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中国自己的翻译理论：许渊冲的翻译实践及其价值*

张西平

(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100083，北京)

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典籍翻译的历史上，如果我们选择最重要的人物的话，许渊冲先生，无疑是一个绕不过的丰碑。无论是将其放在国际汉学的范围内，还是将他放在中国近百年的中译外的历史上来看，许渊冲都是一个典范，他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丰硕的翻译作品，还写了大量的关于翻译理论的文字，这些都成为我们研究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域外传播的宝贵财富。

1 许渊冲的中国典籍翻译成就

许渊冲先生是20世纪中国的一位大翻译家，他在中译外和外译中两条战线同时展开，这本身就十分罕见，同时，在中国典籍外译中，他在英文和法文两个语种同时展开，这更是无人可比。“书销中外五十本，诗译英法唯一人”，的确是他真实的写照。许渊冲在中国典籍翻译上的成就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第一，从中国古代经典的翻译的数量上，许渊冲的翻译成就无人可比。我们可以对许先生的翻译成果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在20世纪的西方汉学界对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数量最多的是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Arthur David Waley,1889—1966)。韦利是一个奇特人物，自学成才。英国汉学家霍克斯曾说过：“韦利一共出版了36部长篇的汉学著作，这种产量只有在那些随意删改的译者或者侦探小说家那里才有可能。”[1]韦利一生著述丰厚，在研究写作的范围上要大大超过许渊冲先生，他对中国的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多方面都有研究，一生写了数不清的书评和序言。但韦利一生代表性的成就仍是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翻译，而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翻译是其主要的成就。

韦利从1916年在Lowe Bros出版他的第一本中国古代诗歌翻译集《中国诗歌》(ChinesePoems)开始，到1963年他在BulletinoftheSchoolOrientalStudiesVol.XXVI上发表最后一篇关于敦煌诗歌研究的论文‘A Song From Tun—huang’韦利尽管在翻译上涉猎中国古代文化的许多方面，但他成就最大、影响最大的仍是诗歌。

但如果将韦利所翻译的中国古代诗歌数量和所翻译的中国古代诗人的作品与许渊冲所翻译的中国古代诗歌数量和所翻译的中国古代诗人的作品相比，许渊冲在翻译的数量上仍然超过韦利。

第二，从翻译的质量上，许渊冲先生的翻译在许多方面高于同时代的西方汉学家。诗歌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是相当困难的，由于其语言的简约性和内容上所包含的文化深刻性，有人认为诗歌甚至是不可翻译的。但由于诗歌代表了一个文化的精华，在理解一个文化时，如果不知道这个文化中的诗歌这个文学形式，我们就很难全面理解这个文化。因此，尽管诗歌不可译的声音不断，但对诗歌的翻译总是成为翻译领域中一个新人辈出，成果不断的领域。西方汉学界对中国古代诗歌的翻译如果从来华耶稣会士的翻译《诗经》算起，经历了近四百年的时间。如果将许渊冲的中国诗歌外译放入西方汉学的脉络中，如果我们从所翻译诗歌的质量上加以考察，他虽然是一个后来者，但其贡献仍是很大的。

在对中国古典诗歌内容的理解上，许渊冲先生明显高于西方汉学。在比较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在古典诗歌的翻译时，他说：“美国人译的杜诗更能体现西方文化的‘求真’精神，中国人的译文更能显示东方文化的求‘美’传统。但姜词《扬州慢》包含的文化典故太多，没有英美人译文，只有中国人的译作。这又说明了中美文化的一个差异。译文只能使人‘知之’，很不容易使人‘好之’。”[2]在许渊冲看来，对诗歌内容的理解是诗歌翻译的关键，由于中国古典诗歌的用典很多，包含的历史文化内容厚重，这样对西方汉学家来说是一个很艰巨的事情，在这点上，中国学者对于内容的理解要胜西方汉学家一筹，所以，许渊冲说，西方汉学家只能“知之”，不能“好之”。例如关于李商隐的《无题·其二》的翻译。

李商隐这首诗是一首艳情诗，回忆他与情人的相会，表达一种思念。其中诗中有两句“金蟾啮锁烧香入，玉虎牵丝汲井回。”这两句尤其费解，如果中国文学知识不足，很难解释。许渊冲先生认为，这两句诗的意思是“早晨打井水的时候，诗人就离开他所相思的情人回家了。这两句诗是影射一次幽会的。”他认为，英国汉学家所翻译的：

A gold toad gnaws the lock. Open it, burn the incense.

A tiger of jade pulls the rope. Draw from the well and escape.

这个译文表面上看和原文几乎字字对等，但在内容的理解上相差甚远。他用自己的译文做对比：

When doors were locked and incense burned, I came at night;

I went at dawn when windlass pulled up water cool.

