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与茶

黄 强

(江苏理工学院人文学院，213001，常州)

茶起源于中国，古代称茶树为“南方之嘉木”，茶字的形、音、义也是由中国确定的。中国的茶业初兴于巴蜀，顾炎武说“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到了明代，饮茶成为一种社会习俗，士人的生活情趣。明代奇书《金瓶梅》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市井生活，表现商人阶层的兴起，社会的生活情趣，茶、茶具、茶品种、饮茶习俗折射了明中叶市井生活状况，以及士人的生活情趣，表现了西门庆乃至明中叶社会的价值观。

1 《金瓶梅》中的茶具

《金瓶梅》是明代百科全书，饮茶段落也不少，不仅茶品种众多，茶具也多样，茶生活丰富，茶文化丰厚。

风流茶说合，无茶难叙话。《金瓶梅》几乎每回都说到茶，《金瓶梅》故事的发轫就是一位卖茶的王婆为了获取金钱，设计了十条挨光计，在王婆茶坊里，诱骗潘金莲与西门庆相会，利用人性的弱点，一步步威逼潘金莲成为西门庆的口中物。有谁想到在一个简陋的茶坊，喝了几杯普通的茶，就演绎出一段爱恨情仇，风流无边的市井故事？成就了潘金莲、西门庆、王婆等典型人物与典型形象。看来这茶不能不喝，又不能多喝；这茶杯虽小，却另有乾坤。饮茶与茶叶、茶具、茶文化铺垫情节，衬托人物，渲染气氛，反映生活，演绎故事。

《金瓶梅》第二十一回有关于茶的精彩段落：

吴月娘见雪下在粉壁前太湖石上甚厚，下席来，教小玉拿着茶罐，亲自扫雪，烹江南凤团雀舌牙茶，与众人吃。正是：白玉壶中翻碧浪，紫金壶内喷清香。①

不仅说到茗茶的品种雀舌芽茶，还说到茶具中的茶罐。雀舌芽为龙井中之珍品，因为形似麻雀舌而得名。茶的名贵，因其上市早，数量少，所谓物以稀为贵，如芽茶皆为早春采制的细嫩茶芽。[1]看似平淡的一款茶，貌似普通的一次品茗，却并不简单。雀舌茶并非一款普通人家可以喝得到、喝得起的茶，作者的寓意自然是通过茶来说西门府家庭生活的奢侈，揭示西门庆身份的特殊性，亦官亦商，笔者在多篇论文中说及西门庆是有所指的，他是影射风流天子明武宗朱厚照。[2]西门庆身份的特殊性，决定了他生活的特殊性，使用贡品，包括饮茶。

如果说偶尔一次尝鲜，喝上上好茶叶并不奇怪，以西门庆这样的富商，他构建的商业帝国日进斗金，再贵的茶叶他也喝得起。但是社会等级的差别，官与商身份悬殊，决定了金钱不是万能的，尤其是明代，明太祖朱元璋推行的是儒家思想治国，重农抑商，商人排在四民之末，地位最为低下不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经济困窘的农民，而且重利轻别离，家缠万贯的商人。商人与娼妓优伶同等地位，因为他们的子女在未脱籍之前，连科举考试都没资格参加。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时代，科举是选拔人才制度，选官制度，在一个官本位的封建王朝，不让他读书、参加科举、不能做官，岂不是断了一人的前程，断了这人子女及其家族的前程。光宗耀祖，衣锦还乡，仅仅有钱不行，有钱并不表示他有地位，无法进入上层社会，他没有话语权，决定权。

