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自然碳汇开发案例及启示*
——以美国曼哈顿城市公园系统和澳大利亚草原生态系统为例

侯 娜 赵婉争 仲思佳 朱倩颖 刘雯雯 张大红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3)

推动实现“30·60”碳达峰和碳中和,不仅是我国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举措,也是服务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途径。2021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对进一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任务、政策等方面作出重要部署。《意见》中指出除了要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科研应用等方面持续发力,走好减排增效之路外,还要持续巩固提升碳汇能力,提高生态碳汇增量。实现“双碳”目标是一项多维、立体、系统的工程,涉及能源动力、工业企业、建筑交通、生态环境等多个领域。从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对推动绿色发展的战略部署可知,实现“双碳”目标大致有2条路径:一方面要“降碳”,通过推广可再生能源优化能源结构,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升级产业结构,发展低碳交通、低碳建筑等实现提质增效、节能减排；另一方面要“负碳”,基于自然解决方案,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大对碳捕获、碳利用、碳封存技术的研发来消减温室气体。上述2条路径相互配合,协调进行,才能实现“双碳”最终目标。当前,我国减排效果较为显著,但是减排潜力有限。据推测,即使到206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占比从目前的约16%提高至80%以上、非化石电力占比由目前的约33%提高至90%以上,仍有约20亿t温室气体排放难以消减[1]。因此,在现有节能减排技术的基础上,从碳汇角度发掘新的解决方案尤为重要。自然碳汇是未来我国应对碳达峰、碳中和最经济有效且消极影响最小的途径之一[1]。

对于自然碳汇目前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主要指通过森林、草地等自然生态系统,在一定时间范围内,依靠自然调节能力深度参与全球碳循环的过程,大气中的CO2被陆地和海洋植物光合作用吸收后进入生物圈、岩石圈、土壤圈和水圈,一部分被吸收的碳在生物地球化学作用下最终成为碳汇,另一部分通过土壤呼吸和微生物分解重新返回大气[1],以这种方式达到降低温室气体浓度、减缓气候变暖的目的。研究指出[1],到2030年,我国陆地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的最大技术减排潜力约为每年36亿t CO2(不包含海洋碳汇),林木每生长1 m3平均吸收1.83 t CO2,但其成本仅为技术减排的20%；按照天然草地每年可固碳1.5 t/hm2计算,我国草地资源每年总固碳量约为6亿t。因此,自然生态资源对于实现碳中和的贡献不容忽视。为了更好发挥生态系统的作用、提高自然生态资源的碳汇功能,2008年世界银行发布的 《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和适应性:来自世界银行投资的NBS》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Nature-based Solutions,NBS)。作为提升自然碳汇能力的一种路径选择,NBS在解决全球生态问题上的潜力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讨论与实践；同时,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出现了很多具有地方特色、形式多样的案例,如号称“绿色城市”的阿根廷门多萨市、创造草原奇迹的中国毛乌素沙漠治理、印度的零预算农业等,均是基于当地自然社会条件进行创新的治理方案,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了典范,丰富了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路径[2]。

在我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通过自然碳汇实现“双碳”目标是一条重要的途径。但生态系统从自然生长到作用发挥需要一个过程,如果在碳达峰后再进行生态布局未免会有些仓促。因此,应从战略全局出发,根据达峰后每年需要的消减量进行科学计算、提前谋划,推进各地方基于实际情况进行规划实践,才能打赢这场“双碳”持久战。当前,我国在法律制定、政策引导、明确地方政府责任等层面不断加大部署力度,但在实践方面还缺乏相应的经验总结。同时,我国国土面积辽阔,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发展程度和社会治理水平的区域差异显著,生态系统建设不能一概而论,而需要因地制宜。基于此,本文将在梳理美国曼哈顿城市公园系统和澳大利亚草原生态系统建设现状的基础上,分析我国上海市绿色城市建设和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生态建设的进展与不足,归纳总结基于自然解决方案进行生态建设的经验,并从树立系统思维、完善生态监测系统、搭建大众参与平台等方面为我国进行生态建设、实现“双碳”目标提供借鉴。

