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六韬》兵学地位的再认识
——兼论战国末期先秦兵家思想的成熟

★ 姚振文

《六韬》是托名姜太公所著的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是《武经七书》之一。唐代以前，人们对《六韬》的评价甚高，《史记·留侯世家》载张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李靖也对姜太公的兵法推崇备至：“《太公谋》八十一篇，所谓阴谋不可以言穷；《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穷；《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财穷。”①吴如嵩、王显臣：《李卫公问对浅说》，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123 页。然而，自北宋后期开始，一些学者对《六韬》的成书提出质疑，进而影响了对《六韬》的评价。如陈振孙有言：“《六韬》六卷，武王、太公问答，其辞鄙俚，世俗依托也。”②张守卫：《〈直斋书录解题〉研究》，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17 页。近人梁启超也认为，《六韬》是“汉以后人伪撰”③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90 页。。

20世纪70年代初，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六韬》和《太公》残简，证明其成书时间当在战国中后期，由此也证明其绝非汉代伪书。同时，当代学者对《六韬》的地位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陈锦松认为，《六韬》是部黄老学家兵书，有杰出的古代“大战略”思想，是先秦兵学的集大成者。④陈锦松：《六韬是部黄老道家的兵书》，《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学报》1994年第1 期。有外国学者称之“似乎像一本军事百科全书”⑤［美］凯德·史密斯：《如何读〈六韬〉》，刘斌主编：《姜太公志》，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2 页。。高润浩则认为，它是兵权谋家著作的杰出代表，是中国古代大战略思想的首倡者。从一定意义上说，其历史地位与学术贡献绝不亚于《孙子兵法》。⑥高润浩：《〈六韬〉对中国传统兵学的贡献：对〈六韬〉历史地位的再评价》，《滨州学院学报》2013年第5 期。

《六韬》是继《孙子》之后先秦兵家思想成熟的典型代表，如果说《孙子兵法》的成熟在于兵学思想的理论化、体系化和哲理化，那么《六韬》的成熟则在于其兼采儒道，融汇诸家，使兵家思想体系更加丰富，更具张力，更趋完善。在战国末期学术兼容的大趋势下，它不仅对兵家的权谋思想有着经典化、体系化的总结，而且在吸收儒家民本思想的基础上，回答了“为谁而战”的终极提问，确立了“仁诈合一”的用兵原则。同时，它又在继承和改造道家思想的基础上，提升了兵家宁静致远的精神境界，确立了刚柔并济的用兵风格。这些内容都是对孙子思想的超越和发展，也是先秦兵家思想进一步成熟的标志。

一、《六韬》的权谋奇计思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

谋略本是兵法最基本的组成部分，而权谋、奇计则是谋略之运用和转换的一种形式。在《汉书·艺文志》中，共注录《太公》（即《六韬》）237 篇，其中《谋》占81 篇。《六韬》之论谋略与奇计，可谓达到极致，这与姜太公个人的重谋思想是趋于一致的。《史记·齐太公世家》中说：“周西伯昌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概括而言，《六韬》的权谋奇计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综合运用的大战略思想。权谋的含义本身有高层次谋略的意思。《六韬》有别于《孙子兵法》，它是既谈政治，又谈军事；既重治国之道，又论致胜之法。所以，有学者称《六韬》是中国古代大战略思想的首倡者（姜太公在辅佐文王和武王灭商的过程中，就成功运用了大战略）。从《六韬》首篇《文韬》的内容来看，它实际上就是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多个层次阐释和规划国家的战略问题。当然，它的大战略思想仍然具有明显的权谋性质。比如，《六韬·文韬·文师》说：“故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国，国可拔；以国取天下，天下可毕。”这是古人一种高明的“予之为取”的政治战略，但同时又是一种非常可贵的民本思想。再如，《六韬·文韬·国务》有言：“故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于己。此爱民之道也。”这是更为先进的意在凝聚人心的政治战略思想。在国家经济战略方面，《六韬·文韬·六守》建议君主重视“三宝”，即农、工、商三种行业并重，所谓“农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三宝各安其处，民乃不虑。”

