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启年间登莱巡抚的海防经略

王丽亚 赵树国

明朝建国方略与前后历代王朝均有显著不同。朱元璋起家于河湖纵横的江淮流域，通过先占领江南地区，进而北伐统一全国，这就使得明王朝自肇造伊始便注重水军建设。加之，明朝正处于国际格局剧变之时，倭寇入侵及西方殖民者东来等，给明朝的海疆安全带来了很大威胁。为此，明朝统治者重视海防建设，自洪武时即建立起完善的海防体系，并根据形势的变化适时做出调整，其中控御渤黄海海域的登莱巡抚即为明末面临后金海上威胁时所设的海防重镇。学术界对登莱巡抚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其设置、沿革，该职与山东巡抚的关系及某些巡抚个人的研究。〔1〕在明清战争之际特别是天启年间，明王朝对登莱战略地位非常重视，一度将其作为从海上恢复辽东的重要据点。有鉴于此，本文主要论述天启年间的五位登莱巡抚的海防经略。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陶朗先与登州镇海防实力的发展

天启元年（1621）六月，新任辽东经略熊廷弼提出“三方布置”策略，以图恢复辽左，为配合这一战略，他建议，“登莱、天津并设抚镇，山海适中之地特设经略，节制三方以一事权”〔2〕，此为登莱巡抚设立之由。光绪《增修登州府志》也认为“辽、沈相继覆，熊廷弼建‘三方布置’之议，设登莱巡抚以命朗先”〔3〕，可见登莱巡抚之设，是为配合熊廷弼“三方布置”方略，是辽东形势大变局的产物。天启年间的几任登莱巡抚围绕策应辽东战场、配合毛文龙东江镇及本地海防布局等做了大量的工作。

陶朗先，浙江秀水人，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进士，历任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登州知府。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任登州海防道。天启元年（1621年），任首任登莱巡抚。陶朗先自任登州知府、登州海防道时，即密切关注当地海防，并提出了一些建议，出任登莱巡抚后，又大规模招兵买马、筹备武器，还积极出兵策应辽东、东江。

（一）加强与辽东的军事协作。陶朗先在任登州知府时，就比较关注登莱及辽东形势，他曾从地缘、历史渊源上对登、辽二地之间的关系做了细致考察，认为登、辽两地休戚与共、密不可分，主张加强与辽东的沟通、协作。

1.合汛登莱、辽东水军。陶朗先主张在海防规划中将两地合二为一，并提出合汛两地水军的建议：“汛哨通则战守相应，而兵食可以互酌也。登辽两境俱设南兵以御倭，初谓其习于水战，与北兵殊耳。然登州营南兵多至二千八百余名，坐糜厚饷二三十年，既不闻与倭夷有束矢之加，亦不闻与辽东效半臂之用，岁费东帑五万六七千金。识者已自嗤之。辽东为一大镇，而所募南水兵止旅顺营五百名耳，以之备哨探，则不必如是之多，以之当折冲，则何至如是之少？倘遇有事，能不调登兵以充之乎？欲调登兵，可以素不识辽路者应之乎？及查登辽防汛，登兵出城五百里至皇城岛为汛地，辽兵出旅顺四百里亦皇城岛为汛地，则知春秋两汛，两营之兵原未尝不往来水面也。”〔4〕陶朗先首先分析了登、辽两地的水军状况，认为登州地区水军较多，但当地太平无事，水兵“坐糜厚饷”。辽东战事较多，但水兵相对较少，似有捉襟见肘之嫌。由于登、辽二地在地缘上较为临近，一旦辽东战事吃紧，出现兵员紧张，势必从登州调军渡海应援。但是，登、辽两地水军汛地临近，并未合操训练，一旦受调赴辽，一方面不熟悉海路，难免遇到风险。另一方面，他们与辽东水军相互之间并不熟悉，贸然合在一处，难免会影响相互之间的协作。为此，他主张：“水道既通，谓宜无事则合操以习水战，出汛则更番以轮戍守。或每年于春秋二汛中，先期择抽数日，听登州总兵与旅顺守备轮管一季，于交界处所如皇城岛等处，操演水战，俾指臂之势时时服习，庶临事不至仓皇。”〔5〕陶朗先主张将登州水军与旅顺水军合操训练，轮番戍守，然后由登州总兵和旅顺守备轮流管理。这样可以在合操中加深将官对双方士兵的了解，可以避免临战之际相互不识之尴尬。