1 美国曼哈顿城市公园系统建设与经验借鉴

曼哈顿位于 38°58′N,95°14′W, 东临大西洋,主要由曼哈顿岛、罗斯福岛组成,总面积59.5 km2。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和湿润大陆性气候的过渡地带,受海洋影响较大,全年气候较同纬度地区温和。作为纽约市中心,曼哈顿人口密集,经济也十分发达。然而,“寸土寸金”的曼哈顿拥有大小各异的公共绿地168块,总面积1 076万m2,其中中央公园是纽约市最大的都市公园[3-4]。20世纪初期,曼哈顿并不是城市绿化的典范。随着美国经济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公共空间狭窄、空气污染、传染病频发等环境问题日益突显,这使当地政府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在长期治理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城市公园系统,在美化城市景观、改造城市生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1 曼哈顿城市公园系统规划及自然碳汇开发

1)独特的城市公园系统。纽约最早的公园规划始于1858年的纽约中央公园。100多年来,随着“城市公园运动”“城市美化运动”等相继开展,纽约逐渐形成多个公园相互联系的城市公园系统,并建设了更大尺度连接的绿道系统和漫游路径规划[5]。位于纽约中心的曼哈顿绿地面积占土地面积的80%,形成了良好的城市生态[6]与城市公园系统。城市公园系统是由开放绿地、公园、公园路、绿道共同组成的城市生态系统。在曼哈顿城市公园系统建设实践过程中,城市公园理念不断拓展,既有为解决城市化问题建设的中央公园、为改造城市废旧铁轨规划的高线公园[7]、根据码头结构开发的哈德逊河公园、抗击海上风暴设计的U形公园等,也有镶嵌在城区的社区公园、口袋公园等微型绿地。这些共同组成了曼哈顿完善的城市公园体系,在恢复城市自然环境、提升居民幸福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城市公园系统相互配合的是不断更新的城市规划。2006年,为应对经济持续发展、人口增长,及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纽约发布了 《纽约城市规划:更绿色更美好的纽约》,该规划从城市的土地、水、能源、空气等6个方面对城市绿化与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要求,并提出在2030年至少实现30%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2007年,“绿色纽约计划”被提出并成为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范式；该计划推出以后,纽约实施了涉及城市生活方面的相关举措127个,预计到2030年,纽约将为100万新市民提供足够的居所,同时减少城市的碳足迹。2012年,曼哈顿推出“绿色区划”的举措,旨在将原城市建筑改造为高性能绿色建筑进而达到节约能源、减少碳排放的目的。

曼哈顿长期生态建设成效显著,不仅改善了生态环境,也产生了经济效益。公园的建立使原本的废旧地重新焕发了活力,吸引了更多商户入驻,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

2)以人为本、因地制宜的绿化设计。曼哈顿城市公园系统绿化设计在实现充分调节当地生态作用的同时开拓了城市居民休闲空间,进而降低了碳汇建设的经济成本。纽约中央公园作为美国第1个城市公园,充分结合当地自然条件,在保留原生植被和地形地貌的基础上进行规划,设计了山岩、小型森林、草原、湖泊等景观,并在之后的建设中充分考虑城市公共空间开发与土地价值,依托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文化设施,为市民在城市混凝土中提供休憩娱乐的“绿洲”。在城市公园上发展起来的城市绿道也是曼哈顿的特色之一,其中著名的高线公园改造项目被视为建在高架上的绿色交响乐[7],依托废置的高架铁路,将铁路原有的铁轨栏杆进行改造设计,融入公园内部元素,与周围环境相得益彰,成为切尔西区独特的历史自然景观。同样,在一片逐渐荒废的工业港口,为恢复纽约滨水地区自然海岸线启动的一系列滨水复兴计划和韧性亲水空间项目,在硬质铺装和废弃港口上创建了纽约的绿色保护屏障,不仅节约了清理成本,还吸引了大批投资商,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可见,曼哈顿在进行城市绿化设计时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和原有景观,大大节约了绿化建设成本,为公园绿地后期运营维护提供了资金支持。以高线公园为例,现在的高线公园由“高线之友”管理,其职责包括募集私人资金用于支付公园的运营成本,每年募集的资金能支付公园运营90%以上的开销[8]；此外,高线公园还为当地带来可观的投资与税收[9]。在平衡绿地建设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发挥自然景观生态功能的同时挖掘了生态环境的经济价值。

