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照化”等同于“专业化”？
——对社会工作证照制度的省思

文/施旦旦（浙江财经大学社会工作系，浙江 杭州 310018）

一、问题的提出

自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以来①2006 年10 月11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明确提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社会工作职业水平考试所形成的证照制度被视为实际社会工作者向专业社会工作者转化、人才培养“双轨运行”的路径之一。②史柏年：《“双轨运行”下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中国社会工作》2019 年5 月（上）。《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1—2020 年）》提出：“到2020 年，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增加到145 万人。”获得社会工作师称号的从业人员将供职于社会福利、社会救济、残疾康复、公共卫生和青少年服务等高风险服务领域。资格证书是社会工作从业人员能够胜任这些领域工作的证明。将持证社会工作师纳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范畴，通过职业水平考试这一途径将原本没有专业色彩的社区工作者和其他方面的工作人员转化为具有一定专业水平的实际工作者。①王思斌：《社会工作之真善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203 页。

从2008 年到2021 年，社会工作职业水平考试已形成初级、中级、高级社会工作师的完整职业评价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社会工作从业者的职业资格，其相关数据亦成为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重要指标。但与此同时，社会工作职业水平考试所带来的相关问题也逐步显现。②丁美方、齐芳：《社工师考试出题的分析与建议》，《社会工作》2008 年第7 期。③朱健刚、童秋婷：《反思社会工作的“证照化”》，《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3 期。④何平：《我国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职业资格认证制度设计研究》，《社会工作》2013 年第2 期。⑤曾守锤：《中国助理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有效性研究——基于2008—2019 年国家真题的分析》，《社会工作》2020 年第5 期。社会工作的证照化是否能够带来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以及是否能够实现专业人才的增长？本文通过梳理社会工作证照发展过程中的专业化逻辑、访谈多名考取证照的本土社区工作者⑥2017 年8 月到2018 年2 月期间，笔者在杭州某社区进行田野观察和访谈，了解证照制度给社区工作实务带来的影响。笔者以年龄、性别、工作时间、考取证照时间等为特征进行筛选，访谈了8 位社区工作者。，捕捉证照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检视证照化与专业化的关系，并由此提出证照制度发展的未来出路。

二、文献梳理

（一）证照作为专业化特质的认同策略

社会工作证照制度的出现伴随着专业化的发展。社会工作自发端以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非专业或半专业的境地。1915 年，美国学者Flexner 质疑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并撰写了《社会工作是一门专业？》一书。他指出，社会工作并不构成一个独特的工作范畴，而只是不同范畴里之个别工作。20世纪20 年代之后，从事社会工作的人数不断增加，专业化的呼声亦随之高涨。

在有关专业化的讨论中，专业赖以形成的专业化特质是讨论重点。⑦Carr-Saunders A.M.and Wilson P.A.，The Professions. Oxford：Clarendon Press，1933，pp.25-31.不少社会学家对专业的研究集中于罗列所谓专业的特质、量度不同专业或半专业的专业化程度，或以不同专业的道德操守与现代社会精神作比较，这种研究取向被称为“特质模式”（trait approach）。例如，Greenwood 提出了理想型专业的五个基本要素：系统的理论、专业权威、社会认可、道德行为守则和专业文化。⑧Greenwood E.，“Attributes of a Profession，”Social Work，Vol.2，No.3，1957，pp.45-55.

20 世纪30 年代，社会工作乐于以“社会工程学”（social engineering）或“社会医学”（social medicine）自居，自视为一种类似于工程学或医学的社会科学①佘云楚：《社会工作专业化的梦魇：一个社会学的剖析》，何芝君、麦萍施主编《本质与典范：社会工作的反思》，香港八方文化出版社，2005 年，第67-89 页。，就是以特质论作为衡量专业化的标准。从专业化特质出发，社会工作成为一门专业除了需要具备重要且坚实的知识基础之外，另一特质就是获得社会认同，确立专业的神圣地位。半专业性职业（semi-profession）迈向专业性职业，是寻求提高社会地位的专业化过程②Goode W. J.，“The Theoretical Limits of Professionalization，”in A. Etzioni （Ed.），The Semi-Professions and Their Organization：Teachers，Nurses，Social Workers. New York：The Free Press，1969，pp.266-313.，即专业化必须仰赖透过策略取得社会认同而获得专业地位。而具有法律权威和效力的职业认证体系，一般包括注册、授证、执照三种模式（统称为证照制度）。因此，证照制度无疑是展现专业地位、取得社会认同的一种策略，从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较早的欧美国家开始探索，并向许多国家和地区扩散施行，大致经历了一个从试验探索到正式确立、从自由执业到规范管理的“证照化”发展过程。