2.接济渡海官民。辽南沦陷后，大量军民渡海南下，奔赴登莱。时任登州海防道的陶朗先积极布置、多方营救，共“接渡辽左避难官民原任监司府佐将领等官胡嘉栋、张文达、周义、严正中等共五百九十四员名，毛兵、川兵及援辽登州、旅顺营兵三千八百余名，金复海盖卫所官员及居民男妇共三万四千二百余名，各处商贾二百余名”〔6〕。大量辽民屯据登莱地区，是一个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倘若安置不当，很有可能会发生变乱。于是，陶朗先将渡海辽民安插属邑，“给旷土使耕”，又招募其中的“无家而犷悍者”为兵，立辽帅以统之，“迄公任，主无从食之患，客无失次之嗟”〔7〕，较为妥善地解决了辽民问题。

3.援助毛文龙。天启元年（1621），毛文龙率少量军队沿辽南岛屿东进，一举攻克镇江，明朝政府大受鼓舞，明熹宗令“登莱巡抚陶朗先发水兵一万，总兵沈有容主之，天津巡抚毕自严调浙水兵八千为后劲，参将管大藩将之，或直抵镇江、或直抵三岔河，皆选四将为副。王化贞挑广宁精兵四万，据三岔河与西虏合，相机进取。经略熊廷弼严勒兵将控扼山海，三方协力务收全胜”〔8〕。陶朗先派遣辽东副将韩宗功、游击许定国各统兵一千先后策应。〔9〕由于各路援兵都不积极，“经抚各镇，观望不进”〔10〕，这次并未取得预期战果。

（二）招募兵员。登莱巡抚之设是为策应熊廷弼“三方布置”之策，作为海上进攻的重要据点。如此，登莱地区原有的兵员便不能满足战争形势的需要。明朝政府为完善“三方布置”方案，命令登莱、天津等地招募兵员。陶朗先积极落实，“臣之营垒，除旧兵、淮兵不开外，在登州则有标兵营，选锋左、右二营，强兵中、左、右三营，南、北二游营，成山、皇城、团练、铁骑、川兵营，左右监军道家丁营，辽船千总一营，修船千总一营，军器、盔甲、弓箭、火药等役共一营。在莱州则有招练、潍辽两营，莱前、莱后二营，王徐营，三山营，新女姑营。在青州则有昌乐、塘头、洱河、小清河、涛雒、石臼、安东、颜神各营，又拨添青州旧营兵二百八十三员名。三郡新兵共三十三营，因兵以设将，因将以分营。”〔11〕可见，陶朗先在任时期，迅速召集了大量兵员，新招兵额“至三万余”〔12〕。这些兵员主要集中于登莱地区，大多分布于山东半岛北侧，山东南部的安东卫一带也有布防。

除此之外，当时登州的新增兵力，尚有兵部员外郎尹嘉善召集的团操前营、团操中营，以及陶朗先在登州海防道任内节约旧兵之饷而招募的水左营、水右营四营，约两三千人。此外，登州旧兵尚有六千余人，即：“团操左营六百一十员名，屯操右营五百八十五员名，以上俱土人……登州后营六百九十二员名，屯田中营四百六员名，文登营一千五十九员名，以上俱土军……南陆左营五百三十八员名，南陆右营五百四十员名，水寨中营、水寨前营、水寨后营皆五百一十五员名，以上俱南人……通共南北兵六千一十一员名。”〔13〕应当说，陶朗先在任时期，登州地区所聚兵马非常强大，即如天津巡抚毕自严所谓，“即以登莱、津门相提而论，山东新增水兵以三万计，陆兵以二万计，大约登莱所得将四万许，而旧日额设之兵不与焉”〔14〕。陶朗先所筹措的强大兵力，巩固了山东的海防，奠定了策应辽东及毛文龙的雄厚基础。

