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音乐创作的历史考察及其当代启示

赵宇涛

(延安大学 鲁迅艺术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历经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拉开了党中央在延安奋斗十三年的序幕，也拉开了中国革命文艺聚焦于延安文艺的序幕。延安时期，包括冼星海、吕骥、马可、贺绿汀、张鲁、李焕之和郑律成等在内的大批爱国主义学者和音乐家先后奔赴延安，构成当时陕甘宁边区具有较高水平的音乐家群体。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纲领，创作出大量服务人民的优秀作品。这些谱写时代精神的艺术创作不仅推动了新中国音乐艺术的发展，并且在当时的语境中，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将民族精神与革命斗志转化为音乐表现，成为近代音乐艺术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对延安时期音乐活动的历史考察，有利于了解当时社会语境下艺术创作历程，有利于构建新时代更加积极的中国音乐伦理价值观，对新时代文艺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延安时期音乐创作发展情况

以1938年鲁迅艺术学院的成立和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为标志，延安时期的音乐创作可以被划分为三个时期：

(一)初创期：红军到达陕北到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前(1935—1937)

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到达延安，万里长征结束，这一阶段的延安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期。随之“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此时的延安创造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和文化环境。毛泽东通过对革命的深刻反省，相继发表《矛盾论》《实践论》等文章，为延安文艺路线发展指明了道路。[1]197另外，随着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苏维埃政府艺术局、苏维埃剧团(蓝衫剧团)、高尔基戏剧学校(蓝衫学校)等组织和机构随之来到延安，带来了苏北革命文艺的传统。为进一步强化革命文艺宣传工作，又相继成立战斗剧社、宣传队、人民抗日剧社等组织。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空前高涨。此时的音乐成为动员和宣传的有力武器，在呼吁一切革命力量参与抗日和增强民族凝聚力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但延安文艺建设处于初创期，专业音乐人才和艺术团体都较为缺乏。由于革命形势需要，为了能在最短时间内创作大量革命歌曲服务于抗战需要，音乐艺术创作者就地取材，对传统民间音乐进行改编。[3]此时，民间文化成为延安红色文艺扎根发展的沃土。在陕甘宁边区，工农兵是音乐文化的主要接受者和开展革命斗争的主要力量。延安文艺界充分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利用陕北信天游、道情、说书、秧歌等艺术形式，宣传革命主张，号召群众参加革命”。[4]这些民间音乐的节奏与风格能够带动人们齐心协力进行劳作，且为人民群众所熟悉。由它们改编而成的革命歌曲，其内在本质上同样能够带动人民群众齐心协力共同抗战，符合革命宣传的需要，从而实现“文艺服从于政治”的目标。

因此，这个阶段出现了诸多新民歌。这些新民歌以陕北民歌为母体，通过改编或“旧瓶装新酒”的方式进行创作。比如，陆定一和贾拓夫的《长征歌》，人民抗日剧社演出的《活捉汉奸》《送军鞋》《除恶霸》《欢送老大哥》等，内容切合时代语境，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贴近人民生活。1936年11月，中国文艺协会成立。毛泽东在成立大会上的致辞确立了以工农大众为基础的文艺发展方向，“中国苏维埃成立已久，已做出许多伟大惊人的成就，但在文艺创作方面，我们干的很少。今天，这个文艺协会的成立，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的抗日文艺，这是你们伟大的光荣任务”。[5]

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艺术创作多以戏剧创作为主，这与当时知识分子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这一时期艺术家艺术创作的目的、艺术作品传播的渠道奠定了延安时期音乐创作与发展的基础。

