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散文骈散融合探析

成松柳，吴思聪

（长沙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410076）

中国古代学者对文学本质问题多有探讨，对于内容与形式孰轻孰重亦争论不休。从“文质彬彬”到“文笔之争”，从古文衰微到骈文兴盛，古文的变革如“古文运动”等多与骈文对立。但文学的本质是相通的，任何文体都有其内在发展规律，且一种文体的发展离不开其他文体的影响，“古文运动”中不只有文体的对立，也有许多吸收和融合，韩愈散文亦受到骈文与古文的共同影响。

韩愈散文在唐代独树一帜，对后世亦影响深远。唐以后提及古文，皆离不开韩愈，他既是唐宋八大家之首，也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领导者。但韩愈的散文并不完全如他所说，只从三代两汉之书中的古文发展而来，更是从偏向审美特性的南北朝骈文而来。一方面，韩愈以复兴儒学为己任，他的文道观念使其往往以骈文为对立面，大力发展古文的创作；另一方面，骈文文体源远流长，且便于逞才使气，在唐代使用广泛且无可替代，韩愈散文创作受之影响，多注重文辞。在唐代骈散互相影响之背景和韩愈文道观念的影响下，韩愈散文呈现骈散融合的特色，本文将从韩愈散文的语言特色、句型结构和文章布局进行探析。

一 韩愈散文骈散融合的背景

无论是骈文还是古文，在唐代都经历了重大的变革，两者也不可避免地有了互融。骈文中的浮靡之风与前代相比有了一定的改观，古文也不断发展起来，韩愈散文就产生于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在韩愈之前的诸多骈文与古文的斗争，为韩柳领导的“古文运动”奠定了基础，也为韩愈散文的骈散融合提供了经验。

（一）唐代骈文的变革

魏晋南北朝之时，人们对于文学作品形式美的研究不断深入，骈文顺应文学自觉发展规律且走向繁荣。至韩愈所处的唐代，骈文发展有了新的转向，骈文作品也有了新的风格，相比古文仍占主流。唐初的骈文，仍不可避免地受到前代文风的影响，绮丽婉约，适合宫廷应和，其创作多藻饰而少内容，后在初唐四杰和陈子昂的笔下文风才有了转变。自此，唐代骈文的气势与意境开始博大，思想和内容也不断充实。盛唐时，整个社会氛围都较昂扬激越，骈文内容丰富、感情基调上扬、气势雄浑，已有骈散融合的端倪。“燕许大手笔”虽多庙堂台阁之作，但作品大都典雅庄重、博大恢宏，书序和碑文等作也多有拓展。当时有名的骈文作家也大多是大诗人，颇具盛唐气象。中唐时期，骈文几经改革后不再居于统治地位，庙堂之类的应用文与抒情叙事文的骈体也都有了不同的变化。而晚唐骈文在国势衰微、社会混乱之下逐渐走向华丽浮泛。

骈文在唐代长期占据文坛的主要原因，一是骈文具有符合文人审美要求的特性，在表现汉字之美方面比古文有优势，也可展现文人的才气，受到诸多读书人的偏好。骈文便于逞才使气，在形式上多有雕琢，将用典、对偶、声律等的形式之美发挥到极致，使作者显得博学渊雅。虽在内容的表达上有缺陷，但在审美性上仍有价值。二是科举制和官场公文的需要。进士科中所考的律赋使得想要入仕的读书人都须做好骈文，而上传下达的公文也须采用骈体，骈文运用广泛且无法被替代。三是优秀的骈文作家对其改革创新，使它得到长足的发展。唐代在韩愈之前，已有初唐四杰致力于骈文文风的转变，后陈子昂力倡革新，宋之问、李峤倡导疏宕有致；“燕许”、王维、李白、杜甫、李华、元结的骈文气象高昂，陆贽的骈文流畅。这些对韩柳在散文上的创作以及“古文运动”都有着重要影响。

（二）唐代骈文与古文的融合

每种文体的发展都有衰微与兴盛之时，骈文在唐代虽占主流，但许多有识之士早已认识到其弊端。骈文在六朝发展至顶峰后，对于形式美的追求走向极端，只注重四六的格式和声律，将华丽的辞藻和生僻的典故用至其中，最终落入俗套，失去内容和真情的表达，这正是唐代“古文运动”要反对骈文的原因。古文的精练生动、简明实用更符合韩愈等人的需要，在他们的努力下，古文开始不断崛起。后有学韩愈者一味追求古奥怪涩，完全反对骈文和文辞藻绘，复古模拟之风过甚，又使得古文走向另一种桎梏，晚唐骈文因此又兴起。