（三）筹备船只、武器：陶朗先注重登莱军队的船只、武器配备，在任期间，他多方筹集银两，以招募、修造船只，制作武器。为加快武器置办速度，陶朗先可谓是苦心孤诣，如天启元年十二月奏准，“以山东入觐各官赍带盔甲、器械留给登抚”〔15〕。在他的操办下，登莱地区的武器、船只得到大量补充，堪称富足。崇祯初年，毕自严在《请注销陶朗先追赔钱粮奏》中指出，陶朗先在登莱所置军需，“十年支用无算”〔16〕，并详细开列了陶朗先在登莱等地所置办船只数量及器械的种类、数目：“登莱青三府买造船数及动民屯银买运船改充兵船并雇船共五百二十五只……其置造器械，查得登莱青济四府所置器，以件计者为：炮、铳、刀、枪、叉、斧、钩、镰，长短等枪并绵甲、铁盔、火砖、火球，共十一万七千五百四十有五；以斤计者为：铜钢、熟铁、硝磺、铅铁、火药、苘麻、牛筋、鱼鳔等，共八十三万二千九百九十有一；以根计者：枪、棍、篷、桅等，共四万二千八十有八；以块计者：桑木、弓胎、合文、呈文等纸，共二万一千五百一十有三；以副计者：弓面、撒袋、臂手、生铁，共二万一千五百有十；以枝计者，箭杆、火箭，共五十六万九百七十有四；以坛计者：桐油、江豚油，共二百七十有九；以面计者：牛皮翎、挨牌、旗帜，共一千二百有十；以条计者：鞓带、弓弦等共五万五千四百有十。以上诸项，历年支领过一百二十一万八千四百六十之数，尚存四十四万七千四百有奇，共动银三万九千八百五十两零。”〔17〕陶朗先在任期间，通过购买、招募、改造等方式，筹集了大量船只，不但满足了本地水军发展的需要，而且还援助了东江地区。此外，他还置办了数量庞大的兵器，这些兵器既有热兵器，也有冷兵器，种类非常齐全。不但保证了当时的军事需要，且为后世所用，直至崇祯初年尚有大量存余。

二、袁可立、武之望对登州、辽南及东江的海防布置

继陶朗先后任登莱巡抚的袁可立，也对登莱地区的海防部署提出过建议，天启二年（1622）十二月，袁可立因地震上疏，就登莱地区的军事部署提出了两个建议。其一，设将领。他认为，“登莱之皇城岛两游击及成山、威海等处俱系紧关冲要，宜添设钦依以重事权”，主张重点防御。其二，定边饷。他指出，“登莱水陆分防以二万兵为额，每兵月饷一两五钱，岁计费饷银三十六万、马料、操赏、修船诸费不下数万，新饷四十万留用，尚存见少”。此外，他还请修战舰、备器械，并主张“预筹毛帅之接济，严诘辽人之渡海”。〔18〕此外，在任期间，他曾派兵出海策应毛文龙。天启三年（1623）三月，袁可立奏报登州兵出海之期，言“登莱之水师实榆关之犄角，臣与镇道图画者数月，诸凡操练将士、修验船只、合并营伍、简汰官兵稍有次第，乃拔其尤者三千六百人，俾总兵沈有容领之先发，而副将李性忠所带家丁，旧系辽左健士，臣于三月十二日饯而送之，嘱以相机进止，以固榆关、以联毛帅”〔19〕。袁可立充分认识到登莱与辽东战场及东江镇的联系，故派沈有容、李性忠率兵出海策应。

袁可立卸任后，武之望出任登莱巡抚。在任期间，他对于登莱、东江地区的海防事宜，多有部署。

（一）积极部署辽南防御。武之望就任后，针对辽南地区的地理环境及风土人情，提出了一套部署建议方案，他指出：“论地势，则旅顺与登州相近，而与东镇差远。论人情，则旅顺与东镇相宜，而与登州稍疏。若欲专属东镇，当令毛帅选将分防于旅顺并各岛之间，若欲专属登州，请罢东兵，令其专守东南，而登镇之兵选将分防一如前例。从前议，则登镇止应设副将一员，驻扎登州，与道臣共弹压，外设参游或守备一员驻皇城岛为接济，而抚镇二臣驻扎于大海之南，兵马无多缓急难就，似应裁革。从后议，则旅顺口应添设参游或副将一员为主将，而东西诸岛量添守备四五员以为分防协守之助，而镇守时出皇城岛为接济，此两策者，总听斟酌也。”明熹宗诏令户、兵二部确议具覆。〔20〕