(二)发展期：从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到延安文艺座谈会前(1938—1941)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更多知识分子和文艺青年来到延安，延安文艺队伍逐渐发展壮大。据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统计，仅1938年5月至8月间，共有2288名知识青年通过“西办”介绍到达延安，全年共有1万多名知识青年从这里获得批准奔赴延安。[6]在抗战期间，共有两次知识青年奔赴延安的高峰，分别是1937-1938年和1939-1941年。[7]此阶段到达延安的知识分子数量非常大，为延安地区文艺的发展充实了力量。此时，党中央也意识到培养文艺干部的重要性，于1938年成立鲁迅艺术学院。[8]为促进专业音乐教育不断发展，强化师资队伍建设，鲁艺吸收了吕骥、冼星海和向隅等一大批音乐家，将延安文艺建设工作推向高潮，也使延安音乐艺术发展达到新高度。鲁艺的成立标志着延安音乐创作进入了快速发展期。[9]87这一时期音乐艺术的蓬勃发展与党中央针对知识分子与文艺工作者的指导思想密不可分。党中央调整指导思想，改革鲁艺管理体制，推动文艺发展，[10]为鲁艺的艺术家和音乐创作者们的创作提供充分的自由与尊重。同时，党的领导人非常重视文艺工作者和知识分子在革命道路上的积极影响力。[11]鲁艺初创的目的就是培养革命文艺的宣传干部，同时也是为了打造更多为革命事业服务的艺术作品。毛泽东指出：“鲁艺学院要造就有远大政治理想、丰富的生活经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一派文艺工作者。”[12]28

在此快速发展期，涌现出大量符合时代需要的经典音乐作品，创作手法也更娴熟，创作主题也与延安生产生活和革命运动联系得更加紧密，起到了激发群众热情和鼓舞士气的作用。这一时期的音乐家在探索民族化音乐过程中不断尝试，创作出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13]其中包括冼星海的《生产运动大合唱》(1939)、《黄河大合唱》(1939)，吕骥的《五四纪念歌》(1939)、《十月革命纪念歌》(1939)、《开荒》(1939)、《大丹河》(1939)、《鲁迅艺术学院院歌》(1939)，马可的《吕梁牧歌》(1939)、《吕梁道情》(1939)等，尤其是《黄河大合唱》的广泛传播，更是掀起合唱歌曲创作的高潮。当然，这一阶段音乐创作的发展并不止于鲁艺师生，许多音乐组织和机构的成立也推动着陕甘宁边区的艺术创作走向繁荣，如陕甘宁边区音乐救亡协会(1938)、中国民间音乐协会(1939)、延安合唱团(1940)等。这些社团组织举办音乐会、开展街头演出、组织前线慰问演出等，为延安音乐的普及与发展，为传播革命思想作出了巨大贡献。在这一时期，随着专业的音乐创作者来到延安，打破了民间音乐文化的统治局面，开始进入精英音乐文化与民间音乐文化融合发展的道路。[9]91这一时期创作的音乐作品数量与质量都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推动了延安音乐艺术的发展。

总体上，在党中央的支持和引导下，这一时期的音乐创作迅速发展，音乐教育政策为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音乐工作者创造了优厚条件，为音乐艺术的繁荣发展打下基础。

(三)繁荣期：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到鲁艺迁往东北(1942—1945)

随着延安文艺建设稳步发展，越来越多的优秀音乐作品涌现出来。在延安整风运动的指导下，这些音乐工作者在思想上得到了进一步升华，纷纷深入基层，创作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音乐。这个时期的音乐作品又呈现出了新面貌。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进一步明确文艺的精神实质与内涵，加深了音乐家群体对音乐创作的认知，确定了延安文艺发展的方向。[1]261座谈会前，随着革命工作的深入展开，文艺工作者在趋于稳定的边区生活与建设中暴露出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譬如与工农兵之间的矛盾、与革命现实的脱节、对大众化的误解等。[12]31《讲话》明确了“大众化”的概念，解答了文艺“为谁服务”以及“如何服务”的两个基本问题。与前期音乐创作的自觉性、自发性相比，这一时期的音乐活动更有方向、更有组织。1943年3月，中共中央文委确定了抗日根据地戏剧工作总方针，即“为战争、生产和教育服务”。同年，文艺界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到部队中去”，确立了音乐活动的工农兵方向。[14]

