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孙子兵法》

扈光珉 扈 潇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在旧中国错综复杂的环境中，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奋起革命，几十年如一日，前赴后继，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先后领导、指挥了大大小小二十多次武装起义。在他的革命生涯中，武装反抗反动势力是最基本的形式，并先后担任过海陆军大元帅、非常大元帅、陆海空军大元帅，创办了著名的黄埔军校，著有《十年国防计划》《军人精神教育》等军事学论著，李浴日称之为“伟大军事家”〔1〕。丰富的军事斗争实践、复杂的军事斗争环境，领导策划了几十次的武装起义，决定了孙中山与《孙子兵法》注定会结下不解之缘。在他的上海故居藏书目录中，就有《孙子兵法》以及《孙子十家注》。孙中山读《孙子兵法》，是把它当作哲学著作来研究的。孙子研究专家李浴日曾说，孙中山先生“对于我国古代各家兵法，亦有精湛研究，就中以孙子兵法为最”〔2〕。但他一生奔波革命，没有时间系统回忆与《孙子兵法》的关系，现在我们只有通过他的革命实践及其报告演说来研究推断、勾勒出这位伟人与这部经典之间的关系。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孙中山接触《孙子兵法》的过程

孙中山接触研究《孙子兵法》从时间上划分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1、接触知晓《孙子兵法》阶段（1875—1885年）

1875年，9 岁的孙中山进入私塾读书。村塾设立在本村冯氏宗祠里，老师姓王，教授中国古代启蒙教材如“四书”“五经”等。儿童教材里，有本叫《幼学琼林》的小册子，里面记述了文臣武将，其中包括姜太公、黄石公、司马穰苴、孙膑、吴起、韩信等军事家及其著作。但可惜的是没有提到孙武，没有提到《十三篇》，因此推断这时的孙中山虽然知道了兵法，但可能还不知道《孙子兵法十三篇》。

孙中山小时候对军事故事很感兴趣，尤其爱听洪秀全的故事。村上有位曾参加过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冯爽观，常常向村童讲述洪秀全领导金田起义、定都天京、北伐、西征等故事。当讲到太平天国不幸失败时，孙中山很失望，但他很崇拜洪秀全，自称作“洪秀全第二”〔3〕。

1879年9月，孙中山跟着哥哥到檀香山的意奥兰尼学校学习，这是所西式教会学校，课程有英语、历史、数理化等，学校还开设了兵式体操，深得孙中山的喜爱。在这期间，为了提高国学水平，他特别聘请了杜南先生作为自己的华文教师，为他讲授中国的传统文化，因此他的国学在这个时期取得了长足进步。从他学习经史子集的经历中，可知孙中山这时可能已经了解到了孙子及其兵法。

1883年7月孙中山由檀香山回到村里，这时他已经长成青年才俊。回到村里后，按照兵法套路为村里的年轻人设计了一个“走兵马”的游戏，把参加游戏的青少年分成两队，一队做兵，一队做贼，兵与贼两队互相追捉，哪一方捉的多就胜利。这实际上反映了孙中山的军事兴趣与指挥能力。

从以上孙中山读书的经历、兴趣和老师教授课程及其自学的情况看，他在1879年至1885年这个时段可能已经知道了孙子及其兵法《十三篇》。

2、学习《孙子兵法》内容阶段（1885—1894年）

1885年中法战争后，孙中山立志倾覆清朝，创立民国。从这时开始，他更加注重研究中国历史。而真正对《孙子兵法》的内容有更多的熟知，应该是1886年在广州博济医院学习期间。他一边学习医学，一边自己花钱购买了二十四史，认真学习、仔细研读。由于他求知若渴，脑子聪灵、过目不忘，很快对二十四史烂熟于心，对于其中的一些事件、故事情节都十分熟悉，以至于同学随机抽出几册进行考问时，竟然可以对答无误，被称为“通天晓”〔4〕。

