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新”与“生”

沈 红，熊庆年，陈洪捷，李志峰，王洪才，贾永堂，刘 进

新型研究型大学，“新”在哪里？

沈 红

（南方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讲席教授）

“研究型大学”是大学中的一种类型。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20 世纪70 年代初研制的“高等教育机构分类”所起的作用，非官方地把研究型大学作为大学群中一个“最高阶层”而存在。在其之后，根据培养学生的学位层次划分出了博士授予大学、硕士授予大学、学士授予大学、副学士授予学院；再根据院校特点划分出专业类院校和种族类院校。中国的相近研究具有“寻找对应”的特征：对应着研究型大学便产生了“教学型大学”；对居于两者间的高等教育机构，又出现了“研究教学型”和“教学研究型”大学。实际上，时至今日，中国对这四类大学的划分标准并不明晰。进入21世纪后，更为“加速度地”讨论起创新型大学、创业型大学、新兴大学，新型研究型大学于2020年开始被提出。

上述讨论都对应着大学的类型。只要是类型，就有类型的划分标准或指标。从研究型大学的字样和相关内容描述来看，这些大学是以科学研究为主要追求的，设定的标准是表征科研成就的项目和论著以及授予的博士学位数等。然而，只要是大学，就要执行大学的天然使命，即培养学生。研究型大学既要强调科研工作，也不能轻视教学任务，为了得到社会的信任和支持，还不能怠慢了社会服务。这就是说，研究型大学与“并非强调研究的大学”一样，肩负着教学、研究、服务这三项职能；不一样的则是它们在三项职能中的比例分配。这就意味着进入研究型大学类型要达到一个“指标下限”，而指标具有一定的“域宽”。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又是研究型大学类型中细致分化的一个层次。也许是教学、科研、服务这三项职能的比例分配更为科学合理，也许是在科研职能上的成就大大超出进入了研究型大学类型“域宽”的其他大学。总之，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研究型大学群中的一个“至高阶层”，达到“指标上限”。这就明确了研究型大学类型之中又分为“高水平”层次和“一般”层次。相较于研究型大学整体而言，其中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群的特点在于“高”。

中国自2020 年9 月在世界上率先提出了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从字面含义看，这是相对研究型大学群而“生长出”的一种新类型，具有研究型大学的基因，又具有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追求，但与研究型大学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又有所不同。不同的关键就在于“新”。

一是新世纪出生。新型研究型大学出生在21 世纪、社会处在改革的非平稳发展环境、既有研究型大学难以满足多维挑战的背景下。这些大学，必须批判性地吸收既有研究型大学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必须直面社会改革发展的局面。50 年的历史已经嫌长，新世纪出生的大学才有可能进入新型研究型大学的视野。而研究型大学的历史越长，越有可能成为“高水平”。

二是新理念导航。新型研究型大学出生时的高起点、高定位、高目标，带来了对财政的高需求，开辟多元和充足的资源渠道成为必然；带来了对规模发展的限制性，选择走“小而精”之路成为必然；带来了对前沿科学的高追求，“高举高打”的国际化战略策略成为必然；带来了学科设置的有限性，直接面对国家重大战略和人类科学发展需求成为必然。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从一般研究型大学发展而来，历史遗留下来的资源渠道分布、规模发展惯性、既有国际伙伴、学科结构布局等，都成为这些大学难以“轻装上阵”的关口。

三是新教师队伍。新型研究型大学是“从无到有”的，既无人才存量又无庸才负担。这些大学的教师队伍，主体都是由具有最“光鲜”的学历、最“训练有素”的经历、既聪慧又勤奋、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构成的。这些大学教师群体的特征是，以学术为其生命追求，以学术为其生活方式，唯有科学创新才能成为激励其前进的动力。如此而言，高投入、高层次、高信任、居前沿、有自由、可交叉的学术平台才是其最大的吸引力，非“近亲繁殖”、高频率流动成为这些大学教师队伍的常态。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长长短短的历史，带来了其教师队伍林林总总的结构，“流入”是简单的，“流出”谈何易。

四是新学生养成。新型研究型大学都有宏大理想，引以为傲的为数不多的学生是其社会声望集成的资本，人才养成的天然滞后性使这些大学早在办学初期就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学生身上，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早就化作日常行动。教师全员参加招生不是为了招收高分学生，而是为了选择与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气质和理念相契合的年轻人。包含教师资源和财政资源在内的“重金投入”学生培养，为的是养成“一小批”、累积“一大批”拔尖创新的人。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规模使得资源分散，难以实现教师主导的“全员六三一备选，全员导师相随”（“全员”指全体学生，“六三一”指招生录取制度，其中的“六”为高考分），难以实现学生主导的“全员自选专业，全员国际交流补贴”（这四个“全员”是南方科技大学的特点）。

五是新内在形成。刚出现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先为“自诩”而后才有可能成为真实存在。这些大学，随知识生产方式的演变改变着其学科特性——从单学科，到跨学科，再到超学科；随科学技术重要性的提升改变着其研究类型的比重——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的相辅相成；随社会对人才标准迭代速度的快慢，从“科研优先”转变为“教学科研双优先”；随发展过程中一道道新的、从未见过或者是见过但未跨过的难关的出现而转变着学校发展方式。这些大学的过程目标是不断前移的，没有人能够预测到新型研究型大学最终将走向何处。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中的“高水平”永远是相对的，预测结果是一定的——“居研究型大学前列”。

六是新外在优势。新型研究型大学，因为实行“新派做法”而被寄予改革试验校的厚望，一举一动得到多方关注；因为是“新生牛犊”而初期发展势头迅猛，评价结果快速“窜高”；因为社会各界对经改革而生的新生事物成功的期盼，这些大学的点滴成绩都可为其赢得荣光。这些大学，外表上彰显出的是校园现代、有钱有物、教师优秀、学生自豪，学校整体“颜值”美好。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尽管有改革、有创新、有进步，也被人“见怪不怪”，视为理所当然。

七是新竞争态势。新型研究型大学与同期出现的目标相近的大学“同向同行，同比高下”；非同期出现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对新型研究型大学“小心翼翼，不得不防”；并不只是少数的普通高校对新型研究型大学“旁敲侧击，虎视眈眈”。一旦某所或某几所新型研究型大学显露出“成功的模样”，多所新办大学以及即将新办的大学就会很快地追赶上来。这样看，新型研究型大学所处的竞争环境是“新式”的，尽管目前并不“白热化”，但已进入“高度防范”状态。由于“高处不胜寒”，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竞争对手多年来相对固化，浮动范围比较狭小，如此也就限制了这些大学的远见卓识和思想开放。