许先生认为“这个译文既没有译‘金蟾’，也没有译‘玉虎’，可以说是很不形似的了，但却基本传达了原诗的内容，不形似而意似。至于诗人在‘入’与‘回’之间的良宵一刻值千金，却尽在不言中了。”[3]所以，在他看来，自己的译文“不但意似，而且神似”，而汉学家的译文只是”形似”。他通过这两个例子，来说明英国汉学家所说的“我们几乎不能让中国人去翻译唐诗”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西方汉学家在唐诗的翻译上都不行，平心而论，西方汉学家在唐诗的翻译上也有佳作，例如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但由于唐诗中用典较多，特别是像李商隐这样的诗人，其诗歌内容的理解和解释，许多西方汉学家是不知所云的，在这个意义上许渊冲的自豪和批评是合理的。

这样的例子还很多，许渊冲先生在翻译中的一个重要讨论者就是西方的汉学家，这些汉学家的翻译作品成为他进一步展开自己翻译的前提，所以，在《诗经》的翻译上、在《长恨歌》的翻译上他都是不断与像韦利等重要的汉学家讨论、争辩。应该说，许渊冲先生保持了自己的翻译特点，他对西方汉学家所翻译诗歌的改写是成功的，他自己的翻译也显示出一名中国学者的深厚学养。

2 许渊冲在中国典籍翻译理论上的贡献

第一，许渊冲翻译理论的提出。许先生不仅在翻译实践上取得骄人的成绩，同时，在翻译理论上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特别是在中译外的翻译理论上独树一帜。他自己曾经总结了自己的翻译理论，他说：“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却要求优化,传情而又达意。我评论文学翻译标准是:一要达意,二要传情,三要感动。正如孔子说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之就是理解,达意;好之就是喜欢,传情;乐之,就是愉快,感动。形似而意似的翻译能使人知之,传达意美才能使人好之,传达三美(意美、音美、形美)更能使人乐之，……总之,我把文学翻译总结为三美是诗词翻译的本体论,三化是方法论,三之是目的论,艺术是认识论。”[4]

学者将他这套理论做了总结和分析，把他提出的“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作为他的翻译理论的总概括，而“实际上，这十个字是拆分开来解释的。‘美’是许渊冲翻译理论的‘三美’论，诗歌翻译应做到译文的‘意美、音美和形美’，这是许渊冲诗歌翻译的本体论；‘化’是翻译诗歌时，可以采用‘等化、浅化、深化’的具体方法，这是许氏诗歌翻译的方法论；‘之’是许氏诗歌翻译的意图或最终想要达成的结果，使读者对译文能够‘知之、乐之并好之’，这是许氏译论的目的论；‘艺术’是认识论，许渊冲认为文学翻译，尤其是诗词翻译是一种艺术，是一种研究‘美’的艺术；‘创’是许渊冲的‘创造论’，译文是译者在原诗规定范围内对原诗的再创造；‘优’指的是翻译的‘信达优’标准和许氏译论的‘三势’优势、劣势和均势说，在诗歌翻译中应发挥译语优势，用最好的译语表达方式来翻译‘似’是‘神似’说，许渊冲认为忠实并不等于形似，更重要的是神似“竞赛”指文学翻译是原文和译文两种语言与两种文化的竞赛”。[5-6]

第二，许渊冲翻译理论的特点。许先生的这个翻译理论在中国典籍外译的实践中价值何在？笔者认为以下几点是应特别注意的。

其一，在翻译理论上，特别是在中译外的翻译理论上，反对生硬的套用西方的翻译理论。199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理论涌入我国，一大批关于西方翻译的理论出版。运用这些西方翻译理论来研究翻译的著作开始大量出版。许渊冲通过自己的翻译实践，对在中国流行的翻译理论提出了批评，反对在中译外过程中套用西方的翻译理论。在谈到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时，他认为，这个理论在中英互译的翻译实践中是不适合的。[7]许渊冲在1990年代以来的多次翻译理论辩论中是孤独的，但实践证明，他从自己的翻译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翻译理论是有价值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场讨论时，我们可以体会到它的更大文化意义。百年来中国人文学科基本上都是拿西方的理论，来套中国的实际。理论上的崇拜西方，跟随西方理论界跑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当然，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有相当多的是有价值的，是西方学者的深入思考和创造的结果，问题在于，如何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消化这些理论，如何发现其中不适应中国文化的特点而加以抛弃和改造。如果放到中国整个的人文学科来看，象许渊冲这样的学者，敢于对西方的理论提出挑战，敢于根据自己的实践修正和批评西方的理论的人实在太少了。

