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天津革命斗争中体现的兵学谋略

徐 勇 付琳雅

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在党的领导下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奋斗中，百年间天津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近现代革命活动中得到了辉煌成就，在当代社会主义建设中得到了显著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生活环境得到有效改善。其中，各个阶段的天津革命活动和发展历程都与兵学谋略深度契合，党在每个历史节点上的卓有成效的领导，无不闪烁着兵学智慧的光芒。

一、建党前李大钊、张太雷等人在天津的革命活动

《孙子·计篇》指出：“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这句话说出了政治的本质，成功的政治就是让民众认同和拥护国家领导者的主张，从而达到人们心甘情愿地为国家目标的实现付出性命，而不惧危难，不顾险阻。建党前，李大钊、张太雷等人在天津积极投身革命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传道”者。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马克思主义在天津迅速地传播开来，也培养了一大批愿意为实现理想而献身、不惧生死的青年爱国者。

《黄石公三略·下略》中说：“能扶天下之危者，则据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忧者，则享天下之乐；能救天下之祸者，则获天下之福。”这句话中以“危”与“安”、“忧”与“乐”、“祸”与“福”的三组对比，论述了贤者之才与时代重任的辩证关系。能够在遭遇社会危机之时力挽狂澜的人，才能保证一方的平安；能够消除社会民众忧患的人，才能享受众人所享的快乐；能够拯救社会民众免于灾祸之苦的人，才能获得众人的尊敬与祝福。反过来，在社会处于危难之际、忧患之间、灾祸之中，饱受煎熬的民众必然期盼着被智者贤者救于水火之中，社会的安定、幸福与和平需要能人志士的守护和捍卫。从这两方面来看，少数的贤者既具有造福社会的卓越能力，又承担着报效国家的时代责任。古人朴素的辩证法中体现着仁人志士修身治国平天下的逻辑认识和社会期待。

20世纪初的天津，与全中国一样都在探索救国图强的出路。李大钊和张太雷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并成了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和张太雷积极在天津组织革命活动，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进一步强化了革命力量，促进了进步团体的建立。1907年至1913年的6年间，李大钊在天津读书，就读于天津北洋法政学堂。1916年，李大钊回到祖国，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1〕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长期在《言治》《新青年》等杂志发表社论文章，并与天津学界充分联络和交往，涉及北洋大学、南开中学、北洋政法专门学校的广大学生，天津新中学会、中国学会的会员和参与者，以及中华书局等文化机构的工作人员，促成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天津知识分子中的传播。〔2〕天津广大进步青年受到李大钊的启发，开始对马克思主义道路和中国革命充满信心。

在新思想的感召和马列主义的影响下，天津广大进步青年学生积极投身新的革命实践，极大地推动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在天津的开展。1918年，以京津两地学生为主的“学生救国会”成立。其中，作为北洋大学学生代表，张太雷广泛组织天津学生，成功发动了反对段祺瑞政府卖国行为的示威请愿活动。五四运动爆发两日后，天津学生代表组成了声势浩大的示威请愿队伍，其中包括天津十多所中等学校的学生代表和北洋大学的学生代表。由近千人组成的示威请愿队伍聚集在北洋大学的礼堂，强烈抨击日本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的恶劣行径和侵略野心，对北洋政府屈辱卖国的行径进行强烈谴责，以此声援北京学生。〔3〕

