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与可能之间：新型经济全球化的未来走向
——习近平关于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论述研究

熊 杰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每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出现周期性危机或逆全球化的兴起，都会带来一场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讨论。经济全球化作为概念的发展与演变并不是一个新的东西。经济全球化以极快的速度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因而在经济全球化研究中人们容易用以往的经验预估经济全球化本质，进而忽视关键细节。即便如此，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讨论已逐渐朝着纵深方向发展，并呈现出时代特征。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必然给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带来常谈常新的效果。从以往的文献看，经济全球化的研究有着独特范式和特殊结构，多从性质、影响、趋势等方面阐释经济全球化。这样的研究方法容易形成一些共识，从而把握经济全球化内容的主线，但也容易导致研究方法论及其内容的趋同。谈不出新意，便无法突出新型经济全球化在比较中的时代特征、价值和意义。研究习近平关于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的论述，有助于找到相关的研究方法和线索来解决问题。

一、被遮蔽的事实：经济全球化的本质

厘清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研究的起始之点，也是不可绕开的理论难点。国内外的学者对此多有讨论，有共识也有分歧。

(一)经济全球化研究的共性

经济全球化研究的共同地方在于：(1)把经济全球化当成一个过程和趋势。丁冰认为，经济全球化一般是指世界各国经济随着国际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发展而日益密切联系的进程和趋势[1]；翟文忠指出，经济全球化是指商品、资本、技术和服务等以市场为中介的跨国流通和扩散的趋势和过程[2]。不论是把经济全球化当成过程，还是趋势，经济全球化首先表现为一种经济动态化现象，随着时代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这就决定了对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归纳是一种现象学的解释，即用现象去解释一个更加具体的现象，从熟识的既有现象出发，将事物的本质演绎出来，而不是从观念和概念上引申出本质。就是说，研究经济全球化实际进入一个误区，即把经济全球化的现象当做本质，而不是在现象的基础上引申出对本质的思考。(2)基于生产力发展方式的考量，把经济全球化发生动力归结为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推动。李玉珂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生产力与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其内在的逻辑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扩张，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延伸[3]。这就是说，资本引起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的变革与发展，使得“经济全球化成为资本主义开创世界历史的一个特定阶段”[4]。(3)从社会生产关系的角度，把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归结为资本主义。英国经济学家简·阿尔特·斯科尔特直言，全球化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就空间维度而言，尽管经济全球化是历史的、动态的发展过程，但左右全球化生产和利益分配、制定全球经济发展与合作的规则、构建世界经济发展体系的主导依然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因而极易形成伊曼纽尔·莫里斯·沃勒斯坦在《现在世界体系》一书中强调的“中心—半边缘—边缘”的国际分工体系和产业价值链，造成发达国家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盘剥。

(二)经济全球化研究的个性

总的来说，对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认识，国内外学者共识多于分歧。如国外学者认为国内学者对经济全球化的定义是一种“经济的国际主义”[5]，并非是普遍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国家主要控制对外交换的主导权，在实现开放的同时，并不全盘接受外界对经济全球化定义的普遍规则。基于此，有学者从微观层面、去意识形态的角度解释经济全球化，认为全球化是现代经济协作的一种形式，经济全球化推崇的是一套对所有国家都有约束力的普遍法则，全球化本身不会导致不平等和贫困等[5]。可见，学者们对经济全球化本质的理解不尽相同，必然存在可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三)经济全球化研究可能存在的问题

尽管国内外学者在共识和分歧中推动着经济全球化本质理论深入发展，但还需要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对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研究和判断。这是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因为任何对经济全球化的价值判断很难做到不偏不倚。但如果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实践和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世界市场和世界交往理论中挖掘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将会是较好的解决办法之一。将理论导向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维度，使价值判断有了客观的依靠，容易将被遮蔽的经济全球化本质揭示出来。