八是新主体举办。新型研究型大学的举办主体多样化。有两级地方政府的“省管市建”，如2012 年获批的南方科技大学（广东省主管、深圳市重点投入建设）；有政府与科学院的“省管省院共办共建”，如2013 年获批的上海科技大学（上海市与中国科学院共办共建、上海市主管）；还有由社会力量举办、国家重点支持的2018 年获批的西湖大学，为杭州市西湖教育基金会举办。亦有从历史上的研究生院发展而来、由科学院举办的中国科学院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而中国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都居“985工程大学”或“双一流建设大学”的前列，都为中央部委所属所建。

九是新机制运作。正因为新型研究型大学需要直面社会的急剧改革，需要博采多所既有研究型大学之长，需要逐步实践其诞生时设定的崇高目标，这些大学就没有“老路”可走。在校内治理上，教学、科研、服务之间的关系，教师、学生、管理人员之间的关系，单学科院系、多学科院系、跨学科中心之间的关系，还有校、院、系之间的关系等，要凭借新思维“创作”出新的大学运行机制。如，组织结构上是采取“扁平”还是“垂直”，管理方式上是“从上到下”还是“由下至上”，在出现难以协调的矛盾时是重学术需求还是重行政使命，这些都属机制运作的范畴。相对来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仍然背负着管理而非治理、平衡而非“革命”的历史包袱。

十是新体制保障。上述所有的“新”，无一能够在旧的体制下运行，要求有新体制的保障。如：改革永远伴随风险，允许这些大学改革进取，就是要在体制上保障学校可在风险中前行；允许这些大学走创新之路，就是要允许它们多元筹措资源、多元评价学生、多元评价教师、促进多元文化发展；支持这些学校建立起新的大学-政府关系，政府提供资源而减少控制；支持这些学校建立起新的大学-市场关系，有科学预见性地调整专业和交叉学科；支持这些学校建立起新的国际合作关系，在高等教育国际化上不走“老路”；支持这些学校切切实实地率先尝试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只有给予新体制保障，新型研究型大学才能“无后顾之忧，走创新之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研究型大学模式，给世界做出榜样。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已有一些既定传统，也有某些“优势”需要得以固化，如优势学科、卓越机构、有效率的工作程序，这些“优势”也许以新老混合体制支撑更为合理和有效。

在上述的“十新”中，新理念、新内在、新机制、新体制尤为重要。实践“十新”，成功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关键是与时俱进，关照国家重大关切，实现国家重大利益，并不是只达到研究型大学的“指标下限”就足够的。推而曰之，保持新型研究型大学之“新”的关键是不断地改革创新。

新型研究型大学是一种新科技制度、新高等教育制度的承载机构。它们是伴随科技新发展、国家利益新需求而生的，前进方式是全加速度的。既然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呼唤相匹配的大学机构来承担新的知识生产，得到新的生产结果，也就需要产出新的大学模式。而新型研究型大学就是一种待时而生的大学新模式。本文谈及的新型研究型大学虽由中国提出并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状况为背景，但实则为世界多国所需，因为这些大学的建设与发展，有助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经济强盛、科技进步、高等教育发展等多维目标的实现。

新型研究型大学政策的话语谱系及其溢出效应

熊庆年

（南方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访问教授）

2020 年9 月1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指出：“要加强高校基础研究，布局建设前沿科学中心，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2021年4月，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公布，提出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支持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新型研发机构等新型创新主体，推动投入主体多元化、管理制度现代化、运行机制市场化、用人机制灵活化”。由此可见，“新型研究型大学”已然成为政策话语，支持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成为国家确定的政策。

追溯“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成为政策议题的过程，梳理这一政策话语的谱系，或许有益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政策的内涵。据媒体报道，2015 年3 月11日，施一公领衔，与陈十一、潘建伟、饶毅、钱颖一、张辉、王坚等7人正式向习近平总书记提交了《关于试点创建新型民办研究型大学的建议》。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批示，给予支持。施一公在2016 年12 月10 日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成立仪式上的致辞中，披露了他们之所以提出创办西湖大学的缘由。实际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中国的持续发展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基础研究的总体水平仍然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高科技发展的核心技术严重缺失，等等；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的解决，每一个挑战都将会成为我国今后发展的限速步。”二是“纵观世界近代科教发展史，民办大学由于其灵活多样而展示出巨大的实力……在中国，民办高等教育近年来蓬勃发展，但目前主要以职业技术教育为主，还未曾在前沿科学研究和高技术领域的高层次人才培养方面进行尝试。这个空白需要一代人携手迈出第一步去填补！”也就是说，他们希望通过创办民办研究型大学，来突破深层次体制机制的困扰，实现基础研究水平和高科技创新能力的快速提升。这两个考虑抓住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其远见卓识自然得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首肯，也得到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因而，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很快被纳入政府的政策议题。

按照现行体制，高等教育实行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管理，以省级政府统筹为主；设置普通高等学校，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审批。2017 年、2018 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先后致函教育部，商请设立西湖大学，并报送西湖大学考察意见建议研究情况。2018 年2 月14日，教育部复函浙江省人民政府，同意设立西湖大学。复函明确提出：“西湖大学系社会力量举办、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型高等学校，为非营利法人，由你省统筹管理和指导。”很显然，此时中央教育行政部门政策选择的价值指向，是民办大学体制机制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在西湖大学成立典礼上，全国高校设置评议委员会主任、教育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杜玉波宣读了教育部的贺词，指出：“西湖大学的创办，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之先河，对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办学体制改革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媒体对贺词的报道有的与官方新闻稿略有不同：“西湖大学的创办（民办性质），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先河，对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及创新，具有重要的示例意义。”也许是致辞者即兴发挥，直接点出了创新点。事实上，2018 年初美国《科学》杂志已经专文报道西湖大学预期将获得正式批准而成立。该刊指出：“与公立大学不同，西湖大学将由校董会管理。Postiglione 认为这会让西湖大学在高管挑选、人员配置以及战略制定上拥有更大的灵活性。”总而言之，倡办者初始的动机也好，政府最初政策选择的价值指向也好，均指向采用民办大学体制创办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看重的是民办体制的灵活多样性。

在后续的政策发展进程中，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逐渐溢出了民办高等教育体制机制创新的语义域。也许施一公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在2018年5月26日召开的第二十届中国科协年会上，他明确指出西湖大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所社会力量举办、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并表示“也希望若干年后，中国拥有若干所世界一流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它们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分支，和众多优秀的公立大学一起支撑起中华民族的未来，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中国人应有的贡献”。把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关联起来，使之与既定的教育政策相协调，无疑有利于丰富政策的内涵。施一公的呼吁得到了响应。2019 年3 月，浙江省召开全省教育大会，会议明确提出“推动西湖大学早日建成世界一流新型研究型大学”。省教育厅厅长更直截了当地表示，要“聚全省之力支持西湖大学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在2020年9月11日的科学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对开展基础研究有成效的科研单位和企业，要在财政、金融、税收等方面给予必要政策支持。”“不要看是什么所有制、什么体制，要创新发展有利于基础研究的良好科研生态。”总书记的讲话是站在国家科技创新全局的战略高度来思考的。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是布局建设前沿科学中心的举措之一。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在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得到了贯彻。“支持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是放在纲要第二篇的第四章“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来讲的，很显然，创新科技体制机制已经列为国家“整合优化科技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在这个意义上来看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政策意蕴显然大大拓展和丰富了。从这个视角上看，过于纠结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界定，争执哪些大学属于新型研究型大学，未免太狭隘了。