《金瓶梅》中珍贵名茶，可不只有雀舌茶一种，还有贡品六安茶，文人推崇的香茶等。《金瓶梅》中的茶事笔者有专文论及，这里不再赘言。

饮茶需配茶具，茶具烘托出茶叶的汤色、香气。《金瓶梅》中茶具也很多，大致有茶壶、茶钟、茶匙、茶盘(托)、茶盒、汤瓶几类，每个类别又有材质、造型的不同。有银镶雕漆茶钟，银杏叶茶匙(第七回)，茶托(第八回)，白玉瓯(第十回)，银匙、雕漆茶钟(第十三回)，彩漆方盘、雪绽般盏儿、银杏叶茶匙、茶托(第十五回)，银汤瓶(第二十回)，茶盒(第二十五回)，银匙、雕漆茶钟、盏托(第三十四回、第三十五回)，银镶茶钟、金杏叶茶匙(第四十三回)，金匙、银厢雕漆茶钟(第七十一回)。

概括起来，茶钟有细磁茶钟、银镶雕漆茶钟、雕漆茶钟，茶匙有金杏叶茶匙、银杏叶茶匙、乌银茶匙，以及白瓷茶杯、茶盒、茶托、汤瓶等。

茶具因饮茶而诞生，虽不是主角，却是饮茶及茶艺中不可缺少，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离开了茶具，茶艺没了，茶文化也不存在了。少了精美茶具的衬托，茶艺环节黯然失色。不同工艺制作的茶叶形状不同，不同形状的茶叶，需要采用不同的饮用方式，又影响了使用怎样的茶具。煮茶、点茶、泡茶，对于器皿(茶具)的要求都是不同。

《茶经》云：“越州窑、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红白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陆羽认为越瓷第一，因为越瓷类玉，类冰，色青宜茶。[3]陆羽推崇越瓷与唐代饮茶法有关联。“青色的茶碗可增添茶汤的绿色，故陆羽以青色茶碗为最优。相反，白瓷碗则会使得茶汤呈淡红色，倒人胃口。不过，这种现象是由于当时饮用的是煎煮的团茶的缘故。”[4]

宋元时期有斗茶法，即茶艺比赛，比茶色、香、味，具体两点：茶汤色泽，鲜白者为胜；茶盏内汤花与内壁相接处水痕，水痕少为胜。斗茶使用黑色茶盏，可以衬托出茶汤的白色，因此福建的黑釉盏最受欢迎。[5]苏轼有诗云：“忽惊午盏兔毛斑，打出春瓮鹅儿酒。”黄庭坚也说：“建安瓷碗鹧鸪斑。”因为宋人多用茶粉，便偏好深蓝或深褐色的厚重茶碗了，宋代斗茶不用青白盏。对于茶具，范仲淹有诗云：“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素涛起”(《和章岷從事斗茶歌》)，梅尧臣云“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华”(《依韵和杜相公谢蔡君谟寄茶》)，“碧玉瓯”“紫泥新品”说的都是茶具。

明代饮茶与唐宋又有所不同。明代制茶以散茶、末茶为主，团饼茶仍占相当比例。尤以散茶为盛，制茶技术杀青改蒸为炒，即唐宋时期占主导性的“蒸青”制茶法，至明代已被“炒青”制茶法所代替。[6]制茶法变，饮茶法随着变化，饼茶被散形叶茶所代替。碾末而饮的唐煮宋斗饮法，变成了明代以沸水冲泡叶茶的瀹饮法。明人沈德潜《野获编补遗》记载：“上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惟采芽茶以进……按茶加香物，捣为细饼，已失真味……今人惟取初萌之精者，汲泉置锅，一瀹便啜，遂开千古茗饮之宗。”以前受欢迎的越窑碗、建窑盏，以及相应的灸茶、碾茶、罗茶的器具都失宠了，代之以莹白如玉，风格轻盈的白瓷。明代文震亨《长物志》就说；“宣庙有尖足茶盏，料精式雅，质厚难冷，洁白如玉，可试茶色，盏中第一。”[7]张源《茶录》认为白色茶盏最能衬托出茶色来，他说：“盏以雪白者为上，蓝白色不损茶色，次之。”[8]白瓷的流行，让景德镇崛起，尽管宋代景德镇就设有官窑，以生产影青瓷著称，元代烧出青花、釉黑红灯名品，但是明代景德镇以青白釉瓷器为多，占领了全国主要市场，一跃成为全国制瓷中心[9]，并以瓷器生产闻名于世，其生产的白瓷“青如天，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

