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国旧体诗功臣曹经沅*

朱德慈

(扬州大学文学院，225100，扬州)

在民国旧体诗史上，曹经沅是一位不容忽视的关键人物。学衡派魁首吴宓推尊为“今日诗界之唯一功臣，亦即他日诗史学之唯一功臣”。[1]但我们当下的学界对这位当年的诗界功臣研究得很不够，数十年来，仅两篇专题论文而已。[2]笔者不揣浅陋，力避与时贤重复，试就其诗路历程及在诗史与诗学史两方面的成就稍予申论。

1 风流一代曹绵竹——诗路历程述考

曹经沅(1892—1946)，原字宝融，后字纕蘅，四川绵竹清道镇人。幼承庭训，读书家塾，“有神童之目”。[3]十二岁补邑廪生。后赴成都，毕业于四川法政专门学校。宣统元年(1909)科拔贡。入京朝考，分发礼部，任主事。改制后，分配在民政部。入民国之初，历任内务部佥事、临时执政府秘书、摄安徽省政务厅厅长。

京师为宦，是其诗意人生的奠基时期。在此期间，他广交诗坛名流，潜心学习诗艺。首先是攀交老辈诗人如赵尔巽、高树、陈宝琛、王树枏、陈三立、郭曾炘、陈衍、郑孝胥等，向他们问道学艺，研习同光派诗法，得到他们的点评、延誉。其次是利用各种机缘，结交同辈诗家。主要表现为：

民国三年(1914)，清史馆成立，赵尔巽出任馆长。经沅通过赵尔巽得以预厕其间，于是不仅接触到更多的诗坛前辈，还结识了同辈诗人刘师培、邵瑞彭等。中华大学成立，他兼任教授，于是与王赓、彭粹中、李国柱、罗兆凤等中大诗人结友，赓和唱酬。民国七年(1918)，诗人孙雄、成多禄等倡立漫社，经沅积极参与，因之结交路朝銮、程炎震、陈浏等一干诗友，切磋琢磨。广泛联络在京的同僚、同乡、同年诗人，如胡朝梁、赵熙、向迪琮、李大防、刘道铿等，相互砥砺，以诗会友。通过种种努力，经沅“学以日进，声华藉甚。为诗文，下笔立就。……于国内诗坛，声气甚广”。[4]与此同时，凭藉其京官的身份，不经意间自然地成为联结晚清诗家与民国诗家最适宜的纽带。甚且凭藉其久居京华的地缘优势，已经具备了引领团聚地方诗人的潜能。

民国十五年(1926)，是经沅诗路历程的转捩点。这年夏天，出走至天津日租界的原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邀请经沅主持《甲寅》周刊《诗录》栏的编辑工作，经沅愉快赴任。同年秋，上海的《国闻周报》迁入天津，作为《大公报》旗下的附属产业。翌年秋，由王赓挂名，经沅实际负责的国风社，从《国闻周报》第四卷第二十五期始，新辟《采风录》栏，专载旧体诗词，用以接续《甲寅·诗录》。自此，经沅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诗词辑纂生涯。①令人惊叹的是，十年间经沅无固定编辑室，编辑室就在他的公文包里。然而它竟然按期发稿，逐期刊出，从未断档。虽无稿酬，仅抽印单页给作者为凭，但其来稿却源源不断。为避免抄袭，作者皆主编认识之人。凭借早年在北京积累的人脉，加上不断扩大的交游圈，他先后团聚了旧体诗作的行家里手三四百名，身份庞杂，林林总总，文学家、诗词家、艺术家、科学家以及遗老、政客等，在在多有。说当时旧体诗词的精英尽萃于此，也许并不为过。由于其在诗词界的广泛影响，远在湖南的诗词组织南社湘集诚邀其入伙②，所以经沅亦可被视为南社一分子。

民国二十一年(1932)，经沅由内务部参事出任安徽省政府秘书长。继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蒙藏委员会总务处处长、贵州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等职。受制于这些行政职务的实际需要，他不便于再把主要精力用在作诗或编诗上，遂在从政之余，不失时机地以组织诗歌活动为己任。因为他本是诗人，辑纂《采风录》期间积累了丰富的编辑经验，加上在政府中任职，可以为各种活动提供物质便利，尤其是其本人的积极热衷，所以经沅自然地成为1930年代最活跃的旧体诗作者集体活动的组织者。据现存文献统计，经沅一生牵头或参与组织的诗歌活动大小近三十次，其中多半集中在这十年间。此仅举其要者。