（二）证照作为国家意识的形态展现

单纯以特质论来谈论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既不能指涉专业化的全然自主性，也不能负载社会工作的政治特性。专业化的认同策略并不是一个全然自主的过程，专业化不仅涉及自我规范与控制的自主性（self-regulatory/self-controlled autonomies），也涉及与其他专业和外部实体之间形成的主导或依附关系。正如Johnson 所指出的，专业背后神秘化的黑箱作业，专业与社会其他团体在权力、金钱与社会地位等方面是相冲突的，专业利用知识、技术与利他主义作为一种理念的形式来获得社会报酬。③Johnson T.，Professions and Power. London：Macmillan，1972，p.45.Larson 也指出，专业化的成功与否往往取决于它本身以外的因素，特别是它能否取得现存社会既得利益者的信任，以及这个专业化与政府发展的时间差距。如果没有任何社会有力阶层支持的话，又或者与现存既得利益者对抗的话，专业化的成功机会便会很低。④Larson M.S.，The Rise of Professionalism：A Sociological Analysis. 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7，pp.xvi-xvii.E.Freidson 认为，所谓专业的最主要特质在于一种职业的训练过程、证照标准以及工作的执行都能够得到全然的自主性，而这个全然的自主性其实是一个政治与社会（操作）的过程。⑤Freidson E.，The Profession of Medicine.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p.377.

对社会工作专业来说，不得不面对照顾（caring）与控制（control）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取向。控制的专业取向无法回避地让社会工作成为国家维护既有社会秩序的治理术，蕴含社会控制或是意识形态之意涵。而专业化证照制度以专业自主和专业主义作为号召⑥Ozga J.and Lawn M.，“Schoolwork：Interpreting the Labor Process of Teaching，”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Vol.9 ，No.3，1988，pp.323-336.，进一步强化控制色彩，使其成为福利国家“被认可的专业主义”，所雇用的社会工作者更多的是作为“国家代理人”或者“温柔的警察”（soft cops）。①Jones C. and Lavalette M.，“The Two Souls of Social Work：Exploring the Roots of Popular Social Work，”Critical and Radical Social Work，Vol.1，No.2，2013，pp.147-66.这一点从R.G.Kunzel 分析社会工作界对未婚母亲态度的转变可以看出。随着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到20 世纪30 年代，“未婚妈妈”一词甚至等同于女青少年犯②佘云楚：《社会工作专业化的梦魇：一个社会学的剖析》，何芝君、麦萍施主编《本质与典范：社会工作的反思》，香港八方文化出版社，2005 年，第67-89 页。，社会工作者俨然已转变为行为专家的角色来替代国家强化对未婚妈妈这一群体的控制。社会工作证照化不能单纯地进行“去政治化”（de-politicize）思考，这一点从美国的社会工作证照制度发展中可以窥探一二。政府通过证照类型的选择偏好将社会工作的焦点引至临床治疗，并排斥社会变革，导致临床社会工作执照“一边倒”的结果。③李伟：《专业主义与社会工作的“去社会化”——基于美国百年社会工作史的分析》，《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1 期。社会工作者成为持有私家执业证照的心理治疗师，且主要针对中产阶级白人，专业证照强化了社会工作技术化和心理治疗化的倾向，使得社会工作成为丧失专业信仰的堕落天使。④Specht H. and Courtney M. E.，Unfaithful Angels：How Social Work Has Abandoned Its Mission. 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4.