在大规模示威活动的推动下，反帝爱国的革命热潮不断高涨，天津进步青年学生组织在革命实践中日益壮大，在早期革命实践中，天津学子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天津学界的团结和努力，促进了进步刊物的创办、刊发和流传，促进了区域性进步组织和团体的建立、发展，天津学生联合会、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等由天津学生组成的爱国组织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成立和发展起来的。随着进步组织的创立，天津地区的示威活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宣传活动以更高频次开展，对社会各界群众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同时，天津学生团体积极拓展与北京、上海等城市学生组织的交流与合作，在全国范围内协同共进，积极配合开展革命斗争。天津反帝爱国运动的热潮也促进了海外学子的归国和投入革命实践。五四运动爆发时，周恩来正在日本读书。当他听说了南开学校创办大学部（今南开大学）的消息，立即决定回国求学并投入到反帝爱国运动的热潮之中。周恩来回国后，积极参与并领导天津学生界开展革命活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在1919年创刊，发刊词《革心！革新！》由周恩来撰写并于7月21日刊发。同年9月16日，周恩来充分团结天津学生界的精英，并与天津学生联合会等学生组织的骨干成员共同创立觉悟社，参与创建觉悟社的人员包括邓颖超、郭隆真、刘清扬等人。以天津学生为主的进步团体觉悟社在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组织和发动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进步团体的成立，强化了革命力量，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天津传播的前沿阵地。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深入传播，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热情逐渐高涨，爱国主义运动在全社会范围内以更广泛的形式开展。1919年10月10日，在南开大学操场举行的请愿活动，参与者包括社会各界和各行业人士，社会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提高。这次示威活动由周恩来等人组织和发起。1920年1月 29日，在周恩来等骨干的组织下，天津数千名学生组成示威请愿队伍，向北洋政府抗议。〔4〕

二、建党初期在天津的组织建设和活动

《孙子·计篇》中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任何事情都需要预先准备，扎实的基础和充分准备是做事成功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军事方面，关系到国家安危，更要做到筹划在先，分析缜密，计划周全，预先做好充分准备，谋定而后动。中国古代兵家历来有先胜而后求战的兵学谋略传统。《何博士备论·楚汉论》提出：“然天下卒归之者,盖能收人之智而任之不疑也。”其中特别申明，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是任人唯贤、用而不疑。兵学，表面上探讨的是战事，本质上讨论的是人事。将领的任用、队伍的士气、战略的判断等至关重要的方面，都是人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回顾历史，楚汉之争，楚霸王项羽的军事实力更为强大，却败于汉高祖刘邦，这其中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项羽纵然兵力强盛，勇猛刚劲，但在智斗与用人方面不如刘邦。军事的较量是全过程的，而非单纯的瞬间力量对比。项羽以勇胜，而刘邦以智斗，在较量的过程中，项羽的军事实力和优势未能最大化地发挥。而反观刘邦，虽然客观上实力不如项羽，但在调度安排和谋略谋划方面比项羽谨慎而老成得多，善于任人，依靠众人的智慧取得了战争的最终胜利。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天津革命活动和党团组织建设稳步开展，特别是培养了一批人才，壮大了革命队伍，在党成立初期，为日后革命力量的进一步发展和革命活动的逐步高涨做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充分准备。9月，按照中共一大决议和会议精神，革命活动首先在工人阶级中深入推进和充分开展起来。为促进工人群众革命运动的长期化和规范化，天津成立了第一所专门面向工人阶级的学校，名为天津工余补习学校。工人学校创办后随即成了党领导和发起工人群众运动的重要组织和机构依托。天津工人学校的创办离不开天津党组织的指导和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等教育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帮助，其中教师于树德和安体诚参与策划和组织，积极促成工人学校的建立。次年，为促进工人运动的深入开展，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天津成立支部，进一步增强工人群众的劳动保护意识和政治参与能力，从而促进了劳动立法运动在天津工人群众中广泛开展，进一步提高了工人群众参与运动的规模性、宣传的广泛性和影响的深入性。〔5〕

天津党组织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充分的群众基础和组织建设上逐步发展而来的。在党组织正式成立之前，天津相关组织工作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展。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自1920年10月成立以来，以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为目标，积极开展革命工作，被共产国际认为是“比较彻底的中国青年组织的楷模”〔6〕。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地委于1924年3月重新成立。至同年9月，经过多年的组织建设和人才培养，天津党员人数近20 名，基本具备了天津地方党组织成立的条件。〔7〕

1924年9月，中共天津地委成立，随即为天津地区的革命运动注入了强大的领导力、凝聚力和影响力。革命运动在社会各界广泛开展，工人、农民、学生和妇女都加入到革命运动中，革命运动深入到纺织、铁路等各个经济领域和行业，革命思想在社会各界得到传播，党员发展工作和革命骨干培养工作在各行业中扎实推进，从而壮大了革命的力量。受到五卅惨案的直接刺激，天津革命运动于1925年掀起了高潮。6月5日，在天津地委的领导下，天津第一次市民大会召开，万余名市民参加大会，其中包括教师、学生等社会各界群众；五天后，天津反帝爱国力量团结起来，成立天津各界联合会，由此天津各个爱国团体和社会各个领域、阶层的反帝爱国人士联合起来了，在联合会主席团主席邓颖超的带领下，联合会充分动员社会各界爱国群众和反帝团体参与组织革命活动，先后在全天津市范围内动员和组织了三次大规模的群众性革命运动，展现了极大的斗争热情和革命信心。