民国二十二年癸酉(1933)夏的匡山(庐山)吟社万松林雅集。关于此次雅集的因由与规模，当年8月3日《申报》第三版有过报道，题《牯岭通讯》：“今年气候较热，游人极多。日前会议闭幕，各方要人多未下山。由熊式辉、邵元冲、张默君邀请，在山名流陈散原、王揖唐、曹经沅、彭醇士等，发起匡山吟社，日昨集于万松林，……以释慧远《游庐山诗》分韵赋诗，公推曹经沅氏收辑，将判专号。”经沅自己有诗纪其盛，题曰《癸酉夏，匡山万松林雅集，以远公〈游庐山诗〉分韵，得“玄”字》。在经沅的组织经营下，政要名流七十余人赋诗唱和，后结集为《癸酉庐山雅集诗草》一书。诗坛耆宿陈三立为之序，曰：“庐山牯牛岭为海内外人士避暑之所，今岁争趋者逾众，中杂骚人墨客以能诗鸣者亦不下数十人。一日，此数十人者期集万松林别馆，咸责赋诗纪遇，因援远公游庐山诗，分摘诗中字为韵。……庐山游客唱酬之盛，盖旷千岁始获擅兹一时也。”[5]

同年重阳节的南京清凉山扫叶楼雅集。这年仲秋，陈三立从庐山来至南京看病，经沅乃以为散原老人接风的名义，联络冒广生、邵元冲、陈霭士等人，发起清凉山扫叶楼登高雅集。《陈方恪年谱》载之曰：“10月27日(重阳节)，时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简任秘书的曹经沅在南京城西清凉山扫叶楼招邀登高，为散原老人至宁接风洗尘。陈衍、冒鹤亭、李拔可、邵元冲、柳翼谋、黄秋岳、彭醇士、汪辟疆、夏剑丞、吴梅、卢冀野等八十七人参与赋诗。所作诗辑成《癸酉九日扫叶楼登高诗集》，散原老人题写集名并题署‘山楼秋禊图’和‘癸酉九日扫叶楼胜集图’。”[6]当事人卢冀野先生也说：“那一年重九在扫叶楼登高，刚巧散原老人从庐山来，大家奉为盟主，而实际上事务、集稿、编印，皆曹先生所作。”[7]此次盛会参与人数之众，是新诗占据文坛主流地位以后，旧体诗人集会规模之罕见者。

民国二十三年甲戌(1934)上巳南京玄武湖雅集。这次雅集，名义上奉陈衍为盟主，实际操作该事的依然是曹经沅。本次雅集的地点在玄武湖畔汪氏花园，参与赋诗的人居然也达八十七人，以东晋诗人孙绰的《三日兰亭诗序》分韵。经沅自作诗题《甲戌上巳玄武湖禊集，分得“湖”字》，结尾不无骄傲地称之为“盛事”。同年重阳节，复牵头组织举行鸡鸣寺豁蒙楼雅集。这次雅集规模更盛，到场者即有七十余人，参与赋诗者更高达一百零三人。本次诗会以杜甫的《九日五首》分韵赋题。经沅有诗纪念，明确题曰《甲戌九日招客鸡鸣寺豁蒙楼登高，分韵得“起”字》。这两次雅集的成果，由经沅编纂成《甲戌玄武湖修禊豁蒙楼登高诗集》，陈三立题写书名，陈衍、柳诒徵分别作序。两度雅集参与者中既有政界要员，社会名流，也有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的教授，如吴梅、王易、黄侃，更有他们培养的新一代旧体诗词写作精英，如唐圭璋、程龙骧等，“从而使大学校园的古典主义文学群体与学院外的诗人有了进一步的融通”[8]，“极大地推动了文学的古典主义诗人群体在南京的复活”。[9]