2 《金瓶梅》中茶的类型

茶在《金瓶梅》中很丰富，并不只是使用茶具那么简单。无论是茶的品种，还是饮茶习俗，以及围绕茶的故事都很多。

茶叶品种众多，花茶、龙井、六安茶、芽茶、虎丘茶、天池茶、四川弓茶等，其中不乏名贵品种，如花茶中的香茶，早春采制的细嫩茶芽的芽茶，龙井中形似麻雀舌而得名的雀舌芽，贡品的六安茶。明人屠隆曾被列为《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人选之一，他在《考槃余事》将六安茶与虎丘茶、天池茶、阳羡茶、龙井茶、天目茶列为最为人们称道的六种名茶之一。[10]

茶的类型有泡茶、稠茶、果仁茶、香茶、浓茶。而且每一个大类又有不同小类。《金瓶梅》中，如泡茶就有木樨芝麻熏笋泡茶(第三十四回)、胡桃夹盐笋泡茶(第三十七回)、胡桃松子仁泡茶(第三回)、蜜饯金橙子泡茶(第七回)、胡桃夹盐笋泡茶(第三十七回)、八宝青豆木樨泡茶(第六十一回)、土豆泡茶(第七十三回)，其他有木樨金灯茶(第二十一回)、芽茶(第三十六回)、清茶(第三十七回)、果仁茶(第三十八回)、元荽芝麻茶(第七十五回)。

果仁茶在第十三回、第三十八回、第六十三回、第九十一回里都有。“小玉拿着盏托，他提着茶，一直来到前边，……等着姐屋里取茶叶、剥果仁儿来。”(第二十三回)果仁茶的佐料有核桃、松子、笋干、杏子、橄榄、栗子、豆子、银杏、莲子、菱米、榛子。此外还有瓜仁茶、福仁茶。茶还可与果仁配着吃。

西门庆住宿何千户家，次日清晨，“何千户又早出来陪侍吃了姜茶，放桌儿请吃粥。”(第七十一回)此章回反映的是冬季，何千户多次请西门庆喝茶，但是只有这一次强调的是姜茶。其原因是前晚西门庆梦见李瓶儿，“精流满席”“悲不自胜”，大概是感染了风寒，何千户专门送上姜茶，以示关心，以去风寒。

香茶在《金瓶梅》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应伯爵向西门庆讨要香茶，“桂姐向他袖子内，掏出好些香茶来袖了。”(第五十二回)宋惠莲“又大袖子袖着香茶，木樨香桶子三四个带在身边。见一日也花消二三钱银子，都是西门庆背地与她的。”(第二十三回)香茶是在茶中添加佐了香料，可以避免口中异味，很受时人的推崇，也很珍贵，否则宋惠莲不会以牺牲色相，向西门庆求得香茶的。

3 《金瓶梅》中茶的描写及其寓意

《金瓶梅》的茶及其茶文化非常丰富，可以概括为茶生活。茶在《金瓶梅》中并不只是饮茶，而是折射出西门庆的奢侈，与明中叶社会生活的奢靡倾向吻合。

西门庆不是等闲人物，他的家族也不是一般官宦人家。[11]明代茶已进入寻常百姓茶，虽然一般人家也可以饮茶，但是高级茶、名贵茶却不是普通老百姓可以饮用的。因此茶是一种文化，一种生活，往往也需要经济力量来支撑。雀舌芽、六安茶都是茶中的珍品。