（三）证照成为产生群体地位排斥的社会藩篱

在冲突论者看来，专业化是权力竞争和实现社会藩篱（social closure）的工具和无形资产。Parkin分析了两种形塑社会藩篱的策略：一是通过专业教育将专业知识设置为独占市场的资产，合法地限制他人获得报酬和权益；二是执行专业证照和资格认证制度，通过对证照的发放和管控，专业证照获得区隔价值和权威，使得特定职业群体赢得自我管理的权力和社会的认同进而成为社会藩篱。⑤Parkin F.，The Social Analysis of Class Structure. London：Routledge，2001，p.4.当专业成为阶层象征时，特定职业群体就会搭建专业地位体系作为集体流动的目标，透过建立社会藩篱区隔差异的排外策略，控制进入条件，包括控制教育训练、进入执业的资格、正式成员的行为等，成为自我管理群体，以追求更高的专业地位。⑥Parry N.and Parry J.，“Social Closure and Collective Social Mobility，”in R. Scase（Ed.），Industrial Society：Class，Cleavage and Control. London：George Allen and Unwin，2015，pp.111-121.

社会工作证照化之后，由社会工作证照制度区隔不具备社会工作从业资格的人员，是一种由上而下的排外策略。社会工作师（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高级社会工作师）作为一种职业证照就界定了“谁才是专业的助人工作者”，以及“以何种方式进行助人服务才是专业行为”。国家通过对证照的管制就可以将社会工作者区分为“社会工作师”与“非社会工作师”，将助人行为区分为“专业化的助人行为”与“非专业化的助人行为”。2006 年，人事部（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民政部联合发布《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暂行规定》和《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这两个文件的出台标志着中国正式建立起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资格授证制度。当时的政治脉络之一是社会工作专业尝试与传统的民政工作和居委会工作相区隔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并且通过学历和年限阻止了一部分原先的居委会工作人员进入社会工作师这一地位群体（Status Groups）。

通过证照制度建立起来的“专业”与“非专业”的差异界线，让限制取得资格条件的社会藩篱区隔了专业地位群体的报酬与社会认同，造成“有证照者”与“无证照者”的群体差异。正因如此，一些学者开始反思中国台湾地区的社会工作师证照发展，林万亿担心社会工作师法会造成社会工作专业的阶层化，形成有证照者与无证照者的二元对立与分化，从而忽略了对社会环境变迁的响应与反思能力。①林万亿：《展望二十一世纪的台湾社会工作》，《社会工作学刊》2001 年第7 期。王增勇认为，社会工作师证照考试已经成为社会工作者的紧箍咒。

通过对社会工作证照化逻辑的梳理，我们会发现证照制度虽然是专业化发展过程中的产物，但是将证照化等同于专业化只是专业主义视角下的“美好理想”。相反，一旦专业被证照化之后，证照所形成的社会藩篱蕴含着阶层、地位群体的权力支配，以及产生专属资格的排外效应②Murphy R.，“The Struggle for Scholarly Recognition：The Development of the Closure Problematic in Sociology，”Theory and Society，Vol.12，No.5，1983，pp.631-658.，达到快速区隔和辨识专业资质的目的，从而建立起自身专业地位的图腾，成为国家认可的专业主义，并导致偏离其价值使命。

三、透视社会工作的证照化问题

（一）脱离在地脉络的专业悬浮化

从专业化的进程来看，在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知识扩散之前，各地就存在本土性或事实性的助人工作和助人工作者。例如，英国早期的宗教助人者、美洲印第安部落的助人者、中国台湾地区的山地社工员，以及中国大陆计划经济时期的民政工作者③王思斌：《中国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社会科学战线》2011 年第2 期。，这些未被纳入专业范畴的“前专业化”助人工作深嵌在本土脉络中，体现了社会工作发展的丰富内涵和多元样貌。不同于西方发展脉络的专业社会工作，本土社会工作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专业优势是在现实场域中能够结合本土情境来解决问题。笔者在实际走访和观察中发现，本土的社区工作者大多依赖“以私利公”的人情化操作手法，通过挖掘居民骨干、建构在地化的人情关系来开展社区服务。正如郭伟和、郭丽强提到，实际的社区工作者在社区工作中运用的是“情、理交换”的社区群众动员策略，而非西方专业意义上的社区工作手法。④郭伟和、郭丽强：《社区增效的隐蔽力量：社区人情机制——以B 市莲花社区为例》，《中国民政》2015 年第23 期。