在新体诗风起云涌的年代里，经沅以其独特的身份地位组织一次又一次的旧体诗雅集，顽强地延续着旧体诗的命脉。从旧体诗史发展的角度看，卢冀野的下列判断无疑是客观的：“海内诗人，他不认得的很少。所有修禊一类的风雅事，没有曹先生便感觉非常寂寞。的确，他是近代诗坛的惟一的维系者。”[10]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经沅的政治与诗歌生涯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仕途上，他又从地方回到中央，先后担任内政部禁毒委员会委员、立法院常务委员。及至抗战胜利，国民政府从重庆回返南京不久，他竟于1946年10月4日以脑溢血赍志而殁，年方五十四岁，葬于栖霞山麓。纵观这一时期他的诗歌生态，不是编辑，也不再是组织活动，而是倾力创作。其诗歌创作成就在这八年中达到了他自己的巅峰。十数年前，亦即民国十一年壬戌(1922)春，前辈诗家高树《读纕蘅诗题词》有句云：“烽烟满目搅诗肠，卞玉隋珠夜吐香。”[11]窃以为移来评价经沅最后八年的诗歌创作，更为贴切。具体理由，容下节详议。

经沅卒后，其门人曾学孔(字小鲁)作《纕丈既葬于栖霞山之三日，独往凭吊，感赋三诗》，其一有云：“风流一代曹绵竹，牧竖村童识姓名。”[12]后一句或不免夸饰，前一句则允乎其实。

2 诗名动江湖——自铸面目的写作

经沅平生作诗甚富，历经涤荡，几乎失传。幸其门人曾学孔抄录部分，计一千余首，定名《借槐庐诗集》，经王仲镛先生编校，由巴蜀书社于1997年出版。综览经沅现存诗作，明显可见其诗风历经早中晚三个阶段、三种面目。

2.1 早期(1911—1928)：任职北洋政府阶段

年轻的经沅满怀拏云志，初离家进京经过梓潼郎当驿时高吟：“我来别有乘风想，已认郎当作马当(此自喻)。”(《梓潼道中，过郎当驿，偶成十绝句》其一)③刚进京后仍以东坡自期：“从知天意眷文儒，八百年来道不孤。”(《东坡生日二首》其一)。但没过多久，他便锐感到自己所处时代的京城特别居大不易，不仅是物质生活，更重要的是世纪末的政治生态令人倍感沮丧，让他的少年壮志碎了一地。从他的诗行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一位乱世青年诗人壮怀疲苶，渐次委顿的忧郁：“莫怪壮怀销欲尽，人间难得是知音”(《辛酉元宵寄怀石公》)；“举世何人爱屋乌，京华憔悴壮怀孤”(《石公惠诗，和答二绝》其二)。于是，他自己也觉得对写诗的兴趣比做官的兴趣要浓得多：“世乱只宜文字饮，只鸡近局且招寻”(《次半园甲子元日试笔韵》)。当然，现实生活很骨感，他只能无奈：“诗名官职两相妨，谁信蹉跎为稻粱？”(《乙丑除夕杂诗三首》其二)。

早岁诗以览胜清兴题材居多，“弈事长安已倦看，出城随分访烟峦”(《乙丑初冬薄游西郊即事》)；“招手山灵有夙因，清游排日不辞频”(《西山杂诗五首》其五)“尘中久与鸥乡远，最爱停桡听棹歌”(《大通春泛四首》其一)。呼朋引伴，一同出游，“佳客相携出凤城，翠微一角眼中横”(《九日与仲坚、勤孙同游玉泉山寺六首》其一)“他时记取陂陀路，瘦马吟秋两少年”(《西山狮子窝道中示瘦湘》)。京师城内、近郊的名胜，他几乎足迹踏遍。甚至定期到天津海边度假，释放心理压力，“风波见惯转安闲，却爱临流试激湍。寄语沙鸥休见讶，予怀一样海天宽”(《海滨杂诗十三首》其十三)。“好游之癖我亦颇，人前每诩济胜资。海滨逭暑循岁例，一年四度浑忘疲”(《赠一甫》)。京、津、冀的峦烟海波成为经沅安顿失意灵魂的处所。他在官场落寞无聊，一旦与大自然觌面，便就神清气爽，忧疲俱消。

