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以人民为中心的新闻宣传及当代传承

段颖惠，闫秦越

(延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会上强调：“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要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从党的工作全局出发把握定位，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创新方法手段，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1]331这表明党的人民立场体现在新闻舆论领域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这一导向在延安时期基本形成，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领域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为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凝聚了人心和力量。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出发，揭示报刊媒介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认为“真正的报刊即人民报刊”。[2]186同时，他们强调人民群众对于报刊发展的关键作用。马克思指出：“人民的信任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报刊就会完全萎靡不振。”[2]234报刊与人民紧密相连，服务于人民，以人民的认可作为生存的条件，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继承并发展了这一观念和认识，逐步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新闻宣传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中国化发展。以人民为中心是延安时期新闻宣传理论及实践的显著特色，它是在长期革命斗争过程中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指导原则和工作方法在新闻宣传领域的具体表现。延安时期以人民为中心的新闻宣传在其属性上表现为“党性”和“人民性”的有机统一，在新闻采编、报刊传播与发行上，主要体现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3]899的指导思想和工作实践。

一、以人民为中心是延安时期新闻宣传的根本立场

中国的报刊从诞生之日起，就有着鲜明的政治指向，具有阶级性。正如蔡元培在《警钟日报》上指出的那样：“个人之思想，以言论表之；社会之思想，以报表之。有一种社会，各有其表之报，社会有若干阶级，而报之阶级随之矣。”[4]《民报》第三期发表的《民报之六大主义》中指出：“革命报之作，所以使人知革命也。”[5]由此可见，报刊作为新闻媒介，是为反映它所代表的阶级意志和立场观点而产生的。这一特征伴随着报刊媒介的发展和演变，成为报刊属性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本质规定。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继承中国传统办报思想的基础上，旗帜鲜明地承认报纸的阶级性和党派性，主张利用报刊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和政治见解。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在阶级消灭之前，不管通讯社或报纸的新闻，都有阶级性。”[6]91

延安时期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宣传理论体系渐趋完善。在新闻宣传的属性上，既注重报刊党性原则和坚持党对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又强调人民群众是报刊的主人，新闻宣传工作是为人民群众服务、为中国革命服务的。毛泽东指出，党的新闻工作者“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三心二意不行，半心半意也不行，一定要做到全心全意”。[7]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延安时期新闻宣传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如贺龙所指出的：“只有在为人民服务的大课题下，去反映实际，写群众生活，报纸的内容才会更充实，更生动和更有力量。”[8]69延安时期，能不能从实际出发把党的方针政策同当地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能不能充分反映群众的斗争、生活、呼声及要求，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决定报刊是否具有生命力的重要标准。毛泽东曾经指出：“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6]150曾经担任延安《解放日报》总编辑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也指出：“报纸一定要同党和群众有联系。新闻记者不做‘无冕之王’，而是要请教党委和人民群众，向他们学习，多听听他们的意见。”[9]114

延安时期党的新闻宣传，始终在办报实践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十分注重利用报纸对人民进行宣传和教育。《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1942年3月16日)中强调：“报纸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有力的工具，每天与数十万的群众联系并影响他们，因此，把报纸办好是党的一个中心工作。”[10]1261942年8月25日，《解放日报》社论中提出：“我们的报纸是党的报纸，也是群众的报纸，群众的利益、群众的情绪是党决定政策的依据。”[11]这些言论充分表明，延安时期的报纸不仅仅是党的报纸，更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报纸。正如曾经在延安从事新闻出版事业的胡绩伟在回忆中所说的：“当时，在延安，《解放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也是人民的报纸。《边区群众报》是边区党委(以后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机关报，也是一份人民的报纸。”[9]190因为党的报纸既能维护群众的利益、反映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又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最迅速、最广泛的同群众见面，鼓励群众自觉的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延安时期党的新闻宣传的阶级立场，决定了报刊不仅是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更是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的重要途径和方法。毛泽东在《报纸是指导工作教育群众的武器》这篇文章中，对党的机关刊物《解放日报》所发挥的组织群众的作用高度称赞。他认为：“解放报在边区已成为一个组织者，没有解放报，在这样一个人口稀少、地域辽阔、在全中国算是经济文化很落后的地区工作，是很困难的。”[12]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强调，党与群众联系的最重要的途径就是报纸和新华社，同时指出：“报道是联系群众最重要的办法。”[13]在这里，报纸成为党领导下的一种工作方式和教育方式，尤其是在交通不便之地，它可以作为党和人民之间的重要沟通手段，起到组织、指引和团结群众的重要作用。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新闻宣传工作中，处处体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始终坚守报刊的党性原则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有机结合。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党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指导地位，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结合当地实际开拓宣传方式和传播形式，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广泛地组织和动员。