三、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天津领导的城市斗争和武装反抗

《孙子·谋攻篇》中云：“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孙子·形篇》也说：“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中国传统兵学对预先判断胜负十分重视，孙武在《孙子·谋攻篇》中指出的“知胜”就是指对战争胜负的预判，是中国传统兵学在胜负预判方面的典型代表作品。他在胜负预判中提出的五个方面，不仅对战事判断具有指导意义，还对取得战争的“全胜”具有指导意义。“知胜”的五个方面，也就是获得“全胜”的五个必要条件。这五个方面是对军事实力的综合判断，既包括客观的军事水平，也包括主观的作战能力，五者相互间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但又相互区别，互为前提，互相补充。五者以各不相同的组合方式构成了形形色色的战局。通过有效观察和了解孙武提出的五个要素，可以实现对战事结果的预判。另外，在战事中的攻与守方面，孙武的见解也是非常深刻的。他认为，高水平防守的关键在于自身的隐蔽，良好的隐蔽可以令敌人的攻击无用武之地；而有效进攻的重点是迅捷灵活，快速进击，出其不意，使敌人防不胜防。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天津领导的城市斗争和武装反抗，就与《孙子兵法》的上述论述暗合，深刻体现了兵家谋略的精妙之处。

抗战全面爆发后，党中央制定了关于沦陷区工作的总方针。中共天津党组织贯彻落实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尤其注重党中央政策与天津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符合天津抗日实际的战斗策略和方法，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天津各民族、社会各界人民的利益。一方面，为提高天津抗日武装的作战能力，准备灵活机动的进攻，抗日游击根据地在天津敌后农村建立和发展起来。在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设中，注重党的组织建设和政治建设，以党组织为核心机动高效开展敌后抗日斗争。另一方面，在城市工作方面，为增强自身的隐蔽、坚守，训练精良的党员干部在敌占区执行潜伏工作，中共晋察冀分局及天津周围地区根据地的党委在天津敌占区从未停止工作，敌占区地下组织的重建为抗日活动的开展创造了条件，天津城市潜伏工作得到开展，抗日思想广为宣传，并且收集情报，运送抗战物资，为抗战战略反攻阶段的胜利筑牢根基。〔8〕

四、党在平津战役前后的重要作用

《孙子·形篇》指出：“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孙子·虚实篇》中说：“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六韬·龙韬·兵征》云：“胜负之征，精神先见。”《尉缭子·兵谈第二》中有：“兵如总木，弩如羊角，民人无不腾陵张胆，绝乎疑虑，堂堂决而去。”古代兵学作品中多次强调“先胜”，这经过战争实践的检验，成了一条重要的军事原则。“先胜”意味着先为自身的胜利创造条件，然后寻求时机击败敌人。相反地，企求在战争中侥幸取胜的军队，往往落得失败的境地。先胜的条件简单来说指的是战争上的准备。为取得胜利，作为高级将领或者军队统帅，对于敌我双方的真实情况要尽可能了解，然后针对实际形势制定合适的战略方针，有目的性地弥补自身短板的同时，并利用对方弱点为自身创造胜利的条件。此处的战争准备，不仅仅局限于军备和物资方面，还应包括制度管理、奖罚激励、盟友联合、军事技术创新等多个方面，从而达到取胜的目标，达到保全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只有在充分的准备下，战事才会有全胜的把握。实现全胜的最高目标，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指挥者应把握战局的主动权，充分发挥自身军队的最大优势，随时保持战场上的杀伐果决和灵活机动。传统兵学尤为强调攻防之道，攻与防是战争中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要掌握进攻与防守的时机，把控战事节奏，也要制定有效的进攻与防守战略战术，确保阶段性安全。此外，无论古今中外，士气低落和斗志昂扬两种精神状态，就使各自的命运被确定了。中国传统兵学强调军队精神和气势的培养，上至将帅，下至士兵，唯有舍生忘死的决心、至死不渝的品质，才能够在战场上将成熟的兵略变成实际的胜利。