其次是唱和题赠。其中以参与漫社活动的记事诗尤为珍贵。因为这个诗社每次活动都有一个积极的主题，足以激发诗人对于人格道德的提升。它成立于1918年，地点在张朝墉的半园，是近现代京师最早的诗社。参与成员十三人，先后举行社集七十余次，结成《漫社集》共三集八卷。经沅在诗社中年纪最轻，当时仅逾而立，小于社长张朝墉三十一岁，但他却最活跃、最勤奋。每一次参与，对经沅都可称是一次灵魂的触动、人格的升级。比如，第二次雅集以晚明直臣杨继盛的草书遗墨为题，他借高度评价杨继盛品节及其历史意义之机自抒情怀曰：“容城大节启东林，遗墨流传抵吉金。两疏夹霜寒贼胆，一槐历劫抱冬心。”(《题杨忠愍公墨迹》)第三次雅集以补祝苏东坡生日为由，他慨然吟道：“匆匆八百年，世变幻海蜃。悬知淡荡怀，抚事发悲悯。”(《壬戌正月十九日漫社第三集》)如是之类，诗艺与人格俱进，诗兴与诗境渐长。

眼见着北洋政府的“城头变幻大王旗”，诗人也直面乱离民瘼，“萁豆相煎太不情，羽书南北尚鏖兵”(《秋感八首》其三)；“铁骑如云竞戍边，沉沉白日黯幽燕。嗷鸿都在苍波里，却对流亡一惘然”(《京津道中四首》其三)。家国之忧绵绵不断，“如此神州付与谁，等闲袖手看残棋”(《冬夜》)；“战云又逐羽书来，说到江南意已哀”(《次韵赋呈海藏，并柬同游》)。从诗歌内涵的质量而言，这些怨艾叹息更具有深沉的社会意义。

2.2 中期(1929—1937)：任职南京政府阶段

经沅中期诗反映军阀混战，祸乱频仍的社会现实，特别是写日寇侵华所造成的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展示了旧体诗及时反映时代风云的能力。

1932年初开始的淞沪抗战，是国民革命军抗战史上最壮烈的战役。经沅《壬申岁首感赋》以极其惨痛的心情给予了及时的记录：“淞滨我天府，殷阜盗所憎。念我擐甲士，血肉方飞腾。江南百万家，萧然宁乐生。……胡尘满天地，举目皆新亭。陆沉坐夷甫，积感空填膺。”表达了诗人之出离的愤怒与哀痛。自此以后，兵燹与国殇成为经沅诗作最重要的吟咏题材与抒情基调。“严城画角郁清哀，忍对胡僧话劫灰”(《乱后待船下关》)；“飒沓鼓鼙知事亟，萧条阑楯识秋深”(《九日登贵阳甲秀楼感赋》)；“平生不作寒螀语，强为哀时一慨吟”(《次韵奉答翼谋同年》)。诚如其诗友黄稚荃所言：“自日寇陷辽沈，淞沪战争爆发，我方旋又撤军，满腔悲愤，一泄之于诗，诗风为之一变。检集中辛未、壬申之作，逐处可证。”[13]他自己在《王阮亭诗稿卷子》亦尝坦言：“我谓哦诗关世运，底须强学寒虫声。”是“白山黄浦兵尘飞”(《燕九日广和酒肆宴集》)的多难时世，促使诗人自然地成为哀婉凄厉的歌手。

即便是诗友相聚，他们也绝少往日遄飞的逸兴，更多的是一同感叹“故知风物了不殊，微惜眼底山河异。坐中归客话辽阳，夜壑俄迁如梦寐。太阿畴遣付群狂，绝好金瓯供破碎”，而诗人则一再勉励“诸贤各有征虏感，吾意兴邦基众志。且挽银河洗甲兵，更借清尊收涕泪”(《壬申上巳觞客什刹海会贤堂，分得“事”字》)；“诸贤都是过江人，莫对新亭揽危涕”(《癸酉九日清凉山扫叶楼登高》)。大家抱团取暖，在山河破碎风飘絮的迍邅中艰难地度日，接续不绝如缕的诗脉。

这一时期，经沅作为民国政府的要员，一方面要安顿好政务，处理好“堆眼官书”(《喜小鲁、凝生先后南来》)；另一方面随着职位的变化及工作需要行遍南半个中国，所到之处的山水，或灵秀，或奇伟，总能激发他的诗兴，使得他这一阶段的山水诗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他曾慨叹“诗名治功每相掩，兼斯二者畴能齐”(《首夏木渎泛舟，遂访灵岩山馆旧址》)？而其本人则正是努力协调好治功与诗名两者关系的能手，时人称之“当代诗人政治家”[14]，允也。