本土社区工作者之所以获得社会认可，其经验优势不容小觑，他们在社区长期开展服务，与服务对象关系距离比较近，文化语言落差小，积累了丰富的实务经验。但在迈向证照化的过程中，这一优势面临被边缘化的尴尬局面。①朱健刚、童秋婷：《反思社会工作的“证照化”》，《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3 期。正如陶蕃瀛所言，一些非学院派出身的社会工作者和他们协助的对象关系距离较近，文化语言落差小，在助人工作上与学院派出身的社会工作者各擅胜场，但台湾地区关于社会工作师的规定相当程度地阻绝了基层社区里非学院派出身的助人者取得社会工作师资格与社群身份。②陶蕃瀛：《社会工作、证照与专精化反思》，《台湾社区工作与社区研究学刊》2012 年第4 期。社区工作者不得不放弃自身的经验和在地优势，转而去拥抱陌生的西方专业助人方法。

“比如说老旧房屋装电梯的问题，（社会工作师）考试培训时老师给我们讲了各种西方的理论，但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他们没做过（本土的）社区社会工作，不了解基层社区的情况。”（QT—20170825）

“（一名好的社会工作者）对居民要有待人接物的能力，对上面要懂政策法规，你说要专业的社会工作知识，至少我这里用不上。”（BY—20170920）

对于社区工作者来说，专业社会工作标榜“专业”的理论和方法，但是由于远离服务对象的生活世界和本土的社区脉络，由此产生理论与现实不契合，使其并未真正扎根社区而产生应有的专业效用。正如丁美方、齐芳所认为的，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更多考查了学生死记硬背的能力③丁美方、齐芳：《社工师考试出题的分析与建议》，《社会工作》2008 年第7 期。，而非现实操作的实务能力。社会工作证照制度以抽离本土脉络的专业知识来考查本土社区工作者，并没有考虑到社会工作专业移植必须贴合本土脉络和继承在地经验。如果通过证照只是一味鼓吹欧美国家专业化的固有想象并以此来规训本土的社区工作者，就会造成脱离本土助人脉络的专业悬浮化问题。

（二）抑制多元的知识生产单一化

长期以来社会工作在知识生产中存在不同范式，其中实证范式生产工具性知识，知识兴趣在于寻找通则，以便人类对未知的世界进行预测与掌握。在实证范式下，社会工作知识追求一种超越具体场景和时间的普遍一致规律，依循着学院理论的知识价值来生产，即Jones 和Joss 所说的“工具专家专业主义”。在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科学知识范式下，实验研究被认为要远比应用知识更接近真的学术生产，这种制度化的认识论上的歧视，在学术领域里往往反映出对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应用的、实务性知识的不信任。④Gould N.，“Introduction：Social Work Education and the Crisis of Professions，”in N. Gould and I. Taylor（Eds.），Reflective Learning for Social Work. Hampshire：Ashgate，1996，pp.1-10.

证照考试往往独尊实证范式的工具性知识⑤王增勇：《后证照时期的台湾社会工作专业如何自我解殖？》，《玄奘社会科学学报》2014 年第12 期。，通过设置唯一正确的标准答案，并由学院派专家所擅长的实证工具性知识来评判实务工作者是否具备“专业”资格，形成了知识生产中的高低排序，即实证工具性知识优于其他范式知识，从而排除实践中用到的诠释范式的互动性知识以及批判范式的解放性知识。具体而言，由于命题专家绝大多数是来自高校的理论研究者，他们可能会认为社会工作实务界的应试者在理论知识储备方面比较缺乏，因此专家在命题时可能会有意无意地强调对理论知识的考查，以显示该证书的专业含量或色彩。①曾守锤：《中国助理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有效性研究——基于2008—2019 年国家真题的分析》，《社会工作》2020 年第5 期。

