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的继承与创新
——再论《孙子兵法》的“形”与“势”

李正军 王 亮

创新的基础是实践，前提是继承，任何一个思想家都不能凭空创造出一套理论。《孙子兵法》之所以被奉为“兵学圣典”“武经冠冕”，流传千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孙子立足于春秋末期诸侯争霸的实践土壤，全面总结了在他所处时代军事和战争的经验，并将其上升到了哲学高度，这便使《孙子兵法》带有唯物辩证法的真理性质，因而历久弥新。其中，孙子既有对以往经验的批判继承，也有其着眼发展的理论创新。近年来已经有很多研究成果对孙子的理论创新进行归纳梳理，本文在其基础上，拟对《孙子兵法》中“形”与“势”所体现出来的继承与创新进行探究，以就教于方家。

“形”与“势”是《孙子兵法》中的核心范畴，千百年来注家甚多。当代很多学者也对其做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很多极具思想启发意义和军事指导意义的成果。无疑，各种注解都有其道理所在，本文也是在充分继承前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眼孙子在《形篇》《势篇》《虚实篇》的论述，尝试从继承与创新的角度，来对“形”与“势”进行一个现代军事哲学意义的解读。

一、孙子的继承：“形”是作战力量本体内在结构与外在形态的辩证统一

“形”是《孙子兵法》中的一个基本概念。由于在整个《形篇》中，孙子都没有对“形”给出明确的定义，只是在篇末对其打了个比方，因此千百年来对“形”的解释也比较多，目前也尚未形成统一的共识。典型的观点有“力量”说、“实力”说、“形态”说、“部署”说、“战法”说〔1〕等。这些观点都揭示了“形”的某一方面的特征，为我们的理解提供了不同的角度。从军事哲学角度来看，“形”是作战力量本体内在结构与外在形态的辩证统一，这个概念体现了孙子对以往战争经验的继承。

“形”是作战力量本体内在结构与外在形态的辩证统一。任何事物的本体都是本质与现象的统一体，本质是构成事物诸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主要指的是事物的结构。现象是事物的外部联系和表面形态，有真象和假象之分。作战力量是一种事物，其外在表现形态同样由内在本质结构决定。如“形之，敌必从之”（《孙子兵法·形篇》），示形动敌的前提是我方要先调整力量结构，以特定结构所表现出来外在的形态，示敌以假象。再如“形圆而不可败也”（《孙子兵法·势篇》），这里的“形圆”强调的也是兵力结构上的无懈可击。〔2〕目前对“形”的各种观点都是对“形”的合理解释，区别仅在于角度的不同。“力量”说和“实力”说是从作战力量本体角度出发来谈对“形”的理解，“形态”说是从作战力量外在形态的角度，“部署”说和“战法”说则着眼于作战力量内在结构的角度，其中“部署”说着眼于结构的静态性，“战法”说着眼于结构的动态性。“形”是一个内涵极简、外延极广的概念，之所以有许多不同的观点，根本原因是“形”所指称的作战力量本身是物质和运动、本质与现象的统一体。

“形”体现了孙子对以往战争经验的继承。从《形篇》的逻辑结构可看出，孙子从“昔之善战者”开始，深刻阐述了以往战争胜败的现象及原因，现象即“胜可知而不可为”，原因即“守则有余，攻则不足”。〔3〕；紧接着分析总结了其中的经验：战前要“胜已败者也”，战时要“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最后提出要继承的内容：修道而保法，先胜而后战。其中，孙子揭示了古代善战者的实质：“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但孙子对其是持批判态度的。这一点可从孙子在《虚实篇》中提出的观点得以证明——“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为取得作战胜利，就不能人为地割裂敌我与攻守的关系。以往战争守是守、攻是攻，守是因为时机未到，攻是因为敌方出现可乘之机。胜利完全指望敌方，己方只能做到“不可胜”，作战的主动性不强，故只能为“胜败之政”，成为战场胜败的主宰。而孙子追求的是“为敌之司命”的境界，要成为敌军命运的主宰。〔4〕敌方即使处于其“不可胜”的状态，我方也要通过调动敌人使其处于可被我胜的状态。继承以往经验的目的是为了当前及今后更高效地作战，因此紧随《形篇》后，孙子提出了他对作战的创新理论——势。