(四)从习近平对新型经济全球化论述中获得的启发

习近平关于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论述将是理解经济全球化的客观依据。习近平至少3次强调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问题。其一，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指出，“人类从闭塞走向开放、从隔绝走向融合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我们要以更大的开放拥抱发展机遇，以更好的合作谋求互利共赢，引导经济全球化朝正确方向发展”[6]。这是从生产力的层面强调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动力问题。其二，习近平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指出主导经济全球化流动的力量是人才和科技创新能力，“经济全球化表面上看是商品、资本、信息等在全球广泛流动，但本质上主导这种流动的力量是人才、是科技创新能力”[7]。因而，流动性是经济全球化表现出的现象特征。但研究者在理解时容易把流动性当作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而事实在于现象特征并不能代替本质内涵，即不能完全用事物表现的现象定义事物的本质。于是，经济全球化本质在此处发生认识断裂。关于这点，中外学者之间的分歧尤为明显。其三，习近平在会见意大利众议长时，从两国发展的具体实际出发，提出做“利益包容、共同发展”的伙伴，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8]。

综上所述，在经济全球化本质的研究中若跳出唯物史观的2个范畴(本文把唯物史观的2个范畴理解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所演绎的解释框架)，则容易出现主观倾向，导致认识的分歧与断裂，进而遮蔽经济全球化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础上所呈现的本质。从习近平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论述中，可以得到一些关于经济全球化的研究方法。从生产力角度，商品、技术、信息甚至人才的流动是经济全球化的表层现象。如果只是停留在表层，那么经济全球化本质研究将是形而上学的。只有以唯物史观作为参照，才能揭示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是经济全球化在生产力层面的本质，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全球化代表了社会生产力曲折前进的发展方向，所以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从生产关系上说，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是资本增殖关系的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发展概念，背后所隐藏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冲突和局部调整。经济全球化，从生产力角度而言，是商品、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其本质是流动性；从生产关系角度而言，其本质是资本主导的。二者不可割裂开来；否则，就是一点论，形而上学、静止的观点。

二、资本矛盾的展开：经济全球化正负面溢出效应的内在表达

经济全球化很重要的一个本质就是资本主导，也就是说资本在经济全球化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而资本与经济全球化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中叙述得尤为详细。习近平在《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一文中就明确指出，马克思关于经济全球化本质、逻辑、过程都可以在马克思就世界贸易、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等问题的看法中找到确切答案。帕瑞什·查托帕迪亚伊将经济全球化定义为资本的全球化。他认为资本基本上是指一种生产者与生产条件相互分离的特殊生产方式和相应的社会形态[9]。因此，资本全球化在这个意义上意味着资本存在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整个世界都将会是资本价值增殖的场所。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都强调过“五篇结构”“六册计划”，但隐含着资本全球化内容的“世界市场”和“对外贸易”却是他未实现的“资产阶级经济体系”批判。无论是批判，还是内在逻辑的表达，先要确切知晓资本与经济全球化具有何种程度上的相关性。

(一)经济全球化是资本生产方式历史性运动的产物

经济全球化不是停留在人脑中的固有抽象物，而是历史发展过程。推动这个历史过程的动力是资本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立后，促进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整个商品生产和交换有了普遍的发展形式，形成世界市场，使得“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个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10]。随着世界交往的不断扩大，世界性的普遍交往成为可能。人类交往范畴的扩大，又让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变得更加紧密。此外，生产要素在全球市场的流通，也使得社会生产有了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就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的一样，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还供世界各地消费，因此经济全球化才逐渐开展。经济全球化并不是一个与生俱来的事物，而是在资本逐利和资本价值增殖规律的作用下，摧毁“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的过程[11]。