其二，坚持从翻译实践中总结翻译理论，建立中国自己的翻译理论。许渊冲所以敢于对西方的翻译理论提出挑战，根本原因在于他自己就是一个翻译家，一个有外译中和中译外双重丰富实践经验的翻译家，而不是一个空头的理论家。目前在国内翻译理论研究领域，有不少学者谈起翻译理论口若悬河，但自己本身并未从事过真正的翻译实践。尤其在中译外方面，一些翻译理论研究者只是凭借着外译中的理论来改造中译外的理论。许渊冲说：“关于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我认为实践是第一位的,理论是第二位的;也就是说,在理论和实践有矛盾的时候,应该改变的是理论,而不是实践。……要用实践来检验理论,而不是用理论来检验实践。文学翻译理论如果没有实践证明,那只是空头理论,根据我60年的经验,我认为空论没有什么价值。”[8]许渊冲的翻译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中译外，目前的西方翻译理论几乎没有涉及到这个问题，据我所知韦利曾写过关于中文翻译成英文的理论文章[9]，但他在西方翻译理论界并未有影响，而在中国能在外译中和中译外两方面都有杰出贡献的只有许渊冲先生。所以，在许先生看来所谓的西方翻译理论其实并不全面，这些理论基本没有涉及到西方语言和中文之间的关系，这些理论顶多只是西方各种语言之间翻译实践的总结。因此，许渊冲下面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这场争论实际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中国学者能否根据自己的实践来提出理论。就中译外来说，当年王国维在评价辜鸿铭的翻译时做过一些总结，林语堂、梁实秋也都讲过一些，但大都比较零碎。系统的提出自己的中译外翻译理论的，近百年来中国只有许渊冲一人。更难得的是，他所提出的这些理论全部是在自己的翻译实践，而且主要是在中译外的实践中提出来的。目前虽然翻译理论界很热闹，但真正能与许先生翻译实践并驾齐驱的几乎没有，特别是在中译外翻译实践上，绝大多数翻译界的人都是在纸上谈兵。许先生的去世无疑是中国翻译界的一个时代的结束，其后能否出现如许先生这样的大家还很难说。

3 许渊冲翻译理论的中国特色

努力从中国文化本身的传统来总结翻译理论，这是许渊冲翻译理论的重要特点。许渊冲的翻译理论表达简洁、明了，象‘美化之艺术’,就是三美,三化,三之，其中三之就是知之,好之,乐之，这样的表达非常中国化，但这样的表达确是许渊冲先生从中国文化本身汲取营养所做的创造性转化。“三美”之说来源于鲁迅，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指出：“诵习一字，当识形音义三：口诵耳闻其音，目察其形，心通其义，三识并用，一字之功乃全。其在文章，则写山曰嶙峋嵯峨，状水曰汪洋澎湃，蔽芾葱茏，恍逢丰木，鳟鲂鳗鲤，如见多鱼。故其所函，遂其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1978年，他在自己翻译的《毛泽东诗词四十二首》英文、法文版的序言中正式把鲁迅的这个观点运用到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外译上，提出了他的“三美”理论。许渊冲的“三知”理论也是从中国文化中提取出来的。孔子在《论语·雍也篇》中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他在《知之·好之·乐之·三论之》一文中，正式将其运用到自己的翻译理论中，并同时将孔子的这个思想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的思想结合起来，加以总结。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当作‘蓦然回首’),那人正(当作‘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许先生说：“我想这话可以应用到翻译上来,那就是说,忠实的译文只能使读者“知之”,忠实而通顺的译文才能使读者“好之”,只有忠实通顺而又发挥了优势的译文才能使读者“乐之”。我想这话如果应用到翻译上来,第一境可以说是“知之”境,第二境是“好之”境,第三境是“乐之”境。“乐之”是翻译的最高境界,”他自己也明确地指出，自己的翻译理论来自中国文化和前辈学者，是对他们的继承和发扬，他的翻译理论中有孔子的美学思想，有王国维的艺术理论，有鲁迅的思想，有钱钟书的感悟，有郭沫若的创作实践的总结，有对傅雷翻译思想的吸收。

他套用《道德经》的语言所总结的翻译理论，在语言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理论上也完备而简洁，这是近百年来中国学者对翻译理论的最精彩总结：

译可译，非常译。

忘其形，得其意。

得意，理解之始；

忘形，表达之母。

故应得意，以求其同；

故可忘形，以存其异。

两者同出，异名同理。

得意忘形，求同存异；

翻译之道。

中国学者翻译中国古代文化从陈季同开始已有近百年，期间辜鸿铭、林语堂、吴经熊、杨宪益等都有翻译的佳作，林语堂、杨宪益也谈过自己的翻译理论，但像许渊冲这样翻译中国古代文化的经典如此之多，在翻译理论上如此全面展开的唯有许渊冲一人。许渊冲的翻译理论是在同当代学者的论战中，在自己的翻译实践中逐步积累和总结出来的。尽管对他的翻译理论仍有不同意见，但如果将其翻译理论放在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下考察，其贡献和学术意义就十分明显。