《史记》是二十四史的第一部，记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不论是史料价值，还是写作艺术都堪称“绝唱”。孙子就是在《史记》中被最早且比较系统记载的。这部书中，比较有名的篇章是《项羽本纪》，“破釜沉舟”“鸿门宴”等著名故事均出自此篇。而在记述大将韩信生平事迹的《淮阴侯列传》中，也多次引用《孙子兵法》的内容。如在井陉之战前李左车给陈余的建议中大量引用了兵法术语。可以肯定，孙中山此时认真阅读了《孙子吴起列传》，知道了孙武及其兵法《十三篇》。同时，他也从《项羽本纪》《淮阴侯列传》《伍子胥列传》等名篇中体会到更多《孙子兵法》的内容。二十四史的第二部是《汉书》，在《汉书·艺文志》中有《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及图的记载。因此可以比较肯定地说，通过阅读《史记》《汉书》，孙中山此时已经熟知部分《孙子兵法》的内容了。

3、研究运用《孙子兵法》阶段（1894—1925年）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孙中山有感于国势颓废，立志富国强兵，对《孙子兵法》进行了认真研读。1894 他在上李鸿章书中就明确表示：特别留心于富国强兵之道。〔5〕郑观应作为孙中山的同乡与前辈，孙中山深受郑观应的影响。他多次拜访郑观应先生，学习他的进步思想，并讨论救国救民的真理。在郑观应的影响下，孙中山全身心致力于救国和改革、革命的事业。孙中山还认真研读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这本书对他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在《盛世危言》中，提到孙武及其兵法的地方很多，其中就有兵制的专门论述，而且还创造性地引用了《孙子兵法》中“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名言。《盛世危言》中说：“何言乎知彼己？知己知彼，百战百胜。”〔6〕孙中山对此名言记得非常牢固。1921年他在《军人精神教育》中仍然将“知己”放在“知彼”之前，可见影响之远。

1897年孙中山批评清政府把兵书、兵法列入禁书的做法。作为清朝的反叛者，政府的禁书，凭孙中山的性格也会认真研读与研究。

在这一阶段，无论是谋划革命暴动，还是演说鼓动，孙中山对《孙子兵法》中的名言要义，顺手拈来，脱口而出。1895年2月在准备广州起义时，就制定了“兵贵精，不贵多”的原则。1903年，孙中山在东京秘密组织成立了“革命军事学校”，聘用日野为校长，小室健次郎大尉为助教，学科除普通兵学及制造盒子炸弹外，尤注重于散兵战术的传授。其中，普通兵学可能也包括了孙子兵法。

1921年12月10日在桂林对滇赣粤军进行的《军人精神教育》的演说中，孙中山提出了军人精神“三要素”，即智、仁、勇，并要求每一个革命的军人、现代的军人，都要养成这三种精神，唯有如此，才可以救民救国。但同时认为军人是要在战场上拼搏打仗，甚至是流血牺牲的，因此还要练成高超的技艺，主要有五个方面：命中精准，隐伏保护自己，吃苦耐劳，奔跑走路，能过艰苦生活。〔7〕

1923年12月9日，孙中山在广州大七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中活学活用了《势篇》的语言，对“势”进行了形象表述。他把革命力量比作山上的大石头，如果一旦有人引动，就会形成不可遏制之势。1924年6月16日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中，孙中山则基本是直接引用了《孙子兵法》的语言。他说：“古时的兵法都说是‘倍则攻之，十则围之’〔8〕。由此可以肯定地说，孙中山此时已经对《孙子兵法》有了比较多的了解和研究。

二、孙中山在革命生涯中对《孙子兵法》的战略运用

孙中山对《孙子兵法》的战略运用，就是活用其原理，根据实际情况运用其精髓要义，去解决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问题，这方面的运用可以概括为“庙算”“致 和”“造 势”“伐 交”“创 新”“攻 心”“共济”7 个方面。

（一）庙算

《孙子兵法》首篇就是讲预测、庙算，并指出“庙算”多者胜。所谓“庙算”，就是事前的筹划、运筹、分析、预测。孙中山在革命生涯中，每临起义、和谈等大事，他都从时局国情、民族命运、人心向背出发，进行精准的“庙算”，充分显示他过人的洞察力和预判力。