二、孙子的创新：“势”是作战力量功用在特定时空环境下的发展趋向

“势”是《孙子兵法》中与“形”相关的另外一个基本概念。目前对于“势”也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如“态势”“能量”“威慑力和冲击力”“综合力”“军力运用到最有利发挥作用的方向和位置”等。同上述对“形”的理解，这些释义的区别本质上也只是对“势”认识角度的不同。从军事哲学角度来看，“势”是作战力量功用在特定时空环境下的发展趋向，这个概念体现了孙子对作战理论的创新。

“势”是作战力量功用在特定时空环境下的发展趋向。之所以对势作这样的界定，主要原因是通观《孙子兵法》全文，“势”必须满足以下四个基本特点：一是依附性。势必然是作战力量所形成的势，没有作战力量，势也就无从谈起。正如黎翔凤先生所说：“夫势必因形而立，故形端者势必直，状危者势必倾。触类莫不然，可以一隅而反。”〔5〕《虚实篇》原文中“兵无常势”也直接指出了这种依附性，《势篇》中所论“势”必然是“兵”的势，而不是其他。二是功用性。势可以发挥一定的功用。如激水可发挥漂石的功用，鸷鸟可发挥毁折的功用。同时这种功用依附于激水、鸷鸟，分别是激水、鸷鸟发挥的功用。各种对势如“能量”“力”的解释便是重点突出了这种功用性。三是条件性。势的形成必须依赖一定的条件，包括时空条件和敌方情况，这些条件可统称为作战力量所处的特定时空环境。“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这里的时空条件便是千仞之山，敌方情况便是已成为“圆石”。再如对地形条件，如雄关重险加以利用时，便可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势等。“军力运用到最有利发挥作用的方向和位置”便主要强调了这种条件性。四是趋向性。势一旦形成，当引而不发时会产生一种有明显趋向性的威慑效应，如“势如弩”“势险”等。而当势触发时则会形成一种具有客观必然性的、不可阻挡的能量，如“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态势”便是重点强调了这种趋向性。

“势”体现了孙子在作战理论上的创新。从《形篇》《势篇》《虚实篇》三篇前后环环相扣、逻辑连贯的内容上来看，孙子通过其分析论述，实现了从战场上“胜不可为”到“胜可为也”的理论突破，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转变，原因就是孙子所提出的创新理论——“势”。孙子在《形篇》中指出古代作战“胜可知而不可为”，由此导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并深入分析了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守则有余，攻则不足”。古代善战者的这种作战方式有其积极可取的一面，那就是“胜兵先胜而后求战”“修道而保法”，这样作战就很稳妥，能够“自保而全胜”，成为战场“胜败之政”。但也有其消极、需要批判的一面，那就是作战的主动性并不是很强，不能成为“敌之司命”。作战的胜利只寄托在敌方出现“可胜”之机上，如果敌方也一直处于“不可胜”状态，那么就会陷入僵局，与孙子之前提出的“兵贵胜，不贵久”（《孙子兵法·作战篇》）这一作战理念是相违背的。为打破这种僵局，孙子在《势篇》和《虚实篇》中提出并集中论述了“势”这一创新作战理论，其目的便是进一步提高己方在战场上作战的主动性。例如对于上述的僵局问题，敌方即使不愿意和我打，我方通过势也可以迫使敌不得不与我打，所谓“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孙子兵法·虚实篇》），等等。“势”这一创新理论的核心便是我方要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虚实篇》的第一部分便从走和打两个方面论述了其具体的方法，其基本原则是：走要“致人而不致于人”，打要“敌不知其所攻守”。唯有如此，战场上我方才能成为“敌之司命”，也才能够做到“胜可为”。

