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
——以抗战时期若干学者的学术实践为例

文/李燕 周良书（1.北京教育学院历史系，北京 100120；

2.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1）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抗日战争时期是一个重要阶段。在此期间，中国为抵抗日本侵略而展开了一场民族性的全面战争。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遂成为不容回避的时代课题。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各阶层，无论是主张抗日者，还是妥协投降者，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中国社会的演化规律，以及中华民族的文化史迹，并纷纷伸张己说。这也使得历史虚无主义在当时中国的思想界大行其道，成为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大障碍。对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基于对历史与现实的考量，坚持“历史主义”的原则和观点，同这一股思潮的错误观点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清算“全盘西化”论

“全盘西化”论是中西冲突在文化上的一种另类表现，它发端于新文化运动时期。对此，李大钊、陈独秀等都有过反思和严厉批判。针对“西化派”将中国历史“虚无化”的做法，李大钊强调，过去的历史陈列着人类世代相传的“家珍国宝”①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566-567 页。，它是“亘过去、现在、未来、永世生存的人类全生命”②同上书，第319 页。。而陈独秀则认为，中国学术文化的不发达，与老子以来虚无的个人主义、任自然主义存在联系，这会导致人们“空想、颓唐、紊乱、堕落、返古”，我们切不可再用它来贻害现代青年了。③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年，第66 页。

李大钊和陈独秀的上述论断，对于纠正“全盘西化”论者彻底否定“文化传统”、割裂与虚无“中国历史”的错误倾向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此之后，由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长达十余年的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中，侧重于阐明中国社会与人类发展的一致性，而较少关注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且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公式对公式，教条对教条”④侯外庐：《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 年，第115 页。的认知偏差，因而无法有力抵御抗战时期陈序经等人掀起的新一轮“全盘西化”论。

概略而言，这一轮的“全盘西化”论有三点基本认识：第一，“全盘西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是挽救中国危亡的最有效的办法，是“诚意地、爽快地、不扭扭捏捏地从根本上西化”⑤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商务印书馆，1934 年，第123 页。；第二，中国的文化正处于消亡的过程中，“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比不上西洋文化”⑥陈序经：《关于全盘西化答吴景超先生》，《独立评论》1935 年第142 号。；第三，中国已经走在与工业时代的英美相类似的道路上⑦冯恩荣编：《全盘西化言论续集》，岭南大学学生自治会出版部，1935 年，第102 页。，西方的文化必然要取代本国的落后文化。陈序经等人甚至坚持认为，“全盘西化”不仅在理论上是必要的，而且在现实中也正被付诸实践，这是现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唯一出路。⑧陈序经：《抗战时期的西化问题》，《今日评论》1941 年第5 卷第3 期。

上述极端言论遭到一部分中国学者的质疑和反对。张申府认为，“全盘西化”论者并不了解西洋文化，他们尚不知道只有从中西文化的比较中，才能分辨出什么是“最好的东西”，然后“吐故纳新”，才可“化合”出一个更新的东西来。⑨张申府：《文化·教育·哲学》，生活书店，1938 年，第17-18 页。冯友兰也主张，对于中西文化，要看到“何者对于此类是主要的，何者对于此类是偶然的”。西方文化主要的是“我们所必取者”，其偶然的是“我们所不必取者”；中国文化主要的是“我们所当去者”，其偶然的是“我们所当存者，至少是所不必去者”。①冯友兰：《新事论》，商务印书馆，1941 年，第15-16 页。贺麟则认为，将西洋文化全盘移植到中国，而将一切中国文化全盘西洋化，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否则中华民族将失掉自己的民族精神，中国文化将沦为“异族文化之奴隶”，正确的做法应当是“以中化西”，自觉地吸收、融合、超越、扬弃西洋的既有文化。②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独立出版社，1944 年，第269 页。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对“全盘西化”论提出了严厉批评。毛泽东强调，“全盘西化”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中国当然要大量吸收他国的进步文化，但绝对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而对于本国文化传统，同样也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我们应当“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③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707、708 页。。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结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明确提出，史学研究应当一切以中国为中心，牢固树立和贯彻历史主义的思想认识观。早在1938 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指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④同上书，第534 页。。此后，毛泽东又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进一步用“古今中外法”阐述历史主义的基本内涵。所谓“古今”，就是着眼于历史的联系和发展，而“中外”则是指中国和外国，二者是己方和彼方的关系。我们要弄清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既定时间和空间，将它视为“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这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也叫“古今中外法”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400、406 页。。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自主地运用新的方法发掘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于是，侯外庐提出“特殊的民主制度”和不同“民主道路”的论断，何干之主张走“中国自己的道路”和存在不同的“民主运动形式”，胡绳则形成了“社会主义的不同方法”的认识⑥[德]罗梅君：《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纂》，孙立新译，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 年，第151 页。。这些学术实践在有力批判“全盘西化”论的同时，也极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二、批判“中华文明外来”说