下面试举几个反映孙中山先生精准“庙算”的具体事例。早在1904年，他就信心百倍地预测清朝必然灭亡。1910年3月至5月，孙中山先生对时局、国运作出了三个预言。

首先，孙中山充满信心地断言：清朝政府已经奄奄一息、苟延残喘、摇摇欲坠，不出几年，汉族就会奋起，推翻清政府。

孙中山的第二个预言是：新军将是革命胜利的决定性力量。当时中国的军队有36 个镇，他们之中有很多具有革命思想、赞成革命运动的进步青年，只要善于发动、运用他们，他们就会反过来为革命服务。

孙中山的第三个预言是：中国革命成功后，将建立共和国。中国推翻了清朝帝国的专制统治后，一旦成立共和国，将会发展为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之一”。〔9〕

果然不出所料，这几个“庙算”很快被证实了。

孙中山表现出超强“庙算”能力的，还有擘画三峡一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孙中山认为中国会迎来建设高潮，于是就对国家建设进行了调研考察。经过考察研究，1919年发表了《实业计划》一文。在这篇著名文章中，孙中山首次提出了开发三峡的设想。这是领袖人物对三峡梦的最早论述。1924年他又对三峡的开发建设作出了详细的规划、设想。这都充分体现了孙中山先生超强的预见智慧、“庙算”能力。

（二）致和

我们都知道，孙子虽然是个军事家，《孙子兵法》是指导战争的，但中国人骨子里是个热爱和平的民族，孙子也可以说是和平的大师，他讲究“慎战”，追求“不战”，其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孙子的和平思想被孙中山先生继承并发扬光大。

孙中山认为，革命战争的目的不是流血，而是仁义和平。他多次强调指出：“如果中国人能够自主，他们即会证明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10〕孙中山是英雄的中国人民的杰出的代表，他身上流淌着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血液，传承着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基因。正是在和平奋斗救中国的思想指导下，孙中山才能在辛亥革命后，以国家利益为重，以民族和平为要，不计个人名利，退位以求和平。对于孙中山先生的退位，在当时的条件下，也正是运用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好选择。

当时的情况是：从10月10日武昌起义首义到12月18日南北议和谈判开始之前，在宣布独立的18 个省中，被袁世凯直接或间接控制的省占半数以上，而且袁世凯的部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纪律严格、指挥统一、内部一致。而所谓革命党控制的省份，一是内部纷争，政府内、军内、党内意见并不一致；二是经费奇缺，中华民国成立定都南京后国库里只剩下10 块大洋，连维持运转都十分困难，怎么与袁世凯进行战争？在这种情况下，硬拼硬打，没有任何的把握，甚至可以说是死路一条。而进行议和，不战而达到革命目的，推翻帝制，创立共和，是最佳选择。对此，孙中山心中十分清楚，说得也很明白，他说：“我也知道袁世凯不可信，但我们可以因势利导，借势而为，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11〕这正是孙中山致和的远见卓识。

现在回头看看创立共和的过程，便深知孙中山先生对《孙子兵法》运用得是多么娴熟。

一是利而诱之。为了利诱袁世凯就范，孙中山多次公开表示：如果袁世凯拥护共和、结束帝制，就让袁世凯当大总统，而且前面不用加“临时”。这一方面给袁世凯抱了一个大热罐子，为了当大总统，就必须加速逼迫清帝退位；同时也断绝了袁世凯继承“清朝法统”、自己做皇帝的梦想。因为孙中山的态度是，结束帝制，袁世凯才能当大总统。

二是两手对两手。孙中山承诺让袁世凯当大总统后，并不是消极避让、等待和平，而是用革命的两手对待袁世凯反革命的两手。为此，孙中山继续按照计划组建革命政府，事实上形成南北政权对峙的局面。他还提出了袁世凯当大总统的三个条件：清帝逊位，国内和平，列国承认民国政府。对此袁世凯恼羞成怒，发兵围攻南京。革命政府也毫不示弱，孙中山亲自就任北伐总指挥，立即兴师北伐，革命军势如破竹，一直打到徐州。面对此种情况，袁世凯又提出新的方案，即革命政府与清政府同时解散，在天津另行成立民国政府。孙中山随即强硬表示：革命党人决不接受。同时启动了对袁世凯的行刺计划，袁世凯险些丧命。此举令袁世凯感到毛骨悚然、不寒而栗，被迫接受革命党的条件。