三、“形”与“势”是作战力量本体与功用的关系

体用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指本体和功用。〔6〕唐代经学家崔憬给出的解释是“凡天地万物，皆有形质。就形质之中，有体有用。体者即形质也。用者即形质上之妙用也”（崔憬《周易探元》）。按照这一观点，作战力量的体即其形质、本体，作战力量的用便是其功能、作用。结合前面的分析，“形”和“势”的实质便分别是作战力量的体和用，体用一体。〔7〕“形”和“势”之间的关系是现实的、具体的，两者统一于作战力量。没有“形”，“势”就无从谈起；没有“势”，“形”就是一堆散沙。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而言，由于客观世界物质和运动是统一的，没有不动的物质，也没有非物的运动，因此作战力量和作战行动也是统一的。从作战行动这一角度而言，那么“形”就是作战行动的物质基础，“势”就是作战行动的制胜关键。

“形”是作战行动的物质基础，有强弱之分。“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孙子兵法·形篇》），胜利者的用兵就像决开“千仞之溪”的积水一样。这里“千仞之溪”的积水主要是指战前作战准备阶段，对敌已形成绝对优势的力量，这是一个蓄势待发的过程。作战力量的强弱是战场作战行动胜败的物质基础，强胜弱败是战争的铁律，亘古不变。胜者必由其强，败者必由其弱。指挥艺术的一种体现便是在总体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能在局部达成我强敌弱，从而按照这一规律赢得作战的胜利。孙子提到“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孙子兵法·形篇》），毛泽东同志也曾明确指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8〕兵圣和领袖的经典论断无一不揭示了作战力量在战场上的物质基础地位。但是，“基础”只是提供了胜败的可能，“关键”才能将这种可能转变为现实。在原文中，“决”便是这个关键，“决”就是指战时作战实施阶段“战胜”的行动，也便是把“势”触发时的行动，也就是“节”。

“势”是作战行动的制胜关键，有胜败之分。“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孙子兵法·势篇》），圆石从千仞之山滚下，结果必然是粉碎；敌人在我形成的势里，结局也必然是失败。由作战力量行动所形成的势，是战场制胜的关键，这也是一条亘古不变的作战规律。孙子在《势篇》创新提出了势的概念，但势所蕴含的规律是自古以来存在着的。“昔之善战者”（《孙子兵法·形篇》）也是因势才能制胜，但以往善战者的“节”（《孙子兵法·势篇》）掌握在敌军手中，战场上只能被动等待敌军出现可被我胜的战机。而孙子却是要通过势将这个“节”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的，控制的方法便具体体现在分数、形名、奇正、虚实这个要素当中。战场上敌我双方作战力量都是有势的，却有胜势和败势之分。胜势便是胜利的趋向，败势反之。无疑孙子在文中所论述的势指的就是胜势。作战中我方只有形成胜势，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才能对敌形成强大威慑和充分发挥自身作战能力，也才能赢得最后胜利。而若处于败势，则会处处受制于敌方和环境，失去战场主动权，作战能力再高也发挥不出来。

从图4可以看出，在30℃的温度下，无应力工况在硫酸浓度为15%时腐蚀缓慢，在20%时腐蚀速度升高，但到25%时腐蚀速度变化不大；有应力工况的腐蚀速度明显高于无应力工况，但在硫酸浓度为20%时腐蚀速度有所下滑。

四、“胜之形”相当于“胜势”，“制胜之形”相当于“任势”

“势”是作战行动的制胜关键，那怎么形成战场上的胜势呢？孙子在《虚实篇》中提到“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通过前述分析可知，形是作战力量本体结构与形态的统一，那么“胜之形”也就是作战力量在对敌取得胜利时的结构与形态，此时的“势”也就是作战力量在特定时空环境下对敌能够取胜的趋向，也便是“胜势”。基于此，“制胜之形”便可理解为是在特定时空环境下造成这种胜势的作战力量本体结构与形态的变化过程。本文将这一过程称之为“任势”，取自“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9〕（《孙子兵法·势篇》）。

