到的资料统计，在毛泽东著作里化用孙子兵法的有11 处，直接引用的有5 处，主要阐述对指导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认识，从思维方式上说，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战争指导主体思维超越的表现。

一、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指挥主体必须超越常规常法灵活应变

《孙子兵法》既有常规常法，如战争准备对“道天地将法”的考察；也有超越常规的作战指导方法，如用兵时的诡道十二法。对此，孙子不但重视指挥主体符合客观实际，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战争认识上能超越常规，破除战争迷雾，掌握主动权。战争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是敌我双方直接而尖锐的矛盾交锋，且在激烈对抗中存在着许多人为的不确定因素，致使战场变幻莫测，这就需要指挥主体具有超常的认识与创新能力，在战争指导上既要遵循常规常法，更要有突破和超越意识。

兵无成势，水无常形，战争指导能够因敌变化而取胜，才能获取神妙之功。这是因为：“敌有变动，故无常势。”〔1〕制胜之道忌呆板教条，应主动灵活机动，因敌制胜。因此，战争中要“践墨随敌，以决战事”。战争指导没有一成不变的法则，虽然常法可得，但是在不同时间、地点、条件下，临机处置则难，指挥主体起着关键作用。中华自古就有“革故鼎新”的易变思想与创新精神传统，《易经》倡导“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2〕。易变，就是因时而变、因情变革、因势利导地从事社会活动，是善变的表现。

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3〕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毛泽东活学活用孙子兵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国内外历史背景。当时的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里，在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高涨及苏俄革命胜利的影响下，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为遭受多重压迫的中国人民寻求出路的艰难探索中，思维激变而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为大众所接受，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哲理智慧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机智。

二、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指导中国革命必须把握战争内在规律

正确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必须研究中国革命战争规律及其指导规律。战争中的主体与客体是矛盾统一体，当主体的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就找到了战争规律，战争指导正确，作战行动就顺畅，能动地驾驭战争。《孙子兵法》强调必须以多种途径，全方位、多层面，深入了解敌我双方，以求主体认识符合客观实际。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要求战争指导者对敌我双方全面了解，缺一不可。战争中一旦指挥主体认识与客观实际不符，就会成为盲动者。毛泽东重视从战争中研究战争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4〕在毛泽东著作中明用就有3 处。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引用“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认为它包含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5〕为摸索战争规律，更好地指导中国革命战争，毛泽东指出：“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对于我们头脑的反映。”〔6〕既把这句话本身当作一条战争的规律，又把它看成认识战争规律的一种方法。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高度评价“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毛泽东基于唯物论对战争规律的认识，比起无规律可循的战争不可知论者来说是一种意识超越，也是对孙子兵学认识思维的科学发展。

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的幼年阶段，在革命道路上或右或“左”，致使革命在艰难曲折中徘徊。“左倾”机会主义者就是不知道敌我力量的极大悬殊，总想与敌正面硬打，毕其功于一役。这些错误指导，就是没有摸清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特点，对革命前途没有明确的认识，因而无法正确指导中国革命战争。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立场、观点和方法，吸收孙子兵学中认知思维之长，把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他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实践中来。要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

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不可一蹴而就，也不能一劳永逸，而是在动态创新中不断发展。经过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和失败后，尤其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工农红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工农政府，实行武装割据，展开群众革命斗争，连续赢得多次反“围剿”的胜利，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应用于中国革命实际。不过，此时中国共产党对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尚未自觉，直到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实际领导地位后，才开始从理论上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为中国革命提供合乎实际的完整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毛泽东不但在理论上勇于探索创新，而且还在战争指导中深入实践，为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历史性的巨大贡献。

三、战胜不复，应形无穷：选择中国革命道路必须符合中国实际

战争风云变幻莫测，战争指导必须灵活应变，墨守成规必败无疑。《九地篇》要求把握“九变之利”，指挥主体要能够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才能时刻立于主动。假如，“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九变”即多变，善于变化，指挥主体不知变化是导致主观指导不符合客观实际的重要因素，因此孙子强调战争指导要能够因情而变。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早期，党内还有些同志思想保守，不懂“九变之利”，只知照搬苏俄革命胜利经验，囿于共产国际脱离中国实际的指导，几乎导致中国革命濒临绝境。

“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7〕在中国革命处于最艰难的紧要关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易变思维的角度，在尊重经验的基础上创新发展中国革命战争理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十月苏俄社会主义革命经验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找到适合中国革命的新的成功之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虚实篇》中，“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的超越常法的应变主张，揭示了战争情势是无端变化的，每次取胜之法都不是过去经验的重复，不能生搬硬套在下一场战争中，只能在无穷变化的形势中灵活应对。因此，战争指导者不能将任何战争经验看成是僵死的教条和不变的法则，而是要求主体在认识上根据情况变化而变化。

毛泽东运用唯物史观加以创新，指出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然而还要注意，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创新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8〕这是对战争经验认识的突破与超越。经验应该学习和借鉴，但是不能机械照搬照套，尤其是战争经验更要灵活对待。战场情况是在不断变化的，任何下一场战争都不同于过去已经打过的战争，两场情形相同的战争是不多见的。