“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这一话语从政策议题演变为确定的公共政策的过程，体现出教育和科技政策制定的鲜明中国特色。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陈学飞教授在研究“985 工程”政策出台的过程时曾经指出：“我国公共教育政策的制定大体有两种类型，即问题导向和理想导向。”后者往往“是一个先‘自下而上’再‘自上而下’、大学与政府合作和互动的过程”。“理想导向型政策目标往往长远而宏大，能够起到宣传引导、鼓舞人心、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这种类型的政策制定，实际上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把握发展的规律和大趋势，适时吸纳基层群众创新的智慧，把它上升为国家政策，再进一步面向基层推开、扩散，以促进社会事业可持续地发展。“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政策的形成与“985 工程”政策的形成类似，大体都有理想导向型政策制定的特征。

事实上，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在知识生产的创新驱动中，都在积极探索新的发展形态，而大学组织创新、体制机制创新正是其中的核心议题之一。2014 年10月，英国《自然》杂志专门刊发了一期以“大学实验”为主题的专刊，介绍世界各地的大学摆脱旧思想习惯束缚的新探索。著名的高等教育研究专家菲利普·G.阿特巴赫(Philip G.Altbach)及其同仁也特别关注到了“新兴大学现象”（accelerated universities），“这些大学均在短的时间内从概念和想法一跃成为现实中的国际知名大学”。于是就有了2016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召开的以“新兴研究型大学”（university startups）为主题的研讨会。菲利普·G.阿特巴赫等著的《新兴研究型大学——理念与资源共筑学术卓越》一书，刊载了这次研讨会上10 位大学校长和与会者分享的各自创新案例。事实上，我国国内也出现了若干新形态的研究型的大学，它们表现出特别的创新活力，而且这样的大学还在不断冒出来。“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政策可以说顺应了这一大势，因而它具有了特定的时代价值。如果这一政策能够如“985工程”“2011计划”“双一流建设”政策那样由小到大、由少到多，驱动更多的高校组织创新、体制机制创新，进而牵引高等教育系统的创新，带动我国科技创新跃上新台阶，那真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新型研究型大学崛起的深层原因

陈洪捷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雅教授）

在全球范围内，有一批大学日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有人称之为“新型研究型大学”（accelerated research universities），也有人称之为“ 新兴大学”（university startups）。这些大学似乎横空出世，刚刚建立就崭露头角，短短几年就冲到世界大学排行榜的前列，正如有人所说“从初创到一流”。这批大学包括浦项科技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洛桑联邦理工大学、奥林工程学院等。这些大学的共同特征是高起点、高投入、国际化，以工程、计算机、生物等前沿应用学科领域为主。

那么，所谓“新型研究型大学”为什么会在最近的几十年中涌现出来？是哪些因素让世界上这么多国家不约而同地建立这种新型的大学呢？发达如美国、瑞士、卢森堡等西方国家，或俄罗斯、韩国、沙特等非西方国家为什么都青睐这种新型的研究型大学模式？为什么企业和政府在建立新型研究型大学方面具有如此的共识？我们当然可以用全球化或制度扩散等因素来解释这种现象。这种说法也没错，因为没有国际化，这些大学是不可能建立的，国际化本身就是这些大学的突出标志。然而，用国际化来解释这一现象似乎没有触及深层次的原因，政府和企业不会仅仅为了追时髦或拼大学排行榜而投入巨资建立新校。本文拟对新型研究型大学崛起的更深层次原因进行讨论。

阿特巴赫等人曾对新型研究型大学做过研究，认为这些大学具有四个共同的特征：（1）能够吸引到高水平的国际人才；（2）通过跨学科而有特色的学科领域；（3）充足的经费支持；（4）独特的治理模式。这些特点也可以视为新型研究型大学能够迅速崛起的基本原因。阿特巴赫还认为，建校者的领导力、借鉴国外合作大学打造好的学术环境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是这些大学成功的重要原因。然而，这些原因似乎都还只是操作层面的原因，未能回答更深层次的问题。应该说，这些相似性很大的大学之所以群体性出现，必然有其更深层次的原因。我们可以认为，这些大学一定是针对某种特定的需求而出现的，大学的举办者显然是为了特定的目的而建立新大学的。换个角度说，在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建立者看来，已有的大学，无论它们如何优秀，都很难实现他们心目中那种特定的目标。

笔者认为，让这些大学“不得不办”的原因，显然不是经费、治理模式或领导力，也不是所在国家领导人的偏好，关键在于知识。已有的研究虽然也注意到了跨学科这一特点，但没有真正理解这种跨学科知识构成及其学科组织形式的深刻含义。跨学科其实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多少年来，全球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在积极促进跨学科的研究和教学，那么新型研究型大学所说的跨学科究竟有什么不同？

纵观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学科设置，就会发现其中的独特之处。这些大学无一例外都是以工程、计算机、生命科学等前沿科技领域为核心。洛桑联邦理工学院以工科为主，特别在微工程学科、计算机和生命科学等方面具有优势。奥林工程学院强调新型工程学科，将工程、创业和艺术与人文三者结合起来，这就是所谓的“奥林三角”。卢森堡大学以金融、欧洲法律和商业法、多语言和多文化环境下的教与学、电信安全与信任、系统生物医学等领域为主。这些学科的特点不仅仅是跨学科，而是融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于一体的跨学科领域。这些大学所关注的不是纯基础学科，也不是纯应用学科，而是两者兼备的知识领域。而且这些知识本身就产生于应用之中，都是应用导向、问题导向的知识，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如果我们熟悉吉本斯等人所提出的知识生产的“模式II”，就会发现新型研究型大学所关注的知识正是这种模式II 的知识。所谓“模式II”，是指知识生产是在特定的应用情景中进行的，研究的问题来自某种具体的需求或实际问题。模式II 的知识与纯学术的、学科导向的知识（模式I）完全不同，为应用而产生、而生产、而应用，是在问题的引导下，汇聚相关的学科知识而进行的。在工程技术等应用领域，模式II 的特征尤其明显。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研究毫无例外地注重工程和技术，注重知识转移和应用开发，注重与产业的合作，并根据产业和社会的具体需求来组织科研活动，这完全符合模式II的特征。