关于中华文明的来源问题，西方的学者曾有“东来”“南来”“北来”“西来”等不同看法。其中，持“东来”说者主要根据中国古书所载“后稷生于扶桑”“盘古生于大荒”的内容，认为扶桑即日本，大荒是大海淼茫的意思，所以中国人种源出于日本。持“南来”说者认为，华夏民族发源于中南半岛。持“北来”说者认为，华夏民族的发源地在美洲大陆。而持“西来”说者则主张，中华民族的先祖居于土耳其斯坦，先迁移至西域甘肃一带，后移居中原地带繁衍至今。①吴泽：《吴泽学术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12 页。上述观点虽然说法各异，但都认为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是“外来”的，而不是“本土”的。

在这些假说中，中华文明“西来”说影响尤大，其代表者为法裔英国人拉克伯里。在发表于1894年的《中国古文明西源说》一书中，拉克伯里基于19 世纪欧洲考古界对近东地区的挖掘成果，认为中华文明源自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汉族是在公元前2200 年左右从西亚辗转迁移而来的。在这一认识基础上，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于1921 年在中国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进行考古，发掘出一处文化遗址，该文化被命名为仰韶文化。1923 年，安特生在《中华远古之文化》一文中提出，仰韶文化与中亚的安诺文化可能同出一源，安诺彩陶早于仰韶，因此仰韶文化可能是从西方经中亚传入中国的。安特生的推论，实际上是为拉克伯里的“西来”说从考古学上找证据，在中国知识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为实现侵略和奴役中国的目的，日本帝国主义对上述历史虚无主义观点进一步大肆鼓吹，并竭力搜集相关证据。与此同时，国内一部分赞成欧化的学者和准备对日妥协的人也盲目附和这一论调，妄图借此抹杀悠久的中华民族史迹。有鉴于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有必要重新提出这一问题并加以说明，以增强民众的民族自信心。②尹达：《尹达史学论著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301 页。吕振羽的《中华民族人种的由来》、尹达的《从考古学上所见到的中国原始社会》《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论安特生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问题中的错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起源》、吴泽的《殷代奴隶制社会史》《中国原始社会史》《中国人种文化起源论》等，均是成书于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论著。这些论著基于历史主义原则，结合扎实的历史文献和考古学、人类学资料，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本源展开系统论证。

一是结合有关史料驳斥“中华文明外来”说。尹达指出，仰韶文化与安诺文化存在根本不同，两者遗存的图案和花纹的偶然相似，不能说明就一定存在相互传播的关系，更不能因此就确定它们存在血缘上的任何关系。安特生将其部分地加以比较，只能得出可笑而荒谬的历史结论③同上书，第315、316 页。；中华文明“东来”说同样如此，为了证明中华民族源于日本，就根据汉代及其以后的记载，认为上古时期的帝王生于东方，这与考古学和人类学史料是相矛盾的；而中华文明“南来”“北来”等说法，也都是以部分、个别的事实涵盖整体，并无充分、科学的根据。④同上书，第317 页。

不仅如此，尹达等学者还结合大量考古资料，证明早在几十万年以前，中国的华北地带已有人类的活动足迹，他们使用旧石器在那里生活了相当长的时间；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广大华北地区以及华中、华南等地都有人类活动足迹的大量遗存，并有长期发展的迹象。结合人类学的史料来看，他们无疑是现在中华民族的祖先。①尹达：《尹达史学论著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301 页。

二是运用唯物史观勾画中国史前社会的发展轮廓。例如，在1943 年出版的《中国原始社会史》一书中，吴泽详细考察了中国的人种起源、原始社会经济构造、社会组织及意识形态等问题。同年，尹达也在延安出版《从考古学上所见到的中国原始社会》一书。该书结合考古遗存、甲骨文及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深入考察中国原始社会各阶段的社会结构及其发生、发展的历史全过程。与此同时，翦伯赞在《中国史纲》第一卷的有关章节中，也对中国历史上的人种、家族关系、经济结构等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详细论证。