在安徽，他描绘冬日枞阳湖，“水如人淡荡，台共石嶙峋。岸柳寒逾绿，鸥群近可驯”。(《冬晴舟泛枞阳湖，遂至白鹤峰、射蛟台》)

在浙江，他描写雨中菱湖：“撼户雨声荷背乱，登盘乡味菜根香。”(《菱湖桂氏园雨中小集》)写西湖孤山：“一湖寒碧向人妍”；“巢居阁上月如烟”；“经冬岩树娟娟绿，向暝楼钟故故催”(《杭游杂诗四首》)。

在江西，他写庐山：“过溪处处铿寒玉，拂栏家家带绿荫。”(《匡庐偶成，次前溪韵》)“云岚宛宛如新沐，灯火依依有故情”。(《重至匡山，信宿芦林有作》)

在江苏，他写苏州山塘，“依旧柔波动酒鳞，银灯画舫总成尘。”(《山塘杂诗四首》其一)写金陵乌龙潭，“龙潭一片独清绝，风漪十顷尘中无”(《六月十八日乌龙潭坐月，同翼谋》)。

所到之处，无不绘貌图神，将经历的山水神韵一一展示给读者。

在众多描绘南国风情的山水诗中，尤以图绘贵州风情的作品最为引人注目，为我们留下了若干耳目一新唯具经沅视角的风光佳作。他感受黔中气候清爽适宜，劝导“故人岂有图南兴，倘为追凉一动心”，自注曰：“黔中为逭暑佳地，私意谓突过匡君，意外得此，亦一快也。”(《有怀俈子吴门园居却寄》)这是刚入黔时的愉快感受，不啻是为黔中气候所作的一则生动广告。他观赏贵阳东山，情与境融：“众山环一城，宁知秋气深。……荡荡万井庐，对之开我襟。”(《九日诸友雅集，予适独游东山》)他来往黔北，目睹独具特色的山与树，仿佛就是自己独特心境的外化，“过雨树如人出浴，逃虚官似鸟辞韝”(《渝行道出黔北书所见》)；“丈夫壁立何曾畏，为有填胸万仞山”(《黔北归途口号》)。他夜观南温塘瀑布，留下一段令人讶异的诗坛佳话：“花溪风物最幽妍，乘兴夷犹更扣舷。说与故人应绝倒，笼灯犯夜看飞泉(是夜无月)。”(《南温塘夜泛观瀑，有怀旧游诸君》)是曹经沅让贵州呈现了其多姿多彩的魅力，是曹经沅让更多人认识了迷人的贵州。

2.3 后期(1938—1946)：全面抗战年代

进入全面抗战时期的经沅诗，无论就题材选择，还是就情怀抒发而言，都达到了其本人创作的巅峰状态。

在题材选择方面，他紧随时代风云，或直接为抗日战争获得的胜利欢呼雀跃，如《鲁南大捷》：“连朝闻捷动欢声，知是江淮雨洗兵。千里长驱如破竹，一时众志抵坚城。问天终信哀军胜，背水真从死地生。说与健儿多努力，要从东海斩长鲸。”所谓鲁南大捷，即李宗仁坐镇指挥的1938年春季台儿庄大捷。这场战役是国民党军队正面抗战取得的重大胜利，诗人及时跟进，给予热烈地赞颂。又如《次韵奉酬香宋翁见怀，时南浔我军大捷》：“敢云我里独安土，须念中原望义旗。稍喜南浔新破敌，亟待捷报慰君思。”所谓南浔大捷，即万家岭大捷，亦称德安大捷，是1938年秋由薛岳指挥，张灵甫执行的万家岭(位于南浔西)大捷。这都是旧体诗与时事密切结合的范例，具有不可磨灭的诗史意义。

或虽主旨言他事，却总能自觉地关涉抗战，显示其无时不心系时势主流。如《庚辰渝州九日》：“我愿明年此日作重九，勿论东海西海皆洗兵。”《留别峨山，并示同游》：“安得化为功德水，净洗戈甲销氛埃。更愿时清同辈健，九秋绝顶千回来。”虽登高度重阳、联袂游蛾眉，然因抗战情结郁积心中，当时最大的期愿便是驱逐倭寇，净洗甲兵，所以诗笔随处可触及之。