吉本斯关注的问题是知识生产模式，几乎没有涉及教育和人才培养问题。但是，在知识生产模式发生变化的条件下，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体制显然会随之进行变革，这是高等教育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高等学校虽然也一直在尝试培养跨学科的人才，但是由于传统的高等教育是以学科为其组织基础的，学科的逻辑深深地嵌入在整个人才培养体制之中。要建立一种与模式II 相适应的培养体系，改变长期以来以学科为基础的培养体系，显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而且，学科的逻辑和模式II 的逻辑必然也会发生冲突。正如奥林工程学院建立者所说的，陈旧的范式、根深蒂固的文化以及学术传统都会成为创新的障碍。

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在传统大学难以在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方面进行根本变革的前提下，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出现，就成为不可避免的选择。在传统的大学中，虽然也可以进行跨学科的研究，也可以局部进行模式II 的知识生产，但是由于传统的大学总体上还是建立在学科逻辑的基础上，所以全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很难真正推广。因此必须另起炉灶，才有可能建立一种与模式II 相适应的科研和人才培养模式，这应该是新型研究型大学产生的重要内在根据。

我们看到，新型研究型大学在学科设置（特别是学院设置）方面，与传统的大学大相径庭。比如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不设院系，而代之以四大支柱领域，即建筑与可持续设计、工程产品开发、工程系统与设计以及信息系统技术与设计。奥林工程学院也不设院系，建立了一个由卓越工程、创业精神和艺术、人文和社会科学组成的三维系统。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将“纳米-生物-信息-认知”作为学科，打破原有院系设置，重组为5个学院，即基础科学学院，生命科学学院，计算机与通信科学学院，环境、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以及工程学院。斯科尔科沃科学技术学院设置了大约10个科研、教育与创新中心。马斯达尔理工学院建立了四大跨学科的学院，包括电子工程与计算机学院、工程系统与管理学院、机械与材料工程学院和化学与环境学院。很显然，这些大学都不满足于传统的大学以学科为基础的院系架构，而根据其关注的知识领域建立了完全新型的“院系机构”，同时也建立了全新的人才培养模式。

这种所谓“后学科”（post-disciplinary）甚至去学科的组织架构，清楚地透露出模式II 的影响。甚至可以说，这种培养体系就是对模式II 的一种直接的回应，是一种符合新知识生产模式逻辑的新型大学。在这种意义上，新型研究型大学应该是大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创新，非常值得重视。

总之，从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角度看，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崛起有其必然性。可以说，新型研究型大学是在新的知识生产模式的推动下而出现的一种新型高等学校，它们不仅在知识生产方面顺应了模式II的需求，同时在人才培养方面也按照模式II 的逻辑进行了改革。这种新的人才培养模式虽然还在初创时期，或许还没有定型，但这一改革的方向值得肯定。这些人才培养的实践未来或许会对传统大学的人才培养体制改革产生重要影响，会对整个高等教育发展具有引导意义。

新型研究型大学群体的创生逻辑

李志峰

（武汉理工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随着我国第一所新型民办研究型大学——西湖大学的创设，新型研究型大学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的一种新的类型应运而生并得到了迅速发展，也引发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既然冠之以“新型研究型大学”，那么，新型研究型大学与传统研究型大学有什么区别，也就自然成为理论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关注的核心问题。因此，研究新型研究型大学，只有理解其创生逻辑，才能够准确定义其内涵与特征，定位其在高等教育分类体系中的功能和作用，形成与传统研究型大学错位发展的格局，更好地促进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快速发展。从最早的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创设，到新型研究型大学群体的生成与发展，大体遵循三大逻辑。

一、诱致性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同向聚合

新型研究型大学是诱致性与强制性制度变迁同向聚合的产物。

从制度变迁理论来看，诱致性制度变迁是社会个体或者群体自发倡导和组织实施的对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以促进新的制度变迁，是为了追求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制度变迁。2015 年，施一公等七位学者在向习总书记提交的《关于试点创建新型民办研究型大学的建议》中第一次提出了新型研究型大学这一概念，并对创建新型民办研究型大学的时代背景和必要性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阐释。2018 年2 月，教育部正式批准设立西湖大学。2018 年10 月20 日，新中国第一所由社会力量举办、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型研究型大学——西湖大学在杭州揭牌成立。从西湖大学的创设历程中可以看出，新型研究型大学最早是由一批科学家发起，得到民间资本大力支持、继而得到政府许可的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和进行科技创新研究的新型大学，带有强烈的自发性，其目的就是为了对现行的研究型大学的制度安排进行调整和变更，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需要。

新型研究型大学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是社会非营利性组织——科学家和民间资本，他们是初级行为团体。西湖教育基金会作为非营利性组织对于西湖大学的决策支配了制度安排的进程，并得到了次级行动团体——政府的支持，有力地促进了初级行动团体的制度安排，推动了制度变迁。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理论逻辑来看，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创设显然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产物，西湖大学的创设反映了这种制度变迁的逻辑。

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创设是由诱致性制度变迁而始，但是作为群体的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创生就需要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有力推动。强制性制度变迁是以政府（包括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为主体、自上而下、具有激进性质的制度变迁类型。由于政府制度安排的力量较为强大，因此，新型研究型大学群体创生的制度安排虽然时间短，但对于推动新型研究型大学群体发展的力度却比较大。政府的权威保证了新型研究型大学群体创生的制度安排得以更好地实现，一批新型研究型大学得到了政府的承认和支持，一些新型研究型大学也正在筹备建设之中。由此看来，当新型研究型大学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产生积极效果，并与国家战略需要形成制度同向时，政府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有力推动就成为新型研究型大学群体创生的重要动力。

正是由于诱致性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同向聚合，新型研究型大学得以顺利创设并迅速发展。

二、创新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的双向衔接

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创生是科技创新与创新人才培养双向衔接的结果，是对“钱学森之问”的时代回应。

首先，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创生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为宗旨。作为大学，包括新型研究型大学，首要的任务是人才培养，需要遵循人才培养规律，将立德树人贯穿于人才培养全过程。而新型研究型大学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主要聚焦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需要遵循的是创新人才培养规律，这是对“钱学森之问”的回应。“钱学森之问”的核心命题就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对高等教育创新人才培养的改革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反思、研究和改革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尤其是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培养模式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的热点话题。因此，按照创新人才培养规律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也就成为新型研究型大学的重要功能，这也是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新”之所在。

显然，现行的研究型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还不能完全适应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存在着制度短板。这种制度短板，主要表现在人才培养理念上的适应论、人才培养模式上的三段式、学科专业建设的大而全、学科组织建构的单学科、人才培养质量评价的封闭性、知识内容的滞后性等方面，一定程度上桎梏了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因此，需要针对人才培养时弊、取长补短，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这是其在创新人才培养上的创生逻辑。