但在充满变化性、冲突性和独特性的实务情境中，社区工作者面临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和综合性远远超出单一的标准化答案。社会工作者无法简单套用实证性的工具知识，而是需要不同的知识储备（诠释性的知识用以走进案主世界，解放性知识用以推动社会变革）来帮助社会工作者摸爬滚打，穿越迷雾。而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主要考个案（和理论）方面的内容，却无法体现出社区工作的实际情况。②朱健刚、童秋婷：《反思社会工作的“证照化”》，《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3 期。

“毕竟社区工作很繁杂，很多时候是突发的，它可能摆在这里就这几样事情，这几条线，但是每条线上又千头万绪，有可能会分出几十件、几百件（事情），很难照搬考试当中的答案去处理，因为考试中答案是唯一的。”（XJT—20171020）

社会工作在迈向证照化的过程中，追求实证范式的工具性知识并以此来考核社会工作者，使其成为工具性的理论专家。但Schön 认为，对于社会工作这样的“非主流专业”来说，知识应该是来自实践中，因为许多解决问题的真正方法，并不是来自学院的专业教育，乃是来自实践行动中的反思所获得的知识。③[美]唐纳德·A.舍恩：《反映的实践者：专业工作者如何在行动中思考》，夏林清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11-20 页。Bloom 等就曾提出社会工作领域中至少存在不同性质的语言论述，除了专家学者的抽象性语言，还存在实务工作者所使用的“行话”（the jargon），这些行话不是学院派专家学者建立的，而是社会工作者通过每日实务的操作发展累积而成的。④Bloom M.，Wood K. and Chambon A.，“The Six Languages of Social Work，”Social Work，Vol. 36，No.6，1991，pp.530–534.但是社会工作师证照考试采用抽象化的工具性语言，加大了对陈述性知识的考查比重⑤曾守锤：《中国助理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有效性研究——基于2008—2019 年国家真题的分析》，《社会工作》2020 年第5 期。，造成社会工作知识领域的声音与语言趋于单一化和扁平化，抑制实务工作过程中多元化的知识解释，弱化了实务界生产出的不同范式知识的重要价值。

（三）专业建制化下的“人才内卷化”

自上而下由证照化带动专业化的发展路径，虽增加了专业人才的数量，使社会工作在“量”上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但在成绩背后，存在对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质”的担忧。我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的质量提升并不如数量增长那么显著⑥雷杰、黄婉怡：《实用专业主义：广州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社会工作者“专业能力”的界定及其逻辑》，《社会》2017 第1期。，专业性还不高。

近年来，一些学者用“内卷化”（involution）的概念来描述和分析中国社会工作专业的一种不理想的、停滞的发展状态，表达“没有发展的增长”的现象。①吴耀健、陈安娜：《行政化与专业自闭桎梏：广东D 区民办社会工作机构的内卷化》，《社会工作》2017 年第5 期。在关于内卷化的讨论中，专业人才的内卷化更是值得警惕的现象。专业人才的内卷化指的是“持证人数不断增加，但专业水平并未有大的提升”，即社会工作人才“量”与“质”的发展不匹配，陷入“数量增长、水平不长”的发展怪圈。在对多位已经考取证照的社区工作者的访谈中，我们发现“为了考证而考证”的“本本族”大有人在。

“对我来说，社会工作师证只不过是一纸证书而已，社区要求40 岁以下的社会工作从业者都要去考，我刚刚考出了初级，但是说实话考过就已经忘了，而且就算考出来也不会用，也不知道如何开展（个案和小组）。”（YQ—20171105）

“我去年就考出了中级，但是它（社会工作师证）对我们来说并没有什么用，它里面又没有教我们怎么跟（小区）居民打交道。”（LS—20180122）

实际的社区工作者在向持证社会工作者转化的过程中，会花更多精力去考虑如何通过考试获得国家认可，包括死记硬背陈述性知识以及疯狂刷题做练习，但缺乏深层次的对专业价值取向和行动逻辑的思考，而这种思考才真正体现了专业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能力。众所周知，社会工作本身就是一项以价值为本的专业，价值（及伦理）乃是社会工作的灵魂。②朱眉华、文军：《社会工作实务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25 页。而证照考试对考题类型的偏重和价值取向的抽空，并不能凸显“以能力为本”的考查要求。