《讲话》激发了新的文艺思想以及音乐家们的创作热情。他们更注重深入民间，在创作的形式和内容上更追求“大众化”。1943年前后，新秧歌运动兴起，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兄妹开荒》《夫妻识字》。李焕之在回忆中说道：“我看到了我们系的同学，一年前的他们还只能穿着整齐的演出服在舞台上列队严肃的唱混声合唱，但现在也都化妆成不同角色，红光满面、喜笑盈盈的唱着、跳着，我平生首次听到这样能让人感动的歌声。”[9]205安波也回忆道：“我们的演出一场接一场，群众也一场比一场更多，秧歌队伍前进时，观众前呼后拥，人流都拖了二里地长。”[9]205可见，这个时期的音乐作品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音乐工作者在《讲话》的指引下，不断深入民间基层，挖掘出更多的民间优秀音乐素材，并以多种形式与民间艺人交流和学习。他们把搜集上来的民间音乐进行后期改编，创作出大量脍炙人口的新歌。马可采用陕北民歌调式创作，创作了赞颂大生产运动的《南泥湾》(1943)；延安文艺工作者将农民歌手李有源依照陕北民歌《骑白马》改编的歌曲《移民歌》进行整理、修删后，改名为《东方红》；延安鲁艺的贺敬之、丁毅编剧，马可、张鲁等作曲，集体创作了民族歌剧《白毛女》，这对于中国民族歌剧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1945年，抗战胜利后，为适应新的革命形势，党中央决定“延安鲁艺迁往东北办学”，自此鲁艺结束了在延安的历史使命。

这一时期的音乐作品焕发出新的面貌，将延安音乐创作推向了繁荣。音乐工作者们深入基层，走向群众，创作出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音乐作品，使音乐作品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精神实质。

二、延安时期音乐创作的历史贡献

在这三个阶段，音乐家整理和创作了许多具有鲜明时代特征与民族特征的优秀音乐作品，对宣传革命思想，丰富人民文化生活以及继承与保护民间艺术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宣传革命思想，坚定军民的革命信念

延安时期，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抗日根据地民生艰难，社会资本匮乏。为解决这些问题，党中央提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思想以及一系列应对之策，其中最具成效的是大生产运动。通过音乐作品，这些思想被准确而广泛地传达给广大人民群众，坚定了军民一心战胜困难的决心，比如宣传大生产运动的歌曲《南泥湾》《军队生产大合唱》《二月里来》等，号召广大军民充分发扬自力更生与艰苦奋斗的精神，积极参与生产运动。

同时，延安时期的音乐创作还是宣传革命思想和提升战斗力的重要工具。通过抗战主题的音乐作品，向工农兵战士宣传统一抗战的思想，使人民军队牢记为人民战斗和服务的信念，也在人民群众心中强化了这一印象。实际上，延安时期音乐家创作的作品传达出的精神和军队开展思想作风建设有着极高的内在统一性，涵盖了思想道德、服务宗旨和革命理想等各个方面，在抗日救亡过程中，给军民提供了重要精神支撑，是宣传抗战的力量源泉，有效增进了军民一心、共同抗敌。