“任势”就是指挥员着眼胜势的形成指挥作战的过程。胜势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形成的，需要指挥员在对战场各种条件的主观能动把握的基础上，通过作战部署和部队行动这一“任势”的过程实现。“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孙子兵法·计篇》）在作战层面，“利”便是战场各种条件的利弊，“制权”便是对这些条件进行主观能动的运用。“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孙子兵法·势篇》）敌方本为“方石”，将敌方由“方石”变为“圆石”，并且还能将其置于“千仞之山”上，这便完全依赖于指挥员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了。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10〕若在此处将战场环境比作舞台，将作战力量比作演员，将作战过程比作活剧，那么“任势”便是导演。从这一意义上说，指挥员指挥作战的过程也便是“任势”的过程。

那指挥员在战场上究竟怎么“任势”呢？“任势”的四个基本要素是“分数”“形名”“奇正”“虚实”。

首先，“分数”是“任势”的基础。“分数”在此处不是指军队的组织编制，而是指战时在其基础上根据作战任务对作战力量进行的编组。组织编制是军队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有杀伤力组织的基础，不可能平时是一盘散沙到了战时才进行明确。《孙膑兵法·奇正》指出：“形以应形，正也；无形而制形，奇也。奇正无穷，分也。分之以奇数，制之以五行。”奇正无穷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分数的不同。如果以现在的军语来解释，那么分数便是作战中的编组。编组建立在平时组织编制基础上，是针对具体任务对部队所做的分组。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分数”（编组）也是根据战场、敌方情况不断变化的，是其他三个要素发挥作用的基础，“分数”明确，才能“治众如治寡”。

其次，“形名”是“任势”的核心。“分定则有形矣，形定则有名矣。”（《孙膑兵法·奇正》）每次作战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区分兵力、明确数量，分数确定以后相应兵力的“形”便确定了下来，“形”确定了下来也就相应地有了“名”。也即作战力量根据任务编组完毕后，每支力量也就相应地有了实体的“形”和可作为呼号的“名”。用现在的军语来说，“形名”便是作战中的指挥。编组后每组兵力都有相应的名称、代号，如前沿攻击群、纵深突击队、火力打击队等。有了这些名称、代号，才能进行指挥。“形名”（指挥）在整个作战过程中是部队一切作战行动的核心，“形名”顺畅，才能“斗众如斗寡”。

再次，“奇正”是“任势”的方法。“奇正”是作战方法，“正”是己方认为敌方能预料到的方法，“奇”是己方认为敌方预料不到的方法。“正”通常解为“常规战法”，“奇”通常解为“非常规战法”。这种解释是不利于指挥员实际运用的，比如“常规”怎么界定？若己方认为是“非常规”，敌方却以为是“常规”，那到底以哪个为准？“奇正”的立足点在于己方，两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己方对所用战法的判断，即己方预计敌方能料到的便是“正”，己方预计敌方不会料到的便是“奇”。这便充分体现了《孙子兵法》中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同时通过这样的解读，也便使这一概念对于指挥员有了实际的可操作性。如当敌方判断我方会使用所谓“非常规”的战法进行作战时，我方却使用了所谓“常规”的战法，那么这种“常规战法”也便是“奇”等。作战方法在整个作战过程中是法无定法的，所谓“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孙子兵法·势篇》）。只有因敌而“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孙子兵法·势篇》），才能做到“必受敌而无败”。