正是在上述战略思想的基础上，《六韬·武韬·发启》中提出：“全胜不斗，大兵无创”，“大智不智，大谋不谋”，意为战争要综合运用国家各种资源，以智克力，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胜利。

第二个层次：配合军事手段运用的倾覆敌国的谋略思想。这些内容主要体现在《六韬·武韬·文伐》的“文伐十二条”中，其主旨即在于以非军事手段的权谋、计策摧垮敌人，倾覆敌国，诚可谓是集阴谋诡计之大成。如：“一曰：因其所喜，以顺其志，彼将生骄，必有奸事，苟能因之，必能去之。”“六曰：收其内，间其外，才臣外相，敌国内侵，国鲜不亡。”“十二曰：养其乱臣以迷之，进美女淫声以惑之，遗良犬马以劳之，时与大势以诱之，上察而与天下图之。”

综观《六韬》一书，它似乎特别肯定“阴谋”“奇计”的实际效用。相关内容还突出表现在《六韬·武韬·三疑》的论述中：“凡谋之道，周密为宝。设之以事，玩之以利，争心必起。欲离其亲，因其所爱，与其宠人，与之所欲，示之所利。因以疏之，无使得志。被贪利甚喜，遗疑乃止。凡攻之道，必先塞其明，而后攻其强，毁其大，除民之害。淫之以色，啖之以利，养之以味，娱之以乐。既离其亲，必使远民，勿使知谋，扶而纳之，莫觉其意，然后可成。”

《六韬》的这种权谋思想，从本源上讲应该是受到道家“贵柔”“示弱”思想的影响。比如，《老子》一书中有“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等哲学概念，然而这些哲学概念又有“示弱”“隐匿”的成分，其中“若”可解释为“好像”。而后世兵家所谓“韬光养晦”“以退为进”“以守为攻”“以柔克刚”等谋略，本质上就是对老子上述概念的继承和转化。

《六韬》的权谋思想与《孙子兵法》的“全胜”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六韬》在《孙子兵法》“全胜”思想的基础上，作了许多具体而深入的阐述，并建立了以“文伐十二条”为核心的实施思路和途径。历史上权谋奇计的出现本身就是政治、军事、外交斗争复杂化的表现和结果，从《孙子兵法》的“诡道”与“伐谋”发展至《六韬》的“文伐”与“三疑”，实际上是中国军事学术的一个重大进步。

第三个层次：论述了与当时军事技术相适应的一系列的战术和战法。《六韬》十分注重军事技术的应用和先进武器的作用，并显示出改良武器、完善装备，并以此加强战斗力的思想。这应该是它超出《孙子》兵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夫攻守之具，各有科品，此兵之大威也。（《六韬·虎韬·军用》）

凡帅师将众，虑不先设，器械不备，教不素信，士卒不习，若此，不可以为王者之兵也。凡三军有大事，莫不习用器械。（《六韬·虎韬·军略》）

同时，《六韬》还全面论述了一系列作战方法，涉及武器运用和军事技术改进。在这一方面，它远超《孙子》。在《六韬·虎韬·疾战》中，当周武王向太公提出“敌人围我，断我前后，绝我粮道，为之奈何”的问题时，太公回答说：“此天下之困兵也，暴用之则胜，徐用之则败。如此者，为四武冲陈，以武车骁骑，惊乱其军，而疾击之，可以横行。”《六韬·虎韬·动静》论述了伏击敌人的战术方法：“发我兵去寇十里而伏其两旁，车骑百里而越其前后，多其旌旗，益其金鼓，战合，鼓噪而俱起，敌将必恐，其军惊骇，众寡不相救，贵贱不相待，敌军改败。”《六韬·豹韬·敌武》论述了对付敌人追兵的方法：“伏我材士强弩，武车骁骑为之左右，常去前后三里，敌人逐我，发我车骑，冲其左右。如此，则敌人扰乱，吾走者自止。”

另外，《六韬》还总结了出一些兼具战略与战术思想的用兵原则。这些原则实质上是抽象化的作战条目，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可应用于各种具体的战斗中，颇类似于孙子的“用兵八法”。如它所总结列举的“得之者昌，失之者亡”的二十六种有利态势，以及“审察敌人十四变”（即最利于打击敌人的十四种战机）：