兵部官员在考核旅顺、登州、东江三地地理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力主将旅顺划归登州，议覆道：“事在牵制，则皮岛与旅顺左右特角焉，若论事权之专一，属旅顺于东镇，非不称便，然筑城而毛文龙不能协力、丧师而文龙不能救援，鞭虽长有难及矣。而自登至旅顺，缩言之者曰七里，纾言之者曰千余里。总之，风顺一日夜可达。盖以形势论，旅顺为辽左四卫之咽喉，登莱、天津之门户，无旅顺则东镇之转输无从出海、朝鲜之贡使无繇出途，登莱与虏比邻，亦有不安之势，是旅顺不可不固守也。以调度论，旅顺距东镇远而险，声闻虽可相通，缓急必难相拯。距登莱近而便，兵将易于责成，粮糈易于接济，且挑浚南关非登抚不能任，华夷界口非登镇不能防，是旅顺应属登州必然之画也。今已设游击一员专守旅顺，当专属登抚节制，其分岛各官听登抚择人分布咨题授职。南关堡挑浚，听登抚择人严阵架梁，相机兴工，无蹈前辙。”〔21〕由上可见，兵部在综合考虑旅顺与登州、东江关系的基础上，认为将旅顺划归登州镇更适合一些，旅顺地缘上更靠近登州，将其划归登州镇，可以有效地整合登州、旅顺二者力量，形成相互策应。

（二）严肃整顿登州秩序。明季，登州地区军事地位非常重要，“扼奴酋之潜渡、成津关之犄角、联属国之声气、防内地之奸徒”，对内、对外都有重要意义。因此，加强对登州内部秩序的整顿，以确保当地社会稳定，便显得非常重要。而当时登州地区却存在诸多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即如兵部在议覆武之望奏疏中所说：“此地武弁与杂流最多，非平辽委官则内地差遣，非坐登买米则奉文领银，最可恨者，本以军需为名，而银既到手辄自花销，本以差解为任，而一出都门遂难诘问，开鞘盗银、诱骗商货、强夺民船、违禁私贩，诚有如抚臣所言者。甚则市井狙狯、漏网余孽金紫累累，争衡道府而抗违部提，法令亦不能行。”〔22〕在当时，大量闲杂人等屯聚登州，这些人鱼龙混杂，多有作奸犯科之徒，影响了当地的正常秩序，给登莱巡抚的行政带来了很大的障碍。为此，武之望上疏请求整顿。兵部在了解到上述情形后，提出了处理意见：“欲清奸宄，先汰武弁，欲汰武弁，先查虚衔。除海外毛帅部下各官得以便宜行事外，若在登镇仍遵题准事例，督抚委加名色概不许管军、管饷，若系部委札付，非奉钦依额设者，不论副、参、游都俱素服角带，听兵部约束。即有钦依加衔军前效用者，领兵假以体貌服色，事完则一马一伞，不得前呼后随乱人耳目。此历来旧例，非今日特加裁抑也，违者听登抚道参拿申饬。凡自海外而来者，毛帅给以印信批文，备开委干何事及随行人等姓名。至登莱，则登抚与道府得以查识之。不许其招摇市城、宿娼酗酒。……其自登莱而往者，登抚院道给以印信，批文备开委解钱粮等项及随行人等姓名，更严违禁之物，即遇劫遭风务行审实，毋使诈诬以害平民，院道之文东镇查验，毛帅之文登镇查验，如无批照不论官□人等一例重究，海外诸将领若有事于登镇，俱听登抚弹压而节制之，年终甄别，另开一款，奉公守法者优荐擢用，恣肆者参治。”〔23〕由上可见，兵部已经认识到大量身份不清、来历不明的军人、委官等往来于登莱地区对当地社会秩序、行政管理所造成的危害，因此主张核实其名籍、身份，严查其日常行为，针对其表现给予奖惩。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强对其管理，避免滋事。

（三）力主节制毛文龙。武之望认为毛文龙专制海外，“糜饷饰功，擅权横恣”，倘若不加节制，势必酿成大祸。因此，他力主“请设重臣一员，居石城、广鹿适中之地，节制两镇，即以驻扎之所为界，东属东镇，令专管镇江一路以窥辽阳，西属西镇，令专管旅顺一路以窥海盖，一切调度方略、推用选补，悉秉成于节制之臣，仍再设监督道臣一员，不时查点钱粮稽核功罪”〔24〕。武之望力图通过设置重臣节制海上，以钳制毛文龙，并力图恢复辽南四卫。诚然，其出发点是好的，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难以实现。