三是顺势而为。早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前，南北已经开始议和、谈判。如果不承认这个事实就会被孤立。革命党内部，和谈势力相当强大。汪精卫甚至指责孙中山：“你不赞成和议，是舍不得总统吗？”黄兴也因缺乏军事力量而“忍辱劝孙将总统禅位于袁”。〔12〕由此可以看出，议和已经成为当时的大趋势，孙中山先生明透大势，因势利导，最终才成就了共和大业。

（三）造势

从实践上来说，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历程就是一个造势、借势、用势的过程。在武昌起义前，他麾下没有一兵一卒，他以革命家的胆略、百折不挠的毅力，不畏艰难、屡败屡起，这个革命过程，就是一个造势、顺势、用势的过程。因此他对造势非常重视，论及势的作用，他说：“夫时势者，人事之变迁也；自然者，天理之一定也。”〔13〕

孙中山所讲的势，笔者理解有四层次的意思：一是势既是自然的，也是社会的；二是势一旦形成，是锐不可当的；三是一定要因势作为；四是势是可以创造的、烘托的。在革命的过程中，他着重从三个方面进行了造势。

一是连续暴动，前赴后继。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屡挫屡奋，屡败屡起。面对凶恶的敌人，每到一地都宣传革命，进行筹款、造势，在实践上举行了多次百折不挠、可歌可泣的武装起义，辛亥革命前就达十多次。正是不停战斗，不断起义，才延续了革命的薪火，形成了革命运动的燎原之势，最终点燃了武昌起义的熊熊烈火。

二是奔波五洲，鼓动革命。从1879年去夏威夷王国、1895年去日本开始，孙中山先生足迹踏遍五湖四海，凡有华侨的地方就有他的身影，每到一地就进行演说、宣传革命、开展革命活动，因此他在华侨中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三是海外论战，鼓动革命。革命派以《民报》为阵地，与改良派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展开了一场空前的革命与改良的大论战。通过与改良派的论战，宣传了革命理论，对海内进步人士进行启蒙。这一系列的革命活动，最终形成了推翻清朝统治的浩浩洪流。

他自己曾总结说：“文奔走国事，三十余年，毕生精力尽瘁于斯；精诚无间，百折不回，满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穷途之困苦所不能挠，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用能鼓动风潮，造成时势。”〔14〕正是这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的精神，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风生水起。团结广大的革命党人造成时势，营造新的革命势能，使其对清王朝具有极大冲击力、震撼力和破坏力。

（四）伐交

我们知道《孙子兵法》核心思想之一就是“伐谋”“伐交”，它的名言就有“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孙中山在革命生涯中，平衡列强关系，与列强打交道，进行外交活动是他的工作重心之一。在武昌起义前，可以说他的大部分精力用在游说于列国之中，此即“伐交”。他说：“革命的成功与否，就古今中外的历史看起来，一靠武力，一靠外交力。外交力帮助武力，好像左手帮助右手一样。所以革命的成功与否，外交的关系是很重大的。”〔15〕实际上，孙中山先生在革命生涯中，游历五洲，跑遍四海，鼓动革命，筹款募捐，其本身也是一个“伐交”的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与西方主要国家的有些政要、政党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结识了许多进步人士。武昌起义后，他认为“乃以此时吾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所得效力为更大也”〔16〕。因此他不辞辛劳，从美国到欧洲，争取到了列强对中国武昌起义后建立的新生革命政权，采取暂不干涉的“中立”政策，从而避免新生革命政权因被列强和清朝夹击而陷入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说，孙中山也是运用“伐交”战略的成功典型。

（五）创新

如果把孙中山的四十年革命生涯用《孙子兵法》的一句话来概括的话，用“践墨随敌”是最确切不过了。因为他的一生就是根据敌情、客观情况变化，不断追求真理、不断超越自己、不断与时俱进、不断走向新高度的一生。

孙中山名文，字载之，号日新。我们知道古人名字是父母取的，但号是自己对自己性格、追求、目标、本性的一种刻画。孙中山取号为“日新”，本身就反映了他与日俱进的品性。这号来源于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日新又新的追求，也真切反映了孙中山的人生轨迹，真切反映了他追求真理永不停步的品质。