明代以前，六安茶就是供宫廷饮用的贡茶。因色泽翠绿，香气清高，因其茶叶状如瓜子，又称六安瓜茶。明代宋惠莲在席上站了一回，推说道：“我后边看茶来与娘们吃。”吴月娘吩咐道：“对你姐说，上房拣妆里有六安茶，顿一壶来俺每吃。”(第二十三回)在西门府，这些的贡茶，也不过是寻常物品。

《金瓶梅》全书几乎回回说茶，所谓无酒不成席，无茶难叙话。茶在《金瓶梅》中充当了极为重用的角色，所谓风流茶说合。

《金瓶梅》一书的一条主线是西门庆与潘金莲的关系，他们首次接触就发生在王婆的茶坊。西门庆被潘金莲的竹竿打到，由此看上了潘氏，来见王婆。“王婆只推不看见，只顾在茶局子内煽火，不出来问茶。”老奸巨滑的王婆，那里是听不见，看不见，她早知西门庆的心思，欲擒故纵，以静制动，吊西门庆的胃口。等了半晌，西门庆从身边摸出一两一块银子，递给王婆，说道：“干娘，权且收了，做茶钱。”王婆暗道：“来了，这刷子当败，且把银子收了，到明日与老娘做房钱。”便道“老身看大官人有些渴，吃了宽蒸茶儿如何？”(第二回)见钱眼开的王婆，为的就是钱财。于是，王婆在茶坊里，定了十条挨光计，借饮茶为名。“直到第三日晌午前后，你整整齐齐打扮了来，以咳嗽为号，你在门前叫道：‘怎的连日不见王干娘？我来买盏茶吃。’我便出来请你入房里坐吃茶。她若见你，便起身来走了归去，难道我扯住她不成？此事便休了；她若见你入来不动身时，这光便有四分了。”(第三回)王婆以茶为诱饵，一步步将潘金莲引入他们的圈套，最终中了他们的伎俩。于是在王婆的那个小小的茶坊上演了一出让后人大为惊叹的谋杀亲夫的闹剧。

茶是《金瓶梅》故事的破题，也是演绎这个故事的助推剂。武大郎与郓哥也是在茶坊大闹捉奸，并因此受伤而亡。在西门庆与潘金莲的勾搭中，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为了财富的积累，西门庆看上了手上有几分闲钱的孟玉楼，他给媒婆薛嫂三十两雪花官银“买茶钱”见面礼，薛嫂尽力褒扬西门庆大官人，让孟玉楼应诺了婚事。两人的婚姻，给西门庆商业王国的建立增添了一份财富。

王婆子茶坊卖茶是假，售色是真。王婆的茶坊就是害人的风流坊。风流茶说合，在《金瓶梅》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茶坊售色，茶坊卖春，自《金瓶梅》以后，成了一个代名词。

茶在《金瓶梅》的日常生活中，还是一种礼俗。日常生活中，一般是先饮茶后饮酒。“二位上首坐了，一面点了菜，一面下去打抹春台，收拾酒菜。少顷，保儿上来放桌儿，掌上灯烛，酒肴罗列。”(第十一回)

西门庆与孟玉楼见面相亲，以茶待客，“只见小丫鬟拿了三盏蜜饯金橙子泡茶，银镶雕漆茶钟，银杏叶茶钥匙。妇人起身，先取头一盏，用纤手抹去盏边水汁，递与西门庆，忙用手接了，道了万福”。(第七回)

西门庆拜会花子虚，遇到李瓶儿，以茶相待。“少倾，使丫鬟拿出一盏茶来，西门庆吃了。”花子虚回来后，与西门庆叙礼，“于是分宾主坐，便叫小厮看茶。须臾茶罢。”(第十三回)

西门庆到道观进香，也要献茶、饮茶，“每人两盒细茶食，来点茶。西门庆都令吴道官收了。吃毕茶，一同摆斋，放了两张桌。桌上堆的咸食斋馔，点心汤饭，甚是丰洁。”(第三十九回)敬香祭拜的斋饭要干净、素洁，饮茶与此配合，自然具有与沐浴、净身同样的作用。茶礼本身就有平和、宁静、净化的效果。