其次，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创生以科技创新为主要任务。研究取向是研究型大学的基本特征，新型研究型大学也不例外。之所以中国大学对世界科技发展的贡献有限，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没有按照科技创新规律来办大学恐怕是主要的原因。因此，遵循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科技创新规律也就显得尤其重要，其核心在于聚集一大批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和其他优秀人才，从事最前沿的基础科学研究，用一流科研活动和成果支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这就是新型研究型大学科学研究的定位和历史使命。

重大科技创新依赖于基础研究和基础学科创新人才培养。创新链的断裂归根结底在于基础研究和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的缺失。这就要求新型研究型大学要聚焦于基础研究，同时重视基础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这就必然要求新型研究型大学既要按照创新人才培养规律来培养人才，还要按照科技创新规律来开展科学研究。这就需要打破传统研究型大学长期形成的惯性办学思维，破除办学过程中的体制机制障碍和路径依赖。在办学过程中，转变办学理念，改革教师聘任制、广纳世界一流科技人才，坚持发展有限学科，不搞大而全的大学科、多学科体系，注重学科交叉和组织创新，强化基础研究和国家重大科技中的“卡脖子技术”研究，努力实现原始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重大突破，培养具有创新精神、丰富科学实践和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拔尖创新人才。在科学研究中培养创新人才，在培养创新人才过程中促进科技创新，实现科技创新与创新人才培养的双向衔接。

三、国家战略需要与社会力量支持的同频共振

既然新型研究型大学是诱致性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同向聚合的产物，那么，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创生一定反映出其内在动力或者根本原因。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制度环境非常重要。正是制度环境的变化所导致的需求与供给的不满足诱发了制度变迁。事实上，作为社会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教育体系中基础研究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需求远远不能满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需要，既有的研究型大学又无法高效地完成拔尖创新人才和重大基础研究成果的供给，这必然会促进研究型大学的多样化变革，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创生也就在情理之中。从国家发展的战略需要来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了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是新型研究型大学创生的根本动力，也是新型研究型大学创生最大的制度变迁环境。在这个制度变迁环境中，亟须培养创新能力强的高素质人才，亟须在基础理论领域取得重大突破，这就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国家科技发展战略中的最大需求。如何满足这种需求？显然，除了传统研究型大学之外，新型研究型大学也是制度供给的主体之一。传统研究型大学在制度供给过程中由于其固有的制度运行逻辑存在着路径依赖，难以有效提高制度变迁效率。因此，在诱致性制度变迁内生变量的影响下，新型研究型大学得以实现制度生成。新型研究型大学的诱致性变迁不但充分发挥了个人选择和民间力量对其创生的原始推动作用，而且借助于强大的政府资源的支持和后续拉动，推动了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快速发展。源自民间的新型创新型大学的原始变革需求和国家战略需要迅速形成合力，既降低了传统研究型大学的制度变革成本，又实现了新的制度均衡。

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创生是国家战略需要和社会支持同频共振的结果。从最早的西湖大学到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等实践案例来看，反映出新型研究型大学的这种创生逻辑。从创设到发展，离不开包括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在内的社会力量的支持，也离不开国家政策的引导。只有国家战略需要和社会支持实现同频共振，才能不断实现新型研究型大学群体的制度创新和快速发展。

新型研究型大学之内涵、特征和可能的局限

王洪才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一、新型研究型大学之“新”

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是时代提出的一个新命题。新型研究型大学究竟新在何处，必须从历史的视野来看待。在历史上，研究型大学是一个发展过程，并未一成不变，因而也不存在标准模式，既有德国模式，也有美国模式。即使在美国，也存在不同模式。我们今天开展“双一流”建设，既要借鉴外国经验，但也不能照搬别国模式。今天我们处于一个发展新时期，必须探索出一条适合于新时代发展需要的新路子。事实上，一批新兴的研究型大学快速崛起，就为我们探索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发展道路提供了参照系。如香港科技大学或南洋理工大学，都是新近崛起的研究型大学，所走的都是不同于传统研究型大学的发展路线，其经验很值得借鉴。

所谓新型研究型大学，就在于成功地摆脱了对传统研究型大学发展路径的依赖，走了一条创新发展之路。事实上，任何研究型大学的成功都不可能是模仿的结果，都必须走创新发展之路。创新意味着必须开拓与开放。开拓，意味着必须走自己的路；开放，意味着必须积极地学习别人成功的经验。

从历史角度看，研究型大学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代表了四种研究型大学发展模式。

（一）以研究为本阶段。1810 年，洪堡创立柏林大学，率先开始以研究作为大学的核心职能，创建一种新型大学模式，实质上这就是今日的研究型大学原型。洪堡提出的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的办学理念和教学自由理念以及以科学精神陶冶人格的理念，一直被奉为研究型大学的圭臬。柏林大学的建立标志着德国大学模式的建立，既代表现代大学的开始，也意味着研究型大学的发端，从而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学习的榜样。

（二）以研究生教育为主的阶段。虽然柏林大学是研究型大学的原型，但柏林大学并未突出研究生教育，而真正的研究型大学是以研究生教育为主的大学。学界公认，1876 年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成立是研究型大学的开始。霍普金斯大学创建时本想只设研究生教育，后在社会压力下开设了本科生教育，但仍然把研究生教育作为办学的主体。这种以研究生教育为主的办学模式成为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的定例。

（三）以应用研究为主的阶段。20 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新兴科技的发展，诞生了一批与新兴科技创业密切互动的大学。它们不再固守于洪堡所主张的纯学术研究观念，而是把应用与开发研究作为大学发展重点，把引领产业发展作为成功标志，实现了与新兴产业一同成长的目标，构建了一种转型的研究型大学——创业型大学，其代表就是斯坦福大学。

（四）以管理革命为标志的阶段。进入20 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势头迅猛，大学排行榜也开始兴起，逐渐催生了一种新型研究型大学。这种研究型大学的特点是发展速度惊人，大学排名一路飙升，而科研业绩对于大学排名提升发挥了主导性作用。这种新型研究型大学通过大学排名提升有效地提升了教育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这种大学的成功就在于转变了传统的学院式管理模式，采用了企业化管理体制，这是大学进入全球化时代出现的一种新型大学办学模式。

二、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基本特征

新型研究型大学有五个突出特征：（1）建校时间短，发展成效大；（2）学科集中在理工科，与新型产业发展关系密切；（3）员工采用全球招聘，福利高，竞争性强；（4）资金投入巨大，政府成为主要投资方；（5）采用企业化管理方式。