1.2 上海市对曼哈顿绿色城市建设经验的借鉴

上海市岛屿众多,气候受海洋影响大,其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与曼哈顿类似。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市经济发达,人口密度大。在经济长期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上海市的生态环境遭到了破环。近年来,虽然上海市绿化建设快速发展,但仍存在景观效果不佳、生态效益低下、用地紧张且绿地质量低下等问题[4]。因此,借鉴曼哈顿城市公园体系建设经验,可为上海市因地制宜发展城市生态提供更多解决方案。

1.2.1 上海城市绿地建设与自然碳汇开发现状

进入21世纪以来,结合大市政建设、旧城改造、污染工厂搬迁等,上海市辟出成片土地建设绿地,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已经从1999年的3.60 m2[10-11]增至2020年的9.05 m2,绿地覆盖率从1999年的20%[11]增至2020年的37.30%。2020年,上海市“环、楔、廊、园、林”生态格局基本形成[12]。相关专家认为,在 GB/T 51346—2019《城市绿地规划标准》实施背景下,上海市要构建城市绿地系统“三环九廊”的绿色生态空间格局,完善三环城乡公园体系,打通9条生态廊道,建成兼有生态保育、风景游憩和安全防护的绿地生态网路,优化提升“多层次、成网络、功能复合”的生态空间体系[10]。增加的绿地面积也为上海市绿地碳汇提供了增长潜力,目前上海市碳汇量整体上还处于较低水平,但其中森林碳汇和城市绿地碳汇占上海市碳汇的比重较高,且能将固定的碳储存起来,并不再参与流通,是上海市的关键碳汇[13]。随着世博园、迪斯尼乐园等大项目的建设,上海市大规模绿地很难新增,即未来上海市绿地面积增量有限,对碳汇增加的贡献也很有限。应该以提升城市生态规划与建设的质量为抓手,开拓城市绿色空间,最大化发挥城市绿地碳汇效应。

已经迈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的上海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7—2035年)》提出要转变城市发展模式、锁定建设用地总量、全面提升土地利用效率等要求。面对新要求、对标新定位,上海市土地供需矛盾突出[10]。尽管上海市绿地建设规划越来越得到重视,但是由于上海市高强度的用地竞争环境,绿地景观只能在快速城市建设的缝隙中存在,难以营建大规模森林,而且变得更加破碎[14],其绿地建设还存在大型绿地分布不均、城市绿地建设与城市空间结构不协调、城市绿地生态功能不够强化、急于求成[11],以及绿化成本高、资源利用率低、重景观而忽视居民体验等问题。因此,上海市很多地方出现了绿化建设高投入、高维护的现象,尽管绿地面积扩大可增加碳吸收能力,但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成本,给当地财政带来了不小压力。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借鉴曼哈顿经验,有效开拓城市绿色空间,筑牢城市生态屏障,发挥城市森林与绿地的碳汇效应,是上海市城市绿色规划需要解决的问题。

1.2.2 曼哈顿经验借鉴

1)立足城市总体发展,形成绿色网络系统。综合考虑城市原有生态环境、功能区、公共空间、历史文化和防灾减灾等需求进行总体规划,立足城市长远发展,不仅要关注生态景观公园等大型公园建设,还要加大力度构建社区公园、郊区公园等微型绿色空间。例如,在工业区建设绿色生态隔离带、在居民区开发社区公园、利用上海市海岸线形成绿色走廊等,打破绿地“岛屿化”情形,避免短视效应,形成绿色网络系统。