(二)经济全球化是资本生产方式发展的阶段性产物

就生产关系的范畴而言，资本经济全球化并不意味着经济全球化是资本生产方式独有的经济特征。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不会和资本生产方式共始终。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显示，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用“两个必然”直接说明，至少可以得到如下启示：(1)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基本上一致。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指出，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经之路。不论是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还是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史而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都预示着社会的进步。这是由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溢出效应带来的文明成果。(2)当前由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只可能是阶段性的而不是最终的产物。这是因为资本生产具有双重矛盾，即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的矛盾决定了现阶段的经济全球化不够包容、普惠、开放、平衡和共赢，并不具备“彻底改变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12]。正因如此，新型经济全球化才得以出场。经济全球化若是资本生产方式发展的最终产物，就意味着经济全球化在资本主义主导的时代将是其最终发展的顶点，那么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将无法被消除，这与福山在《历史之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中强调的社会主义终结并无二致。经济全球化发展是否只到资本主义社会就取得了完成式呢？习近平曾说过，一副药方不可能包治百病，一种模式也不可能解决所有国家的问题[13]。用一种资本主义的模式解决处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国家的所有社会问题，显然是不合理的。而事实已经证明，“经济全球化不等于全球经济资本主义化”[14]，社会主义才是“经济全球化的最终归宿”[15]。

(三)资本扩张导致了经济全球化发展

资本给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资本的原始积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形成与发展。马克思用辩证思维看待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在分析时曾用过“卑鄙”“龌龊”“肮脏”等贬义词，但他更喜欢把这一过程理解为“暴力”。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中，他认为资本的原始积累是一种暴力，同时也是一种经济力量，用最不文明的方式开启社会文明。这种暴力通过殖民制度、国债制度、保护关税制度以及商业战争等形式，将落后、孤立的殖民地国家强行纳入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下，形成彼此相互依存的格局，进而开启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毫无疑问，资本从诞生开始，其内在性质便具有国际扩张特征。马克思在1858年10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就指明，“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16]。资本的原始积累造就了市场世界，使人与人之间的偶然联系变成彼此之间以“物”为中介的普遍交往，使经济全球化开始形成和发展。在间接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同时，也给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带来阻力。正如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强调的，它在发展人的生产的进程中，将物质的生产演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支配，从而引发矛盾。(2)资本集聚和集中的过程为经济全球化发展提供动力源。当资本国家内部出现周期性经济危机时，资本为缓和矛盾，便力图向海外扩张。跨国公司的兴起和海外贸易的往来，使资本的内在基本矛盾得以缓和，使经济全球化得到深度发展，也使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性质。在人类社会发展史进程中，个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

既然经济全球化是依照资本运动的全球化而展开的，且从生产关系上讲，由资本所主导，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扩张。那么，经济全球化必然体现出资本的某些特征。学术界的普遍共识是，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必然将资本的基本矛盾推向全球。有的学者认为，资本的二重性决定了经济全球化的二重性[17]。马克思对此也有相关思考，不过他没有直言这种二重性，而是用资本的野蛮和文明来代替。在论述资本早期的原始积累和海外殖民时，一方面，他对被殖民地人民遭受的苦难表示同情；另一方面，认为资本的文明作用在于为人类社会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这在马克思关于中国问题的8篇文章、不列颠对印度统治的2篇文章、《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资本章、1858年与恩格斯的书信往来以及《资本论》中被详细提出。

(四)经济全球化的正负面溢出效应

通过对习近平关于新型经济全球化论述的研究发现，他更强调用正面溢出效应和负面外溢效应来解释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含义。一方面，从内容上把握正面溢出效应。如习近平在2015年博鳌论坛上指出的，经济全球化给国际社会带来的正面溢出效应是助推了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的加速转变，对新型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战略”“助创新”“转方式”“调结构”“拓空间”有积极作用。此外，习近平在2016年亚太经合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也指出，释放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溢出效应，为全球发展提供强劲动能，如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商品、技术、信息、文化等世界交往的普遍化，推动科技和文明的快速进步以及国际社会中人民相互间的交往，压缩了人类之间的时空距离。因而，经济全球化过程从理论上讲，进一步发展了国际分工，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为公有制生产关系取代资本生产关系奠定了物质基础。在实践层面，则为国际社会的每个国家提供了历史机遇，使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有了借助发达国家的文明成果而实现越位赶超的机会。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外溢效应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地缘政治日益尖锐化、传统与非传统安全交织影响、全球南北发展鸿沟持续扩大等。习近平在2018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2019年中法全球治理论坛等多个讨论国际经济形势和治理的会上都强调过上述内容。在习近平的不同文献中，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外溢效应是具体的，应从一个相对整体的角度来把握其核心内涵。对比发现，世界大势带来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经常被理解为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外溢效应。如世界多极化与国际秩序的动荡、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治理的滞后、社会信息化与科技伦理的拒斥、文化多元化与文明的冲突、生态保护与生态安全的平衡等，都是经济全球化负面外溢效应的体现。因此，在思维领域正确看待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正负面溢出效应，将会变得十分重要。

