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百年视域下中国外交的历史向度和世界意蕴

刘常喜，田 丰

(延安大学 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领导下的中国外交经历了非凡的发展历程。从无到有、从被动到主动、从满足自身需要到走向世界，其理论逻辑逐渐成熟，实践轨迹以崭新面貌给予中国和世界不一样的色彩。

一、中国外交百年发展的峥嵘历程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党引领下的中国外交经历了建党后革命战争外交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外交曲折探索时期，改革开放后外交融入全球化时期和大变局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时期。由于不同历史时期面临着不同的内外环境，中国外交发展也呈现出不同阶段的内容。

(一)革命战争时期外交的灵活自主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参与和帮助下，正式宣告成立。由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各方面准备都不充分，实力相对弱小，为了获得生存发展的保障，党的一大明确提出联合第三国际的战略方针。[1]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宣布“正式加入第三国际，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2]就当时历史发展而言，无论是封建地主阶级改良与维新运动，还是新兴资产阶级革命运动，都没有把处于水深火热的旧中国从危难中拯救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来自苏俄先进的革命理论、革命经验及其援助，无论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极大满足了中国共产主义者的需求。“唯有靠俄国的积极支持”，[3]才奠定了党初期对外交往围绕苏联的主旋律，俗称“背靠沙发”。[4]107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中的独立意识开始萌发。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并公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对外宣言》，主张各民族完全平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实行公开外交，废除不平等条约；用革命战争办法来争取中国乃至世界的永久和平。[5]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是在这些基本政策的指导下，积极展开对外交往活动，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政府外交史的先河。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挥与国民党严密的封锁下，并没有取得有效外交成果。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逐步摆脱了教条主义，对外交往方面开始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道路。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在国内外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会议还指出我党应执行“灵活外交政策”，[6]随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一些专门外事部门以满足对外交往与宣传，如中共中央在1936年1月指令陕甘宁边区在西北局办事处下设外交部。[7]76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及其带领下的陕甘宁边区对外形象有了较大改观，西方多位记者先后到访，东南亚华侨爱国团体也相继到达延安并捐赠物资，这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争取国内外各友好势力的支持。

抗日战争结束前夕，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七大会议上明确宣布党的外交政策主要是联合苏联。随着国共内战爆发，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两个阵营、中间地带、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7]94的外交思想，明确了中国革命在国际中的敌友关系。1949年上半年，毛泽东先后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4]130三大外交原则，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的指导思想。

(二)新中国成立后外交的曲折探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成为中国外交的领导者与实践者。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外交按照党中央制定的外交三原则和《共同纲领》所规定的基本外交政策，肃清了外国势力在华特权，并得到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承认，新中国外交局面迅速打开。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中国秉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多数亚非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逐渐扩大了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并与世界各国人民、各国共产党建立了广泛联系，同时支援各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望大为提升。

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给中苏关系蒙上一层阴影。毛泽东不满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提出的“和平过渡”与所作的“秘密报告”，[7]136主持起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表明坚持革命斗争的态度，提出应客观评价斯大林的功与过。[8]此后十多年，中苏两党两国围绕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展开多年论战甚至爆发局部冲突，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大分裂。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仍然致力于维护中国与世界的团结。1956年9月，中共八大就曾指出：我们在对外关系中一贯执行坚定的和平政策，主张同一切国家间的和平共处与友好合作。[9]4

面临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与美国帝国主义的双重战略威胁，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决定把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一起作为斗争目标。“反帝必反修”[7]143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基本战略，俗称“两个拳头打人”。[10]65在强调积极斗争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仍不忘对世界局势的冷静思考。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形势呈现出苏攻美守的基本态势，为了破解国家安全“夹肉面包”的严峻局面，缓和中苏论战以来与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关系的僵硬氛围，毛泽东在“中间地带”[7]94理论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一条线、一大片”[7]145与“三个世界”[7]145的外交理论构想并加以实践。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益，此后中国同西方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新中国外交史上出现了第三次建交高潮。

此时中国外交虽然取得众多醒目的成绩，但由于国内极“左”思潮的盛行，中国外交发展历程反反复复，十分曲折。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王稼祥等人提出的“三和一少”缓和式外交方略，很难得到执行，并被毛泽东严肃批评。[11]“文革”时期，受“支左反修”[10]87和“支援世界革命”[7]111方针的影响，中国外交带有明显意识形态输出的特征，引起了一些国家和政党的不满，并引发了一些外交纠纷，中国外交发展受到严重制约。