(二)贴近现实生活，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

毛泽东讲过：“革命文艺应当是宣传革命的重要武器，革命文艺需要与政治结合在一起，做到为人民服务。”[15]延安时期，我们党十分重视革命文艺的建设与发展，努力为群众创造一个理想的文化艺术氛围。尽管根据地民众知识水平普遍较低，但革命文艺事业却得到空前发展。音乐工作者努力将音乐创作同人民群众实际生活紧密联系，借由音乐表达情感，表现生活，创作人民喜闻乐见、贴近生活且易于被接受的音乐作品，进而开展革命宣传。他们努力使群众真正理解音乐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涵，通过广泛的传唱，使革命思想真正深入人心，团结一切抗战力量，增强军民抗战热情，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16]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掀起了全民合唱的热潮，一时间延安成了“歌的海洋”，这样的精神食粮使军民有了认同感和革命热情。在极为艰苦的时代，音乐作为精神文化的一部分，在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当中，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发展民族艺术，促进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延安时期，音乐家所创作的音乐作品虽然具有较强的政治性，但这些作品依然符合大众传播的基本属性。在主流意识形态下，音乐创作者广泛吸收民间传统音乐的精华，使革命文化和民间音乐文化相互融合，互补促进。因此，这一时期的音乐作品具有较强的文化传递功能。所有的音乐文化发展与进步都是建立在前人创作与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延安时期音乐家们通过对前人的音乐文化进行搜集、整理、记录和加工，使其得以保存下来，并通过一定的手段传播推广。为创作脍炙人口、易于接受的音乐，这一时期的音乐工作者搜集、记录和整理了大量民间音乐，其中仅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就搜集和整理了2000多首民间和戏曲音乐。[17]音乐家安波更是走遍陕北地区的各个县乡，搜集和记录了100多首民歌小调，并在民间音乐基础上，创作了300多首优秀的音乐作品，著撰有40多篇相关的理论文章，[18]为后期民歌理论研究和创作提供大量宝贵资料，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延安时期音乐创作对当代文艺发展的启示

(一)文艺创作要服务于时代主题

2014年，习近平主持召开文艺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应当“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要求当前文艺工作开展过程中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提出“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的文艺发展主张。延安时期中国革命文艺建设的辉煌成就离不开文艺创作的力量。每一部艺术作品、音乐作品都描述了一段艰苦奋斗、敢为人先的历史，都经历了革命的考验，体现出革命者的道德风范和坚定信念，展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延安时期的音乐工作者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导，将“艺术服务于人民，服务于政治”的思想落到实处。冼星海提出：“音乐创作不能仅仅停留于研究或者欣赏层面，而是应当创作出能够领导群众积极配合抗战和政治斗争，充实反帝反封建力量，反映时代需求的音乐作品。”[19]

延安时期，面对艰苦的生活环境和复杂的革命形势，音乐工作者们结合时代需要，创作出大量优秀的音乐作品，达到了团结群众和鼓舞士气的目的。在新时代里，文艺创作也应当服务于时代主题，服务于人民，创造更高的社会效益。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过程中，文艺工作肩负着时代重任，不能只是为了娱乐大众服务，而是要达到培养精神和铸造灵魂的作用，要承担起创造时代的重要思想工程。音乐工作者在创作过程中，要志存高远，将伟大实践与时代变迁融入其中，创作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优秀作品。

(二)文艺创作要强调文化的民族性

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主张，强调文化应当具有民族性，其精髓就是应当运用文化民族性来促成中华民族独立自主，在发展民族文化的同时，使得中华民族进一步向前发展。延安时期音乐家群体正是秉承这样的创作理念开展文艺创作工作。[20]这一时期的音乐作品凸显了民族特色和民族精神，在内涵方面更凸显出民族传统。吕骥十分重视传承和发展民间音乐，并于1939年成立民歌研究会，这对于保护和传承陕北民间音乐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对于当代文艺创作而言，许多音乐创作强调娱乐性，忽视了民族性，既不利于文化凝聚力的提升，也不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繁荣发展也起不到有效促进作用。因此，在当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应当始终将文化的民族性放在首位，创作出具有高水平的文艺作品。当前时代的民族性与过去又有所不同，更多的是要坚定“文化自信”，要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传承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创造的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熔铸在一起，使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悠久深厚、绵长浓郁。