三、李嵩对登州海防的内、外部署

李嵩，天启五年（1625）十二月出任登莱巡抚。〔25〕李嵩在任期间，不断出兵策应辽东战场，同时策划登州、旅顺布防，并甄别、选拔武官，还要求查核朝鲜贡使，以防奸人混入。对登莱地区的海防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一）策应辽东、东江。天启六年（1626）四月，登州镇督发防海兵六百四员名、船二十七只并火药、器械等出海防汛，李嵩针对当时旅顺已经划归东江镇，由毛文龙委官防守，而皇城、鼍矶等岛仍属登州镇防守，“南北分界，制御各异”的状况，在各将起行之日，谆谆告诫，“仍宜声息相联、救援互应”〔26〕。是年五月，宁远巡抚拟调用登州船八十只、兵一千六百名以防守觉华岛，李嵩“日夜图画，不能如数”，后经过多方筹措，方才能派“船五十只、兵七百七十四名、统兵官一员，于本月初八日开洋起行，一年换班，为更番防守之制”〔27〕。是年八月，登州总兵杨国栋、海防都司梁汝霖等侦知“奴酋运板片至盖套，督造船只”这一情况后，遣将驾轻舟带火器焚其板片，“擒活夷一名、斩首级一十九颗”，李嵩上疏为二人请功。〔28〕天启七年（1627）二月，李嵩侦知后金兵抵达三岔河东岸，“扬鞭则向关门，鼓楫则通海路”的情况，积极做出部署，“业布置水师分汛以遏奴冲，设疑以乱奴谋，暗袭以牵奴后，伏兵以击奴归”〔29〕，以防患于未然。

（二）布防登州、旅顺。天启七年（1627），后金兵进攻东江、朝鲜等地，二地同时告急，北部沿海形势非常严峻。三月，李嵩在上疏中提出了自己对于山东沿海及辽南地区的防御设想，他指出：“青登莱三面濒海，约长二千七百余里，墩台置哨寥寥数人，即使瞭望真确，谁堪控御？宜设游骑一二千名布列沿岸诸口，以登兵裁饷饷之，令无事分队勤练，有事荷戈疾趋。又如挑浚南关，屯旅顺以窥海盖，良称要图，但遥属东镇，声势远隔。然旅顺在东镇则鞭长难及不过赘余，在登镇则衔短易操实为捷键。倘就此处增兵二营，以登莱总镇统之，则于毛帅为犄角之相助，于奴酋为胸胁之横冲。乞将旅顺官兵兼隶登镇听其调遣，辅车之倚胜于秦越万万矣。”〔30〕他认为，后金攻打东江、朝鲜，意图南犯，登州应当全力应援，但当时登州地区已经兵力单弱，“力不能援而又不得不援，援之者寡而无益于援，援之者多而又难乎为汛”，因此应当首先加强本地沿海的防御。他针对山东海岸线漫长、防御力量薄弱的现状，主张设立一二千名游骑以巡历海口。这样，他们无事可以巡历瞭哨，遇警可以互相策应。同时，他主张将旅顺划归登州，并添设二营，由登州总兵统领，“于毛帅为犄角之相助，于奴酋为胸胁之横冲”，以更好地发挥旅顺的战略作用。朝廷议覆，表示同意。李嵩此举对于登莱具有重要意义，“收回旅顺，解决了长期以来登莱镇北面防御的缺环，又因在大战期间可以维护东江镇的后方而没有引起毛文龙的不满，令两镇之间悬而未决难题化于无形”〔31〕。

是年四月，登州派兵出援东江、朝鲜，“官兵八千八十九名、计船八十一只，镇臣随四臣开洋去讫，游艇战舰衔尾东渡，而登府遂为之一空矣”。面对这种危急形势，李嵩调莱州兵一千防守登州，同时上疏请调船以守登州海域。朝廷议覆，“着各该部即行分派雇觅湖广、扬州船只，赴登以资调度，作速回奏。出汛水兵作何增设，该部并与看议来说”。〔32〕

（三）选拔、甄别武官。李嵩注重对官员的选拔、考核。天启六年（1626），李嵩认为登州镇下属水军左右营“责任綦重”，而其长官梁汝霖、袁进二人，“或繇都司佥书、或繇守备，俱系札委，非所重权也”，因此建议将此二人改为实授，“填入俸单，俟俸荐相应循资升转”，兵部同意。〔33〕此外，李嵩认为东江镇属下武官缺乏健全的甄别机制，不利于施行奖惩，建议“令毛帅将所辖将领开送贤否，听登抚再加谘访，一体甄别，庶黜陟不致混淆”〔34〕，兵部议覆，表示同意。