此外，证照制度并非强制性的专门的学历教育，非专业学历背景的人参加证照考试无须研修相关的课程学分，即证照制度是以考试为基础而非学历教育。这就使得证照制度跳出了学历背景的限制和专业化的内在核心要求，只需完成一纸答卷就能成为“专业的”社会工作者，而这样的证照化显然没有真正符合成为专业社会工作者的要求，更多的只是在建制化下追求规模的扩张。证照考试虽扩大了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数量，但极有可能因为证照化与专业化要求之间的落差，面临证照的“通货膨胀”，导致“数量增长、质量不长”的“内卷化”发展困境。

四、破解证照化问题的可能出路

通过对证照化问题的解读，我们看到证照制度由于远离本土的助人脉络从而造成专业悬浮化；证照考试以实证工具性知识为导向，抑制了多元化知识范式，造成知识生产的单一化，现有的考试制度虽扩大了专业人才队伍，迎合了建制化的要求，但却陷入了人才内卷化的困境。

如何找到摆脱这种困境的出路呢？首先，破除证照化等同于专业化、考试化等同于实证工具化的诸多迷思。过去，我们从实证科学主义出发的工具理性思维引导出考试与证照制度，将社会工作专业设定为客观系统化的科学知识，强调工具性知识的生产。但实证的工具性知识难以反映社会工作助人实务的艺术性，反而压缩了在地实务对知识生产的可能贡献。证照考试无法促进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而错将证照化当作专业化的思考盲点在于，将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设定为对陈述性知识的偏重考查和对标准答案的过分追求，并且以为只要求助于国家权力的赋予就能够实现专业发展和人才转化，却没有看清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并不是来自靠近国家体制的建制化，而是源自专业内部的专业认同和专业实践。

如果说“专业化”是社会工作发展的主流论述，那么我们需要回答的是：如何发展“专业化”？正如佘云楚所谈到的，我们清楚地知道为何要选择这条路径：是增加社会工作专业的既得利益还是改善现存社会资源分配情况？是维护现存社会秩序还是增加公民权益？是制造一道与其他职业间的鸿沟还是打破现存职业等级的界线，令每个人都能从工作中得到乐趣和建立自尊？①佘云楚：《社会工作专业化的梦魇：一个社会学的剖析》，何芝君、麦萍施主编《本质与典范：社会工作的反思》，香港八方文化出版社，2005 年，第67-89 页。这需要我们回到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科特性来回答。

社会工作在其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引以为傲的就是其实践性，如此也使得其与社会学等其他专业相区别。社会工作是贴近日常生活和服务对象的实践性专业，而实证工具型导向的专业化使得社会工作远离服务对象的生活，失去了感知真实与日常实践的想象力。在专业化的感召下，我们追求专业证照的加持而选择去脉络化的个案工作，将社会工作剥离为只有病理化诊断的一种操作技术。但回看社会工作的发展，并非只有证照化这一条发展路径。作为“美国社会工作之母”的Jane Addams 在其发动的睦邻组织运动（The Settlement House）中强调，社会工作者要住在社区、扎根社区，与民众一起行动；并且认为知识最重要的功能在于应用，强调要从生活经验中建立并在行动中检验知识，通过同理心的理解去建构知识②张英阵、郑怡世：《再探Jane Addams 的社区工作理念》，《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学刊》2012 年第1 期。，这样一种强调社区本位和社会变革的发展路径却在专业化的浪潮中让位于技术化和个体化。Jane Addams 所倡导的社会工作发展路径凸显了以人为本、扎根社区的思维与实践，体现了社会工作专业本质和价值使命的另一种专业化。Cambell 认为，社会工作常常会被视为低度专业化的，这是因为社会工作强调实践取向和贴近案主生活，具有免于被一些宏大理论挟持与控制的特质，因此对于贴近生活经验的研究取向更能接纳，这其实是社会工作的专业优点而非缺点。③Campbell M.，“Dorothy Smith and Knowing the World We Live in，”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Welfare，Vol. 30，No.1，2003，pp.3-22.从这一点来看，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既不等同于建制化，也不等同于证照化。