(三)文艺创作要把握文化的科学性

科学性就是要反对封建迷信思想，主张客观真理，实事求是。在文化建设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利用唯物主义对世界进行改造，才能保证文化的健康发展。[21]延安时期，音乐家在创作中能够辩证地对待中华民族的文化继承问题，能够用科学批判的方法正确吸收传统文化，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摒弃与发扬相结合。对于当代文艺创作而言，要把握住文化的科学性，采取正确可行的方法，学会用科学批判的方法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做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同时可以将现代科技手段运用到文化建设实践当中，凸显出文化中的科学精神。此外，在文化建设规划过程中，应当秉承科学精神与态度，做到文艺发展的有条不紊；在文化创新方面，也应当充分体现出科学精神与态度，推进文艺产业健康顺利发展。另外，在对外来文化吸收方面，也应当坚持科学精神与态度，将国外的优秀文化和成果恰当地融入当代文艺创作当中，进一步提升文化发展水平。

(四)文艺创作要坚持文化的大众化

文化建设应面向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即应当遵循文化的大众化原则。毛泽东提出：“中华民族新文化，应当是为了全中国90%以上劳苦大众服务的，并且应当逐渐变成他们的文化。”[22]在文化发展过程中，群众主体原则规定文艺创作不应当只为少数群体谋利，而应当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谋利。[23]一切的优秀文化作品，都应当是对人民群众生产实践与经验的总结。[24]延安时期音乐家所创作的文艺作品很好地坚持了大众化原则。尤其在《讲话》发表后，音乐家们深入基层，吸收大量的民间音乐素材，创作出反映人民现实生活、贴近实际的优秀作品。这些音乐作品中蕴含着一种真挚朴素的情感，深受群众喜爱。这一点值得当代音乐创作者学习。当前，很多文艺作品的创作已经出现脱离生活实际的倾向，并没有结合大众需要进行创作。因此，在当代社会主义文艺发展过程中，应当凸显群众取向，坚持大众化原则，充分认识到人民群众是文化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源头，并坚持走文艺创作大众化道路。大众性并不意味着要一味迎合群众的娱乐需求，突破文艺创作基本底线，文艺创作要既服务于大众，也要起到引领时代正确价值取向的作用。文艺创作要能够接地气，感受人民心声，为伟大的新时代发声。

(五)文艺创作要注重艺术的教育性

艺术来源于生活，但也应当对生活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文艺创作来源于人民群众，反过来也应当起到对人民群众的教育作用。延安时期，音乐家群体秉承文艺创作应当具有教育性这一原则，创作出许多具有教育意义的作品。这些文艺作品作为一种传播媒介，记录了延安时期生产与生活的情况，具有内涵丰富的教育意义，在传唱过程中，其能够促进人民群众政治素养的培育，感受军民一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和光荣传统。延安时期音乐家所创作的作品已成为一种特殊的革命教育形式，借助音乐媒介充分发挥出教育功能。当代音乐创作者要坚定文艺立场，明确自己的服务对象，坚定不移地将文艺的审美功能同社会功能统一起来。在艺术活动中，要将艺术的德育、美育等教育功能作为认识活动的基础，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艺术实践和艺术行为，坚持“正确舆论引导、科学理论武装、优秀作品鼓舞、高尚精神塑造”的基本原则，严格要求文艺创作工作。只有充分发挥出文艺作品的“引导”“武装”“鼓舞”和“塑造”的作用，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获得更好的发展，才能将新时代中国文艺工作推向新高度。

延安时期的音乐家及他们创作的文艺作品，是我国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文化传承的宝贵精神财富。在中国抗战革命发展历程中，延安时期音乐家贡献了重要力量，他们创作的音乐作品至今仍能给人们带来启发和感染。不管是在加强思想作风建设、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还是传承文化传统等方面，这些音乐创作活动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延安时期的音乐艺术创作对新时代文艺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优秀革命文艺传统，大力弘扬延安精神，结合时代发展的实际要求，在民族精神当中融入现代内涵，注重文艺创作的民族性、科学性、大众化和教育性，重塑当代中国文化精神，凝聚和激励中国人民积极投身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