唐代骈文较散文更为繁盛，但骈文也从唐代开始受古文影响产生了新的蜕变。骈体文与散体文长期共存，古文运动的成功与骈散之间的相互批驳和借鉴是密不可分的。骈散在功用上各有长短，但二者也是相辅相成的，骈体与散体只是体制，稍加变化就可以改骈成散，韩愈许多文章中的句子就是如此。其实从张说、苏颋、常衮等人创作骈文开始，骈文就有了骈散融合的趋势，有了逐渐散体化、素淡化的趋势。文章好坏与骈散无必然关系，内容与形式的和谐才至关重要，而韩愈散文正是形神兼备才成就深远。

二 韩愈散文骈散融合的特点

韩愈散文受骈文和古文的共同影响，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所体现。清代刘熙载评价其散文道：“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盖惟善用古者能变古，以无所不包，故能无所不扫也。”［1］20-21韩愈散文内容之丰厚，来源于对现实生活的体察和对前人思想的继承；形式之多彩，来源于对前代诸多文体的融会贯通，包括古文与骈文的诸多技法。观其文章布局，文典结合、铺陈渲染、化骈为散；观其语词特色，新词生动、口语自然、虚词调和；观其句法结构，用韵灵活、奇偶并行、长短句相间。总之，从谋篇到用词造句，皆可看出韩愈散文出神入化之特点。

（一）谋篇

骈文在谋篇上自有长处。刘师培曾言：“有韵及四六之文，中间有劲气，文章前后即活。反之，一篇自首至尾奄奄无生气，文虽四平八稳，而辞采晦，音节沉，毫无活跃之气，即所谓死也。”［2］170韩愈散文的谋篇布局与骈文风格紧密相关，虽然韩愈行文无定法，以内容的表达为宗旨，自成高格，但其谋篇取了骈文之长：以典入文，自然晓畅；时有铺陈，含蓄深远；化骈为散，推陈出新。

骈文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用典，可以展现作者的积累，这使得骈文自六朝以来就受到诸多文人的推崇，这在韩愈散文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其全文可由典故布局，整篇皆围绕一个典故来阐述观点，如在《杂说》中，韩愈用伯乐与千里马之事表达对人才难被发现的叹息；《送董邵南序》开头提及荆轲高渐离之事，暗示今非昔比；《答陈商书》以齐王好竽之事来鼓励陈商不随波逐流。此外，在《原道》《原性》《原毁》等论说文中，韩愈所用典故出自不同的经书、子书、史书甚至佛家典籍，可以看出韩愈学识之渊博，用典广泛且密而不繁，这也是韩愈文章布局谋篇中的重要一笔。用典恰当可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可以增加渊雅之气与含蓄之妙，韩愈所用皆契合文章主旨大意，与纯粹堆砌典故的骈文相比，显得更明白流畅。

骈文以四六句式为主，在对句中呈现出典丽精工的特色。韩愈散文继承了骈文句式的一些特点，又大胆出新。袁枚曾说过：“然韩、柳亦自知其难，故镂肝 肾，为奥博无涯涘，或一两字为句，或数十字为句，拗之，练之，错落之，以求合乎古。”［8］1549四六句式往往一个偶对结束就已句意完整，但韩愈经常采用散而长或错综排比的句子。韩愈的散文中时有对句，亦多大气磅礴、沉郁顿挫的长句，以及简练精悍、意味深长的短句，这些更能增强表达的力量。《柳子厚墓志铭》中，韩愈在下论“士穷乃见节义”［3］572后，即用长句层层深入地论述了人情冷暖、世风日下之现象，与柳宗元的高洁义气做对比，更显悲愤。《蓝田县丞厅壁记》中也用一个长句描述县丞行事，使其神态毕现，完整的句子由“文书行”“卷其前”“目吏”“则退”［4］100等短句组成，尖锐地讽刺了官场弊病，更显对郁郁不得志的人才的惋惜。韩愈在论述和描绘上使用长句使得语气文情更为饱满。不过方东树也曾评价韩愈“笔力强，造语奇，取境阔，蓄势远，用法变化而深严，横跨古今，奄有百家，但间有长语漫势，伤多成习气”［5］219，可见长句的使用也需妥当处理，以避免造成阅读障碍。