特别可贵的是，经沅对抗战胜利始终充满信心，尤其是抗战初期最艰难的阶段。如《戊寅重三，南温塘晓望，赋示小鲁、宇龛、凝生诸子》：“乾坤兵气终当祓，京洛诗盟倘可寻。”戊寅即1939年，八年抗战的第二年，中国军队尚处于劣势防御时期，但经沅偏就坚信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此后若《巫山词梦图，若飞自题一词，求予同作》：“神州再造须臾事，愿与诸贤挽陆沉。”《喜味辛来蜀，即题其〈味笋斋集〉》：“浯溪载笔期共勉，两京指顾终当收。”《次韵梅谷九日感事之作》：“说与邦人应破涕，东夷前路已茫茫。”无不信心十足，从无一句颓丧失望语，充分显示一位成熟政治家的胸襟与气度，对士气民心起到了莫大的鼓舞作用。

在硝烟弥漫的战乱里，对于沙场军人，经沅鼓励他们英勇杀敌，保家卫国。如《〈忠州石堡寨图〉，为许公武题》：“不信健儿殊昔日(军兴以来，川军东下抗敌，累著奇绩)，剩从壮语想平生。多君杀敌饶英气，伫盼挥戈赋北征。”

对于黎民百姓，经沅则予以深切的同情与关怀，如“扰扰九州同蹙国，栖栖万姓正无家”(《香宋翁屡枉“茶”韵见及，时闻新返旭川，次韵奉怀》)；“众生方在疮痍里，便拟灵湫乞玉琼。”(《九月二十五日发渝州，抵报国寺》)

在全民族艰苦卓绝、奋力抗战氛围中，他对自己的生活严格检点，“吾侪盘错夙自失，俸钱常对流亡羞”(《朱铎民以其师石遗翁赠序属题，时铎民方长甘肃度支》)。当寓所被日机轰炸后，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处境，而是百姓流离失所的苦难：“毁家今日岂为奇，我对哀鸿愧转滋。”(《渝寓被炸》)

完全可以说，抗战期间，其抒情的诚挚深厚已臻平生前所未有；其仁者人格的高度已达本人的前所未有。

当然，除了围绕以抗战为中心的题材以外，经沅这一时期山水风情类写作也又有了新的拓展，正如黄稚荃教授所揭示的那样：“一九三九年，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入西藏，主持第十四辈达赖坐床典礼，取道缅甸、印度。经沅以顾问同行，得诗甚多，诗境益奇。”[15]

且看其写锡金早行：“晓风广陌送轻寒，千骑云屯簇锦鞍。……天声久已扬重译，山径何辞犯百盘。”(《锡金早发，始见雪山》)白地道中见远方雪山，近前飞瀑：“两山束一涧，中流横匹练。残雪如明星，的砾挂天半。”(《道中书所见》)

叶当途程观荒原沙漠：“斜阳换尽黄沙色，照我荒原试马蹄。”(《叶当道中马上》)

进藏后，写桑马早春：“黄沙远带初晴色，白日先回大地春。”(《庚辰元旦桑马早发》)拉萨晨景：“到耳梵声犹历历，迎眸春物正昌昌。”(《拉萨早发》)亚东道上：“春深水作粼粼碧，岩树花开簇簇红。”(《亚东道中作》)

如是灵境异景，以及诗人身临其境后油然而生的奇妙感受，的确是传统诗词中十分罕见的，正如其自言：“平生游踪每奇绝，西藏之行推第一。”(《太虚上人招集长安寺，西游归，补为此诗》)