茶俗就是待人接物的礼俗。敬茶，表现出人与人的亲疏关系。潘金莲爱慕武松，想与他交好，她以敬茶向武松表示爱意。“妇人双手便捧一杯茶来递与武松。”(第一回)这时候的潘金莲还是个贤淑的女子，在敬茶的过程中，她还是遵守叔嫂之间的礼数的。对于尊贵的客人，敬茶者在着装等方面也有讲究，不仅主人沐浴静身，穿戴整齐，绫罗绸缎，满头珠翠，连丫头、下人都要盛装打扮，“身上一色都大红妆花缎袄儿，蓝织金裙，绿遍地金比甲儿，在跟前递茶”。

没有规矩难成方圆，汉代孙叔通创制礼制，有了君臣之仪，目的是让社会遵循礼制，长幼有序，人人懂得谦让、尊敬。茶礼使人与人的交往有了规矩，懂了礼貌。饮茶的温和、平淡，可以培育饮茶者平和淡泊的心境。

《金瓶梅》中的茶、茶具并不只是为了展示明中叶的茶文化的丰富，它折射出社会的审美及其价值取向，并且通过茶来刻画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

明代散茶被定为贡茶，推动了散茶的生产与发展，对于散茶的工艺要求更高，其产品也更为精致。明代散茶盛行，瀹饮法的流行，使得饮茶方式简化，更加广泛地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从而使得茶之品饮艺术从唐宋时期宫廷、文士的雅尚与清玩，转变为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12]，为中华茶文化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金瓶梅》叙说的是市井生活，其历史背景是借宋说明，但是无论是借宋，还是说明，宋明两朝的茶事都很繁荣。

宁王朱权被明成祖朱棣猜忌，改封南昌。朱权因此隐居南方，托身佛道，饮茶读书，鼓琴问道，不问俗家事，一心只喝茶。他在《茶谱》中说：“栖神物外，不伍于世流，不污于时俗。或会于泉石之间，或处于松竹之下，或对皓月清风，或坐明窗净牖。乃与客清谈款话，控虚玄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尘来。”[13]

明代文人、士大夫追求悠闲生活，闲适情调，因此，品茗成为士大夫第一雅事。他们对于品茶风气，以及茶具的鉴赏、喜好，刺激着茶叶、茶具相关行业的发展，并且影响着紫砂壶的款式、风格。品茶用具，以瓷制为第一，但是由于明中叶士大夫的倡导，紫砂壶越来越流行。李渔《闲情偶寄》说：“茗注莫妙于砂壶，砂壶之精者，又莫过于阳羡。”[14]李渔把宜兴的紫砂壶推为品尝第一的茶具。不过《金瓶梅》中紫砂茶具却很少见到，因为《金瓶梅》中茶具与茶文化，并不是为了反映士大夫的情趣，而是以茶之雅衬托西门庆之俗。“西门庆及其周边人都不是风雅之士，他们的生活方式及品茶喜好是比较接近通俗大众的。换言之，明嘉靖万历年间的北方人，即使是豪富之家，讲究生活享受、讲究吃吃喝喝的人，在饮茶方面的习惯，却与江南的名流雅士相当不同。”[15]董其昌、李渔都是江南人士。

作为新兴的商人阶层的代表，西门庆富有，但是商人身份在社会中地位并不高，在明代属于四民之末，他要表现，用金钱构建商业帝国；他也要附弄风雅，文化包装，显示他与其他商人的不同，不怎么读书的他也有文雅的书房,他也要向明代士大夫看齐喝茶品茶玩茶文化。