其次，打破知识生产的阶层固化和单一化，还原社会工作的实践属性，建立“立足实践的多样化”的证照考核制度。针对中国台湾地区的证照化现象，王增勇、陶蕃瀛提到用“有趣化”来替代“证照化”，提供了一种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另类思考。他们的观点是：有趣化可以提供一个比较贴近社会工作者的论述空间；有趣化直指我们自身投入助人工作和每日生活的主体性，摒除外界对专业的种种想象，也排除依据权力关系进入的种种对社会工作专业进行的集体规训。有趣化的提问方式更贴近社会工作者的生活，摒除学术语言所带来的权力关系，这样的论述更贴近民众生活，也带来更大的对话空间与基础。①王增勇、陶蕃瀛：《专业化=证照=专业自主？》，《应用心理研究》2006 年第30 期。

笔者由此得到启发，将“立足实践的多样化”作为证照化的可能出路。“立足实践的多样化”是指社会工作证照化不以单一的考试成绩作为专业评价的标准，而是在笔试之外，立足服务对象的评价和社会工作者的实务经验，结合社会工作者的实务年限、实务内容、实务口碑、同行评议以及在实务中创造的在地性知识，形成多元化的评价体系，设置资料审核和实务操作的考核环节。尤其要重视对实务操作的考核，实务操作环节可以采取服务对象评价和资深督导现场考评相结合的方式。对于无法在证照制度中发挥经验优势的资深本土社区工作者来说，有关部门要给予一定的照顾政策，使其通过简单的培训考核就能成为地方性的社会工作人才。“立足实践的多样化”不以专业主义想象和实证性工具知识作为圭臬，而是还原社会工作者作为知识生产的主体，注重社会工作实践中的“创造性”和“本土性”。相比于证照化，“立足实践的多样化”考虑到本土社会工作者的实际情况，承认本土社会工作者和本土助人智慧在处理实际问题上具有的优势，承认社会工作在中国本土存在的多样形态。“立足实践的多样化”彰显了社会工作专业的实践属性，打破了专业内部存在的知识生产垄断现象，拓宽了社会工作的知识生产路径，可以成为证照制度本土化的一种有益尝试。

最后，破解“证照浅薄化”，弥补证照化与专业化之间的落差，强化完善证照考试的后续培训和课程教育。社会工作证照考试没有顾及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学科和职业的独特性，其伦理道德、价值观、知识技能等都必须经过强化训练和逐步培养，并非通过书面考试一蹴而就。证照制度在牺牲学历教育、降低准入门槛的同时，需要后续的继续教育来提升证照的含金量，充实专业化的内在认同和实务能力。因此，在笔试考核基础上，引入专业团体和行业协会，由其规范并管理笔试之后的继续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这样，才能提升证照化的专业自主性，展现专业群体地位文化，取得社会认同。例如，每年由专业团体和行业协会通过强制性的学分研修、实务督导、案例撰写、研讨会积分等来帮助证照持有者提升专业认同和实务素养，实现由证照化到专业化的转变。

五、结束语

一直以来，社会工作证照制度的建立和证照化的推进被视为社会工作专业化进程的重要里程碑，成为衡量专业化的重要指标。但是本文指出，证照化并不等同于专业化，证照化并不必然会带来专业化，甚至会形成专业主义的社会藩篱，有损专业发展的自主性。

虽然证照化已经成为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趋势，其进程在短期内难以逆转，但是对于证照制度的反省应该被提上议程，成为我们正视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重大议题。对于证照制度的省思应该破除证照化等同于专业化、专业化等同于考试化的迷思，重新回到社会工作的学科特性和发展历程中。证照化并非实现专业化的唯一道路，专业化应该源自向下扎根的实践化、获得服务认同的在地化以及社群内部所展现的自主化。

作为兼具科学性和艺术性的道德实践，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与其他学科的专业化不同，社会工作专业所展现的综融性、全人性、多元化和脉络化都使得单一的证照制度难以体现社会工作的专业特质。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证照化并不等同于专业化，证照化只是社会工作发展的潮流之一。回归到专业化的本质，不要让证照制约了社会工作的专业发展，对于社会工作者来说，使我们变得更加专业的永远是我们对服务的不断精进，是服务对象“精进”了我们的专业，而不是证照考试“精进”了我们的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