夫两阵之间，出甲阵兵，纵卒乱行者，所以为变也；深草蓊翳者，所以逃遁也；溪谷险阻者，所以止车御骑也；隘塞山林者，所以少击众也；坳泽窈冥者，所以匿其形也；……深沟高垒、粮多者，所以持久也。（《六韬·龙韬·奇兵》）

敌人新集可击，人马未食可击，天时不顺可击，地形未得可击，奔走可击，不戒可击，疲劳可击，将离士卒可击，涉长路可击，济水可击，不暇可击，阻难狭路可击，乱行可击，心怖可击。（《六韬·犬韬·武锋》）

上述战术战法和用兵原则无疑是上古战争经验的总结，为将者如能结合战场实践与个人感悟，并对照其他兵书一起揣摩、研习，定能举一反三、灵活应用，最终取得指导战争的实效。有学者曾指出：“它（《六韬》）对于中国兵法之贡献主要在于推出一系列具体、实际的战法，在于它所归纳的种种战术原则。作为一部军事学教材，对于一般将领来说，其实用性比理论性似更重要，这也就是《六韬》的主要价值所在。”①陈亚如：《六韬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 期。南宋叶适在《习学记言》中更强调了这些战术战法对《孙子兵法》理论的补充价值，他说：“自《龙韬》以后四十三篇，条画变故，预设方御，皆为兵者所当讲习。《孙子》之论至深不可测，而此四十三篇繁悉备举，以为《孙子》义疏也。”②解文超：《先秦兵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97 页。这可谓是非常恰当精准的评价。

综上所述，《六韬》关于权谋奇计的论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与《孙子兵法》的谋略思想有着明显差异。唐代军事家李靖把唐以前的兵书分为两类，一类是《六韬》《三略》，一类是《孙子兵法》。这一划分很大程度上正是缘于《六韬》与《孙子兵法》在谋略上的差异。一方面，《六韬》的谋略属于帝王之学，更侧重大战略，更加注重政治与军事的结合；《孙子兵法》的谋略当属将帅之学，更侧重军事战略，更突出战争的制胜目标。另一方面，《六韬》除了侧重政治策略以外，其论谋的另一个重心在于实际战场或具体战役的战术和战法，它是专门为实际战场上的“将”总结和服务的，这又从实用化的角度对《孙子兵法》的谋略理论作出具体化的阐释。在谋略的理论体系中，《六韬》似乎占了两头——一头是政治策略，另一头是战术战法；而《孙子兵法》理论主要分布在处于中间区域的军事战略（当然二者之间也不是截然的泾渭分明）。这一区分似乎能说明两部兵书的功能互补以及《六韬》为人忽略的谋略价值。

二、《六韬》先进的民本观念，回答了兵家“为谁而战”的终极追问

《六韬》不仅集兵学之大成，而且融汇诸子百家，这也是黄老道家的重要特征。正如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所言：“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难能可贵的是，《六韬》之“采儒墨之善”，是紧跟了孟子的步伐，它将孟子“民贵君轻”的政治观念，融入其政治军事思想体系之中，最大限度实现了儒家之仁与兵家之诈的融合与统一。故有人言：“《六韬》的政治主张是以仁义怀柔天下，而《六韬》的理论终极是以武力夺取天下。”①陈亚如：《六韬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 期。这是《六韬》作为先秦兵家思想成熟之代表的又一重要标志。

《六韬》以兵家而论政治，最精彩之处莫过于“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思想的提出。这句话在《文韬》和《武韬》中多次反复地出现，可见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如《六韬·文韬·文师》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这段话的深刻内涵在于，天下非君主一人独占独有之物，唯有通过仁、德、义、道的原则，与天下人共享利益，才能真正得到天下。这无疑是儒家“民贵君轻”“仁义道德”等思想的翻版，其中虽然渗透了兵家的功利性理念，但也具有儒家的仁义性内涵。