早在1894年，孙中山就以一介平民身份上书李鸿章，提出富国强兵的改革主张，表现出了一个热血青年的家国情怀和远大志向；随后赴檀香山组织近代中国第一个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

1895年，孙中山开始实践他推翻清政府的宏愿，发动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被官方悬赏通缉，开始流亡奔波宣传革命。

1905年，为壮大革命力量，孙中山联合华兴会、光复会等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初步建立起了反对清政府的革命统一战线。

1911年10月10日，在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影响下，武昌军人举行了起义。后来，孙中山运用高超智慧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国。

1924年1月，孙中山首创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掀起了大革命的高潮。总之，他以“知之维艰”的精神不断自我革新，不断追求新的高度，不断迈向新的目标，是勇于革新、不断进取的楷模。

（六）攻心

人心向背自古就是成败关键。孙中山致力革命运动，自然不会忽略了祖传的“攻心为上”的思想战术。孙中山相信人心是决定成败的重要力量，他认为如果进行革命行动而欠缺人民心力，无异于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因此十分重视争取人心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革命过程就是争取人心、点亮心灵的过程。他主要做了三方面工作：

一是积极演说，争取人心。孙中山是一位杰出的演说家，为了宣传革命思想，发动社会舆论，他曾多次发表公开演说，并取得了良好效果。《孙中山全集》中的文章多数是其演讲的稿子。孙中山在演讲时，声情并茂，很具有煽动力，以至于人们送他个外号叫“孙大炮”。这一绰号从褒义上来讲，就是说他的演说、鼓动就像武器一样具有杀伤力。

二是散发书册，浸润人心。除了公开发表演说外，孙中山还特别注重利用有形的宣传武器，例如散发传单、小册子等。例如，1904年他在美国，感觉美国华侨革命意识比较淡薄，风气闭塞，对革命热情不高，于是就印刷《革命军》广泛散发，到处宣传。“不及半载，知识为之大进，此书之力多焉。”〔17〕

三是舆论宣传，教化人心。报刊活动为孙中山的舆论实践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英国及国内上海等多地媒体报道此事，使孙中山名声大振，成为舆论关注的领袖人物。1905年，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创办机关报《民报》，除与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行论战外，主要精力用于宣传三民主义，大造革命舆论，鼓动开展革命，起到了教化人心的作用。可以看出，孙中山先生把“治心”作为一个中心工作环节，积极努力，很好地起到了教化人心、化风成俗的作用，由此推动了革命运动的蓬勃开展。

（七）共济

团结同心、同舟共济、和衷共济，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孙中山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基因，在革命生涯中，一直秉承和衷共济、同舟共济的团结奋斗的思想，十分重联合、团结、利用一切可以联合、团结、利用的力量，去奋斗、革命。他曾以“同舟共济”“辅车相依”书赠日本朋友山田纯三郎。孙中山从多次革命受挫的实践中得出的教训就是“欲求成功，必须团结”〔18〕，号召全国的国民要“合为一气，一致进行”〔19〕。从实践上看，他联合其他革命组织创立的同盟会，实际上是一个反抗清政府的“统一战线”的共济组织。辛亥革命成功推翻帝制，也是同舟共济的结果：推翻封建统治的力量，除了革命党以外，还有改良派的力量、新军的力量、会党的力量，甚至也包含了北洋军阀。孙中山正是很好地借助了这些力量，才形成了推翻清王朝、结束帝制强大的“合力”。

三、孙中山在革命生涯中对《孙子兵法》的战术应用

孙中山在革命生涯中，亲自指导指挥了几十次战斗，他“每每召集各军将领指示机宜。于指示时，置地图于桌上，按图指示，如何进军，如何攻守，均合用兵原则”〔20〕。也就是说，孙中山在直接指挥战斗中也常常应用《孙子兵法》的智慧原理。概括起来有：