文人饮茶强调修养、情趣。《金瓶梅》出现饮茶、茶具等，也是西门庆对文人生活、情调的向往。作为商人，西门庆原本没有什么地位。明太祖朱元璋重农抑商，对商人、商业行为是抑制的、打击的，但是作为正在崛起的新兴商人，西门庆自然不甘寂寞，他要通过金钱开道，提高自己，乃至商人阶层的地位。明武宗时期开皇店，对商业经济推动，善于把握时机，贿赂公行，走进官场，买了官职，又普通商人摇身一变，成为官宦一分子，他改变了身份，也让自己乃至商人阶层提升了地位。他不再是在商言商的四民之末的商人，而是官商勾结，有官背景、官身份的官商。他脚跨两个阶层，商人做生意，赚钱获得财富；官员操纵官场，受贿营私舞弊，做更大的生意。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西门庆也确实实现了商向官转变，官与商的结合，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他采取了多种方法。效仿文人、士人生活的饮茶，只是他向士人、文人靠近的一种手段，向官过渡的一种方法。生活上模仿，情调上效仿，促进了他商与官的融合。

在这样的背景下，西门庆喝茶，体验、享受茶生活也就不奇怪了。《金瓶梅》中的茶具是茶文化的一个方面。对于茶具叙述，分析，多少可以折射出西门庆身份变化，以及其行为的雅俗。

明代饮茶普遍采用芽茶，流行泡茶，与现代的炒青绿茶类似，汤色“黄白”， 使用白瓷茶具为最佳，以此衬托茶色，衬映饮茶的情调。屠隆说：“宣庙时，有茶盏料精式雅，质厚难冷，莹白如玉，可试茶色，最为要用。蔡君谟取建盏，其色绀黑，似不宜用。”[16]白瓷茶具是明代茶具的流行器皿，《金瓶梅》记述的茶具虽然也有白瓷，但是西门府内使用的更多的是镶有金银材料，或者彩雕的紫金壶、雕漆茶钟、银镶竹丝茶钟，与明代茶具流行款并不完全吻合。难度是《金瓶梅》作者对于时代时尚、生活潮流观察的失误，还是作者就不懂茶具、茶文化？非也，作者这样写是有寓意的。

《金瓶梅》是世情小说，反映市井生活，是百姓的俗文学，不是士大夫的雅文学。《金瓶梅》客观、准确地记述了明中叶的世情生活，社会百态。作者写镶金、镶银的茶具，真是为了衬托西门庆攀附风雅，实则更迷恋金钱，他对金钱渴望，对女性的追逐，说明他骨子里不是风雅之士。

西门庆虽然经营观念超前，管理商业帝国有一套，他也曾学文人士大夫的行为，也有装潢典雅的书房，但是穿上龙袍不是太子，他的性格、举止还是没有那种雅士的风度与气质，对于茶具的选择也可看出他的世俗。

先看西门府的白瓷茶具。第十五回“少顷，顶老彩漆方盘拿七盏茶来，雪绽般盏儿，银杏叶茶匙，梅桂泼卤瓜仁泡茶，甚是馨香美味。桂卿、桂姐每人递了一盏。陪着吃毕茶，接下茶托去。”第八回“只见迎儿拿茶来，叫迎儿放下茶托”。第二十回“迎春抱着银汤瓶，绣春拿着茶盒，走来上房，与月娘众人递茶”。这里叙说的是茶盘、茶盏、茶匙、茶盒、汤瓶。雪绽般盏儿，指白色的茶盏，当为瓷制品。第十回有“碾破风团，白玉瓯中分白浪。”白玉瓯即白瓷茶杯，形为敞口小碗式，《说文解字》：“瓯，小盆也。”瓯也可以盛酒，作为酒杯，联系前面的“碾破风团”，此处白玉瓯，当为茶具。说明明代流行的白瓷，西门府是有的，但是西门府饮茶并不都用白瓷，更喜欢使用镶银，镶金的茶具，以及金银质茶具。