2)协调绿地空间布局,降低碳汇建设成本,提高绿色管理水平。今后绿地建设应综合考虑人口密度、居民幸福感等因素,体现人文关怀,实现人与自然协调统一。一方面完善绿地标准,均衡绿地空间分布；另一方面建立绿地规划综合考评体系,不盲目进行绿地建设,结合当地特色创新绿色空间形式,或是进行开发建设,或是在原有基础上改造,减少不必要的支出,节约绿地建设成本,关注居民对绿地规划的满意情况,建立多形式、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绿色空间体系与节约、有效的管理模式,以更好地发挥碳汇效应,改善城市生态。通过多元方式探索城市绿化设计新路径,节约绿地建设经济成本,进行绿地建设、休闲娱乐项目开发并以此盈利,为城市绿地维护与发展提供良好的资金支持。

2 澳大利亚草原生态系统建设与经验借鉴

澳大利亚位于 10°41′—43°39′S,112°—154°E,总面积769.2万km2。地形自东向西呈3个纵列分布,依次为山地、平原、高原,东西跨度大,约70%的陆地面积属于干旱、半干旱地带。受自然环境影响,澳大利亚草原面积广阔,约650万km2,牧场面积占世界牧场面积的12.4%,天然草场占国土面积的55%[15]。澳大利亚畜牧业发达,经济发展水平高,农牧产品和矿产资源出口占经济总量比重大。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草原生态管理系统,在草原管理模式、生态评估及监测方面取得了良好实践成果。

2.1 澳大利亚草原生态管理系统建设及自然碳汇开发

1)草原生态系统管理。澳大利亚从生态系统协调发展角度出发,建立了全流域管理体制(Total Catchment Management,TCM),将水土、植被等自然要素作为一个整体规划,克服了行政区划割裂化、管理决策因人而异等问题,将政府、公众、专家学者一同纳入区域管理,形成了流域管理网络体系与草地科学化管理模式[16],在资金筹措、协调战略实施、监测生态改善效果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在实践中完善治理方式,提高了畜牧业生产效率,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新南威尔士州于1984年形成TCM政策后通过法律规定设置流域管理委员会,由州流域管理委员会协调政府和公众来实现自然资源持续利用的目标[17]。TCM规划将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考虑,认为生态环境治理具有复杂性、相互依赖性,要打破行政界线,允许能够发挥全流域管理职能的主体跨过行政区划实施管理,建立起一套由政府、州流域管理协调委员会、流域管理委员会等共同协作的管理制度,以问题为导向,从气候、资源、人口等角度出发,寻找不足并针对性地提出解决办法,提高生态治理效度和生态环境监测的客观性。

2)草原监测系统建设。草原监测作为澳大利亚陆地生态系统监测的重要组成部分[18],现已建立起全国范围内的草原监测系统,涵盖土壤、生物多样性等自然环境指标,及人口分布、牧民收入等社会经济指标。各州也根据自身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在有关部门的主管下确立具体监测标准。昆士兰州就是其中之一,基于气候类型多样、矿产丰富等的自然条件特点,在初级产业部、自然资源和矿业部的主管下形成了以对150个乔木样地进行监测的样带记录和处理系统 (TRAPS)、对350个草原样地进行监测的QGRAZE计划、鼓励牧场主参与的草业核查计划 (Grass Check)等为核心的监测体系,不仅与当地多植被类型的自然环境相匹配,还充分发挥了牧场主的主动性,为当地以及全国环境治理提供了数据支持和有效监督[18]。新南威尔士州在建立监测系统的基础上开展人员培训,并承担对州土壤保护机构保存的草地资源调查清单、绘图、植被研究和监测等历史资料进行整理更新的任务[18]。西澳大利亚州建立了草原监测系统 (WARS),鼓励牧场主自行监测,提高监测效率,降低监测成本。北方地区则在国土规划和环境部指导下建立了两级监测层级,一是偏重在全州范围对承包牧场建立永久相片记录点的监测计划Tier1,二是偏重在特定高原和流域对土壤、植被和生物多样性进行监测的计划Tier2。通过政府政策引导,各州相继出台了行动方案,澳大利亚的监测体制也在实践中逐渐完善。该体系通过建立监测指标体系并规范其建立过程,扩展监测范围,设立固定点长期监测,联合科研院所,形成了具有稳定投入与科研支持的草原监测预警系统,为草原保护发挥基础作用,促进了草原生态恢复与可持续发展。