二、延安时期以人民为中心的新闻编排和报刊创办

延安时期以人民为中心的新闻编排和报刊创办，是“从群众中来”[3]899的路线在新闻宣传领域的具体表现。这一思想内涵丰富，主要包括：新闻采编要反映群众的斗争和生活，需要依靠广大群众提供素材；报刊是办给群众看的，需要广大群众给报刊提出批评和建议，或者直接参与报刊工作；报刊办得成功与否，最终要由群众来鉴定和评价等。在实践中，延安时期的新闻采编和报刊创办就是根据这样的原则开展工作的。

(一)以本地新闻和群众生活为主的版面编排

延安时期的报纸编辑，体现着服务本地群众的原则立场。中共中央宣传部多次强调，各地方所办的党报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党报，就必须注重报纸的编辑工作，确保各地党报宣传党的政策、党的工作，反映当地群众的生活。“如果报纸只是或者以极大篇幅为国内外通讯社登载消息，那么这样的报纸就是党性不强。”[10]126毛泽东在对晋绥边区《抗战日报》的指示中，对于怎样办地方报纸提出具体意见：“本地消息，至少占两版多至三版。排新闻的时候，应以本地为主，国内次之，国际又次之。对于外地与国际消息，应加以改造。对新华社的文章不能全登，有些应摘要，有些应印成小册子……应根据当地人民的需要，否则便是脱离群众，失掉地方性的指导意义。”[6]184邓小平在谈到西南区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时，也指出：“要考虑对象，能不能看那么多，看了懂不懂……领导同志和办报同志的主要精力要放在当地新闻上，要大量刊登本区人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14]

延安时期报刊的版面编排，经历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以《解放日报》改版为标志，报刊编辑经历了从国际新闻、国内新闻，然后地方要闻等版面安排的惯例，转变为开始以地方新闻占据主要版面，国内、国际次之的排版方式。这一改变就是以报刊受众为中心的新闻宣传思想在办报实践中的体现。延安时期报刊的内容安排，注重把广大人民当作报道的主角，把反映当地群众运动和生产生活的内容刊登在显著的位置。同时，报刊的报道内容与各时期、各阶段的政治任务密切配合，诸如拥军运动、春耕运动、部队整训、战斗动员等。通过这种途径，把以党报为核心的报刊建设成为反映人民群众面貌的园地。

(二)以“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为主的报刊创办

延安时期在报刊创办业务上，主要凸显出“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两大特色。这在理论层面上，体现出党的路线与人民路线的统一，也是新闻宣传中“党性”和“人民性”的另一种结合形式。“全党办报”与“群众办报”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它们好比无产阶级新闻事业这一马车的两个车轮，“二者相辅相成，彼此相依，任何顾此失彼、厚此薄彼之举都是有害的”。[15]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全党参与报刊工作以提高党报的创办水平。《解放日报》对此进行了非常精炼的总结：“我们的重要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全党办报’四个字。”[16]对于如何办好党报这一问题，陆定一曾经提出，“必须赞成把专业的新闻工作者与非专业的新闻工作者结合起来的路线……有了这条路线、这个方针，又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为依靠，再加上忠实于人民事业的有能力的专业记者的活动，我们就可以办出一个头等的报纸，使任何资产阶级报纸望尘莫及，开创中国报界的新纪元”。[11]“全党办报”是党的领导方式和组织方式在报刊创办工作中的具体表现。

延安时期，党对抗日根据地的众多报刊实施管理的机构先后是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和中央宣传委员会。党报委员会和宣传委员会的成员是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统管新华社以及党的其他新闻出版部门，并负责编辑出版党的主要理论刊物。[17]报刊编辑工作中体现党的领导的主要方式是通过设立社长或总编进行负责，同时成立编辑委员会指导报刊编辑工作的开展，诸如，报社内部对编辑方针等具体问题进行集体讨论。当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就亲自为一些报头题字和撰写文章，并经常过问报纸的具体事宜。

