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及其兵学理论历史评价考辨
——以苏洵《孙武》为中心的考察

张艳丽

孙武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后人尊称他为孙子、孙武子、兵圣等，称誉他是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鼻祖。孙武所作《孙子兵法》，则被奉为兵家宝典，受到后世很多学者的关注，在古代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中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东汉王充把孙武与吴王阖闾看作是世间善于用兵的典型代表。王充在《论衡·量知》中说：“孙武、阖闾，世之善用兵者也。知或学其法者，战必胜；不晓什伯之陈、不知击刺之术者，强使之军，军覆师败，无其法也。”〔1〕三国时曹操则认为，《孙子兵法》是所有兵书中的佼佼者。其《孙子序》说：“圣人之用兵，戢而时动，不得已而用之。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2〕唐代杜佑指出，孙武的《孙子兵法》鲜明地体现出兵学的要旨。《通典·兵序》说：“语有之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诚谓得兵术之要也。以为孙武所著十三篇，旨极斯道。故知往昔行师制胜，诚当皆精其理。”〔3〕可见，宋代以前，学者们多认为孙武是善于用兵的良将，其所著《孙子兵法》则总结出了战争的基本规律，深合兵术之要道，而鲜有对孙武及其著作提出批评者。

一

较早对孙武和《孙子兵法》提出尖锐指斥的，当属宋代苏洵。北宋景祐五年（1038年），苏洵写就的论兵著作《权书》，被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推荐给宋仁宗。《权书》包括十篇文章，既有军事理论方面的，如《心术》《法制》《强弱》《攻守》《用间》等；也有评论兵学人物的，如《孙武》《子贡》《项籍》《高祖》等。其中《孙武》一篇，对春秋时期的军事家孙武进行了评价。

苏洵所写的《孙武》〔4〕，共计七百多字，虽肯定了孙武及其兵学著作的地位和价值，但更多的是对孙武作战中“三失”的批评。其文曰：“孙武十三篇，兵家举以为师。然以吾评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书论奇权密机，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书者罕所及。”苏洵认为，《孙子兵法》主要论述了用兵的谋略和军事思想，是自古以来其他兵书难以比拟的优秀兵书。

随即，苏洵笔锋一转，指出孙武的军事理论非常高超，论述兵谋战策妙不可言，但他在作战实践中，不能每战必胜，指挥战争的做法与《孙子兵法》中所总结的军事原则相差甚远，甚至不能完全贯彻自己的军事主张，因而惨遭失败。其甚至曰：“不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与书所言远甚。”苏洵认为，孙武不能践行自己提出的作战原则，最突出的事例，就是吴军征伐楚国的柏举之战。当时，孙武辅佐的吴国招致秦、楚、越三国的联合对抗，而孙武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吴国陷入祸患之中：“吴王阖庐之入郢也，武为将军，及秦、楚交败其兵，越王入践其国，外祸内患，一旦迭发，吴王奔走，自救不暇，武殊无一谋以弭斯乱。”

苏洵认为，出现这样的恶果，与孙武指挥作战的过失有直接关系。苏洵尖锐地指出：“若按武之书，以责武之失，凡有三焉。”然后，苏洵根据《孙子兵法》之《九地篇》《作战篇》等篇章的内容，逐条分析了孙武的三大过失之处：一是失掉了与秦国的邦交而让申包胥哭庭于秦，致使秦国出兵救援楚国；二是长久暴师，致使楚国有机可乘；三是纵容伍子胥挖掘楚平王坟墓、鞭挞尸体，激怒楚国人。苏洵具体分析说：“《九地》曰：‘威加于敌，则交不得合。’而武使秦，得听包胥之言，出兵救楚，无忌吴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战》曰：‘久暴师则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还，可谓久暴矣。越人能无乘间入国乎？其失二也。又曰：‘杀敌者，怒也。’今武纵子胥、伯嚭鞭平王尸，复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敌，此司马戌、子西、子期所以必死雠吴也。句践不颓旧冢而吴服，田单谲燕掘墓而齐奋，知谋与武远矣。武不达此，其失三也。”

苏洵指出，孙武这样做，是与《孙子兵法》中的作战原则相抵牾的，最终使吴国陷于内忧外患之中。这就说明，孙武的军事实践与其理论相互脱节，甚至自相矛盾。苏洵还认为，在吴国攻打楚国、攻入郢都的战争中，孙武的功劳也不值一提：“然始吴能以入郢，乃因胥、嚭、唐、蔡之怒，及乘楚瓦之不仁，武之功盖亦鲜耳。”