资本经济全球化实质是资本生产方式向世界扩张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资本的逐利、增殖间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经济全球化结果而言，在总体上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历史进步的[18]。对于经济全球化的进步性，即正面溢出效应，习近平多次强调，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因而要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但资本无法克服其内在的基本矛盾，因此不可避免地将资本不文明的一面，即负面外溢效应带给国际社会。当一些国家无法解决发展问题时，就会将这些问题归结为经济全球化，把它看成是造成社会乱象的根源，人为设置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障碍，使经济全球化受阻。由此，反经济全球化、逆经济全球化相继发生。就此，习近平曾用两个形象生动的例子加以说明。一是把世界经济比作“大船”，认为在复杂多变、风险叠加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是利益共同体。反经济全球化、逆经济全球化只会将世界经济这艘大船引向险滩暗礁，让其遭受逆风、回头浪的打击，最终使经济大船倾覆。因此，经济社会合作共赢是很重要的，应当重视在经济全球化“正负面溢出效应”中趋利避害。二是以海喻世界经济，以江河喻各国经济，提出“大海论”。世界经济与国家经济就像“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有水大河满”的关系一样[19]，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反经济全球化、逆经济全球化的行为就像人为阻断江河之水流入大海。即使再浩瀚的大海，也会有干涸的一天，导致大海无法涵养水源，补给江河。要用辩证思维看待经济全球化正负面溢出效应，而不是非此即彼的批判。

综上，经济全球化并不是一个有机体的新陈代谢过程，它不会自我消除在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它更像一个经济发展中的溢出效应，需要国际社会共同规制。因此，联合行动或共同行动显得十分必要。为使联合行动具备较强的行动能力，国际组织的行动保证和国际规制的制度保证作用愈益凸显。

三、难题的破解：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出场

资本无法解决自身固有的矛盾，且资本生产关系日益阻碍经济全球化对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促进作用，因而，进入21世纪后，经济全球化浪潮显后劲不足。

(一)世界多极化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滞后

二战后，以《联合国宪章》原则为核心的政治格局在经历苏东剧变、苏联解体后，逐渐形成一超多强的局面，而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则沦为资本的生产方式。在生产的国际分工上，资本主义国家占据价值链的最上游，并且将劳动密集型和能耗大、污染重的产业向第三世界转移，给欠发达国家造成长期的内耗和普遍贫困。为了赶上经济全球化最后一波浪潮，第三世界不得不接受资本主导的政治经济格局。在利益分配上，私有制成为最高法则，注定了第三世界国家只能做大“蛋糕”而无法分好“蛋糕”。长此以往，南北鸿沟越来越大，致使各国在国际经济治理、共同性规约制定、国际金融风险化解等方面分歧越来越大，无法凝聚共识。加之受疫情影响，国际经济依然处在亚健康和弱增长的调整期，科技和工业革命带来的增长动力逐渐消逝，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带来的制度性红利递减，世界经济格局不对称、不平衡。表面上看，是世界经济出现状况，实质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无法在经济全球化中被彻底根除。习近平曾把世界经济比喻为人，认为人生病了，表现的症候是发烧感冒，但细究是身体机理出了问题[20]。因而，由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和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不是“发烧感冒”，而是资本社会化大生产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已逐渐侵蚀全球经济了。