除中央领导关心报刊的创办之外，各级党员干部也都参与到办报活动中，实行“全党办报”。当时，给党报写稿成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义务与责任。据延安时期的新闻工作者回忆：“区以上负责同志每人每月给党报写两篇稿件或情况反映，一般干部每人每月写一篇稿件。县委书记、县长经常带头为党报写稿，也鞭策鼓励大家动手写稿。”[8]280

延安时期，报社不仅在记者工作和编辑工作中走群众路线，而且发动群众为报纸写稿，发展群众通讯员。“我们的报纸不仅需要有能干的编辑和优秀的记者，而且尤其需要有生活在广大人民中间的参加在各项实际工作里面的群众通讯员。”[11]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根据地新闻宣传机构培养了大批基层通讯员，较好地充实了新闻宣传队伍，因为“通讯员往往比领导干部更接近群众，更能真实的了解民情”。[18]延安时期党报的通讯员主要是依据行政区划的组织形式进行设置的，成立了省级、县级、各区及各村级的通讯员队伍。“通讯网建立在党组织基础上，新闻报道与实际工作结合，由各级党委负责领导。”[10]149有些报刊还把通讯员队伍进行了自上而下的递级划分，诸如《晋绥日报》就有五个级别的通讯员队伍，第一级为特约通讯员，第二级为基干通讯员，第三级为通讯员，第四级为工农通讯员，第五级为通讯干事。特约通讯员和基干通讯员大多由县委、区委的宣传部部长和其他领导干部来担任；通讯员主要由一些基层干部和农村中的小学教员来担任，工农通讯员以及通讯干事主要由基层群众担任。

由于对“群众办报”和群众通讯员事业的大力支持，延安时期党的通讯员队伍迅速壮大，有力地保障了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顺利开展。如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新华社已经拥有近3万名通讯员，1948年仅在华中解放区的通讯员就有4.6万多人，通讯员每月平均投稿约3万篇。[19]延安时期在党的重视下，工农通讯员事业从建党初期那种分散的和秘密的小规模状态，发展演变成为“一种蔚为壮观的群众性文化景观，同时也成为无产阶级党报实践的一个重要表征”。[20]

“群众办报”促进了党和人民的密切联系，延安时期依靠广大群众开展办报活动，不是报刊采编力量不足情况下采取的权宜之计，也不是“全党办报”的补充性措施，而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和工作方法在新闻宣传领域中的生动体现。报社总结出“大家办，大家看”“群众写，写群众”“集体写，写集体”“做什么，写什么”“怎么做，怎么写”[8]71等简明通俗的口号，把“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路线具体化、形象化。“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丰富了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内涵和外延，在组织和制度层面拓展了群众路线的内容和实现方式，也是党领导并组织群众进行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所进行的创造性实践。

三、延安时期以人民为中心的新闻宣传和报刊发行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全党参与报刊业务来提高党报的发行和传播。报刊发行与宣传方面以人民为中心是“到群众中去”[3]899的思想路线在新闻宣传领域的具体表现。延安时期的新闻宣传和报刊发行由于受到当时多种因素的制约(如纸张的不足、设备的短缺、交通的不便以及群众的文化水平偏低等)，因此，报纸如何“到群众中去”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对此，党加强了对新闻队伍的培养，采取了在办报实践中加强学习和在群众工作中加强锻炼相结合的办法，努力使新闻工作者成为掌握理论原则和熟知实际工作的统一体。

(一)以实际情况和宣传对象为主的新闻宣传

延安时期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宣传方法，其中报刊发行本身就是宣传工作的一部分。当时，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大都通过创办报刊向群众进行宣传。因此，以党的宣传工作的指导思想为原则，是延安时期报刊发行和传播的根本遵循。宣传时以人民为中心的主要表现是采取和群众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态度，注意民众的实际情况和接受能力，借助群众喜欢和容易接受的形式来进行的。