此外，李嵩还提议对由登州经过的朝鲜使臣进行甄别，指出：“朝鲜虽我属国，世怀忠顺，而与倭为邻，倘贡使之来，有奸人杂之，何能辨其真伪？抚臣议立公廨，查照批文、时其廪饩，谨其出入，亦防微杜渐之意也。”〔35〕兵部对此表示同意。

四、孙国祯对登莱、旅顺海域的开发、布防

孙国祯，天启七年（1627）五月任登莱巡抚。〔36〕孙国祯在任期间，对登莱、旅顺、东江地区的海防提出了一些建议。崇祯元年（1628）四月，孙国祯上疏陈六事，其中主要是针对当地海防。在这则上疏中，他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了自己对当地海防的看法。

（一）修旅顺南关。明朝末年，旅顺归登莱巡抚管辖。旅顺濒临渤、黄海，与登州隔海相望，又是登莱至东江镇的中转站，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孙国祯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力主加强旅顺地区的海防建设，他指出：“旅顺乃登莱门户，与皇城岛相隔一帆风耳，迤北即金复要区，路接辽阳，苐形势孤悬，号称难守，唯南关岭一线之路，两边相距十五里如葫芦腰，联之则一，截之则两，宜于山岭之上鸠工筑墙，复建敌台，多侦探以为防卫，精选水陆官兵，多造沙唬舡只，统以大将、佐以参游，宿重兵于此，一面训练，一面耕屯，不费内地牛菽，而又分拨沙唬舡只湾泊南北汛口，闻此地沃壤密迩盖套，可守可屯，陆兵从金复，舟师抵盖套，协力齐奋抵海州牛庄，此恢复之至计。”〔37〕由上可见，孙国祯对旅顺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视，他力主于旅顺南关修筑城墙、敌台，并派兵驻守，同时为其配备船只、武器，并令士兵屯田以自给，做长期防御的打算。这样可以切实加强辽南防御力量，为恢复辽东做准备。

（二）添设沿海游兵。后金占领辽南地区后，山东沿海直接面临威胁。自援朝御倭战争之后，山东半岛海防兵员数额不断减少，虽经陶朗先等人招募，但招募之人大多屯聚登州一带，且不敷实用。倘若女真一旦渡海而入，沿海防备空虚，难以抵抗。为此，孙国祯建议：“边海一带延裒数百里，迤东折向西南如福山、宁海、靖海、威海、六鳌、成山及黄河营、徐家营处处皆称要害，查登镇水陆官兵隶籍仅五千人，拨置海上历落如晨星丽天，万一有警，此数百里者一瑕无所不瑕，何可不预为之备。请于旧抚臣题裁留汰银六万两，除招兵二千名之外，尽数留登为召募之用，尚可得兵二千人有奇，列为数营棋布要地。”〔38〕由上可见，孙国祯针对当时山东东部沿海地区海防空虚之处过多的现状，积极主张募兵设营，以加强防守。

（三）开发海岛。后金占领辽南后，明朝驻守辽东的大量兵民渡海至登州，他们生活缺乏保障，给当地增加了诸多不安定因素。同时，山东沿海诸多岛屿却因乏人耕种而抛荒。为此，孙国祯倡议以辽民开发海岛，指出：“查海岛，如刘公、养马、横岛、长山、黑山、鼋矶、大小钦岛、南北皇城等处，尽有膏腴之壤可以荷锸，宜于各岛，相度地势横挟、酌量壤土肥硗，招谕一应汰归辽人，分给开垦，令其比闾而处、合耦而耕，有力者听其自便，无力者官贷牛种，初年免征，次年半征，三年全征，以安流移之众、以省输车免之烦。”〔39〕孙国祯的这个建议若能实施，既能安置辽南难民，解决当时的燃眉之急，同时又可促进山东沿海岛屿开发，可谓一举两得。