经沅诗的艺术在这一时期也呈现出新的格局，那就是在注重诗情表达的同时，特别讲究炼辞炼句。梁寒操在《曹经沅先生挽诗》中誉之“诗名动江湖，文藻落山川”[16]，主要指的应该是其末期诗作。且稍举秀句数例以见一斑：“气暖有天皆近日，风清无处不宜秋”(《薄游滇垣，辄书所感》)；“新闻多似春初笋，秀句多于夜半茶”(《翊云叠茶韵，促予同作》)；“烟际白鸥闲过我，年年冷眼送齐梁”(《冲寒访莫愁湖》)；“痴愿迳思专一壑，支床日日听潺湲”(《游北碚公园，下榻磬室即事二首》其一)；“诗歌关涕泪，冰雪验肝肠”(《喜卢冀野入蜀，即送其滇黔之行》)；“乱久更知劬学贵，感深终觉淡交真”(《柬虞伯史》)；“何止咏觞关世运，山川弹压要诗人”(《上巳渝碚道中》)。或绘景入神，或言情深刻，或奇思妙想，或体验切肤，均足传世。

3 海内提风雅——出色的诗词编辑

经沅主编的《采风录》，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一道绚丽风景。

众所周知，1918年前后，新文学运动兴起，旧体诗顿然花容失色，悲壮地逐渐淡出文学主阵地。然而，八九年后，亦即1927年，天津《国闻周报》创刊，其副刊《采风录》却专登旧体诗词。作者皆享誉一时的旧体诗作的行家里手，主编一以诗之艺术质地是取，不甚在意其政治倾向。

1932年、1934年，国风社将《采风录》上发表的诗词连续结集，经过编辑整理，取名即为《采风录》，由国闻周报社出版发行。两集《采风录》的面世，以其近三千五百首上乘之作，展示了旧体诗词顽强的生命力，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坚硬的存在。吴宓《空轩诗话》第四十九则盛赞道：“旷观我中华泱泱大国，其著录旧诗、刊布旧诗之园地及机关，今乃仅有曹纕蘅君主编之《采风录》，附载于《国闻周报》中者。此外虽有，则殊微细，且稍出即止辍。是故切实言之，曹纕蘅君实今日诗界之唯一功臣，亦即他日诗史学之唯一功臣，《采风录》亦即中国旧体诗之最后逋逃薮。曹君勉乎哉！” 很可惜，现代文学史家从纷纷漠视到集体遗忘，以至于现在已经难得有几个人知道，紧紧伴随着新诗成长的一批传统诗词的坚守者们，曾经用执着心血浇灌出来的这朵朵耀眼的小花。吴宓的倾情礼赞已经被今人淡忘了。

其实，两集《采风录》的文学史意义与价值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

展示了一批旧知识分子在特别时期的生存状态。《国闻周报》副刊存续前后，正值国内战乱频仍，第二次直奉战争、北伐战争、中原大战接连不断，如火如荼，硝烟漫天，中国处于一个空前动荡的过渡期。如此乱世，强人当道，文脉式微，大多数知识分子面临生存的艰难。《采风录》的作者们以其特有的艺术手段，反映了这一艰难时代的众生相。“家难遘世乱，独客东海滨”(《五十生日述怀》)④，这是奚侗在五十岁生日时的低吟；“乱余魂绕万龙蛇，避地曾闻感岁华”(《莼季移家吴门，饯别市楼，赋赠》)，这是庄羲在送别挚友时的感叹；“冀北才休兵，湘赣犹群贼。……哀哀江南人，苍天曷有极！”(《武汉浩劫吟》)，这是晋初在武汉水灾后的哀鸣。国瘁世乱，天灾人祸，民不聊生，诗人们不得不避走异乡，四处漂泊，或进上海孤岛，或至天津、青岛等租界。这就是《采风录》所呈现的1920—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这就是《采风录》里众诗人面临的生存环境。飘絮浮萍般的一代诗人，令人感怀万端，唏嘘不尽。

记录着一代传统文化守望者的心灵史。面临着“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乱离时局，不消说早先沾溉过满清余润的遗老遗少们，心灵会迷失方向，就是那些时代新锐，他们又有几位能确认时代走向，进行人生抉择？因此，迷茫困惑、孤寂落寞成为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病，诗词写作时常成为他们排遣忧郁的最佳方式，甚至成为部分人的生命依托。“登高惟觉此身孤，佳日悲秋老不殊”(《琼华岛登高作》)，这是黄节的凄凉告白；“无家八百念孤寒，争说江湖乞食难”(《客秣陵》)，这是冒广生流落南京时的切肤痛感；“二品官阶剩一廛，诗为茶饭万余篇”(《挽樊山》)，老诗人陈衍在追悼樊增祥时如是说樊氏，实亦夫子自道。百痛攒心，惟觉孤零；百无聊赖，惟有诗词。有时，他们对于诗词的热恋钟情甚至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比如主编曹经沅作一首七律《移居》，和者竟达一百三十位。一代传统文化守望者，凭借诗词创作维系生存，度过了那个孤独寂寞的时代与人生的双重低谷。诗词的力量，岂容低觑？