除了指斥孙武在战争中的过失、否定孙武的军事功绩之外，苏洵还通过与军事家吴起、韩信进行对比，指出孙武在战争中取得的成就微乎其微。苏洵认为，吴起著有《吴子》48 篇（现多已亡佚），虽然其军事理论相比《孙子兵法》而言缺乏系统性、严密性，但“吴起始用于鲁，破齐；及入魏，又能制秦兵；入楚，楚复霸”。西汉初年的名将韩信，虽然没有留下军事著作，但他善于统军，带兵多多益善，与敌交战每战必胜。至于孙武，“所为反如是，书之不足信也固矣”。据此，苏洵认为，在军事领域，能言未必能行，能行未必能言，用兵贵在战争中灵活地运用军事谋略。好的将帅，应该既能精通军事理论，又能善于指挥作战。

《孙武》这篇文章，反映出苏洵注重实用的兵学理论及有作战能力的良将标准：“求之而不穷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与之言兵，而曰我不能者几人？求之于言而不穷者几人？言不穷矣，求之于用而不穷者几人？呜呼！至于用而不穷者，吾未之见也。”而在文稿的最后，苏洵指出，用兵打仗的基本原则，在于重视兵士的作用：“故夫用兵，岂有异术哉？能勿视其众而已矣。”〔4〕这一观点，与苏洵《权书·心术》中所阐述“为将之道，当先治心”〔5〕的原则，前后正相呼应。

按照这样的评价标准和原则，苏洵认为，孙武只是长于言兵而无用兵之能，甚至认为孙武名不副实，实在不是大将之才。相较于前代学者对孙武和《孙子兵法》的高度赞扬，苏洵公开批判了孙武的所谓背离《孙子兵法》作战原则之“过失”。不仅如此，苏洵还明确宣称所作《权书》虽是一部兵书，但自己绝非孙武的跟从者：“吾疾夫世之人不究本末，而妄以我为孙武之徒也。”以至于在论述中，凡是涉及孙子的地方，他也一概称为“孙武”，而不以“子”尊称之。这些细节，都表现出苏洵明显地排斥孙武和抑止传统兵学的倾向。

苏洵对孙武进行批判，有别于前代学者对孙武的褒扬。这与宋代文人好议论、好翻案的风气息息相关，属于对历史人物批判指责之反讽式接受。〔6〕从自身立场来看，苏洵以儒家的仁义为己任，所作《权书》的目的也是为了宣扬仁义：“《权书》，兵书也，而所以用仁济义之术也。……夫孙氏之言兵，为常言也。而我以此书为不得已而言之之书也。故仁义不得已，而后吾《权书》用焉。然则权者，为仁义之穷而作也。”〔7〕作为提倡仁义的儒者，苏洵关心兵事，但与传统的兵学思想存在着矛盾和对立，故而不能在儒学与兵学之间找到恰当的结合点。如此一来，由于苏洵对孙武的批判，就无法有效提升相关的军事理论，也无法对军事实践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这一点，也应该是北宋时期“积贫积弱”局面出现的社会原因之一。

二

苏洵对孙武和《孙子兵法》的批判观点出现之后，宋代其他一些学者也对孙武及其兵学提出了批评。如欧阳修在《孙子后序》中说：“武之书本于兵，兵之术非一，而以不穷为奇，宜其说者之多也。……然武尝以其书干吴王阖闾，阖闾用之，西破楚，北服齐、晋而霸诸侯。夫使武自用其书，止于强伯。及曹公用之，亦终不能灭吴、蜀，岂武之术尽于此乎？抑用之不极其能也？”〔8〕意思是说，孙武的《孙子兵法》缺乏实践性——孙武自己使用这些计谋不能实现作战的胜利，而三国时的曹操运用这些计谋也没能灭亡吴、蜀两国，这就证明《孙子兵法》自有其不足之处。

作为苏洵的儿子，苏轼在兵学方面继承了父亲的一些观点。其所作《孙武论》指出：孙武“智有余，而未知其所以用智”。又说孙武“知为吴虑而已矣。是故以将用之则可，以君用之则不可”。至于《孙子兵法》这部兵书，苏轼则说：“今其书十三篇，小至部曲营垒、刍粮器械之间，而大不过于攻城拔国用间之际，盖亦尽于此矣。天子之兵，天下之势，武未及也。”〔9〕苏轼认为，孙武是一个睿智的人，但不能充分发挥、使用其才智；此外，孙武只为吴国一国考虑，没有顾及天下的整体利益。所以，《孙子兵法》的弊端，也正在于此，即缺乏综合考量的立场。苏轼曾明确表示，《孙子兵法》只可用于军事，而不适合于政治管理。

北宋时期，朝廷颁行官方认可的军事教科书《武经七书》，《孙子兵法》也被收录其中。作为编校《武经七书》的武学博士，何去非对孙武也进行了批评。他在《魏论》中说：“武虽以兵为书，而不甚见于其所自用。”〔10〕另外，他认为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战况更加复杂，《孙子兵法》也有无法顾及的方面：“至其所以因事设奇，用而不穷者，虽武之言有所未能尽也。”这种言论，实在过于强人所难。因为，任何人都无法完全预测出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更遑论提出完美应对的方法了。