最后，“虚实”是“任势”的指向。虚实用来描述敌我双方整体或局部的强弱状态。虚实内涵简单，外延广泛：虚主要表现为无、空、怯、弱、乱、饥、劳、寡、无备、惰归等；实主要表现为有、坚、勇、强、治、饱、逸、众、有备、锐气等。战时敌情是我方“任势”的基本依据，敌方的虚实便为我方“任势”提供了方向指向，因此详审虚实也便成了指挥员指挥作战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活动。孙子在《虚实篇》中给出了“策之”“作之”“形之”“角之”的方法，这是一套从作战准备到作战实施、从概略到详细、从分析到验证的一套完整的审敌虚实的方法。作战准备阶段，己方通过筹策分析（“策之”）、兵力调动（“作之”），可对敌方作战企图、行动方案有个初步的判断。作战实施阶段，己方通过示形动敌之法（“形之”），调动支配敌军，可知敌方作战的利弊条件。当敌方已在我的控制支配下由“方石”变为“圆石”时，最后通过战斗侦察进行验证（“角之”），以保证我方对敌判断的正确。战场上只有详细审慎地判明敌方虚实，才能做到“以碫投卵”。

五、结语

《孙子兵法》中关于“形”与“势”的理论，反映了孙子立足其所处时代对作战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同时也揭示了一系列战争中的普遍规律。二千多年后，我们认识和利用这些规律来指导战争，就要遵循其中所蕴含的基本的逻辑。从某种意义上说，打仗就是打逻辑。战前对整个作战的构想在逻辑上就前后矛盾，又怎么能期望实施作战时就能取胜呢？除了战场上一些完全不可控的因素外，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充分发挥能动性，按照打仗的基本逻辑去实施行动，赢得胜利。这也是《孙子兵法》给予新时代的我们最大的价值所在。

【注释】

〔1〕如“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通常的译文是：人们只知道取胜的战法，但是却不知道为什么要用这些战法去取胜。这里便将“形”作为战法解释了。

〔2〕例如围点打援战术，有负责包围的兵力，也有负责阻击、伏击的兵力，兵力数量、配置等确定后便形成了一个闭环的结构。结构若不发生紊乱，这一战术便可以成功地实施。

〔3〕《十一家注孙子》本中，该句为“守则不足，攻则有余”。本文采用时间更早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中的原文，即“守则有余，攻则不足”。在汉初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经法·君正》中亦有“以有余守，不可拔也；以不足攻，反自伐也”的论述。

〔4〕战场胜败的主宰和敌军命运的主宰，这两种主宰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是在交战之后我能决定胜败，因为这种胜败是建立在我方终于等到敌方产生了有利于我胜的时机；而后者则是不管是交战还是战前，不论是敌我的胜败，还是敌方一切进退攻防行动，都由我控制支配。

〔5〕黎翔凤：《新编诸子集成·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0页。

〔6〕体指形质、实体等，用指功能、作用等。参见张岱年：《中国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页。

〔7〕体用一体：以钓鱼这一活动为喻，渔具是钓鱼的物质基础，是体；鱼上钩、钓起来是钓鱼的成败关键，是用。可见，功能的发挥以形体为基础，同时也是与环境条件密不可分的。同理，作战力量的形与势也是如此。形是体，势是用，势这一功用的发挥，同样也离不开形与环境条件。

〔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5页。

〔9〕传统释义多将这里的“人”解为“部属”，将本句之前“择人而任势”的“择人”解为“量才选将”，但通观《孙子兵法》全文，“人”在很多语境下均指敌军，如“不战而屈人之兵”“故形人而我无形”“致人而不致于人”“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等。从《势篇》上下文角度来看，这里的“人”也应是敌军之意。一方面，“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如果这里是将部属比作木石的话，那么将部属由“方”变“圆”可以勉强说得通，但是最终“圆石”是要从“千仞之山”被推下去的，结果必然是粉身碎骨，这便说不通了。另一方面从《形篇》《势篇》《虚实篇》三篇的整体逻辑结构来看，以往作战“以待敌之可胜”便是“责于人”，期望敌军产生能被我胜的条件。而在孙子提出势这一概念后，便可以“不责于人”，可根据敌军的具体情况（“择人”）而通过“任势”取得胜利。自然，如何根据敌军情况“择人而任势”也就成为一个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由此也便为《虚实篇》的论述埋下了一个伏笔。

〔10〕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