更可贵的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的思想与孟子“民贵君轻”观念一样，否定了君主的神圣不可侵犯，反映出一定程度的民本思想，并主张将天下人的利益放在首位。如《六韬·武韬·顺启》曰：“故利天下者，天下启之；害天下者，天下闭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杀天下者，天下贼之；彻天下者，天下通之；穷天下者，天下仇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天下灾之。”这实际上说，君主与人民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类似于荀子有关君民关系的“舟水之喻”，但其论说重心不是强调君主决定着人民的利害、生死，而是人民决定了君主的成败、安危。正因如此，《六韬》认为，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爱护民众，国家的政策措施必须有利于民众，如前文所引《六韬·文韬·国务》“故善为国者”语。

在上述民本观念的基础上，《六韬》对儒家义战思想进行了继承与改造。在它看来，义战的主要标准就是“利天下”和“服天下”，所谓“大明发而万物皆照，大义发而万物皆利，大兵发而万物皆服”②《六韬·武韬·发启》。。在这句话中，申大义的目的在于“利天下”，是为“王道”；兴雄兵的目的在于“服天下”，是为“霸道”，二者皆以义战为核心，相辅相成，不可偏废，这正是对荀子“王霸合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如何做到“利而服”天下呢？《六韬》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基本主张：其一，“全胜不斗，大兵无创”“上战无与战”。《六韬·龙韬·军势》曰：“故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故争胜于白刃之前者，非良将也。”在这里，无论是“全胜不斗”还是“上战无与战”，它们既是对《孙子兵法》全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儒家“天下一家”王道思想的贯彻与弘扬。其二，“示之以仁义”“罪在一人”。《六韬·虎韬·略地》曰：“无燔人积聚，无坏人宫室，冢树社丛勿伐，降者勿杀，得而勿戮，示之以人义，施之以厚德，令其士民曰：罪在一人。如此，则天下和服。”这就是说，军事征伐要与道德仁义结合起来，举兵用战的目的只在于讨伐无道的君主，与其百姓平民无关，其本身就是仁义之战。其三，“除患去贼”、驱除“六贼七害”。《六韬》佚文中有云：“圣人兴兵，为天下除患去贼，非利之也。”①徐勇主编：《先秦兵书佚文辑解·〈六韬〉佚文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34 页。《六韬·文韬·上贤》中亦言：“王人者，上贤，下不肖，取诚信，去诈伪，禁暴乱，止奢侈。故王人者，有六贼、七害。”这实际上是对荀子“禁暴除害”战争观念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孟子民本主义战争观的深刻反映。

也正因如此，《六韬》在论将帅治军之“仁”方面，也可以说是达到了极致，他依据儒家“仁”的思想对将帅做出了三种类型的划分。《六韬·龙韬·励军》曰：“将，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名曰礼将；将不身服礼，无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涂，将必先下步，名曰力将；将不身服力，无以知卒之劳苦。军皆定次，将乃就舍；炊者皆熟，将乃就食；军不举火，将亦不举，名曰止欲将；将不身服止欲，无以知士卒之饥饱。”这里所谓“礼将”“力将”“止欲将”，实际就是要求将帅要亲身体验士兵的冷暖、劳苦和饥饱，其本质上乃是一种“三同”之道，即将帅要和士兵“同冷暖”“同劳苦”“同饥饱”。此种“三同”之道是儒家治兵的理想境界，它与兵家之“仁”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孙子·地形篇》曰：“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这明显带有功利性目的。而《六韬》的“三同”之道则完全是以将帅的身先士卒来带动和感化士兵，融洽官兵关系，进而达成“上下同欲”的治军效果。

综上而言，《六韬》已经在尝试回答兵家“为谁而战”的终极提问。实事求是地讲，《孙子兵法》一书虽然时时透露出人性的光辉，然而它终究却是以现实功利为基础的；孙武本人虽然也谈“上下同欲”之类的人心之道，但其论战要旨却是要服从吴国霸业和吴王称霸野心的。《六韬》虽然也谈霸业和霸道，但其最终的战争目标却是“为天下除患去贼，非利之也”；进一步讲，它最高的战争理想乃是“为正义而战，为天道人心而战”。从这一角度讲，《六韬》也是超越《孙子》的。