前途命运的生死抉择激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理论的形成。摆脱了思想认识上的羁绊，这是认识上的突破，是思维方式上的超越。因此，战争指导者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超越对以往经验的认识，判断新情况，因情变化而做出新对策。因此在革命的危急时刻，不能再把别国的经验当成不变的教条，必须走自己的路。1927年7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集中，准备起义；组织湘、鄂、赣、粤四省农民在秋收举行暴动。同时，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了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毛泽东着重阐述了党必须依靠农民和掌握枪杆子的思想，强调党“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还提出了“整顿改编自己的队伍，纠正过去严重的错误，而找着新的道路”的任务，决定开展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这就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前进了一大步，开始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转折。〔9〕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标志我党逐步懂得根据自己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要创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创新，又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实践检验。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作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10〕毛泽东注重身体力行，深信“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真理，继承了人类社会最先进的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具有中国鲜明的民族特征，蕴含着中国思想文化的精华和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创新内容。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1〕因此，作为从外国引来的先进思想马克思主义，要真正使之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强大理论武器，发挥科学的作用，必须与中国实情相适应，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本土化和大众化，从而又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革命的力量源泉。

四、避实击虚，胜于易胜：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必须因情灵活用兵

《形篇》指出：“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这就告诉战争指导者，要去进攻那些容易战胜之敌，而不与不易战胜强大之敌硬拼，即避实击虚，避强击弱。这就是后来说的集中优势兵力，以强击弱、以多胜少的战略战术。

近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战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多重反动腐朽势力压迫下，在敌强我弱、敌我力量对比极端悬殊条件下，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开天辟地的伟大壮举，这就是不断创新，跳出思维定式，采取非同寻常的灵活战争指导，具有“胜于易胜”谋略思维。如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闽西革命根据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等的开辟，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就是思维的超越。再如游击战的创造性运用，不但限于战术范围，而且抗日战争时期被上升到战略的高度。这就是因地制宜，充分利用中国地大物博、农耕文化、地形复杂等诸多特点，灵活用兵。在战法的运用上，毛泽东打破偏见，力排僵化，创造性地大胆运用游击战；在整个战略全局上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开展史无前例的人民战争。美国军事理论家格里菲思在评价游击战时说：“游击战并不依赖于复杂的机械设备、高效组织的后勤系统，或精确的电子计算机。它基本的要素是人，人比所有这些设备都更复杂，人被赋予智慧、情感和意志。”〔12〕如现代的非对称作战理论，战争力量弱小的一方可以使用，力量强大的一方同样也可以使用，究竟如何使用才能有效制敌，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就需要主体根据具体情况采用灵活的方法。

因此，战争指导或指挥作战必须保持沉着冷静，摸清敌人指挥员的心理，才能与敌展开有效斗争。《孙子兵法》“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不可 “怒而兴师”“愠而致战”。《九地篇》指出：“故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用在中国革命战争指导上，就是先要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寻找生存空间，发展革命力量，而不能进攻大城市，也不可攻打强于己的优势之敌，战争指导必须掌握攻守之宜。《形篇》指出：“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战争指导者不能盲目行动，要把握住攻与守的时机，当守则守，当攻则攻。如果进攻不当，反被敌人乘机利用，而丧失主动权，则将受制于敌。所以，要恰当地把握进攻机宜。同时，要善于“示形”。《虚实篇》说：“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行动中要示形于敌，使敌不知我真实意图，使我行迹难以捉摸，即使有深藏我方的间谍，也窥察不到真实情况，高明的敌人也想不出对付我方的办法。只有这样，才能够“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用兵的这种神妙境界，敌方看不出我方行迹，是高超的用兵艺术，这就超越了常规思维，也是主体认识上的超越，使战争指导出神入化。在中国革命战争指导中，毛泽东最善于根据实际灵活使用兵力，该分散的则分散，该集中的则集中。毛泽东在谈到集中兵力时说，人人都知道集中兵力这件事，但是我们什么时候、什么地点集中，敌人不知道，这就是毛泽东赢得战争指导主动权的思维超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能机械教条。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但表现在对中国革命战争全局的战略指导上，而且还落实在作战指导的实践上。

五、综论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沃土，深得孙子兵学精髓，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并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其后中国共产党的历届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入发展，取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辉煌成就，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新境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伟大飞跃。

【注释】

〔1〕孙武著，曹操等注：《孙子十家注》，见《诸子集成》（6），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版，第102、59页。

〔2〕杨天才、张善文译注：《周易》，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10页。

〔3〕〔10〕新华网,http://www.ce.cn/xwzx/gnsz/szyw/200705/22/t20070522_11449970.shtml.

〔4〕〔5〕〔6〕〔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88、166、165 ～166、166、165、206页。

〔7〕2018年12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 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9〕《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133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48页。

〔12〕参见 《外国军事学术》2003年第3 期，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