（一）出奇

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生涯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进行的，这一形势决定了孙中山开展军事斗争，不能走常规路线，必须出奇制胜。孙中山于1923年指挥的讨伐陈炯明叛军之役，是一次关键的重要战役。在这次战役中，孙中山出奇兵，断敌后路，绝其粮道，取得胜利，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奠定了军事和政治基础。李浴日评价此战乃是出奇制胜典型战例。他总结说：先生在战术上还有两个贡献，一是游勇战术，二是非常战术。并认为这种游勇战术即出自《孙子兵法》。他说：“游勇战术即现今所谓游击战术。惟现今的游击战术则比较进步了。”游击战术的原则，早见于《孙子兵法》中的“避实击虚”“出奇制胜”。〔21〕在革命成功前，实际运用出奇制胜的典型战例是1908年的钦廉之役。起义之初，义军从安南绕道，分三路突然袭击，路遇清军就假装是清兵，巧妙迷惑敌人，从而击败敌军三营，占据马笃山，取得初步胜利。当时安南法兰西曾评论此役说“可称奇捷”〔22〕。

（二）先发

“先发制人”是孙子兵法的重要战术思想。在辛亥革命前，孙中山采取的战略战术大多是先发制人式的进攻策略。这是因为辛亥革命前，孙中山进行的革命斗争是秘密的，敌强我弱，必须采取先发制人式进攻战略战术。即使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继续革命的斗争中，仍然主张先发制人。宋教仁案发后，孙中山就曾力主主动出击，给予袁世凯以打击，但因党内意见不一，未能实施。对此陈其美在给黄兴的信中比较详细地说明了这一点，并以此证明孙中山在革命斗争中的策略是英明正确的。孙中山在 《军人精神教育》中说，武昌起义的胜利，就是先发制人的典型案例。他高度评价说：“革命党人率先行动，以两盒子弹取得了武昌起义的成功。余以为打破武昌者，革命党人之精神为之兵法云：‘先声夺人。’所谓先声即精神也。”〔23〕

（三）速战

“兵贵胜，不贵久”是《孙子兵法》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战术思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兵贵神速。孙中山在革命斗争中尤其是辛亥革命前，由于没有可靠的根据地作为依托，也没有雄厚的群众基础作为依靠，更没有自己的军队作为支撑，起义基本上都是采取突然袭击、速战速决的策略。他在1912年《告全国同胞书》中就明确主张速战速决，他说：“运筹宜决而密，用兵当神而速。”〔24〕陈其美在给黄兴的信中也比较详细地说明了宋教仁一案发生后，孙中山先生曾主张运用“速战”〔25〕方式，对袁世凯进行反击。之后虽然有了根据地，也建立了自己的军队，但孙中山仍然十分重视速战速决。1924年在讨伐陈炯明及北伐期间致蒋介石的信中，孙中山再次强调了速战的重要性。由此可见，速战速决可以说是孙中山的一贯主张。

（四）严纪

严格的纪律是胜利的基础。历来治军都十分强调用严格的纪律约束部队。《孙子兵法》十分重视纪律建设，在为将“五德”中专门就有“严”这一条。“令文齐武”中“齐武”也是严。孙子演练宫女斩杀二妃子更是严。孙中山在革命斗争中，深知严格的纪律是保证革命行动的基石。尤其是在秘密状态下起义暴动，容不得半点懈怠，这也决定了严字当头是孙中山治军的一大特色。李浴日说：“先生在同盟会时代，为推翻满清，对革命军所颁布的‘军律’极为严肃”。〔26〕此“军律”共22 条，其中判处死刑的就有13 条，抵罪罚者有9 种情况。在中华革命党时代“所颁布的‘军律’亦极严肃”。共计25 条，其中死刑有16 种情况，禁锢9 种情况。正是这些严格的纪律规定，保证了历次起义的顺利举行，也保证了在革命党的关键时刻基本行动一致。

（五）治气

中国古代用兵作战十分讲究“气”的作用，所谓“一鼓作气”“气势如虹”。实际上，“气”就是精气神，我们常说“人活一口气”，俗语也说“不蒸（争）馒头争口气”。孙子在为将“五德”里面的“勇”，也含有“气”的意思，并且强调说：早上气势凶猛，到了白天就有所减弱，而到了晚上则就懒洋洋地没有了冲劲。孙中山深受其影响，在论述军队的战斗力时，特别强调“气”的作用。他认为革命军队要凭着一股子“气”，要以一当十当百当千当万。他强调革命军之所以是革命军，就必须以教育养成，“革命军就是用一个人打一百个人”〔27〕。他解释说：“是要各位兵士先有奋斗的精神。有了奋斗精神才能够牺牲，才不怕死。军人到了不怕死，还怕不打胜仗吗？”〔28〕由此可见，孙中山对治气是多么重视。