六朝骈文十分重视辞藻，尤其是形式上的美感。韩愈则提出“惟古于词必己出”［3］604“惟陈言之务去”［4］190，重视词语的创新。韩愈散文中有“耳濡目染”“跋前踬后”“下塞上聋”“粉白黛绿”“形单影只”“任重道远”“神施鬼设”等词，这些词一三、二四字相对，是韩愈从诸多经典中提炼而成，言简意赅、对称工整。此外还有许多叠词，如“油油翼翼”“矫矫亢亢”“伦伦睨睨”“戚戚嗟嗟”等，形式精致，彰显个人风格。韩愈的许多散文读起来艰涩难懂、佶屈聱牙，与他所选用的词语是分不开的，如《曹成王碑》中“嘬锋蔡山，踣之，剜蕲之黄梅，大鞣长平， 广济，掀蕲春，撇蕲水，掇黄冈， 汉阳，行跐汊川，还大膊蕲水界中，披安三县，拔其州，斩伪刺史”［4］478，所用动词都极生僻。韩愈为了反骈而复古，但有时过于追求奇特，反而不利于内容的表达。不过他那些融合了骈文技巧的文章，倒显得文从字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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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在骈文的基础上对传统文体进行了诸多改革。六朝时骈文盛行，在韩愈和古文运动之前，祭文多是骈体，以四言为主，讲究韵律，句式整齐，风格庄重典雅，便于当众朗诵，韩愈本人亦有诸多四字祭文流传于世，如《祭柳子厚文》《祭河南张员外文》《祭穆员外文》等。但在《欧阳生哀辞》中，韩愈先用散体描写了欧阳詹的生平，蕴含深切的惋惜与悲痛，最后用“求仕与友兮，远违其乡；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4］339这类四字与五字语句，进行了总结，加深了感慨。最能打动人的《祭十二郎文》是散体，全文倾诉真情，不同凡俗，影响深远。六朝后碑志基本使用骈文，虽能做到情文并茂，但限制了写人叙事功能，而韩愈使碑志从记载资料的应用文变为充满文学性的文体，既可抒情言志，又充满传记色彩。在《柳州罗池庙碑》中，韩愈采用玄幻手法表达对柳宗元的赞叹；而在《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中，又用诙谐的语言描述了一位不与世俗同流的奇男子王适。韩愈对骈文的改革体现在许多应用文中，这些文体长期流于僵化的程式，而韩愈使其焕然一新。

（二）遣词

韩愈散文在用词上具有突出成就。首先，他能从骈文固定套语中吸取经验，从前人之作中提炼词语，创作出所作文章需要的新词，推陈出新；其次，韩愈对俚言俗语的运用得心应手，对骈文的渊博雅致之气与古文的艰涩之风都处理得当，使得文章平易畅达，突显骈文与古文融合的特色；最后，韩愈在虚词的运用上也有所发展，使得骈文与古文的融合与转换更为灵活。

唐代声律发展已较为完善，尤其体现在诗歌上，文章自然也不例外。韩愈散文在声律上用韵自然，散语之中夹有声调和节奏。与许多古文完全无韵相异，与诸多辞赋骈文要求严格也有些许不同，韩愈采用散句来押韵。《后汉三贤赞》中“王符节信，安定临泾。好学有志，为乡人所轻。愤世著论，《潜夫》是名”［4］66，语句虽散，用韵却齐。《子产不毁乡校颂》开头说“我思古人，伊郑之侨；以礼相国，人未安其教；游于乡之校，众口嚣嚣”［4］75，四字与五字相间，却依然押韵。韩愈用韵有时较为松散自然，如《柳州罗池庙碑》中的最后一段字数与骚体不合，用韵也多有改换；《送李愿归盘谷序》中最后一句，本可以每个短句都押韵，一韵到底，却出现了“膏吾车兮秣吾马，从子于盘兮”［4］274这句短语将其打断。用虚词和语气词押韵来源已久，屈原的《离骚》中就有大量的“兮”，韩愈对此也颇为精通。《送孟东野序》中许多句末为“之”“者”“也”“耶”等字，《送董邵南序》中多“哉”“矣”等字，《送李愿归盘谷序》和《欧阳生哀辞》中有大量的“兮”字，《祭十二郎文》中则有“呜呼”“乎”等字，这些字多无具体意义，在句尾重复出现，叠加起来却合乎韵律。

韩愈常年做官，文集中有数篇上书和表状，这些都需要文辞委婉，虽不及汉赋的“劝百讽一”，但仍需极尽铺陈方能达到目的。如在《谏佛骨表》中先直接下结论——“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3］684，后用上古的轩辕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舜、禹等为例来说明无佛之前的统治者如何长寿，又举殷汤、汤第四代孙太戊、汤第十代孙武丁、周文王、周武王、周穆王等例来佐证帝王的长寿与佛无关。韩愈知道自己此举定然激怒皇帝，所以进行了大量铺陈。《燕喜亭记》中，韩愈为亭屋周边的每一处盛景都取了含义丰富的名字，包括山丘、石谷、土谷、山洞、池塘、山泉以及厅屋，看起来有些眼花缭乱，但这些取名皆与对友人的关怀相关，读者从中既能感受到山间美景，又能收获劝诫，意义深远。