(二)反经济全球化与逆经济全球化的阴影

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负面溢出效应逐渐显现，加之对经济全球化的错误认知和实践误导，反经济全球化和逆经济全球化相继出现。反经济全球化并不是反对经济全球化本身，而是对资本为追逐高额剩余价值在全球流动和扩张中造成弊端的不满。此外，资本的扩张还加速侵蚀民族国家的主权和生存发展空间，对大部分国家和社会带来很大的不利影响。从西雅图风暴到占领华尔街运动，反经济全球化运动从未退场，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演变成一种经济的民粹主义，对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演进造成很大困扰。随着时代发展，在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下，反经济全球化逐渐式微，而逆经济全球化越演越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对经济全球化的主导权，在分配全球发展利益时占尽好处。当经济全球化出现负面外溢效应时，则采取零和博弈、以邻为壑的做法，实行内顾倾向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企图将经济发展的风险转嫁给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充分暴露其双重标准的处事原则。短期看，贸易保护主义用牺牲他国产业的竞争优势来保护本民族工业的低效生产，不利于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长远看，是负和博弈，两败俱伤，进而阻碍经济全球化发展。习近平在2017年达沃斯论坛上指出，贸易保护主义就是把自己丢进黑屋子，看似规避了风吹雨打，实际上是一种利己的心态。逆全球化也不是反对经济全球化本身，而是利益优先的实用态度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凸显，是其附属物，也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梅勒·古尔特夫在《人类利益中的全球政治》一书中指出，发达国家往往以牺牲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来维护自身安全，其结果往往对自身造成相反作用，因此，全球生存本身的前景并不乐观。这说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轨迹并不是线性发展的实践逻辑，而是“矛盾的历史聚合体”在错综复杂中曲折前进[21]。

(三)社会信息化和不确定风险的矛盾

科学技术的发展，给社会信息化带来可能。社会信息化，顾名思义，就是以信息、数据的形式表征整个社会。社会信息化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时空界限，加速了经济全球化，人类社会逐步走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但社会信息化带来的未知风险又给经济全球化纵深发展蒙上一层阴影。纵观资本发展史，资本向数字资本转变是社会信息化的一大特征。就是说，在社会信息化时代，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已经有了信息化、数字化的新形式。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示资本通过异化劳动剥削人的现象，即物对人的全面统治，号召要扬弃异化，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而在现代社会、消费社会和后工业社会，这种数字资本的剥削会更加严重。数字资本主义用“数据竞争”“开放数据”遮蔽了生产私有化的组织形式，用“信息服务”遮掩剥削的本质，以“资本积累掩盖了贫困积累和不平等”[22]。本质上说，社会信息化的时代，资本以数字形式加重了异化劳动对人的剥削程度，造成人为的信息孤岛，拉大数字鸿沟，为全球经济治理带来诸多不确定性风险，阻隔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

(四)文化多元化与文明的冲突

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对夯实民意基础，加深国际社会交往有着促进作用，能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注入活力。文化精神中的合作共赢、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创新发展、与时俱进等理念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价值观，是经济全球化自我革新的深层次力量。维护全球文化多样性，就是保持经济全球化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张力。习近平曾多次以花喻文化，认为文化要像花一样蕴含合作共赢的美德，如“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23]；文明要像花一样具备互学互鉴的才德，要摒弃“各美其美”、成就“美人之美”达到“美美与共”；要像花一样拥有开放包容的品德，不区分高低优劣，在相互竞合中开放包容，才会姹紫嫣红。唯有这样，经济全球化才能向深处延伸。但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就像人为在文化领域划出的一条对抗界限，以普世价值的文化观排斥全球文化的多样性，企图构建资本主导的文化秩序，在文化领域遏制经济全球化。对此，习近平指出，文明冲突论“十分错误，将破坏甚至切断文明沟通的桥梁”。当世界交往的通道被文明冲突打断时，经济全球化也将走向低迷，这恰好印证了一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或原则：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基于上述因素，经济全球化在新时代逐渐退潮。作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需要一种新型经济全球化引领。新型经济全球化是不是老调重弹，新在哪，能否代表历史走向，这些是摆在研究者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五)国外经济全球化理论的困境

对经济全球化的理解，不应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人为将“新”“旧”作为划分依据来定义经济全球化，那会导致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发生断裂。经济全球化从“新”“旧”而言，实际上是一个东西在不同时期和发展环境中呈现出的新特征。新型经济全球化的“新”体现在它解决了21世纪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赋予了经济全球化新的内容和新时代的含义，但其本质上却不再仅仅由资本逻辑主导了，而是一个融而不同的世界经济格局。