到了南宋时期，学者叶适在给皇帝所上《贤良进》中，把孙武视为“谲诈之雄”。其《兵权上》说：“至于孙武，始弃法而言智，其著兵之情，奇正分合，豫应天下之变，百出而不穷，以诈自名于世，而曰兵徒诈而已矣。盖管仲、咎犯之所略用而未详，阴取而讳称者，武尽载之。而后世之好为诈者，思欲出武之外，亦终不可得。然则武真谲诈之雄者也。”叶适认为，春秋时期的管仲、咎犯使用谋略但不愿大肆宣扬，而孙武崇智尚诈，在《孙子兵法》中详细加以记载，以致贻害后世。至于孙武的军事功劳，叶适也不予认可：“计武著书及用事之时，乱楚与越，亡吴而侵坏中国，然则武术之无救于国家，亦可见矣。然则虽为将，亦不可用也。”〔11〕也就是说，孙武的术略，既不能拯救陷于危亡的国家，对于带兵打仗的将帅也没有用处。

而戴溪《将鉴论断》中为孙武立传，认为他缺乏仁义：“然武之操术，有余于权谋而不足于仁义；能克敌制胜为进取之图，而不能利国便民为长久之计；可以为春秋诸侯之将，而不可以为三代王者佐矣。”〔12〕也就是说，孙武有兵学权谋，能够克敌制胜，可以作为军事将领，但缺乏儒者的仁义，不能很好地辅佐国君，也就不能有利于国家的发展。

此外，蔡襄作诗《孙武篇》说：“入宫无所解，因笑得君怜。岂知孙武子，自欲逞威权。”〔13〕认为孙武通过震慑和训练宫女，得到国君的赏识，大权在握，实际上这是他自我炫耀权威的做法。诗中表达了对不幸之无知者的哀叹，以及对孙武借他人性命扬名立万的批判。

由此可见，自从苏洵在《孙武》一文中对孙武及其兵学思想进行批判之后，宋代一些学者秉持质疑传统兵学的态度，有意无意地贬低了《孙子兵法》的时代价值，从而为孙子兵学的研究设置了重重阻碍。这与宋代文人力图破除陈见、标新立异、喜好翻案的追求有关，也与他们没有站在历史情境的角度辩证地综合评价历史人物有关。

三

当然，宋代也有学者肯定孙武与《孙子兵法》的作用和地位，并与“先王之训”亦即儒家的思想作对比，认为孙武是“立言之君子”。如黄震《孙子兵书》分析说，孙武无论是“言兵”，还是“论将”，都没有提到杀戮，并认为统治者应该对长久用兵保持警惕之心：“盖终始未尝言杀，而以久于兵为戒。”孙武及其兵法，与儒家所推崇的“先王之训”的唯一区别，就在于使用了“诡道”这一词汇。但是，“诡道”的含义，实质是指用兵的艺术和手段，并非社会生活中的“奸诈”行为。孙武是实事求是地论述‘诡道’，不是虚伪地把诡诈变成所谓的“忠诚”：“所异于先王之训者，惟“诡道”一语，然特自指其用兵变化而言，非俗情所事奸诈之比。且古人诡即言诡，皆其真情，非后世实诈而反谬言诚者比也。”

黄震指出，孙武谈兵的宗旨，在于客观地阐述指导战争的规律和原则，并非以好战和嗜杀为目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孙武可视为君子“立言”的典范：“若《孙子》之书，岂特兵家之祖，亦庶几乎立言之君子矣！诸子自荀、扬外，其余浮辞横议者莫与比。”〔14〕就是说，从历史影响方面来看，诸子百家中除了荀子和扬雄之外，其他的学者都不能和孙武相提并论。

“立言”是儒家追求生命价值和意义的“三不朽”范畴之一。儒家认为，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人的一生都应该积极奋进，有所建树，要立德、立功、立言，也就是所谓的“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晋国范宣子与鲁国叔孙豹讨论“不朽”的问题，范宣子说：他的家族从尧舜时期就已经受封为贵族，历经夏、商、西周，一直到春秋时期，世代受封，延续千年以上，长盛不衰，这是不是可以称得上“不朽”了？叔孙豹回答说：这还不能算是“不朽”，只能说是世禄，真正的“不朽”，应该是“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15〕。孙武作有《孙子兵法》，并且泽被后世，所以应看作是“立言”的典范。

