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与认同
——《客厅里的绅士》中的东方书写

骆谋贝

引 言

英国作家毛姆曾于1922年来到东南亚中南半岛游历，并将他一路的观感结集成一部游记《客厅里的绅士》。该作有清晰可循的旅行路线，由毛姆旅程中一系列零碎印象连缀而成，可谓毛姆三部游记中真正可称为游记的作品。①对于这部游记，有评论家给予高度评价，帕特里奇(Partridge, 2003: 183)认为，“这绝不是一部毛姆小说或毛姆戏剧，但他的这部最新作品比他之前的任何作品都要耐读或给人以完完全全的愉悦感”。

英国旅行文学可谓源远流长，大多数西方学者将其起点定于15世纪，也就是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的时代，这一时代见证了现代性的勃发。“随着欧洲各国变得越来越稳定和富裕，人们也开始到更遥远的海外去游历。与此同时，方兴未艾的印刷术以前所未有的数量促进了书写和观念的交流。有关旅行的写作是一种无须经历冒险、辛苦，无须耗费旅资，却能走南闯北、扩大见闻的途径”(Brown, 2000: 2)。旅行从根本上说是现代性的产物，由现代性空间想象与主体意识共同建构而成。旅行文学曾与帝国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如果经济和军事实力是帝国崛起的“硬核”，那么政治、宗教、文化和意识形态就是不可或缺的“软核”，旅行和旅行文学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帝国鼓励冒险和旅行，也鼓励旅行者以“帝国的眼睛”将自己的异域见闻形诸文字，使之成为塑造和扩展帝国的空间想象的符号载体，实现“将世界放在纸上”(Hulme & Youngs, 2002: 17)。大英帝国时代的旅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