骈文在唐代虽占主流但有弊端，如过于注重雕琢词句、铺陈泛滥，影响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中唐时期要求革新的古文家势力较弱，韩愈既以执道者自居，就得大力提倡古文，反对骈文和浮靡文风。他在《答吕毉山人书》中讲道：“方今天下入仕，惟以进士、明经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习熟时俗，工于语言，识形势，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于衰坏，恐不复振起。”［4］243骈文在科举和公文中占据重要地位，导致入仕之人更注重形式的雕琢，真正的思想则难以表达，韩愈对于这种现象很是不满。因此，他在文体复古中常取古书“单行直下”的散文句法，并习得了尧典、舜典之“浑浑无涯的气格”［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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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散文在句法上对骈文既有继承又有突破。在声律上，韩愈发扬了骈赋押韵的特性，用韵灵活，散句亦可押韵；在句型上，不拘定格，多有奇偶并行、骈散夹杂之语。韩愈散文中长句雄健有力，短句精简灵便，二者在韩愈笔下超脱了骈四俪六的格式，在叙事和抒情上加强了表达效果，使文章读起来抑扬顿挫、感人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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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造句

韩愈对虚词的运用也有创新。先秦两汉之文发展至唐代的一个重要变化便是：虚词在文章的节奏、音律和格式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利用虚词，既可增强文章的抑扬顿挫，也可丰富对句的形式，韩愈散文中可见大量的虚词衔接其中。一方面，文章中的虚词有助于抒发感情，增强或舒缓语气；另一方面，韩愈运用虚词使得文章更显自然灵活。方东树道：“而于不经意语助虚字，尤宜措意：必使坚重稳老，不同便文随意带使。此惟杜、韩二家最不苟。”［5］222《祭十二郎文》作为韩愈感情流露至深之文，其中的虚词对于感情的表达作用是巨大的。如“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4］380，于句首连用三个转折连词“而”，感情强烈，层层深入。陈子昂在《堂弟孜墓志铭》中连用四个“欤”：“呜呼，其无命欤！遭命欤！天不忱欤！道固谬欤！”［6］28李华在其成就最高的骈文《吊古战场文》中也说道：“伤心哉！秦欤？汉欤？将近代欤？”［6］65韩愈在《祭十二郎文》中也有着相似的句子：“呜呼，其信然邪？其梦邪？其传之非其真邪？”［4］380此处连用三个“邪”字，加重了语气和情感的表达，加深了节奏和韵律，读之感人肺腑。至于使文章更自然灵活，则可见《答李翊书》中有关气与言关系的论述：“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4］191用“也”“而”“之”“则”等虚词使气与言的定义和关系清楚地展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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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虽提倡古文，但他也在散文中大量运用了骈偶的修辞手法和对句，并对对仗的句子加词改造，这比骈文又多了几分松散自然。但语句仍具有形式上的对仗，既能彰显文采，又有利于朗诵和流传，在精美整齐的句式中意义得以凸显。许多对偶句在现代仍有警示意味，如《师说》中的“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4］49，《进学解》中的“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4］50等，形式对仗，内容精辟，自然且不露痕迹。钱基博曾评论《进学解》说：“虽抒愤慨，亦道功力；圆亮出以俪体，骨力仍是散文；浓郁而不伤缛雕，沈浸而能为流转；参汉赋之句法，而运以当日之唐格。”［7］155意思是它既吸收了骈偶句法，又自有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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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韩愈散文骈散融合的成因

在骈文为主流、古文衰微的大背景下，韩愈的文道观念和他古文的创作实践也有一些矛盾之处。一方面，韩愈的思想与儒家密切相关，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他自是排斥佛老，而且他也认为自己继承了儒家的真正道统，因此渴望复兴儒学、重振古文，这使得他的文章重视现实性和功利性，为此他系统性地提出“文以明道”理论。另一方面，韩愈此举又使得文与道有了分离，也使得散文的文学性和审美性在文章中得到了更好的发展。虽然韩愈大力倡导古文，想要完全革除浮靡文风，但他对于骈文辞藻与形式之美有着深刻的认识，重视文辞的表达，也注重吸取和借鉴骈文的技法，因此其散文创作呈现出骈散融合之特色。