此外，吴泽还在《殷代奴隶制社会史》一书中，结合夏族和殷族的相关文献记载，论证“中华文明外来”说与考古学界发现的结果并不相符，并推论以山东龙山为中心的“东夷”殷商祖先，有一个从黄河流域下游拓展至上游，然后“西迁”到安阳小屯，最终迫使夏族离开后冈的迁移过程，从而表明中华文化“不是一个孤立的东西”，它与其他民族的交流融合，乃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但决不能据此而否认中国文化的渊源，否认中华文明的独立性和特异之处。②同上书，第312 页。

基于以上分析论证，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中国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摇篮”，中国的文化就在这块土地上“发荣滋长”，“这是我们对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起源问题的结语”③同上书，第312 页。。可以说，上述研究既有力批驳了学术界长期以来流行的关于中华民族起源问题的错误观点，也极大增强了全国人民一致反抗外来侵略者的决心和意志。

三、批判“侵略有利健康”论

抗日战争不仅是一场“军事战”，而且也是一场“文化战”。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不断制造侵华舆论，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建构“东亚联盟”和“大东亚共荣圈”的言论。前者主要以石原党尔《东亚联盟建设纲要》《昭和维新论》等文章的发表为标志，其核心论点主要有两个：第一，以东方“王道主义”对抗西方“霸道主义”；第二，认为东亚联盟应有“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和“政治独立”等三项条件，后来又增加“文化沟通”一条④详参史桂芳：《评东亚联盟论的内容及实质》，《抗日战争研究》1999 年第1 期。。这与他此前宣扬的“东亚新秩序”“东亚安定圈”等论调如出一辙，即大东亚包括荷属东印度和法属中南半岛，而中日是其关键一环。这是战时日本的一项基本国策，企图将东亚民族绑上它的战车，成为其对外扩张的战略大后方。

为配合建立“东亚联盟”和“大东亚共荣圈”的战略布局，日本一部分学者炮制出了“侵略有利健康”论。事实上，这一论调可追溯至日本史学家内藤湖南。内藤认为，文明与人是一样的，都有成长、衰老、死亡的过程。当它发展至高度烂熟时，就会产生某种毒素，需有外来文化为之“解毒”。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长存不灭，一个重要原因是每当其“高度烂熟衰落”时，总有塞外民族帮助其“解毒”。这一观点经由他的学生宫崎市定在《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和文明主义的社会》一书中阐发后，被日本法西斯文人秋泽修二进一步继承。秋泽在《东方哲学史》《中国社会构成》两书中，认定中国社会存有“亚细亚的停滞性”，强调“皇军的武力”是打破这一“停滞性”的主要动力。日本军国主义者正是基于这一认识逻辑，公然宣称其侵略是为“停滞”的中国补充“血液”、增加“元气”①德福猪一郎：《中日相知乃相亲之前提》，《华文大阪每日》1938 年1 月1 日。。日本的这一历史虚无主义论调，在当时受到国内对日投降派以及一些反动文人的支持和响应。

对此，吕振羽、邓拓、吴泽、华岗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纷纷撰文予以驳斥。其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吕振羽的《“亚细亚生产方法”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邓拓的《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问题》《再论中国封建制的“停滞”问题》，以及华岗的《中国社会发展阻滞的基因》和吴泽的《中国历史是停滞倒退的么？》。上述论著集中批驳了“侵略有利健康”论的两个核心观点：“中国社会停滞论”和“外部原因决定论”。

针对秋泽的“中国社会停滞论”，吕振羽明确指出，这既不是历史唯物论，也与包括中国史在内的世界史发展的具体事实不符。②吕振羽：《吕振羽史论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265 页。因为社会的变化，主要源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新旧之间的矛盾③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302 页。，而从整个世界史的发展来看，也绝不会出现所谓的“停滞”情势，只有在某种外在特殊矛盾关系的影响下，在内部阶级斗争或阶级压迫特别残酷的形势下，才会有社会停滞以至引起暂时倒退的情况发生。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历程，并没有出现所谓的“静止”“退化”“复归”或“循环”的情况，它一直处在“螺旋式”或“波浪式”的前进运动中。④同上书，第326 页。因此，秋泽所论无非是否定革命阶级的创造作用，是一种“庸俗进化主义”的狡猾宣传，其实质是替日本的侵略张目。⑤同上书，第280 页。

邓拓也表示，从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来的经济结构来看，其内部并非始终凝固不变。恰恰相反，自清朝中期以来，其内部已逐渐生长出破坏封建社会的新因素，已经形成一种推翻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潜在动力，因此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说法并不恰当。⑥邓拓：《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年，第60 页。