在平津战役前后，党中央充分发挥了总领全局的领导核心作用，使得天津和北平相继以最小损失解放。天津战役是一场关键的城市攻坚战。鉴于辽沈战役局势发展之快，党中央当机立断，决定部署东北和华北地区的解放军合力解放东北和华北地区。〔9〕经过东北和华北解放军的英勇作战，天津人民最终于1949年1月15日迎来解放。可以说，天津解放为北京和平解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是推动全国革命胜利的重要一步。为解放天津，中国人民解放军与敌人正面作战，歼敌超过13 万人。为配合正面军事进攻，天津地下党组织积极发挥作用，开辟了解放天津的第二条战线。第二条战线的开辟，充分符合和贯彻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最大程度地保卫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尽可能地和平解放，以最低的代价取得胜利的成果。〔10〕天津第二条战线在解放天津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天津地下党组织通过各种渠道打探军事、政治和经济情报，特别是深入敌人内部搜集了城防设施等重要防御信息，甚至拿到了当时天津的城防图，使解放军得以精准打击国民党自以为固若金汤的城防体系。因此，当时民间流传着“解放军的炮弹有眼睛，不打老百姓，专打国民党”的说法。〔11〕

五、解放初期党在天津领导的经济建设和工商业改造

《孙子·军争篇》指出：“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孙子·九变篇》说：“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在军事理论中，战争不仅仅包含战场上的事件，还包含着后勤保障、物资储备等战备条件。在战争时期，战备条件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必要保障；在和平时期，战备条件是保卫国家安全的必要手段。没有良好的战备和后勤保障，一切行动都会因缺乏物质基础而失去意义。孙子对物质的储备、运输也十分重视。孙子提出的“杂于利害”思想，其指导意义不仅仅限于军事领域。其核心要义是以辩证的眼光看待利与害及其关系，在辩证分析的基础上预判，从而能够在事情未发生之前提前做出准备。面对顺利的情况，细心发现容易忽略的问题，保持自身优势；在遇到困难时，综合审视时局，保持必要的信心，在困局中发挥主动性，创造胜利的条件。

天津解放后，国民经济生活亟待恢复，进行适当的经济建设、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成为天津解放后的首要任务之一。1949年春，在党中央的安排下，刘少奇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带到天津，深入天津工厂等基层生产单位讲话，为解放之初的天津在经济恢复和社会发展方面给予了前瞻性的指导。在党中央的指导下，天津社会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在经济与民生方面。在国营经济方面，民主改革深入实施，国营企业调整改革，国营经济显现活力；建立和完善劳动生产领域的法律法规，促进劳资纠纷的解决，保护私营经济的活力，以法律法规护航城市经济恢复与发展；应对物价波动，实施统一财经，合理调节劳动生产领域的劳资关系，工商业的产销关系；以物资交流会的方式促进城市与乡村的物资交流，以工业博览会的方式体现天津区域经济优势，重点打造天津作为华北地区经济中心的优势，发挥其工商业物资的集散和交流功能。解放之后，天津的工商业、对外贸易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根据工商局统计，6月至7月，天津主要工业生产行业达到解放前的水平；私营工商业发展势头良好，至9月，经合法审批营业的私营工商户达3800 户，相比4月初增加近12 倍。〔12〕