建校时间短、发展速度快是新型研究型大学最突出的特征。这批大学的出现都与信息技术、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它们一般都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成为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这种发展速度令人侧目，这也是它们能够引人关注的最主要的方面。

从学科类型看，新型研究型大学都是以理工科作为核心学科，遗弃了传统研究型大学综合性、大而全发展的路线，学科类型相对集中。这些大学一般规模都不大，教学上都实行精英化，书院制是一种常用的学生管理模式。

任何大学成功的根本都在于拥有一支精英化的教授队伍。新型研究型大学为了保证学术生产力快速提升和学术竞争力快速增长，都采用全球化招聘教授的策略，高工资、高福利是其吸引人才的基本策略。这些大学也采用“非升即走”管理模式，所以教授的流动性强也是一个突出特点。

建立新型大学需要巨额投入，如此投入往往只有政府才能胜任。无论香港科技大学还是南洋理工大学，都得到了政府的慷慨资助，政府巨额投资一般都集中在那些具有巨大市场前景和科学潜力的项目上。

新型大学一般都采用企业化管理模式，而不再采用传统的教授治校、大学自治模式。传统研究型大学都非常尊重学术自由，普遍采用教授治学、大学自治模式，教授评议会在学术决策中扮演主导角色。而新型研究型大学普遍采用行政权力主导模式，教授会扮演咨询与配合的角色。这样的决策机制保障了大学对外部变化的快速适应。

所以，新型研究型大学普遍具有速成性特点，这是其最显著特征；具有资金密集投入的优势；师资具有高选拔性和高流动性特征；注重于热门学科，这是其发展速度快的根本原因；特别注重管理效能提升，采用精英决策、高效执行的模式，有力地支持了快速增长。

三、新型研究型大学可能的局限

第一，爆发式增长难以持续。新型研究型大学均依靠巨额投资才得以迅速发展起来，通过巨额的资金投入得以在世界范围内招聘精英科学家。巨额投资需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作为后盾，否则巨额投资就难以维系。故而，依靠投入驱动的爆发式增长维持难。

第二，高度竞争难以形成良性学术生态环境。新型研究型大学以发展速度快著称，从而必须快速适应外部变化，对教师的选拔性非常高，导致教师的流动性非常强。高流动性往往难以造就高品质的学术文化。高品质学术文化强调合作重于强调竞争。

第三，重指标考核难以形成重大学术突破。新型研究型大学发展都存在一个“对标效应”，即把某种科研指标或评估指标作为自我发展的动力。这种发展具有明显的任务驱动特征，内生动力偏弱，从而带来爆发式增长容易而实现重大学术成果突破难的弊端。

第四，学科偏重于理工，难以培养人文情怀。传统大学都是以人文学科奠基，目的在于培养高雅的人文素养。新型研究型大学普遍以理工科作为重点，信奉竞争哲学，强调精英文化，很难对大众生存状况表示出充分的关爱。

第五，对外部资源依赖性强、风险大。新型研究型大学与创业型大学的根本不同在于前者缺乏自我造血功能，一般都需要外部巨额投入，所从事的研究往往具有高显示度而缺乏实用性。其结果是科研指标提升迅速，而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性并不强，时日一久，外部期待必然降低，投入必然减少，如此就会失去持续发展动力。

第六，新管理主义难以产生学术自治文化。高品质的学术依赖高度自主性的文化。在新管理主义主导下，学术很难实现自治，而这恰恰是大学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密码。

四、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可能前景

第一，走基础与应用并重研究路线。新型研究型大学大都侧重于热点问题研究，这对于提升科研指标而言具有速效性，但要做出重大科学突破就很难。如果在重视应用研究的同时兼顾基础科学研究，就可以消弭发展根基不牢的缺陷。

第二，走新型治理路线。新型研究型大学都借鉴了公司治理经验，但如何与学术文化相融是一大难题。如果能够把公司治理的精华与传统学术治理的优势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新的治理文化，就可以实现持续发展的目标。

第三，走创业型大学发展路线。这意味着新型研究型大学需要逐步改变政府投入为主的资金来源模式，主动与高科技产业合作，走创业型大学的发展路线。当大学具有自我造血机能后，就不再是一种依赖型、外生型的发展模式。

第四，走大学集群化发展路线。这意味着新型研究型大学需要在区域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扮演龙头角色，与其他大学进行合理分工，从而实现一种互补性发展模式。这样就能够形成一种合理的大学生态，从而具有长远的发展前途。

总之，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最显著特点是发展速度快，而密集的资本投入、高效率的管理体制发挥了突出作用。其潜在风险在于可持续性，若能解决这个难题就可以长久发展。

组织试验与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破与立

贾永堂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

新型研究型大学是一批相对于传统研究型大学而言的新型高等教育组织，具有规模小而精、办学历史短而起点高等初显特点，如西湖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等。国家“十四五”战略规划纲要指出：“支持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新型研发机构等新型创新主体，推动投入主体多元化、管理制度现代化、运行机制市场化、用人机制灵活化。”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创建关系到高等教育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和国家创新体系的提升。新组织的创建牵涉到传统组织的破与立，新型研究型大学也不例外。理解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根本特征及产生的动因，并尝试从组织试验的角度探索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破与立，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创新发展至关重要。

一、对新型研究型大学的若干认识

国际竞争背景下对现有研究型大学在知识创造与人才培养功能表现方面的不满，是创建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强大外部动因。国际竞争日益加剧，高新科技与相应的高层次人才成为决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虽然我国研究型大学的建设与发展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各大排名上的优异表现佐证了我国研究型大学的群体性崛起，但受制于制度和文化等多重因素，这些研究型大学在原创性知识技术的生产及高层次技术人才的培养上，远未达到预期目标，在很多关键技术领域，我们还被主要发达国家卡着脖子。我们无疑需要改变这一现状。寄希望于在知识生产方式和组织形态方面已经高度定型的传统研究型大学通过自身转型实现这一突破，似乎不大可靠。创建新组织以满足国家与社会的新需求，看来势在必行。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也表明，每当社会对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而传统大学无法及时做出有效回应之时，创建新大学往往是更理智的选择。

知识生产方式变革和大学组织的自我进化是新型研究型大学创生与发展的内部动因。大学本质上是一种知识生产组织。决定大学知识生产成效的是知识生产方式。与物质生产方式一样，知识生产方式既具有相对稳定的一面，也具有因应环境条件和主体选择而不断进化的一面。传统知识生产方式是一套理念、价值、方法和规范的综合体，强调基于相对封闭环境的经典的理论性知识的生产。随着全球化的深化和信息技术的普遍运用，社会经济、科学与文化发展的实践内容已经发生了深刻变迁，向更注重应用语境、更注重跨学科的新型知识生产方式转型，已经成为大学知识生产变革的必然趋势。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意味着大学工作方式的变化，相应地会带来大学组织形态的变革。