毛泽东要求党的宣传工作者端正宣传态度。他特别反对“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的狂妄态度，[21]663多次批评那些总想着“我多么高明”，[22]277神气得和民众隔膜，以装腔作势来达到名誉和地位的人，并要求宣传者“采取和读者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态度”。[22]277毛泽东在1938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向新闻宣传工作者提出了学习语言与改进文风的具体要求，即必须使语言和文风具有中国的特性，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使它们成为与伟大中华民族血肉相连的一部分。[21]534

中共中央宣传部多次强调宣传工作“必须根据群众今天所切身懂得的东西，根据群众今天的觉悟程度与文化水平来进行宣传鼓动”。[23]130“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3]836党中央要求从事新闻宣传的工作者“必须估计客观的环境……了解宣传鼓动的对象，不然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就成为无的放矢，成为教条主义与公式主义的叫喊”。[23]128在党中央精神的指导下，各级党委和根据地对照自身的宣传工作做出了相应改进，诸如，中共中央华中局在1942年6月17日发布的《关于改进宣传工作的指示》中，就对宣传标语的字体做出明确要求：“字要正楷，不要简写，不要写群众看不懂的所谓‘艺术字’。”[24]178

延安时期为了适应客观环境和当地群众的文化水平，使报纸更好的发行“到群众中去”，党非常注重创办诸如《边区群众报》等通俗刊物进行宣传。正如延安时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的老一辈革命家所回忆的：“《边区群众报》能办得通俗易懂，是以服务对象能看懂或听别人读就能听懂为前提的。”[9]234正是因为该报在编写稿件时，始终注意反映群众实际，尽量保留稿件中的一些方言和口头用语，对国际和各解放区的重大事件也都作通俗的编写，所以深受广大群众的认可和喜欢。延安时期，很多地方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发行地方小报，创办黑板报、墙报等开展宣传工作，充分体现出关切广大群众的思想认识，借助这种方式提高了新闻宣传的传播力和实效性。

(二)以群众通讯和读报据点为主的报刊发行

党在延安时期非常注重通讯员事业，因为通讯员不仅为报纸提供稿件和素材，而且还是报纸发行的重要力量。通讯员所担负的任务较多，主要包括调查、采访、搜集需要报道的材料，编写稿件以及兼顾报刊的发行等。延安时期，党为了使报纸能够到达群众中，采取的主要措施就是发展通讯员。有的地方还强调县与区以及区与乡之间应建立每日交通制度，每乡(镇)应设一个专任的报纸发行员，担任该乡(镇)报纸发行及所在村庄的读报工作，在本乡范围内的送报，该乡交通班应受其指挥，对报纸发行员免除其本人的公差勤务。[24]244《解放日报》在1944年7月23日第四版《本报边区通讯员分布图》中详细注明了该报在边区的通讯员分布，对工厂、部队、机关、分区及各县市的通讯员人数分别统计，边区工厂43人，边区部队127人，本市机关51人，三边分区、绥德分区、陇东分区以及延安和各县的通讯员总计一千多人。

延安时期的通讯员不仅是报刊发行的主要力量，而且是读报工作的中心环节。报刊发行是报纸能够和群众见面的重要手段，但报刊最终能真正“到群众中去”，要使识字不多的群众认同和接受，需要经过读报这个环节。当时，一个通讯员就是一个读报组的中心成员，而且在通讯员的外围会形成一个人数众多的读报组网络。此外，建立群众性的读报据点也是使报纸深入群众的重要方式。诸如，中共中央华中局对于读报工作的具体安排是，以乡公所(由文书班负责)、小学校(或较进步的私塾)、报纸发行员、合作社(由记账员等负责)为各乡的基本读报据点，并用优待办法号召读者担任读报工作，由乡支部加以领导检查。在部队机关中，由各伙食单位对战士和杂务人员组织读报工作。地方读报材料以通俗大众读物及一般性报纸上的地方新闻为主。对部队机关以战士专门报刊为主，而以讲解国际与国内时事为辅。[24]244

正是因为党在延安时期的新闻宣传事业中处处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性的根本立场，依靠群众进行报刊创办与发行，才使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还成功地在新闻宣传领域践行了党的群众路线，推动了党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