(三)改革开放后外交的融入合作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外交与全党全国各条战线一样，面临着如何调整与发展的问题。1977年12月，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客观分析了国内与国际形势，并指出：在搞好国际反霸权斗争的同时，可以办到“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12]邓小平对世界革命与战争问题的新论断，改变了党长期以来对于国际态势紧张冲突的认知，对于国内社会经济建设，具有重大理论意义。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改革开放”战略，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转变，必然会引发一系列对外政策的调整。

1979年初，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首先破除了“文革”时期“三斗一多”的外交路线，澄清了之前外交战线上的理论是非，破除了束缚中国外交发展的“紧箍咒”。1982年，中共中央十二大政治报告中正式提出处理党际关系四项原则，“我们党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13]中国共产党按照新的对外原则，以扩大党际关系为突破口，主动修复了“文革”期间外交失误。1987年，党的十三大重申“和平与发展”[9]7的时代主题，明确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9]7是党今后的基本路线。中国外交在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下，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道，在维护国家发展利益的同时，积极参与全球化国际交往。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挫折，受此影响，中国国内也发生了较为严重的政治风波。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局势，邓小平反复强调，要保持稳定和坚持改革开放。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走出国门，积极展开外交活动：一是同周边国家保持了睦邻友好外交；二是打破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稳定了同西方大国间的关系。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解决了改革开放以来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问题，中国外交伴随着为经济服务，开始加速融入全球化进程中。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和平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中国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维护我国独立和主权，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14]面临全球化、多极化加速发展的国际形势，中国外交目标更为明确：通过融入全球化经济进程，主动为国内经济建设营造出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进一步丰富完善了邓小平外交思想，首次提出要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充分发挥中国在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的作用，中国外交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开始形成全方位、多渠道、深层次的外交格局。

世纪之交，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多级化不可逆转，国际和平因素大大增强。世界整体稳定与局部动荡并存，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各国软实力竞争加剧。面对种种挑战，如何构建与全球化相适合的新型外交，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外交面临的首要任务。2002年10月，在党的十六大上，江泽民阐明了我党在国家安全与合作问题上的立场：“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15]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描绘了未来“和谐世界”的美好愿景，指出各国人民要携手共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两次党的代表大会为新世纪的中国外交指明了世界性的构想：在坚持走独立自主和平外交道路的同时，用科学发展的理念，实现与全世界互利共赢同发展，把中国人民的命运同世界人民共同利益有机联系起来，为世界全球化发展贡献自己之力。

(四)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大国特色

新时代世界多极化进一步深入发展，中国等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综合实力大大提升，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正经历着百年未有的大发展、大变革和大调整。在世界秩序重组的大背景下，国际政治安全环境却不容乐观，地区冲突频繁，贸易保护主义制约着全球经济发展，“南北问题”更加突出，封闭式认同政治思想占据着各国国内民粹主义浪潮，世界面临日益严峻的治理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反思全人类前途命运，科学判断当代世界发展大势，立足于当代中国历史方位，明确了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复兴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伙伴关系。[16]2017年3月，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载入联合国决议，得到了全球共识。在现实主义影响下的国际政治中，利益至上的丛林法则依然充斥着各国行为模式，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解决当下国际政治种种乱象的有效方式，这一全球性理念无疑凸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外交所具有的世界性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外交相继提出“一带一路”经济发展倡议，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逐步完善中国外交顶层理论设计，通过政党外交、公共外交、民间外交，形成了全方位立体式外交新格局。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对世界局势有了最新的客观考量，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2017年12月，习近平在接见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上指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17]421面对前所未有的世界变局，中国外交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紧扣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这条主线，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同时，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打造更加完善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外交新局面。[17]426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共产党将复兴富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同时，也做到服务于世界发展，尽到中国作为世界性大国应有的担当和责任。

二、中国外交百年发展的历史向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外交在百年发展中，具有其独特的发展演变内涵。特有的哲学渊源是百年中国外交理论产生发展的基础，不同时期理论发展也具有相同的演变逻辑，而中国外交百年实践价值，则是中国外交理论不断发展的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的融合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虽然没有系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但是从马克思等著作中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独特国际关系思想。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冲突和动态的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社会分析，对社会主义的向往。[18]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关于国际关系的思想，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从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征入手，进一步提出：帝国主义战争使得资本主义掩盖下各种矛盾尤其是无产阶级与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得以爆发，推动了世界革命的发展，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人民革命可以消除战争。共产党人作为世界革命的先进团体，代表了世界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反对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到新中国成立后积极援助世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斗争，再到现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复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外交对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外交理念，也深深根植于中华五千年的传统文化。自古以来，“以和为贵”“兼爱非攻”的和平思想就存在于中华传统文化之中。中华传统政治文化中还倡导“天下大同”的政治秩序，以及“重义轻利”的道义价值观念。近代以来，面对大国沙文主义、帝国主义式的强权外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外交始终秉承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地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党际关系四原则等一系列平等交往理念。经历数千年变化发展，中国人民对于传统文化价值追求的信念依然没有改变。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中，多次在党代会等重要场合重申对和平的向往、对世界公正的追求，为中国外交铸造积极的意识指导。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外交理论发展也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进程而改变。长征结束前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构想，与国内外抗击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和团体个人建立广泛战线联系，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第一次得到完整实践的产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外交开始走向独立自主的道路。“文化大革命”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实际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命题，实行改革开放战略，中国外交实现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的第二次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进程。新时代全球大变局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外交积极迈向世界舞台，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这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外交成果的最新体现。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外交发展的哲学渊源，也是马克思理论与中华文化融会贯通的表现。