百年来中国学术界都是以西为师，用西方的理论来分析自己研究的领域和问题，这样的学术路径在一些研究领域是完全可以的，例如国际关系、政治学、社会学等等，但一旦涉及到中国的问题，在这些领域就必须注意其理论的适应性问题。而在中国文化研究领域，绝大多数研究者也都在使用着西方理论，这并非说在中国文化研究中不可以使用西方理论，而是说，在用这些理论处理中国的材料时要更加小心和谨慎。缺乏从自己文化根基总结本研究领域的基础性学术理论，这是目前中国人文研究领域最重的问题。许渊冲先生尖锐地指出：20世纪中国翻译理论界，大多是从西方语言学派摘取片言只字，用于中文，并无多少经验，并无多少翻译实践，更无杰出成果，却妄自尊大……

许渊冲翻译理论的文化价值在于：

首先，中国当代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应逐步走出“以西为师”的“学徒时代”，不能依靠仅仅援引外部的理论和思想来支撑中国的实践。我们看到绝大多数中国的人文学术研究者仍在重复者西方的各种理论，无论是古典的还是后现代的，食洋不化，从骨子里的崇洋是很多人的通病。在这个意义上，许渊冲的学术实践和理论对整个人文学术都有着极大的启示。

其次，要注重自己的社会现实和实践，将其作为学术发展的生命源泉。尽管，近四百年来中译外的主体是西方汉学界，但从陈季同开始，中国学者已经进入这个领域，并开启了自己的实践。许渊冲的理论并非是自己编造出来的词汇，而是从自己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他的实践的数量和规模在中译外的历史上都是完全值得肯定的。我想，许渊冲如果没有这大量的翻译实践，他是总结不出来这些理论的。没有一种学术是在空中楼阁中产生的，中国当下正经历着三千年未有之巨变，社会发展之迅速，社会进步之猛烈是前所未有的。百年来对外来文化，特别是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吸收，终于产生出今天这样宏大复杂的社会局面。但在如此丰富、多样的社会实践面前，很多学者不能投入其中，而是醉心于连自己也搞不清楚的一些西方理论，来解释今日之中国。关注中国当下的社会实践，投身都这种实践中，才能创造出新的理论。许渊冲先生正是在数十年来的中译外大量翻译实践中，才脱颖而出，创造自己的独特的翻译理论。

再次，中国的理论必须是自己民族的语言。许渊冲在自己的翻译实践中，努力从中国文化的土壤，从近代文化的发展历史来总结翻译的理论。这些理论的无论在表述上，在概括的内容上都表现出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他的语言表达尤其值得注意，对照一下目前国内翻译界的人所使用的语言，几乎绝大多数是洋腔洋调。翻译理论的表达，便面上是一个语言问题，实际上反映了一个学术的自主和自觉。“海德格尔曾引述洪堡的观点说：一个民族有可能给予它所继承的语言另一种形式，使之完全变成另一种崭新的语言；换言之，它可能不改变语言的语音、形式和规律，而把崭新的东西赋予语言，使同一个外壳获得另一个意义。”[10]在语言上许渊冲表现了极大的创造性，如果将其放入当代中国人文学术这无疑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语言。

最后，学术心理上的自足是学术创新的基础。自己不自信，如何谈创新。读一读许渊冲这段话，就足以看出他的学术心理状态是多么的自觉。他说：“中、英文之间的差距远远大于西方语言之间的差距，因此，中英互译的难度远远大于西方语言之间的互译。直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外国人出版过中英互译的作品;而在中国却有不少能互译的翻译家，成果最多的译者已有40种译著出版。因此，以实践而论，中国翻译家的水平远远高于西方翻译家。而理论来自实践。没有中英互译的实践，不可能解决中英互译的理论问题。因此，能解决中英(或中西)互译实践问题的理论，才是目前世界上水平最高的译论。”[11]

一般人读到许先生这段话时，起初或许感觉论者在自我陶醉，但仔细想一下，这个论断则是正确的。在中国典籍外译的历史上，许渊冲先生是一个里程碑，他的翻译理论是不仅仅是在翻译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同样在整个人文学术研究领域也具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和文化意义，他的思想和道路对即将走出和正要走出学术的“学徒期”的中国学术界来说，对绝大多数人文学者来说都是一个榜样，一面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