此外，孙国祯对于登莱地区将领任用也较为关注，兵部欲改调登莱总兵杨国栋于浙江，孙国祯对此提出异议，指出“登莱要地十倍于浙，国栋猷略尤宜于东，仍请留任”〔40〕。

此后，登莱巡抚一度被裁撤。后崇祯年间，孙元化等人继任登莱巡抚，他也为当地海防做出了一些贡献。但随着毛文龙被杀，东江镇陷入混乱，并因此波及登莱地区。此后，登莱巡抚大多忙于内耗，很难再有整饬海防、以图恢复辽南四卫的雄心壮举。

总体而言，登莱巡抚因熊廷弼“三方布置”方略而设，该方略提出后，登州地区得以提升，“登莱地区不仅成为恢复辽东的重要支点……一跃成为可与‘九边’比肩的军事重镇。山东海防体系也因此在明朝末期迎来了它的最辉煌时段”〔41〕。天启年间的五任登莱巡抚通过招募兵员、筹备船只，部署当地海防，策应辽东及毛文龙等，增强了登莱地区的海防势力，使之成为举足轻重的海防重镇，在明清战争中起了积极作用。

【注释】

〔1〕赵红：《明代登莱巡抚考论》，《济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6 期；唐百成：《明代登莱巡抚与山东巡抚关系考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3 期；刘卓林《军事视角下孙元化治理登莱研究》，《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0 期；赵亚军：《登莱巡抚袁可立与朝鲜仁祖请封》，《海交史研究》2021年第3 期。

〔2〕《明熹宗实录》卷十一，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543页。

〔3〕[清]方汝翼、贾瑚修，周悦让、慕容榦纂：光绪《增修登州府志（一）》卷二五《文秩一·登莱巡抚》，《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48 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251页。

〔4〕[明] 陶朗先：《陶中丞遗集》卷下《登辽原非异域议》，《明清史料丛书八种》第4 册，罗振玉辑《明季辽事丛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第78～79页。

〔5〕[明] 陶朗先：《陶中丞遗集》卷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第79页。

〔6〕《明熹宗实录》卷十，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513～514页。

〔7〕[明] 方震孺：《陶中丞传》，载《陶中丞遗集》附录传一，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第130页。

〔8〕《明熹宗实录》卷十三，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654页。

〔9〕《明熹宗实录》卷十四，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694页。

〔10〕《明熹宗实录》卷十三，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654页。

〔11〕[明] 陶朗先：《陶中丞遗集》卷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页。

〔12〕[明] 陶朗先：《陶中丞遗集》卷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第60页。

〔13〕[明] 陶朗先：《陶中丞遗集》卷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第28-29页。

〔14〕[明] 毕自严：《石隐园藏稿》卷五《疏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93 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03页。

〔15〕《明熹宗实录》卷十七，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863页。

〔16〕[明] 毕自严：《请注销陶朗先追赔钱粮奏》，载《陶中丞遗集》附，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页。

〔17〕[明] 毕自严：《请注销陶朗先追赔钱粮奏》，载《陶中丞遗集》附，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第166～167页。

〔18〕《明熹宗实录》卷二九，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1471～1472页。

〔19〕《明熹宗实录》卷三二，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1671～1672页。

〔20〕《明熹宗实录》卷五七，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2611页。

〔21〕《明熹宗实录》卷五八，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2669～2670页。

〔22〕《明熹宗实录》卷五七，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2625页。

〔23〕《明熹宗实录》卷五七，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2625～2627页。

〔24〕《明熹宗实录》卷六三，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2949～2950页。

〔25〕《明熹宗实录》卷六六，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3151页。

〔26〕《明熹宗实录》卷七十，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3347～3348页。

〔27〕《明熹宗实录》卷七一，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3455页。

〔28〕《明熹宗实录》卷七五，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3648～3649页。

〔29〕《明熹宗实录》卷八一，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3396～3397页。

〔30〕《明熹宗实录》卷八二，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4002～4003页。

〔31〕张金奎：《明代山东海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50页。

〔32〕《明熹宗实录》卷八三，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4052～4053页。

〔33〕《明熹宗实录》卷七九，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3850页。

〔34〕《明熹宗实录》卷七九，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3850页。

〔35〕《明熹宗实录》卷七九，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3850页。

〔36〕《明熹宗实录》卷八四，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4099页。

〔37〕《崇祯长编》卷八，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420页。

〔38〕《崇祯长编》卷八，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421～422页。

〔39〕《崇祯长编》卷八，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422～423页。

〔40〕《崇祯长编》卷十，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542页。

〔41〕张金奎：《明代山东海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