(二)求真务实和与时俱进的实践

世界潮流，顺之者昌。对于世界局势的客观考量，一直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的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外交先进性的体现。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局势，中国共产党始终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对世界局势发展保持着客观冷静的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外交使命与战略因时制宜，随着世界局势发展而相应发生改变。首先，面对法西斯的侵略战争与战后美苏争霸态势，中国共产党抓住世界客观局势变动以及大国之间的矛盾变化，创造性提出“统一战线”[7]79与“三个世界”[7]145外交理论，积极团结合作阵线，以高超的斗争技巧，稳定了新中国生存环境；其次，针对全球化趋势，中国共产党遵循“和平与发展”[9]7的时代主题，实行改革开放发展战略，中国外交也随之融入世界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世界局势的最新论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倡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国外交走向复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时期。

鸦片战争后，中国国家利益一直以来充当了中国屈辱外交妥协的内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把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维护国家民族独立作为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面临严峻生存环境，在实行“一边倒”外交方针同时，仍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减少过度依附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负面影响，保持了较大灵活性、自主性，探索出一条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理论基础的多边外交道路。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外交在融入世界全球化进程中，积极参与全球问题治理，贡献中国力量、展现中国担当。2013年，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学习会议上指出：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绝不会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绝不会牺牲国家核心利益。[19]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外交继承并发展了中国以往的外交理论，在维护国家利益同时，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外交，引领世界新型外交潮流。

(三)直面挑战和民族复兴的统一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外交服务于国家发展的实践价值，是党史百年视域下中国外交发展演变内涵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外交紧紧贴合党的革命事业，立足中国实际情况，使中国革命最终取得了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外交遵循三大外交原则，实行独立自主、力求团结的外交实践活动，迅速打开了外交局面，赢得了众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承认并争取到苏联的援助支持。改革开放后，中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世界体系中，西方霸权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围堵与制裁并没有放松，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霸权主义国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后，大肆散布所谓“历史终结”的言论，利用一切机会和场合，诋毁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采取各种手段妄图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在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9]7方针的同时，中国外交也捕捉国际各种有利机遇，开展多边灵活外交，成功应对了世纪之交带来的各种挑战。新时期，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国际上各种反华势力，不断推销各种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肆意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在西方“新干涉主义”的影响下，国际地区局势动荡不安，中国面临的国际挑战内容逐渐增加，且更加复杂。中国外交始终秉承平等互利、和平发展的理念，顺利化解了与一些国家的冲突与争端，为世界和平贡献了中国力量。

外交为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外交实践的主旋律。在现代国家政治生活中，政党是国家的主导性力量，影响并左右着一个国家内政外交的各个方面。政党的纲领、价值、立场、代表范围和利益基础都会极大影响着这个国家的对外关系，一国政府的外交更多是某个政党的外交。[20]中国共产党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领导下的百年外交实践一直以来都是服务于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根本利益。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21]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更大贡献。[17]427

三、中国外交百年发展的世界意蕴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外交在百年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以其自身独特的外交理论，在“善其身”的同时不忘“济天下”，充分体现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的国家对世界的担当，[22]60党史百年视域下中国外交因而具有极大的时代意义和世界意蕴。

(一)变革西方霸权主义外交理念

在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中，“利益至上”被各主权国家奉为对外交往的圭臬，一些国家为谋求满足自身利益的需要，往往不择手段。纵观近代国际关系史，在资本主义增值体系的全球化扩张过程中，对于绝对利益的攫取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主要动因。西方大国的霸权行为模式，无论是基于何种国际政治理论解释，归根到底，都是以凌驾于他国的自身实力为基础，任意破坏他国利益，从而满足自身利益需要。当前国际社会存在的种种冲突行为和表现，正是由于西方霸权主义外交理念所导致的。在全球化快速发展、国际社会联系更加紧密的今天，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霸权主义外交理念，无疑会造成害人害己的结果。近年来，西方霸权主义常常借用“民主”和“人权”的外衣，帮助他国反对派推翻现有政府，建立所谓的地区“民主示范”国家，实则是推行霸权主义外交政策，维护其地区既得利益。然而事实往往适得其反，西方霸权主义外交政策在加剧地区局势动荡的同时，其国家也深受地区冲突的影响。无数事实表明，无论西方霸权主义外交理念赋予什么样的所谓新内涵，都不适用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利于国际社会的合作与共赢，更不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稳定与发展。