（六）用间

在《孙子兵法》中，用间单独作为一篇进行论述，其重要性可见一斑。孙中山作为圣智之人，仁义之人，用间也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我们知道，1895年10月孙中山伦敦受难，被清使馆拐骗，羁押使馆，等待解送回国，因此命悬一线，危在旦夕。但他正是凭借大智大勇，巧妙用间，才得以脱身。情况是这样的：1895年10月11日，清使馆官员邓廷铿在伦敦德文郡街巧遇孙中山，他认出了孙中山，于是主动与他搭讪，套近乎说与孙中山是同乡，于是一起边走边聊。当走到波特兰大街时，邓邀请孙中山去他家“饮茶”，诱捕了孙中山，伺机押解回国。铁窗内的孙中山与世隔绝，多次发出求救信息，都没有奏效。但他不气馁，想尽千方百计，如通过宗教以获信任，通过革命道理以获同情。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他终于获得了公使馆英籍工人柯尔和女管家霍维夫人的同情。在他们的帮助下，孙中山先生向老师发出了求救信息，成功脱险。这正是用间的典型事例。从某种程度说，辛亥革命的成功，也可以说是“革命成功，新军在清”。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最成功的用间是他们成功打入清军内部，做通了部分新军工作，使革命发生了质的变化。由于同盟会领导的文学社、共进社两个革命团体在湖北新军中开展了艰苦细致的革命工作，发展会员，宣传革命道理，传播进步思想，最终争取到了新军对革命的同情支持，进而参与、造成武昌首义，并取得了辛亥革命的成功。对此，孙中山说：“以南皮（张之洞）造成楚材，颠覆满祚，可谓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29〕

总之，孙中山在革命生涯中，学习、研究、运用了《孙子兵法》中的智慧，并创造性地进行了发挥应用，为辛亥取得革命的成功助了一臂之力。

【注释】

〔1〕李浴日：《中山战争论》，世界兵学杂志社1942年版，第1页。

〔2〕李浴日：《中山战争论》，世界兵学杂志社1942年版，第3页。

〔3〕翟杰、柳生编著：《孙中山的青少年时代》，中国华侨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4〕翟杰、柳生编著：《孙中山的青少年时代》，中国华侨出版社2006年版，第37页。

〔5〕《孙中山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6〕《盛世危言》卷六《兵政》。

〔7〕《孙中山全集》第6 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页。

〔8〕《孙中山选集》（下），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55页。

〔9〕《南方都市报》 2016年08月16日。

〔10〕《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53～254页。

〔11〕孙重贵编著：《共和之父孙中山》，香港名人出版社2011年版，第130页。

〔12〕周溯源编著：《孙中山全书》（上），红旗出版社2013年版，第210页。

〔13〕《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88页。

〔14〕《孙中山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0页。

〔15〕《孙中山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1页。

〔16〕《孙中山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8页。

〔17〕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 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江门日报》2011年1月10日第A10 版。

〔18〕陈旭麓、郝盛朝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40页。

〔19〕《团结报》2016年11月14日。

〔20〕李浴日：《中山战争论》，世界兵学杂志社1942年版，第7页。

〔21〕李浴日：《中山战争论》，世界兵学杂志社1942年版，第162页

〔22〕李浴日：《中山战争论》，世界兵学杂志社1942年版，第5页。

〔23〕李浴日：《中山战争论》，世界兵学杂志社1942年版，第85页。

〔24〕李浴日：《中山战争论》，世界兵学杂志社1942年版，第152页。

〔25〕《孙中山选集》（上），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88页。

〔26〕李浴日：《中山战争论》，世界兵学杂志社1942年版，第145-146页。

〔27〕李浴日：《中山战争论》，世界兵学杂志社1942年版，第85页。

〔28〕《孙中山选集》（下），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15页。

〔29〕孙重贵编著：《共和之父孙中山》，香港名人出版社2011年版，第1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