新型研究型大学可能新在何处？归根结底，新型研究型大学新在知识生产方式和目标上：它致力于高端应用型知识的生产和高级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总体而言，新型研究型大学是大学功能组合不断演化的产物，是原有功能耦合网的拓展升级。目前看来，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组织形态与特征尚在形成之中，远未定型。我们只能大概知道它的使命与目标，却不知道它的一般组织形态，也不知道它的根本性组织特征。至于其形成路径与方式，总体上尚在探索中，无法归纳，无从确定。虽然国内目前已经涌现出一批初具新型研究型大学雏形的大学，但还很难确定这些大学已经构成了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典范，在国外，我们也看不到类似的样板，故可以认定，在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建设与发展上，还没有公认的范例可以遵循。

二、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破与立有赖于广泛的组织试验

在今天的中国高教领域，要创建新型研究型大学，首先要实现对中国现有研究型大学的破，没有破就不会有立。甚至可以认为，要创建出新型研究型大学，首先需要实现对传统研究型大学的创造性破坏。我们首先有必要反思所有中国大学的理念与制度。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中国大学（当然包括研究型大学）的理念与制度存在诸多不同。在这些不同中，哪些是普通差异，哪些是我们的特色，哪些是我们的优势，哪些是我们的不足，都是需要我们思考的。显然，在现代大学的理念与制度诸方面，我们需要打破若干定势。破什么？一是破不适合新的知识生产的制度环境因素，如对大学必要自治的干预；二是破中国大学共有的泛行政化，弱化行政逻辑对学术逻辑的压制；三是破传统知识生产的观念与习惯。破旧的目的在于立新。面临极具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发展新挑战，新大学需要新思维、新方法。具体需要立什么？一是立新型制度环境，使新大学拥有相对自主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并构建新型知识市场，推动新知识的生产与供给；二是立现代研究型大学内部治理体系，使知识生产规律和教育规律真正起作用；三是立新型知识生产观念和行为方式。简言之，通过对现有研究型大学工作方式与组织方式的变革，首先使新大学像大学，然后使新大学像现代大学，进而使新大学像现代研究型大学，最终使新大学成为新型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在某种意义上，创建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前提是制定破与立的清单。这份清单关涉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组织信息或者说组织知识。组织知识是组织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核心软实力。组织知识的形成途径包括组织学习和组织试验。如前所述，目前尚未出现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成功典范，故组织学习的空间十分有限。所以，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破与立，只能基于广泛的组织试验。何为组织试验？组织试验（organizational test）是指应用价格制度试验不同的分工组织的过程，就是组织放弃原来的工作方式或目标，试验新的分工组态，看其是否可能提高组织绩效。劳动分工与组织试验理论是新兴古典经济学派最具影响力的一种代表性理论成果，尤其是其中的组织试验理论近年来被广泛运用到多种实际问题的分析中，为研究者们提供了一种很有解释力的理论分析视角。之所以将这二者并提，是因为要充分理解组织试验，必须首先理解劳动分工的经济学意义及其背后的演进故事，而要准确把握分工演进的一般规律，又必须进一步落脚到组织试验。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引出了组织试验的必要性；也正是基于对有限理性的揭示，我们才积极倡导推动广泛的自主自发试验。

考虑到破与立的难度，创建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初始方式可能应主要倾向于创建新组织，待时机成熟再推动传统研究型大学的转型与变革。

三、如何推动组织试验：关键在于确保以真实的试验获得有效的组织知识

要获得真实有效的组织知识，须确保组织试验的真实性、开放性和自主性。组织试验的真实性具有四重内涵。一是面向不确定性。组织试验既源于不确定性，又能从不确定性中受益。不确定性既是组织试验的发生背景，也应是组织试验的内在秩序。组织试验只有向着不确定性的环境空间开放，才能在不确定性的边缘演绎出无限可能性。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组织试验也应遵循这一原则，尤其不能预先设限。二是致力于创新与突破。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组织试验应该尝试在知识生产方式和组织形态方面有所创新与突破，要能形成真正有效的组织知识。如果没有大学治理、组织形态、工作方式与流程等方面的创新突破设想，也就无须去大费周折搞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组织试验。三是注重探索性。就行为方式而言，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组织试验的创新突破目标内在地决定了其既应在行为活动的意义空间上体现出探索性（验证某些假设），同时在过程上又应具备持续改进取向。因为真正意义上的创新突破大多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即使遭遇失败，也可能获得甚至比成功经验更具价值的有效组织知识（试验失败也能提供有效的组织知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应该宽容新型研究型大学试验方面可能出现的失败。四是主体自觉进取。在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组织试验过程中，组织自身的自主性和进取性应该为试验主义文化的实现及其行为、目标、过程等意义空间的拓展提供根本支持。这里的核心是教育家型校长的成长及其作用的发挥。

推动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组织试验至少需要从试验目标、评价标准、推动方式和试验规模等方面进行全盘设计。在试验目标层面，应聚焦大学组织方式与知识生产方式的某一方面或环节中的现实问题，探索实现根本性突破的可能。在试验的结果评价上，不能以成败论英雄。要认识到，既然是试验，就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成功的试验提供了新组织何以成功的信息，而试验失败的组织信息在重要性上也不亚于成功的信息。在试验推动方式上，基于有限理性思想，应该强调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的联合推动，它不可能被事先计划，或者由政府来预定组态。预先的计划、组态等本身与试验的基本理念背道而驰，因为正是由于没有完全信息才需要试验。在一定意义上，新型研究型大学之间、新型研究型大学与其他高校之间的充分竞争是试验获得真实性组织知识的关键之一。在试验规模上，只让极少数大学开展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组织试验或许达不到试验的预期成效：试不出足够的组织知识。考虑到我国高等教育的总规模，考虑到部分试验未必马上见到成效，甚至会失败，应该扩大试验规模。

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的守正创新

刘 进

（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研究员）

“十四五”时期，中美两极全球格局基本形成，教育、科技领域人才竞争不断加剧，疫情等带来的对立情绪与各类矛盾仍在激化，这对中国的“双一流”建设提出新的历史性挑战。此种背景下，中国提出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不仅意义重大，而且影响深远，有望通过理念创新、模式创新、道路创新，推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然而，当前关于什么是新型研究型大学、如何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等基本问题仍然存在很多争议。本文认为，建好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核心是要做到守正创新。“守正”即坚持传统研究型大学、中国本土高等教育实践中一些好的做法；“创新”则是在人类现有研究型大学建设经验基础上开展有效创新。