保存了传统诗词的香烟火种。新体诗兴起，传统诗词一度销歇岑寂。时移世异，当时光流驶近百年，当我们冷静地从文学自身的本质要求出发，去考虑文体衍变的是非功过时，不难发现，新体诗固然有其先进性，但旧体诗也命不该绝。从大量声名赫赫的新体诗人晚年回归创作旧体诗，从当下旧体诗作者绝对多于新体诗写手的客观事实看，旧体诗自有其不可磨灭的理由。而《采风录》正是最初保存延续旧体诗词的火种，使其生生不息的功臣。抚今追昔，我们对于两部《采风录》岂能仅以普通的诗词集等闲视之？

汇聚报刊散见诗词为总集之先驱者。近代以来，随着新闻出版业的兴盛，报纸日益增多，无虑千种。为增强文化品位，多数报纸会专设副刊，登载文学作品或谈史论诗类短札，于是诗词家们发布作品的园地自然也就随之增多起来。清末民初的许多诗词家都曾藉助报刊及时发表新作，倾吐心声，而后才伺机结别集以传世。而《采风录》则是将副刊的全部诗词集中加以整理结集之导夫先路者，为此后之诗词搜集树立了榜样。

具有保存文献，以供辑佚校勘之功效。向《采风录》投稿的诗词家们后来泰半未曾结集，故如欲广泛研究民国诗词，则《采风录》所录自是必不可少的原始素材。即便后来结集的诗词家们，如陈衍、樊增祥、黄节、陈诗、朱祖谋等，《采风录》亦可以对其有所补益，或据以校勘相关诗词文本。仅举一二例以窥斑见豹。庐江陈诗曾将自己由民国十三年至二十二年间诗汇集成《凤台山馆诗钞》四卷，今人收入《陈诗诗集》。[17]其中《遇绵竹曹经沅(经沅)于沪赋赠》一首，即《采风录》第一集之《喜经沅道兄南来赋赠》二首其二，《采风录》该题下所录第一首：“海藏人海独称君，肯向燕山纪旧闻。今日春申共尊酒，离亭风叶又纷纷。”即可补《陈诗诗集》之阙。《采风录》二集中有陈诗《挽彊村翁》五律一首：“宗伯彊村叟，词坛久主盟。吴趋仍借庑，胪唱早知名。节已过长至，天胡扼老成？恨难留醒眼，黼黻待升平。”《凤台山馆诗钞》暨《陈诗诗集》皆失收。《采风录》主编自己的作品，经王仲镛先生编校成《借槐庐诗集》四卷。王先生在该书《后记》中曰：“前三卷参考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国闻周报·采风录》，略依写作时序。”我们翻检《采风录》第二集，却发现《韩斋以初度诗征和，奉答一律，兼以广之》《〈长阙斋感逝图〉，天翼属题》《〈握兰簃裁曲图〉，散释属题》《运沧招饮菱湖寓庐，即赠(二首)》诸题，俱不见于该集。主编于自己所编副刊上发表诗作尚失载于自家之别集，遑论其它衮衮诸公？《采风录》之文献价值，无待多议矣。

女诗人黄稚荃《曹经沅先生挽诗》云：“海内提风雅，如君复几人？”[18]藉以概括经沅编辑成就，谁谓不然？一个有着如许多贡献的文学家，不应该被学界忽视，期待有更多的同好对其进行愈加深入的研究。

注释：

① 《国闻周报》之《采风录》栏止于1937年8月第十四卷第三十二期。

② 南社湘集，南社分社之一，1924年由傅熊湘、李澄宇发起成立于长沙。

③ 为免重复，以下引曹经沅诗，凡出自《借槐庐诗集》者，均随文注出篇名，不另尾注。

④ 见笔者点校《采风录》第一、二辑，河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后文凡引《采风录》中诗，仅随文标出篇目，不另尾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