2.2 内蒙古自治区对澳大利亚草原生态管理系统建设经验的借鉴

我国内蒙古自治区自然条件与澳大利亚较为相似,干旱半干旱地区面积大,草原面积广阔,草地类型多样。此外,农牧业、矿产资源在当地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也较为类似。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内蒙古自治区的草原面积近54.17万km2,约占全国草原面积的20%,是我国草原面积最大的省域[16]。由于长期过度放牧及矿产资源的掠夺式开采等原因,草原生态遭到严重破坏。

随着“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等理念的深化与践行,以及林业、草原、国家公园“三位一体”融合发展的提出,内蒙古自治区探索建立以“林 (草)长”为基抓保护、以“公园”为轴谋发展的融合发展模式[8],进而提高草原生态治理效力,发挥草原碳汇效应。但由于当地自然环境复杂,在草原环境治理过程中还存在生态系统割裂、监测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因此,借鉴澳大利亚草原生态系统管理和草原监测体系的建设经验,对完善内蒙古自治区生态治理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2.2.1 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生态建设与自然碳汇开发现状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生态建设成果显著,通过工程项目建设,2019年草原“退化、沙化”面积比2000年减少268万hm2,与2010年相比减少57.30万hm2,全区草原植被盖度连续3年保持在44%,草原生态退化趋势得到遏制,草原生态持续向好[19-21],草原碳汇潜力不断增大。在草原碳汇评估技术层面,内蒙古自治区对接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的国家战略需求,在草原生态系统增碳调控技术研发上取得了较大进展,探明了草原保护建设技术的固碳潜力,即草甸草原30.57 kg/m2、典型草原18.51 kg/m2、荒漠草原15.84 kg/m2。同时,内蒙古自治区建立了草原固碳潜力快速评价指标体系和估测方法,研制了草原生态治理工程与保护建设技术效益快速评价系统,实现了专家打分、定位观测、遥感反演等13项指标的多元数据融合。

在草原管理和草原监测指标体系构建等方面,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生态建设仍然存在管理方式不科学、监测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影响了内蒙古草原碳汇潜力的发挥。当前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生态建设缺乏科学有效的管理措施。石双[19]通过实地调查442户牧民,总结了内蒙古自治区现有的几种草场管理模式,发现目前草场管理仍是以牧民的零散经营为主,私地经营的模式依旧占据主导,这种管理模式最大的问题就是管理规模小且管理分散,缺乏协同。马晓洁[20]通过对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碳汇协同管理从属网络的构建,以及对网络结点度和参与度的计算分析得出,当前各类协同方的参与率普遍较小,参与草原碳汇协同管理的态度消极,整个网络凝聚度低、连通性弱,信息和资源的传递滞后,造成管理活动过程中资源的缺失,政府的权力没有发挥效力,管理效率低下,从而运营效益也比较低。此外,当前我国对于构建草原监测指标体系的研究不足,且大多研究基于单独区域或生态要素的某一方面进行,并未从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综合考察草原生态要素的评价指标体系。相较于农业、林业等行业,草原行业的研究、调查、监测、评估等基础工作薄弱,缺少更精细的区划,分区政策难以实施,对于草原的重点保护、修复和合理利用都存在一定的盲目性,科技支撑能力不足,草原监管力量不够,草原监测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因此,应树立草原生态系统理念,探索建立草原生态系统管理机制,将各参与方纳入草原管理中,发挥协同管理的优势和效果,最大程度释放内蒙古草原碳汇潜力。同时,实现对草原的系统监测,摸清草原资源底数,确定我国草原资源现状、草原退化情况,以及草原生态修复工程成效等,这对实现“双碳”目标有重要意义。