第七回，西门庆与孟玉楼见面相亲，以茶待客，“只见小丫鬟拿了三盏蜜饯金橙子泡茶，银镶雕漆茶钟，银杏叶茶匙”。第四十三回“都是银镶茶钟，金杏叶茶匙，放白糖玫瑰，馨香美口”。第十三回西门庆拜会花子虚未遇，遇到李瓶儿叫“小丫鬟拿了一盏果仁泡茶，银匙，雕漆茶钟”。第三十四回“西门庆唤画童取茶，不一时，银匙雕漆茶钟，蜜饯金橙泡茶吃了”。第三十五回 “银镶竹丝茶钟，金杏叶茶匙，木樨青豆泡茶”。第七十一回“吃了粥，又拿上一盏肉圆子混沌鸡蛋头脑汤，金匙银厢雕漆茶钟”。

银镶指杯口镶银。银杏叶茶匙、金杏叶茶匙指用银、金制成的杏叶形茶匙。富贵人家饮茶，用小匙撩拨漂浮在茶水上茶叶。蔡襄《茶录·茶匙》说：“茶匙要重，击拂有力。黄金为上，人间以银铁为之。竹者轻，建茶不取。”撩拨茶叶的小匙，以黄金制作最佳，有分量感，拨茶叶才得手，竹匙分量轻，用起来不称手。雕漆茶钟则是漆器胎质的茶钟，茶盘是顶老彩漆方盘，漆器、方形。彩漆是漆器的一种工艺技法，也称描漆。先以黑漆描写，而后填五彩。《金瓶梅》中有南京描金彩漆拔步床，即描绘着金色、五彩花纹的精漆拔步床。[17]

春梅抱的汤瓶是银质的，不是竹编的，也不是漆绘的。汤瓶为煮水之壶，《长物志》卷十二云：“汤瓶，铅者为上，锡者次之，铜者亦可用；形如竹筒者，既不泄火，又易点注；磁瓶虽不夺汤气，然不适用，亦不雅观。”按照文震亨的说法，汤瓶以金属材质的最佳，瓷质汤瓶并不适合。

物欲横流的社会，崇拜金钱，乃是社会价值倾向，明代虽有纸币，流行的还是金子、银子、铜钱。金银制品不仅可能制作成艺术品，包括器皿。金银制品在经济学上可以作为货币使用，即可以变换成白银、铜板，进行流通。茶具如果是由金银制成的，可以抵押、变卖，转换为流通货币。镶嵌金银或金银制成的茶具，表达了使用者对于金钱的喜好，是物质的追捧者。西门庆追逐金钱，追逐利益，追求生意的最大值，为了财富累积，可以通过婚姻联盟来实现，孟玉楼、李瓶儿都是有钱的女人，嫁妆丰厚；也通过行贿受贿，偷逃国家税款，操作司法……在茶具的选择上，喜欢金银制作或镶嵌金银的茶具，折射了西门庆的价值观。品尝并不是他最喜欢的事，他效仿士大夫饮茶，不过是装酷，附庸风雅，他也不懂品茶，喝不出品不出茶的味道，自然不讲究茶具，金银茶具满足了他的物欲享受。其实在五代时期点茶大家苏廙在《十六汤品》中就指出茶汤有从茶具角度评判的富贵汤、秀碧汤。所谓富贵汤是指富贵人家用金银为茶具，金碧辉煌之下而自得其乐[18]，满足了他们炫富的心理。

通过茶具的使用，刻画西门庆附弄风雅的行为，他虽然构建了商业王国，富甲一方，骨子里仍然是商人本质，逐利爱财。如果说茶具、茶文化对西门庆形象塑造有帮助，那只是孤证。说茶在《金瓶梅》中的影响，还有其他的论据。