三、《六韬》对道家思想的改造与融合，有助于克服兵家的刚性缺陷

《六韬》作为兵书，是以道家思想为基础而立论的。有学者曾提出：“《六韬》被当成一般的军事著作，而不以黄老道家的兵书看待。这样一来，即使是十分严肃认真的注家，也不能十分准确地解释《六韬》的一些内容，完整准确地理解和研究《六韬》的总体思想，以及《六韬》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科学中的伟大贡献。”②陈锦松：《六韬是部黄老道家的兵书》，《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学报》1994年第1 期。正因如此，《六韬》的道家思想底色或其对老子道家思想的改造与融合，是先秦兵家思想成熟的又一重要标志。

其一，对战争恬淡处之的精神和态度，引导兵家超越功利得失。战争是刚性的暴力活动，猛如烈火，因而特别需要主体参与者的冷静头脑和理智态度，故《孙子兵法》曰：“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然而，兵家是以获取功利为主要目的的，人类对财富、名利的贪欲往往会使自己过度有为，迷失自我，进而陷入难以从战争中自拔的癫狂状态。兵家的这一缺陷，似乎可由道家作出弥补。

众所周知，道家源于史官，他们擅长在久远的历史发展中观察、总结和把握历史经验，因而特别具有冷眼旁观的静观气质。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③《老子·第五章》。。这样的理念渗透至战争领域则是：“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也。……杀人之众，以哀悲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④《老子·第三十一章》。《六韬》明显继承了老子的上述思想主张：

安徐而静，柔节先定；善与而不争，虚心平志，待物以正。（《六韬·文韬·大礼》）天下之人如流水，障之则止，启之则行，静之则清。呜呼，神哉！圣人见其所始，则知其所终。（《六韬·武韬·文启》）

此种恬淡处之的精神和态度，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它作为一种精神追求，恰恰是对兵家思想或理论的一种有益补充，或者说是兵家应该达到的一种至高的精神境界。因为，兵家的功利性是很强的，同时战争又是瞬息万变、胜负难料的，而道家的淡泊心境，往往能使战争指挥者超越一时一地的荣辱得失，进而理性地把握大局，放眼长远，从而将国家、军队、包括自身从战争困境或迷局中解放出来。

其二，引入“道”的概念，从根本上提升了兵家谋略的格局和层次。作为道家最高哲学范畴的“道”，在《六韬》一书中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全书60 篇，其中有21 篇的内容论及“道”。而且，《六韬》已经将“一”或“道”作为了最高的用兵原则，如《六韬·文韬·兵道》曰：“凡兵之道莫过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黄帝曰：‘一者阶于道，几于神。’用之在于机，显之在于势，成之在于君。故圣王号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

值得注意的是，道家之“道”表面上似乎是某种空洞的混沌整体，而实际上它是根源、真理、本体，其最终是要超越“有”“虚”或“器”的。因而，“道”之内涵用之于战争领域，便有了统揽万物、总摄一切的大格局、大战略特征。它可以使兵家的眼界更加开阔，对事物的把握更加全面，对于规律的认知也更加深透。

另外，《六韬》对道家之“道”既有继承，又有改造和创新。比如，同样是“顺天道”“法天地”，《六韬》却把这种普遍的最高的原则转换为具体的社会事物，亦即变成安定天下的大政方针了。如《六韬·文韬·守国》曰：“圣人之在天地间也，其宝固大矣。因其常而视之，则民安。夫民动而为机，机动而得失争矣。”进而，它又将具体的治国与用兵的理念渗透其中：“故发之以其阴，会之以其阳，为之先唱，天下和之，极反其常。莫进而争，莫退而让。守国如此，与天地同光。”

再者，上述“顺天法地”的治国理念，又决定了《六韬》后发制人、理性慎战的用兵观念。在《六韬·武韬·三疑》中，当武王向太公提出“予欲立功，有三疑：恐力不能攻强、离亲、散众”的问题时，太公即作出了颇具道家色彩的慎战思路：“因之，慎谋，用财。夫攻强，必养之使强，益之使张。太强必折，太张必缺。”

其三，柔弱胜刚强的思想，大大约束了战争暴力的破坏性作用。在战争指导思想方面，自从《老子》提出“柔弱胜刚强”“贵柔”“守雌”“不为天下先”等思想主张之后，它们就一直是兵家重要的战争指导原则。如《六韬·龙韬·军势》曰：“故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这里充分强调了道家“弱敌而后战”的用兵理念。而《六韬·武韬·发启》的一段内容则充分阐释了其示弱误敌的行动风格：“鸷鸟将击，卑飞敛翼；猛兽将搏，弭耳俯伏；圣人将动，必有愚色。”