宋代以后也有一些学者并不赞同苏洵的观点，认为他没有结合当时具体的实际情况去考量孙武的处境和做法。如清代魏源在《孙子集注序》中说：“呜呼！吴，泽国文身封豕之蛮耳。一朝灭郢，气溢于顶，主骜臣骄，据宫而寝。子胥之智不能争，季札之亲且贤不能禁，一羁旅臣能已之乎？故《越绝书》称‘巫门外有吴王客孙武冢’。是则客卿将兵，功成不受官，以不尽行其说故也。”〔16〕这是魏源针对苏洵责难孙武在吴军征楚的“柏举之战”中言行不符、自己的军事理论得不到贯彻（“不尽行其说”）的观点所进行的辩解。意思是说，当时吴国还是落后的蛮夷之地，一举攻破楚国郢都之后，国君志得意满，臣子洋洋得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以为吴国的军队势不可当。这种情况下，主政的重臣如伍子胥、季札等都不能争辩禁止，孙武以客卿的身份在劝谏君主方面更是无能为力，故而不能求全责备。魏源认为，苏洵不看历史背景的异同，不顾客观形势的变化，片面要求孙武个人能“挽狂澜于既倒”，有过于苛求古人的思想倾向。

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晚清文人施补华专门作《书苏明允〈权书〉论孙武后》一文，驳斥苏洵对孙武“三失”的指责。施补华分析说：“伐楚之役，阖闾身在兵间，介弟如夫概王，亲信之臣如伯嚭、子胥，皆与计谋历行陈。武不过将其一军，为之先导耳，不以伐楚之权寄之武也。”指出在攻打楚国的过程中，吴王阖闾倚重亲信大臣行军布阵，孙武只是负责率领先导之军的将领。吴王并未过于看重孙武，当然对于孙武的谏言也不会完全听从。至于苏洵提到的“三失”，确实是吴军此战存在的问题。孙武既然能在《孙子兵法》中写出相关的作战原则，也会对吴王提出这方面的谏言，只是国君没有听从而已：“所蹈三失，武所著书，既能言之，未有目睹躬亲而不执此以谏者。当时未纪其词，必阖闾未之听耳。”由此看来，是否遵循作战原则的主动权不在孙武手里，而在吴王阖闾那里：“权不在武，而以矛刺盾，谓武书言之不雠，何足服武之心乎？”〔17〕也就是说，若孙武在世，并不会折服苏洵的这种指责。

四

综上所述，自春秋时期起，孙武的军事功业与《孙子兵法》的军事谋略就为世人所瞩目，很多学者和文人折服于孙武的治军能力及其兵法思想的宏富，给予褒扬和肯定。宋代以前，少有学者批评孙武及其兵法，而自苏洵作《孙武》一文始，认为孙武在指挥战争的过程中，未能遵循自身在《孙子兵法》中总结的一系列作战原则，从而犯有“三失”的过错，导致吴国惨败。此后，宋代一些学者如欧阳修、苏轼、何去非、叶适、戴溪、蔡襄等，纷纷对孙武及其兵法进行批判，或批判其诡诈，或对其军事作用竭力贬低。〔18〕清代学者魏源、施补华等，则围绕苏洵对孙武的指斥，指出应该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客观地评价历代人物，从而对孙子及其兵法进行正确定位。

历史的发展进程已经证明，孙武是名副其实的著名军事家，《孙子兵法》是出现最早、最为系统和精辟地论述战略战术原则的兵学著作，在世界上享有至高无上的声誉，当之无愧。当代社会，各界人士应认真学习孙武及其兵学的精神和原则，在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借鉴其兵学精髓，为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应有的贡献。

【注释】

〔1〕王充：《论衡》，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162页。

〔2〕曹操：《曹操集校注》，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03页。

〔3〕杜佑：《通典》（第2 册），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4〕苏洵：《苏洵集》，中国书店2000年版，第16～17页。

〔5〕苏洵：《苏洵集》，中国书店2000年版，第9页。

〔6〕蔡丹：《古代诗人接受〈史记〉论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5年版,第246～247页。

〔7〕苏洵：《苏洵集》，中国书店2000年版，第9页。

〔8〕欧阳修：《欧阳修集》，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年版，第255～256页。

〔9〕苏轼：《苏东坡全集》（下册），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15页。

〔10〕何去非：《白话何博士备论》，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130页。

〔11〕叶适：《贤良进》卷四，清嘉庆《宛委别藏》本，第1～2页。

〔12〕戴溪：《将鉴论断》卷一，明钞本，第1～2页。

〔13〕蔡襄：《蔡襄全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9页。

〔14〕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全宋笔记·黄震日钞》（第10 编第10 册），大象出版社2018年版，第196页。

〔15〕左丘明：《春秋左传》（第6 册），线装书局2016年版，第2024页。

〔16〕魏源：《魏源全集》（第13 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204页。

〔17〕施补华：《泽雅堂文集》卷三，《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05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05页。

〔18〕魏鸿：《〈权书〉与〈孙子兵法〉异同探论》，《军事历史研究》2006年第2 期，第1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