六、新中国成立后党在天津进行的反腐败斗争

《六韬·文韬·赏罚》中有：“凡用赏者贵信，用罚者贵必。”《六韬·文韬》中还说：“杀贵大，赏贵小。”《尉缭子·制谈第三》也说：“明赏于前，决罚于后，是以发能中利，动则有功。”古代兵家都讲求赏罚分明，有功必奖，有过必惩。赏罚对于军队管理来说是一种正负相结合的激励措施，而充分发挥奖赏与惩戒效能的关键之处在于有令必行。如果有令不通，或有令不行，势必会造成法度失信于人，在管理上又何谈以法度制约和激励人心呢？对于违反规定者，无论战功如何，惩戒绝不姑息；而对于有功之人，无论出身如何，应有的奖赏必须按规定兑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令行禁止，纪律严明。尉缭子与其他古代兵家一样，认为只有做到事先明确奖赏标准，事后惩罚坚决果断，才能避免军队管理中的散乱不受约束的问题。纪律严明、赏罚清晰的部队，在战场上必能发挥充分的效能，取得胜利。这些在新中国成立后天津的反腐败斗争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新中国成立初期，贪污腐化问题在增产节约运动和国民经济恢复的过程中逐渐显露。1951年，按照中共中央决定，“三反”运动迅速在全社会展开，天津对市内各级党组织、国家机关、公营企业单位和人民团体进行严格调查，查处了一批有贪污行为的干部。其中，因在公职期间严重贪污和挪用公款，被依法公审并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有曾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的刘青山，以及曾任天津行署专员的张子善。〔13〕党自成立特别是在全国执政以来，尤其重视反腐倡廉建设，“三反”运动是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反腐倡廉建设的初战，天津刘青山、张子善的案件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第一件影响力极大的贪腐案件，教育了党员干部，依法严惩了贪污腐败人员，维护了党和国家干部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14〕

随着“三反”运动的深入，不仅贪污腐败的公职人员得到了严惩，也使官商勾结的不良社会现象暴露出来，国家资产流失的问题受到了关注。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为整顿经济发展中的不良之风，全国大中城市开展“五反”运动。“五反”运动主要针对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财产、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五项私营工商业中常见的违法行为。党中央对于“五反”运动与“三反”运动的指导采取明显的区别策略，一方面以指导和帮助的方式争取绝大多数资本家，而对于极少数最反动的资本家采取孤立和打击措施。而且，对于“五反”运动的开展，党中央特别强调，各个城市在开展斗争的过程中，应保证合法、合规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行。其中，毛泽东在2月15日起草的《中央关于“五反”中对各类资本家的处理意见》中特别提到，对于守法工商户要鼓励照常营业，尤其要求天津“五反”斗争工作必须于2月内完成。党中央对于“五反”运动的指导张弛有度，不但整顿了工商业的风气，强调了守法经营的规范，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而且维护了社会稳定，推动了民主监督和民主改革的进程，营造了风清气正的优良社会风气。

七、在抗击自然灾害和抗震救灾中天津党组织的作为

《孙子·地形篇》提出：“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孙子·九地篇》说：“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尉缭子·治本第十一》则认为：“苍苍之天，莫知其极，帝王之君，谁为法则？往世不可及，来世不可待，求己者也。”中国传统兵学重视“将德”，最早全面论述将领的才能和品质的兵学思想家是孙武。他认为优秀将领的追求不在于功劳与名声，也不畏惧承担责任和承认错误，其使命是保卫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己任。孙武认为一名优秀的指挥者应该具备管理能力，还应该具备忠诚、尽职、勇敢、无私等重要品质。军队之外，国家管理之中，对于干部的要求和对于将领的要求是类似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党员干部被时代赋予了更多新的要求。但新的时代要求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与传统的割裂。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可以说孙子在两千多年前论述的将领品质，对于今天的领导干部而言，依然有值得学习之处。孙子的意思是，衡量是否要发动战事、战争资源投入程度、战事规模大小、交战时间长短的核心标准是唯一的：利益的有无或大小，这一点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尉缭子从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出发，他主张以现实情况为准绳，为既定目标积极努力，在谋得胜利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天津地处九河下梢，历来水患灾害严重。1963年8月初，一场特大洪水向天津人民袭来，水势汹涌，海河上游各个河系的水流大量涌入地势低洼处，给天津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威胁。8日，中共天津市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紧急部署防汛抗洪工作，争分夺秒筑堤御洪。因洪势凶猛，天津市委于12日紧急动员全体党员带领群众抗洪，成功抵御了14日的第一次洪峰。18日，天津市委进行第二次全市动员。全体党员积极响应，第一时间参与抗洪斗争，不畏辛劳，团结奉献，带领解放军和群众做足了抵御二次洪峰的工事准备。在党的带领和各方的支持下，天津人民众志成城，成功抵御了特大洪水自然灾害，将灾害中的居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损失降到了最低。〔15〕