从战争理论的角度讲，上述思想无疑可以更好地隐藏己方的力量和优势，而后或“哀兵必胜”以励士，或积蓄力量以壮大，或出其不意以攻敌，从而最大限度保持住自己，使我方力量能够持久而有韧性。更重要的是，这种智慧依然承续了不动情感、清醒冷静的理智态度和不失主体活动（无为而有为）的特征，进而对兵家推崇的刚性和破坏性力量起到良好的制约作用。

难能可贵的是，《六韬》还深刻论述了以弱胜强理论背后的深刻原理。《六韬·文韬·文师》曰：“曼曼绵绵，其聚必散；嘿嘿昧昧，其光必远。”其大概的意思是，一些事物看起来繁荣兴盛，盘根错节，其实是虚有其表，最终摆脱不了有聚必有散的规律；那些默默无闻、不漏声色的事物，它们的光芒倒是能够照耀久远。

其四，对战机的利用和把握，比之兵家更体现了周密性和圆满性。《六韬》对于战机的论述，充分体现了道家刚柔并济、动静结合的风格。如，《六韬·龙韬·军势》首先强调等待战机的坚韧性：“善战者，居之不挠，见胜则起，不胜则止。”继而提出了及时把握战机的著名论断：“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然后，又进一步论说了指挥者把握战机的迅疾性和坚决性：“故智者从之而不释，巧者一决而不犹豫，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电不及瞑目，赴之若惊，用之若狂，当之者破，近之者亡，孰能御之？”

更重要的是，《六韬》还从道家立场出发，力求从多个层面阐释把握战机的各种条件，从而深刻体现了道家思想的周密性和圆满性。其一，强调把握战机要等待成熟的主客观条件。《六韬·武韬·发启》曰：“天道无殃，不可先倡；人道无灾，不可先谋。必见天殃，又见人灾，乃可以谋。”其二，强调把握战机要有对敌情的全面了解。《六韬·武韬·发启》曰：“必见其阳，又见其阴，乃知其心；必见其外，又见其内，乃知其意；必见其疏，又见其亲，乃知其情。”其三，强调战机把握者（将帅），要有很高的修养。如《六韬·龙韬·兵征》有云：“胜败之征，精神先见，明将察之，其败在人。”《六韬·虎韬·垒虚》更谈到：“将必上知天道，下知地利，中知人事。”

四、结论

综上分析，在战国末期学术融合的大趋势下，《六韬》既能继承兵家已有的成就，又能融合诸子百家的思想，最终集兵学之大成，构建了一个系统完整的军事思想体系。在《六韬》的军事思想体系中，有两大理论成就代表了兵家思想的成熟，其一是仁与诈的有机融合，其二是刚与柔的辩证统一。

一方面，《六韬》对儒家之“仁”的吸收非一般军事论者所能比拟，如其对民本为基础的战争观的论述，实际是站到了儒家军事思想的最高层面来立论；另一方面，《六韬》对兵家之“诈”的继承，也通过权谋奇计的大力推崇和系统总结，达到了一般兵家所不能及的深度。另外，《六韬》作为一部兵书，具有明显的黄老兵学的思想特征。因而，它将道家“道法自然”的哲学理念、“恬淡处之”的精神态度以及“贵柔”“守雌”的竞争意识，引入其兵学思想体系之中，进而与兵家及战争活动的有为、功利、刚性、暴力形成良好对冲，从而大大提升了兵家思想理论的弹性和活力，也为兵家在战争实践中的迂回路线和屈伸策略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更值得注意的是，《六韬》对兵家谋略之诈、儒家道德之仁以及道家贵柔之阴的论述，均能达到极高的水平，却又能巧妙地以适合的体例和结构将三个方面的内容有机融合在一起，从而使人们在阅读时自觉或不自觉地体会到兵、儒、道三家思想互补在战争中的重要价值，这当是先秦兵家思想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六韬》在中国兵学史上的一个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