为了解释“融而不同”，进而说明新型经济全球化何以可能，需要回顾并考察资本批判的几种全球化方案。一是莱斯利·斯克莱尔提出的社会主义的全球化方案。他认为资本主导的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形式，但不是最终形式。因为这种全球化存在缺陷，主要包括阶级对立的持续性和生态恶化的不可持续性，所以注定它无法解决人类发展赤字，因此需要发展出新的全球化建制方案[24]。社会主义的全球化方案的合理性在于从阶级和生态对立两个角度剖析了资本主导经济全球化的弊端，虽然它能够弥合资本经济全球化的不足，但它能否代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前进方向尚待讨论。二是丹尼·罗德里克在20世纪末提出的多元化国家的集合体的经济全球化方案。他认为国家、社会之间由于国情、发展偏好、经济制度不尽相同，不太可能在全球化的范围内模仿和照搬美国模式或者欧洲模式，经济全球化应该是多元化的集合体[25]。在这个体系当中，应通过凝聚共识，“寻求最大公约数”来进行决策和行动。在强化集合体作为整体决策的主体地位的同时，应弱化集合体内部多元主体的权力。因而，达成共识的机会成本上升。多元化国家集合体的建构方案的缺陷在于，忽视了集合体内部的复杂性，国家之间利益不同，立场必然不同，看似有效率的组织形式实际上缺乏凝聚力，是一种低效的经济全球化组织形式。三是中谷岩提出的相互承认的全球化方案。他认为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给社会带来很大灾害，突出表现是单边主义的回潮，认为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并不是唯一，主张构建一个相互承认的经济全球化。中岩谷虽然认识到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危害，却用一种改良的办法继续发展这种不对称公平。相互承认的发展模式从微观角度上说，确实能给经济全球化提供动力，但有些交往因为国家利益、主权边界、意识形态等因素影响很难彼此相互承认，从而陷入困境。

(六)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出场

从经济全球化发展现状和理论演变看，进入21世纪后，经济全球化确实存在很多问题，造成理论与实践无法逻辑自洽。因而，一种新的经济全球化呼之欲出。习近平提出的新型经济全球化建设方案，从内容上说，它以开放性为前提营造合作氛围，以包容性为内涵发展世界经济，以普惠性为动力开展世界贸易，以平衡性为方式弥合南北鸿沟，以共赢性为目标实现共建共享。这五点发展思路有效解决了当前经济全球化出现的负面溢出效应，如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中提供了中国参考，在协调效率和公平的问题中展示了中国经验，在发展增长与分配的平衡中贡献了中国智慧，在应对技术和就业挑战中突出了中国创造。

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出场，打破了资本主导一切的经济霸权，昭示经济全球化不会只有一种建设方案。它既克服了西方国家经济全球化方案的缺陷，同时兼顾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也将中国发展智慧融入其中，从而满足了国际社会对经济全球化的期待，在变局之中开新局，完成从发展愿景向现实行动的飞跃。新型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发展方案，国际社会可以根据自身发展条件自主选择。新型经济全球化的提出是为了解决资本增殖带来的消极作用，提倡以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和共赢的理念，凝聚共识，处理国际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形成一个“融而不同”的世界经济格局。

四、路径选择：“一带一路”是推动构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进路

马克思在1875年5月《给威廉·白拉克的信》中写道：“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26]新型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可行方案被提出，能否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关键要给予各国人民实实在在的利益。特别是被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思想笼罩的发达国家，如果没有利益的支撑，那么他们将会失去兴趣。因而，“一带一路”建设便成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落脚点。自习近平2013年9月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同年10月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提出共建21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后，仅仅7年的时间，来自世界的139个国家加入共建共享的行列，不论是从合作的深度(由最初的经济合作到现在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五位一体整体推进)，还是从合作的广度(由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到国家之间战略对接、政党治理经验学习和人文交流等)，都说明“一带一路”建设正在以国际社会看得见的实惠，发展合作共赢的价值共识，诠释推动构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当代意义。