1976年7月28日，天津市受到河北省唐山、丰南地区7.8 级大地震的严重波及，遭受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严重。据统计，7月28日至8月12日，全市受灾严重，死亡人数超过2 万人，重伤人员超过3 万人，受到破坏的房屋1 亿余平方米，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总计超过75 亿元。〔16〕强烈地震一小时左右，天津市委迅速开展受灾情况调查和救灾物资和人员安排工作。约5 个小时后，市委领导分别带队亲临现场指挥抗震救灾工作，同广大人民群众并肩作战。地震发生后的两天内，市委紧急派出医疗队前往宁河、汉沽等重灾区，先后派出的3 批医疗队共677 名医护人员。截至灾后第五天，全市投入到救灾工作中的人员包括民兵30 余万人，以及医务人员超过3 万人。〔17〕面对此次特大灾情，天津党组织经受住了考验，涌现出崔志成、刘志湖、王振祥等一批冲锋在救灾一线的优秀党员干部。〔18〕在党组织的带领下，天津人民在抗震救灾斗争中表现出勇敢坚强的民族品质，妥善安置了受灾群众，并迅速恢复了交通干线的畅通。

八、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天津人民的奋斗历程

《司马法·定爵》说：“顺天，阜财，怿众、利地、右兵,是谓五德。”《黄石公三略·上略》认为：“夫为国之道，恃贤与民。”文中的“五德”具体来说指的是把握时机、顺应形势，创造财富、发展经济，福泽百姓、利益共享，发展农林、肥沃土地，发展军事、加强军备。这实际上就是进行改革的五个方面，古代兵家的见解至今仍有可借鉴之处。只有任用贤才，依靠民众，政令才不会失误，事业才大有希望。治军与治国是一个道理。

自改革开放以来，天津市历届市委、市政府严格贯彻落实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和国务院制定的方针政策。经过长期的改革，天津不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大幅进步，而且城市综合实力得到了显著增强。城市的健康快速发展突出表现在经济生活的多个方面：经济总量表现出较大增幅，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显著提高；行业和企业升级转型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研发投入占比升高,创新实力和能力较同级别城市更为突出。〔19〕

百年来，天津从近代走向现代，从苦难到站立，从百废待兴到蓬勃发展，与国家一道经历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跨越。这有赖于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赖于历届天津市委、市政府的带领，有赖于一代又一代共产党员的不懈奋斗，有赖于广大天津人民的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党在天津的革命活动和百年奋斗历程与天津大地上发生的惊人巨变充分展现出中国共产党的可靠性、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当前，中国已经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意气风发地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与党紧紧在一起的天津，一定能再创辉煌，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不懈奋斗，为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做出新的贡献。

【注释】

〔1〕张绍祖：《李大钊与天津党团组织的创建》，《天津政协》2011年第4 期。

〔2〕夏静雷：《马克思主义在天津早期传播的历史考察》，《北京党史》2020年第2 期。

〔3〕〔5〕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天津历史简明读本》，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4〕李俐：《周恩来与天津》，《求知》2020年第2 期。

〔6〕孟罡：《张太雷在天津的革命生涯》，《求知》2018年第1 期。

〔7〕刘云光：《中共天津地方组织创建与早期革命活动》，《求知》2014年第1 期。

〔8〕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9〕金冲及：《毛泽东与蒋介石如何应对平津战役》，《领导文萃》2018年第8 期。

〔10〕〔11〕王悦：《平津战役中的天津地下党》，《党史博览》2020年第4 期。

〔12〕刘勇：《建国初期刘少奇在天津的经济政策》，《经济与法治》2013年第5 期。

〔13〕王振良：《荏苒芳华洋楼背后的故事》，天津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开国领袖画传：毛泽东》，辽宁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15〕天津市档案馆编：《天津地区重大自然灾害实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6〕天津市档案馆馆藏资料。

〔17〕刘小荣：《1966——1976年的天津》，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

〔18〕天津人民出版社编：《毛泽东思想育英雄天津市抗震救灾英雄谱》，天津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19〕中共天津市委党校课题组：《改革开放40年天津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成就和经验启示》，《理论与现代化》2019年第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