2.2.2 澳大利亚经验借鉴

1)建立生态治理体系,提高草原生态治理效力。针对制度机制尚不成熟、科技支持不足、人才缺乏等问题,法律法规等制度的设计要充分考虑人才培养、科研支持等,并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不同地区实际情况合理施策,不能采取“通用法则”。如位于呼伦贝尔沙地一带的内蒙古东部草原矿区,在治理中要考虑矿产开发对当地水、生物、大气等资源环境的生态累积效应[22],系统规划矿区生态恢复方案、建立生态治理评价指标体系和生态监测体系,不能人为地割裂植被、水土、大气等生态要素之间的联系。此外,还要充分调动各主体在草原生态治理中的积极性,发挥政府引领作用,吸引更多企业参与,打造专家学者交流平台,引导广大牧民加入到方案确立、政策实施、指标建立和效果监督的过程中来,形成多层面、多主体、全方位的生态治理体系。

2)提高草原监测技术,完善草原监测系统。针对目前草原监测指标体系研究不足,且大多研究基于单独区域或生态要素的某一方面进行,并未从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综合考察草原生态要素的评价指标体系等现状,应依托科研院所,加大资金投入,打造专家学者交流平台,加快建立起一套能反映草原生产力、健康水平、生物多样性和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同时,要找准区域生态建设发力点,优化固定地面监测点。相较于澳大利亚2 500个长期固定监测点和20 000多个取样点[22],我国国家级草原固定监测点仅200余个,部分草原面积较大省份的国家级草原固定监测点还是空白,且分布不均,由于相关技术标准以及管理制度的缺失,固定监测点并不能发挥作用[23]。因此,应加快对我国草原资源的摸查,采用遥感、大数据等相关技术,根据各区域自然环境特点有侧重地建立地面固定监测点,为草原生态监测工作提供稳定、有价值的数据支持。最后要调动牧民的积极性,让相关利益主体参与进来。澳大利亚在草原监测工作中鼓励牧场主在自家牧场设立记录点,以形成丰富稳定的监测数据,进而降低监测成本。因此,在我国的实践过程中,要鼓励广大牧民、企业参与到草原生态监测与治理过程中来,探索建立“政府—企业—牧民”合作的新模式。

3 结语

曼哈顿的城市公园系统和澳大利亚的草原生态管理系统尽管形式不同,但在实施生态建设、实现“双碳”目标过程中,二者在治理理念上却有共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3方面:

1)因地设绿,基于自然解决的角度,以系统思维进行生态规划,不人为割裂生态要素之间的联系,实现环境的整体和谐。曼哈顿的城市公园系统充分考虑到城市布局与土地规划,基于不同城市用地类型,保留原生植被,创造了口袋公园、绿道公园等多种形式。在改造废旧区域时,也没有大拆大建,而是在原有设施基础上进行改造,节约了建设成本,避免对环境产生二次伤害。澳大利亚的“全流域管理体制”将水、土、生物等要素全部纳入一个流域综合考虑,在生态修复过程中注意维持生态系统平衡。

2)重视监测,从政策出台到落实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管理体系,形成了管理闭环。生态系统建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监测体系以促进生态改善。在曼哈顿城市公园系统建设过程中,十分注重对绿色城市建设工程的环境评价,追求环境长期改善与自然生态和人文环境的和谐。澳大利亚的草原生态监测系统更是通过各州建立完善的草原监测系统突破时空限制,实现对草原生态要素的实时监测,极大提高了管理效率。在“双碳”目标背景下,生态目标与之前相比也有了变化,在法律法规、体制建立、标准确立等方面需要与时俱进,建立起标准完善、科学有效的监测体系对于避免“短视效应”,及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接力跑”来讲是十分重要的。

3)将利益相关者纳入管理体系,搭建交流平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文中的2个案例均通过制度建立、平台搭建等措施有效地激励大众参与,建立起“政府—民众—企业—专家”沟通合作的平台。如何加强交流与合作,形成合力,共同开发关于生态系统恢复与基于自然的系统完备的碳汇体系,是影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与“双碳”目标实现的重要因素之一。应使公众认识到自己既是利益相关者也是保护环境的责任方。在我国,公众对生态建设的认识不足,对于碳汇的认识还停留在国家战略部署与专家探讨,以及相关企业的市场策略方面。只依靠几方发力是远远不够的,只有使公众认识到绿色建设的重要性并参与进来,这种生态治理模式才是持续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