(一)“一带一路”是构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

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带来两类问题：一是发展的速度与国际经济治理滞后，未实现同步，导致贸易自由化与利益分配问题、金融危机防范与应对问题、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发展战略协调问题，以及影响经济全球化的非经济因素制约等问题；二是资本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在对外开放程度上博弈，带来巨大的潜在风险，如机会分配不平等、技术与信息不对称影响、国际金融风险和威胁人类生存的潜在环境安全问题。这些问题在资本主导的生产关系下都无法解决，因而解决这些问题便成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比较优势，进而演化成内在发展要求。“一带一路”作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实践行动，必然需要发展理念的指导。

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是：让处在深度调整期的世界经济走向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和共赢，实现可持续发展。“一带一路”秉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发展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27]，并用利益共同体概念诠释人类命运这个宏大的发展主题，最终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因而在价值共识上是一致的。从发展手段来说，“一带一路”倡议用务实的合作、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实现与沿线国家联动发展。它不是地缘政治工具，也不附加限制性条款阻碍其他国家搭乘中国的快车。习近平曾说过，“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机遇和成果属于世界[28]。指责“一带一路”倡议是殖民计划、马歇尔计划，用经济援助的手段实现对其他国家殖民是毫无根据的。此外，“一带一路” 建设用“对接”“互补”而非“替代”手段，将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纳入整体发展规划。就发展目标而言，不论是“一带一路”，还是新型经济全球化，都要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其目的是互利共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具有不对称和不平衡等特征，是一种掠夺性的全球化和寄生性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国家因为早期的全球化扩张和资本积累，在国际分工中占据发展优势，然后通过制定贸易规则，建立经济秩序，使得整个全球贸易体系和世界经济秩序都朝着有利于资本的方向发展，造成南北发展鸿沟。在资产阶级内部，阶层之间开始分化，贫富两极日益突出，内部发展矛盾尖锐。本质上，资本的发展目标并非合作共赢，而是零和博弈，是不可持续的。因此，“一带一路”倡议以政策融通为现实前提、以设施联通为发展核心、以贸易畅通为交往手段、以资金融通为物质保证、以民心相通为文化基础，构筑了一个合作共赢的帕累托最优方案，满足了国际社会对共商共建共享的发展期待，成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

(二)“一带一路”为新型经济全球化注入时代活力

在世界经济增长乏力、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创，以及南北鸿沟持续拉大的关键当口，“一带一路”建设无疑为世界经济带来一股新的活力。“一带一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石，对接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实现资金、信息、商品和人才的自由流动，使生产要素得到优化配置，促进新型经济全球化走深走实。7年来，“一带一路”合作画卷渐次铺开，形成“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海陆立体贸易格局[29]。此外，中欧班列、陆海新通道的开辟，亚投行、丝路基金的成立，都为跨国经济走廊上的合作创造了基础条件，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显示一派欣欣向荣的发展前景，为推动构建新型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发展活力。在建设“一带一路”过程中，中国互利共赢的发展智慧、五千多年源远流长的文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都在民心相通的交往中被逐渐认识、认知和认同，进而在精神层面为构建新型经济全球化注入活力。

(三)“一带一路”是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案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带一路”就是新型经济全球化。这是因为“一带一路”倡议是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实践注解。推动构建新型经济全球化不能只停留在理论层面，马克思曾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案要想从主观走向客观，就要破解国际社会发展难题。随着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世界经济结构失衡、全球经济治理滞后等问题逐一被提出，而由资本制定的经济秩序和治理规则却并没有使全球经济发展的矛盾得到有效解决，反而以“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推卸经济治理的责任，根本无助于世界经济发展矛盾的解决，也容易人为拉大南北鸿沟。“一带一路”倡议的出现，直面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所遇到的问题，回应了经济全球化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用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创新国际社会增长模式、合作模式和发展模式，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认同、推动和构建奠定了物质基础、夯实了民意基础，成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