一、严守研究型大学概念标准，以多元化理念推进类型创新

研究型大学（群）直接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是支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突破其他国家教育科技封锁、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载体。同时，研究型大学建设也是高资源投入、长社会周期、充满巨大未知性的探索性活动。在资源约束加剧背景下，研究型大学建设要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尤其是顶层设计、战略目标和中长期发展任务紧密联系。

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一方面要守住“大学”自身的基本标准。“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不是赶时髦、抢地盘、争资源，也不是面向各类功利化目标如大学排名、论文发表、“帽子”人才、经费投入等简单地对标对比，其本质仍在于高质量的人才培养，其办学历程仍应遵循基本的历史周期规律，其办学结果仍应放在更长的历史时期进行检验。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不能急于求成、拔苗助长，也不能简单参照、过度模仿，不能追求类似“香港科技大学”的办学速度，也不能模仿“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般的挥金如土，而应该坚持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作风，稳步推进大学建设。另一方面，要守住“研究型大学”的基本标准。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概念一经提出，很多高校都宣称自身属于新型研究型大学。构建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标准，首先就是坚持研究型大学的基本要求，坚持将研究放在首位、面向高层次人才培养与科技研发、在校研究生与本科生规模相当等基本概念属性，避免非研究型大学“过度包装”“浑水摸鱼”“跑部前进”。

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创新，关键是进行开放、包容、多元的类型创新。当前一些研究将南方科技大学、西湖大学等视为新型研究型大学的主要代表，并因此认为办学时间短、高起点、研究型、小而精等是新型研究型大学的主要特征，但本文认为，新型研究型大学类型应该是多样的，特征有可能是多元的，过早“定型”并不利于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格局的出现。一方面，现有的新型研究型大学规模仍难满足建设需要。从中美经济、人口、教育、科技、文化等76 组大数据的对比来看，中国至少应新建40-50所新的研究型大学，才有望实现在教育、科技等领域对美有效竞争，这其中至少应有一半（20-25所）来自新型研究型大学。本轮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不是“过去式”——单纯面向已成立高校进行认定，而主要是“未来式”——鼓励大量新建一批新型研究型大学。另一方面，现有的新型研究型大学模式创新仍存局限。仍然存在过度模仿、本土创新不足等问题，下一阶段应鼓励“面向中国大地办大学”的研究型大学模式创新。

二、严守研究型大学质量水准，以人才培养推进质量创新

质量是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的核心命脉。新时期中美角逐正从经济领域迅速扩展到各个方面，中国在教育、科技领域能否实现对美赶超，关键就在于研究型大学（群）能否提高质量、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充分助力中国改革与转型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的核心，就在于千方百计寻求质量突破。

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核心应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应真正以提高办学质量尤其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己任，着力满足国家战略需求、技术全球竞争、原始创新和未来角力需要。一方面，对于中国研究型大学建设过程中积累形成的各类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举措进行“守正”。比如近年来中国新工科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有关工程人才质量标准的部分举措，应吸收借鉴至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建设活动之中。另一方面，则应面向全球研究型大学建设规律，寻求人才培养质量的突破创新。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过程中，应对全球主要国家主要研究型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规律进行系统梳理，更应结合本土实际进行改革创新，避免“拿来主义”等导致的水土不服等改革问题。

人才培养质量应成为新型研究型大学办学效果评价的关键变量。目前中美研究型大学的质量差距仍较大，新型研究型大学应承担起高质量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关键历史重任。比如从大学排名来看，美国仍然是全球“霸主”国家，其各类大学排名上榜数超过中国50-100所，排位位次也大大高于中国大学。从论文高引国家/地区分布来看，中美之间仍有很大差距。从Web of Science统计数据来看，美国在论文被引量、被引率、顶级论文方面仍居世界第一，很多数据仍高出中国一倍之多。但除了这些显性指标外，中美研究型大学最大的质量差异仍然在于人才培养质量。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质量不高，导致战略科技人才不足、“卡脖子”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这背后反映出两国高等教育办学质量标准、保障体系乃至质量观念的鸿沟仍然存在。

三、严守研究型大学规律特征，以问题解决引领创新发展

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的守正创新，要取其他研究型大学之长，补中国传统研究型大学之短，结合中国国情、战略目标等进行务实创新。

一方面，要遵循研究型大学建设的基本规律，更多地按规律、规则、规范办事。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于世界研究型大学形成的历史、过程、基本规律等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研究分析，用好人类文明成果和通行规律，对于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来说至关重要。应吸取中国一些传统研究型大学的教训。有些高校对于教育基本规律并不是学以致用、真学真用，往往是买椟还珠、取其名而非用其实，根据需要肆意曲解，带来各类现实问题。比如，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把关问题。相比世界主要高校的“宽进严出”教育模式，中国研究型大学本科阶段的培养和毕业要求仍然失之于宽、失之于软，毕业率过高、淘汰率过低。“严进宽出”不仅完全背离全球规律，而且导致人才培养质量问题多发。新型研究型大学是否敢真正管起来、严起来、淘汰起来？又如学分改革问题。中国传统研究型大学的学分数量过多，“减学分”喊了数年却效果一般。本课题组2021 年对2500 多份不同高校本科生成绩单的分析发现，大多数研究型大学的学分仍然集中在150-160之间。如此密集的学分学习要求显然与全球主流的研究型大学建设规律相悖，又如何让学生真正做到课堂翻转、教育创新、能力提升、素质养成？而又有多少中国大学真的推行学分制，允许学生自由选课、定制课程、提前毕业？再如留学生招生质量问题。全球主流研究型大学在国际学生招生上无不是严之又严、选之又选，又见哪所著名高校招收不会讲英语、STEM 学科基础不牢的留学生？类似的常识性问题比比皆是，还包括多元化招生问题、官僚化和科层制问题、教师“近亲繁殖”问题、真正的“非升即走”问题等。因此我们在探索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规律的同时，应该承认和推行一些基本规律。使这些基本问题得到解决，有助于大幅提升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建设水平。

另一方面，要面向核心问题、结合战略要求开展有效改革活动。新型研究型大学本身是一种新提法，需要更多的创新勇气、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一方面，应面向问题解决大力开展创新改革。应系统梳理传统研究型大学长期存在的各类“顽疾”，有针对性地进行改革应对。比如，应针对“五唯”问题，在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初期就形成“破五唯”的人才评价新体系。而现实却是，一些新建的研究型大学，往往更急于在大学排行榜上证明自己，反而更是对学术背景亮丽、学术发表光鲜、人才称号卓著的教师趋之若鹜，无意中反而成为新一轮“五唯”问题的推波助澜者。根本问题仍在于，这些大学未真正回归人才培养的中心任务。另一方面，应面向本土战略需求开展创新。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不应目标过多、面面俱到，而应围绕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进行战略布局，短期内可面向“卡脖子”问题等寻求解决突破，中长期则应面向知识和技术无人区展开创新竞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