针对秋泽的“外部原因决定论”，吕振羽认为，这是无限夸大外在矛盾的作用和影响，并将其视为决定社会性质的主导因素，秋泽断定北魏和元朝是中国奴隶制的复活阶段，正是基于曲说“外族侵入”的决定作用来立论的，而他将唐玄宗时期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起点”，也是企图夸大民族斗争及其作用，以达到其侵略主义的宣传目的。①吕振羽：《吕振羽史论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282 页。不从经济结构上分析中国社会的阶级意识，而通过虚构的论说来诬蔑中国人民的爱国精神，否定中国人民的革命传统，这与日本军阀说“中国只是一个地理的名词”是相呼应的②同上书，第269 页。，它在历史哲学上是一种机械论，在政治上则是为日本侵略提供理论依据。

通过上述分析，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一致认为，秋泽已经“走到玩弄现象与虚构图表的歧途”；其论断是一种历史唯心论，并不能解释“中国社会的性格”，只能说明其法西斯理论的反动特性。③同上书，第309-310 页。中国人民只有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并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阻滞中国社会发展的各种矛盾。反之，如果日本侵略者得逞，不但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社会所谓“停滞性”的问题，反而会使中国历史文化中断，使国家民族灭亡，从而造成“人类史上最反动局面”④同上书，第326 页。。

四、余论和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全盘西化”论、“中国文明外来”说和“侵略有利健康”论等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的批判，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夺取民族战争胜利的自信心，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必要条件。同时，这种思想批判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范文澜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担负着创造新中国和继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任务，而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正是我们当仁不让的工作之一”。⑤范文澜：《原始公社到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的成立》，《中国文化》1940 年第2 卷第3 期。今天回顾这段特殊历史，分析和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开展党的理论宣传工作，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要坚持“论从史出”，以“史实”取信于人。马克思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⑥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10 页。相反地，如果抓不住事物的根本，不能把握历史的主题和主线，揭示不出历史的主流和本质，就无法取信于人。这一方面要求我们坚持历史主义的原则和方法，把70 多年的新中国史、100 年的中共党史与180 多年的中国近代史、5000 多年的中华文明史衔接起来，深刻揭示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之所以能对历史虚无主义展开批判，就在于他们抓住“事物的根本”，深刻分析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这集中体现在毛泽东与其他几位在延安的史学家合作撰写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该文通过考察自周秦以来中国社会的历史特点，揭示近代以来列强侵略中国的历史事实，深入分析中国社会的根本性质和主要矛盾，深刻回答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和前途等一系列基本问题。①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621-656 页。这既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确立了重要的指导思想，也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

第二，要讲好“中国故事”，以“史识”凝聚人心。我们要坚持历史主义，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还必须将书写“中国历史”与叙说“中国故事”结合起来，以“史识”凝聚人心、聚集力量。习近平指出，“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一定要“讲好中国故事”“讲清楚中华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②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 卷，外文出版社，2018 年，第155-156 页。。

如果不关注历史细节，不重视历史叙述的通俗化，仍停留在背景、事件、结论这种三段论的模式上，就只能使历史变得苍白无力，使历史作品不堪卒读。这也给虚无主义者“编造”“戏说”和“碎片化”历史提供了机会。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向马克思学习。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曾发明一种讲故事的方法，即把历史事件的千头万绪细致入微地描述出来，并用现象的寓言性的东西来把握历史。这本书所呈现的叙事方式让人耳目一新，这使得它在发表33 年以后，仍被恩格斯称为一部“天才的著作”。他指出：“这幅图画描绘得如此精妙，以至于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新的证据，证明这幅图画是多么忠实地反映了现实。”③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468 页。

第三，要批判“虚无主义”，以“史观”正本清源。历史虚无主义，其实质是历史唯心主义。它根本否认历史的客观性和规律性，认为个人在历史“必然”的潮流中，无可选择，也无可作为。这样一来，历史就只能是“由学者，即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④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51 页。。对此，马克思曾严厉批评说：“只要你们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发点。”⑤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227 页。

也正是从人的实践出发，马克思揭示出人类社会“现实的联系”，创立了唯物史观，并形成其历史主义的基本观点，即：用辩证、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历史；将历史人物与事件置于特定历史条件下加以分析评判；尊重历史的内在联系，并通过这种内在联系发现其客观规律；尊重历史的连贯性和继承性，对历史遗产采取扬弃的态度。这是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最有力的武器。只有运用好这个武器，并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①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讲话（2015 年7 月31 日），引自《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人民日报》2015 年8 月1 日。，才能从根本上清除包括“全盘西化”论、“侵略有功”论、“中国文明外来”说等各种历史虚无主义错误观点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