（一）“文以明道”与对古文的推崇

韩愈散文中有大量通俗化与大众化的口语词汇，这些口语化词汇能使文章更自然简明，在骈文与古文融合的散文中也更能见其价值。而在一些需要直接抒发感情的作品中，口语化的词更能体现感情的自然真挚，如《祭柳子厚文》的最后一段无一生僻词，即使字数固定，也很好地表达了韩愈的哀痛与对友人的赞美。而在刻画人物和叙事时，口语化的语言更为鲜明生动。《张中丞传后叙》是韩愈对李翰所著《张巡传》的补充，韩愈在文中对多个人物的事迹都有刻画，尤其是对南霁云的描写无任何套话虚语，也无僻字怪句，口语化的语言皆体现了他对人物透彻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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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冯宿论文书》中韩愈道：“仆为文久，每自则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及示人，则人以为好矣。”［4］220韩愈认为那些随大众的时文即骈文是令他下笔都感到惭愧的，其中难有真正的思想和感情，这对于他的传道也是有碍的。在《答崔立之书》中韩愈又提到“乃类于俳优者之辞，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4］186，愈发突出自己的审美意味。在《题哀辞后》中韩愈说自己“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4］340，可见他改革文风就是为了习得古道，并发扬自己坚持的道。韩愈在当时能不与时俗合流，践行自己的为文之法，在古文创作上多有成就，主要原因就在于他心中的坚持。在“文以明道”思想的指导下，韩愈推崇古文，并在骈文的主流中开拓出新的道路，使得骈文与古文不断融合与蜕变。

（二）“文道并重”及对骈文的借鉴

韩愈虽重道，但也并未就此轻文。他提出“文以明道”，但这样反而使“道”与“文”得以分开，使“文”在文学性上可以单独地、更好地发展。因此，韩愈的感情可以在文章中不受束缚地表达，他随意“舒忧娱悲”，甚至“以文为戏”，这也使得他在文学创作方面获得极大的自由，并取得丰硕的创作成果。韩愈志向高远，注重文学对现实的社会作用，但并非闭门著书，他的古文也并不是单纯的弘道作品，其中一些作品常被同时代的人不理解，也受到后世儒家学者的批判。但韩愈对骈文有着包容的心态，且有不拘骈散的创作实绩，开拓了文章的创作之路。即使面对诸多不理解，韩愈依然坚持自己独特的风格，值得后世学习借鉴。

韩愈创作的《送穷文》《毛颖传》等文就曾引发诸多争议。他在《答张籍书》中自我辩解道：“吾子又讥吾与人人为无实驳杂之说，此吾所以为戏耳；比之酒色，不有间乎？吾子讥之，似同浴而讥裸裎也。”［4］148可见他承认文学在娱乐上的重要作用。后世亦有许多人批评韩愈“以文为戏”，对韩愈所论之道有诸多不满，这也从侧面证明韩愈并没有完全把文学当成一个纯粹的传道工具。而且，韩愈并不只是研习儒家经典，对诸子百家也都有涉猎。在《进学解》中韩愈就说自己“上规姚、姒”“下逮《庄》《骚》”［4］51，对于不同风格的作品也能从中学到知识，从而充实自己的文章。韩愈的观念并不狭隘，因此其散文既能传承厚重的思想，又能吸收骈文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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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散文成就非凡，最重要源于他对文学本质的认识。韩愈认识到文学的独特价值，认为许多流传千古的文章与道德和政事并无关系，成就高低主要取决于文学自身的艺术特点。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中说“及得三王所为序、赋、记等，壮其文辞，益欲往一观而读之，以忘吾忧”［4］102，这说明他对于骈文的美和功用是有体会的。在《答陈生书》中韩愈也提到“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4］197，他虽然重视传道，但也注重文辞，而这正是他超越前人之处。“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4］163，韩愈对于“文”的作用有着明确的认识。

将文学视为传道的工具，这对古文来说也是一种束缚。虽然古文在论述时的生动大都超过骈文，但骈文的文采亦不能完全抛弃。无论骈文还是古文，它们终究具有相同的本质属性和历史渊源，且它们的终极指向即明道也有相通之处，但它们的创作终究受到创作者自身才华和经历的限制。而韩愈能在骈文和散文中找到平衡，文道并重，创作出骈散融合、内容与文采兼具的优秀作品，领导古文运动，并影响后世，可见其才华和能力。袁枚曾道：“韩、柳琢句，时有六朝余习，皆宋人之所不屑为也。惟其不屑为，亦复不能为，而古文之道终焉。”［8］1549后世学韩愈者多矣，但都难以冲破文体之限反而受其束缚。韩愈将骈文与散文之优势融会贯通，不持偏见，文章自有高格、终成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