前面已经说到王婆的茶坊，卖茶是幌子，兜售拉皮条是真。王婆的险恶在于利用茶坊，物色目标，以此谋利。以茶为名，以茶诱惑，一步步诱逼潘金莲上钩，又一步步让西门庆花钱买单。简陋的茶坊，淡淡的茶水，把王婆的贪财的心理，歹毒的伎俩，巧舌如簧的口齿，细腻的刻画出来。

风流成性的西门官人，随身携带物品中有两样是必不可少的，淫器与香茶。淫器为了满足他的情欲，香茶是助其淫兴的辅助品，作用是去口中异味，讨相好欢心。因为香茶名贵，宋惠莲为了钱财，为了讨得西门庆欢喜，不惜以色相为代价。第二十三回就有这样的茶色交易：

老婆(宋惠莲)掀开帘子，进月娘房内，只见西门庆坐在椅子正吃酒，走向前，一屁股坐在他怀里。两个就亲嘴砸舌头，做一处。老婆……一面在上噙酒哺与他吃。老婆便道：“爹，你有香茶再与我些，前日你与的那香茶都没了。”

宋惠莲献身西门庆，茶是媒介。宋惠莲的主动迎合，自然被西门庆轻视，最终宋惠莲落了个自缢的结局。通过讨香茶，我们可以看出宋惠莲身上作践自己的性格，以及悲剧色彩。

因茶而起的故事，也不局限于宋惠莲。“奶子如意无人处常在根前递茶递水，挨挨抢抢，掐掐捏捏，插话儿应答，那消三夜两夜。这日，西门庆因陪人，吃得醉了进来，迎春打发歇下。到夜间要茶吃，叫迎春不应，如意儿起来递茶，因见被拖下炕来，接过茶盏，用手扶起被。西门庆一时兴起，搂过脖子就亲了个嘴，递舌头在她口内。老婆就咂起来，一声儿不言语。”(第六十五回)递茶、饮茶，这简单的事情，竟然可以生出那么多的故事，可见茶在《金瓶梅》不平常，惹出了好多事端。其他潘金莲、孟玉楼、吴月娘都有茶的故事。茶在《金瓶梅》中是丰富的，风流茶说合，并非虚言。

“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春茶。”宋代诗人梅尧臣的两句诗，概括了茶事习俗。《金瓶梅》中茶种类之多，茶具之精美，茶食之丰盛，茶礼之讲究，与茶文化是关联的。饮茶与茶文化中，冲泡茶的水是动态的，茶叶是消耗的，茶席、茶环境也不是永恒不变的，唯有茶具才是反复使用，不断参与每次饮茶活动的。茶具“自身的特性及其可能被附着的文化内涵得以凸显，并因与其所容载的茶叶、茶汤的形色相得益彰，成为茶艺活动中符合意义鲜明的物质文化特征。所以茶具成为茶文化之精神内涵的重要传载体。”[19]

茶在《金瓶梅》中折射出明中叶社会、西门家庭的奢靡生活，成为情节发展，人物性格塑造的助推剂。茶叶虽小，茶具不大，茶事寻常，但是以茶与茶文化来衬托人、事、物，乃至反映社会民俗风情则不平常。喝茶是饮食习俗，生活情态，茶生产、制造、销售的茶业是经济生活，茶礼是文化活动，茶税又是政治、经济政策。茶叶、茶文化一头接地，江湖之远连接市井百姓；茶业、茶经济另一头通天，庙堂之高通向朝廷高官。《金瓶梅》中的茶是市井生活，开门七件事离不开茶；《金瓶梅》中的茶生活、茶文化同样是明中叶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折射。西门庆代表的新兴商人阶层的崛起，他们以金钱开道，登上了社会大舞台，他们的物欲追求，社会价值观的颠覆，对儒家思想占主导的传统中国带来震荡。

注释：

① 本文引用《金瓶梅》版本主要为：戴鸿森.校点.金瓶梅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王汝梅，齐烟.点校.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M].济南:齐鲁书社.1989。碍于篇幅，兹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