中国曾经作为西方霸权主义理念的受害者，深知霸权主义外交理念不得人心，推行西方式霸权主义外交政策注定会以失败而告终。中国外交在百年的发展进程中，一如既往地反对西方霸权主义外交政策，始终提倡平等互利的外交理念，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外交实践有别于西方霸权外交。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党际关系四原则，再到如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外交以平等互利合作的理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得到不断发展与充实，这也是百年中国外交公平正义的表达。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公平正义，反对干涉他国内政，反对倚强凌弱，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23]此举掷地有声地向全世界阐明了中国未来外交理念，铿锵恢宏地声明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是不同于各西方霸权国家，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新时代党的外交理念是历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外交理念的传承与发展，中国外交实践也用实际行动变革着西方霸权主义外交理念。

(二)贡献新型国际关系外交文化

根据建构主义理论对于国际政治行为体行为模式动因的表述：国际行为个体根据国家利益采取不同的行为模式，国家利益的认定是依据长时间社会文化发展所形成“共有的知识或观念”所决定。[24]二战以来，国际社会在雅尔塔体系的影响下，竞争与对抗式的冷战思维深深影响着国际关系中外交文化的主要内容，各国之间充斥着霍布斯式敌我关系与洛克式竞争对手国际政治外交文化认同，康德式民主朋友身份认同文化似乎只是存在于学者笔下的“理想国”当中。在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规范与国际价值观的国际社会中，两极格局的瓦解与雅尔塔体系的终结并没有消除国际上普遍存在的冷战思维，西方霸权主义国家用他们自身的消极行为，对国际关系中的外交文化产生了不良影响，“敌意”与“竞争”式身份认同影响着各国的外交文化，不利于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的良性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外交在百年实践中，用自身行动贡献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外交文化。中国外交在革命战争时期实行的“统一战线”[7]79外交政策，不仅仅使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也从侧面反映了不同社会制度影响下的国家或政党，面临共同利益与威胁，是存在着合作的可能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外交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指导下，积极与世界各国开展友好的外交往来。改革开放后，中国摒弃意识形态的直接影响，与世界各大国和周边国家建立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新时期中国特色外交的实践发展，中国式国际关系外交文化逐渐形成，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领域，有了较为完备的体系。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一带一路”倡议等被各国政府以文件形式认同，并写入联合国决议，表明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是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外交中特有的国际关系文化正逐渐被世界所认同。

(三)实践命运共同体全球价值观

西方殖民主义和重商主义开启了全球化进程，国际关系陷入了地缘政治以及地缘经济的纠葛。随着经济政治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和技术上相互依赖程度逐渐加深的同时，世界性难题随之也困扰着人类。人类社会发展离不开各国人们的共同努力，世界性难题需要各国人民共同参与治理。但是，国际上存在的西方霸权主义外交文化与政策，始终是人类解决世界性难题的绊脚石。以联合国宪章及其精神为基础的各种全球治理模式并不能有效弥补世界各国的分歧，归根到底，还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进程是为了服务于个别霸权国家，西方霸权国家抛出所谓的世界性难题治理方案，只不过是他们纵横捭阖国际社会的借口。

实现人类社会最终走向“真正的共同体”，[22]59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的最高追求。从建党伊始，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建设者，参与全球治理行动，贡献世界性难题的治理方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外交实践价值的体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外交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了许多解决世界性难题的中国方案，中国式全球治理措施的内容随着中国外交历史发展日趋完备。党的十九大以来倡导建立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是化解各国家猜疑，实现合作共赢的最优选择，尤其是在当下新冠疫情肆虐的全球大背景下，中国以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25]理念，积极向世界各国提供疫苗等公共产品，正是中国大国担当的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外交，为世界进步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为解决世界性难题提供着源源不断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回顾世界近代史，外交时常作为霸权国推行其霸权主义的工具，给世界带来诸多不和谐的因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外交在百年发展进程中，虽面临着种种挫折与挑战，但无论世界风云如何变幻，仍坚持把中国与世界关系作为外交理论发展和实践的考量，在服务自身建设的同时，不忘造福于人类社会。党史百年视域下中国外交发展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带给中国的奋斗成果，也是中国共产党带给世界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