四、延安时期以人民为中心的新闻宣传的当代传承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新闻宣传实践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党性原则是指导思想；真正代表人民利益是新闻宣传的重要导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3]899是新闻宣传事业取得成效的重要途径；学习群众语言、改进文风、创新形式是新闻宣传的重要手段。延安时期以人民为中心的新闻宣传理论与实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群众路线，不仅对延安时期的革命事业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在新时代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进入新时代，虽然新闻宣传的技术手段、形式方法、传播对象以及外部环境等都与延安时期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党的新闻宣传的本质属性、人民立场及开拓意识等精神内涵却是一以贯之的。

(一)“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是新时代新闻宣传的根本遵循

新时代党的新闻宣传工作不仅继承了延安时期“党性”和“人民性”有机结合的原则，而且使之得到了充分的发扬。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新闻宣传领域中坚持党性原则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作出了明确的指示。习近平指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要承担起自己的职责和使命，就必须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要“牢牢坚持党性原则，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1]332对于在新时代如何坚持党性原则，习近平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坚持党性原则，最根本的是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1]332“坚持党性，核心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25]154

新时代的新闻宣传工作不仅要坚持党性原则，而且需要牢牢坚守人民性的宗旨和使命。“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25]154因为，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就是人民立场，党性原则归根结底就是人民性宗旨的体现，二者是高度一致的。“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25]154为了实现这一宗旨，习近平指出，宣传工作“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25]154有学者把习近平新闻思想的人民观概括为“为人民讲话”“让人民讲话”“讲人民的话”，[26]并指出这是对新时代新闻宣传领域中人民性原则的高度凝练。

新时代新闻宣传工作中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充分尊重，是人民性原则和立场的体现。“新闻舆论工作者要增强政治家办报意识，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找准坐标定位，牢记社会责任，不断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1]333把人民放在心中，以人民为中心进行宣传，是延安时期新闻宣传的优良传统在新时代的延续和进一步升华。

新时代新闻宣传中“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还表现在把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宣传的理论性和广大群众日常生活教育的实践性统一起来，使宣传工作服务于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的崇高事业。

(二)反映民意和创新形式是新时代新闻宣传的基本要求

进入新时代，新闻宣传能不能反映广大群众最关切的问题，能不能传递广大群众最渴望的信息，能不能满足广大群众最根本的需求，成为衡量党的新闻宣传工作是否坚持群众路线的重要标准。这就要求党的新闻宣传工作者必须始终扎根于群众之中，聚焦群众关心的问题，反映群众的意愿和要求。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25]154把人民群众作为新闻报道的主角，服务于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既是新时代新闻宣传工作的导航仪，又是新时代新闻宣传工作的目的地。

同时，习近平还强调：“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全党动手。”[25]156这一论述与延安时期的“全党办报”可谓一脉相承。这不仅要求各级党委要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提高领导宣传工作的能力和水平，而且需要动员各条战线各个部门一起，把宣传思想工作同其他领域的工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显而易见，这是“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思想意识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发展。2018年8月，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引导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伟大时代，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27]深入群众生活、报道群众事迹、反映群众意愿、抒写群众心声，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主要表现，也是党的新闻宣传工作中“从群众中来”的路线在新时代的体现。

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和传播方式的多样化发展，党的新闻宣传工作也要跟上时代的变化。在具体工作中，通过改进传播形式、创新宣传途径，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灵活多样的方式报道群众关切和急需的新闻信息，依然是实现新闻宣传“到群众中去”的基本要求。在传播方式日益多样化的今天，要使新闻宣传能够真正“到群众中去”，赢得群众信任、引起群众共鸣，首要的是保证新闻的真实性，依据事实进行客观、准确、如实的报道。在此基础上，通过创新宣传方式，诸如借助微平台、客户端等新式媒介开展新闻宣传，已成为联系广大群众的重要手段和途径。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其中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创新，重点要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努力以思想认识新飞跃打开工作新局面，积极探索有利于破解工作难题的新举措新办法，把创新的重心放在基层一线。”[25]155这是新闻宣传领域中实现“到群众中去”思想路线的重要体现，因为只有通过理念、手段和基层工作的创新，才能使新闻宣传工作符合时代变化的节奏并满足广大群众的需求，才能使党的宣传工作的成效在人民群众中得到检验。

综上所述，正是在新闻宣传工作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群众路线，党在各个时期推进伟大事业中赢得了人心和力量，这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在延安时期，以人民为中心的新闻宣传在动员、团结和组织广大群众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新闻宣传领域依然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守党的人民立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了最广泛的群众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