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州族规家训的主要目的、实施特征及有效传播研究

房金环

明清徽州族规家训的主要目的、实施特征及有效传播研究

房金环

（安徽开放大学 文法与教育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1）

明道、行道、传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任务，明清徽州族规家训从其制定、实施到传播的过程中，它都有明确的目的、鲜明的特征和有效的传播方式。其主要目的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个人层面的省身修己、进德修业；二是家族层面的扬善惩恶、整肃心志；三是社会层面的教化大众、淳风厚俗。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对上忠君报国；社会交往重礼；修身治家重科第，倡勤俭。在有效传播方面，注重把通俗的语言、庄严的宣讲仪式与族规家训自身的科学性、权威性和强制性相结合。明清徽州族规家训既具有地域特殊性，又具有普遍适应性，挖掘和弘扬徽州优秀族规家训文化，能为当下的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树立起一面具有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和时代精神风貌的旗帜，为形成良好家风和文明乡风发挥积极作用。

明清徽州；族规家训；目的；特征；传播方式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1]150家庭的前途命运与个人及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家风如杏花春雨，于无声处润新人，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家教、家风的建设、传承与传播，也因此留下了许多经典名句，如“爱子，教之以义方”“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等等。南宋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随着经济社会与人口数量的迅速增长以及徽商势力的不断增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徽州地区得以萌芽发展壮大，徽州宗族社会出现了“风俗浇漓”的现象[2]。为了有效治理社会与巩固宗族制度，促进宗亲兴旺发达，徽州地区修宗谱立家训之风渐盛[3]362。研究表明，明清之际的徽州人，他们聚族而居，敬宗重族，强化修谱。谱牒旨在明出身、辨根系，而家训则重在肃心志，明善恶，由于功能不同，因此修谱的同时，制定族规家训势在必行。学者宋光宇说：“明清两代，家谱与家训一起昌盛，而且二者有合二为一的趋势，家训成为家谱之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4]研究者陈捷先也指出：“到了明朝，随着谱学的进步与发展，家训成为谱书中重要的部分，好的谱书必有家训。”[5]161-162

始祖后裔为同宗，高祖后代为同族。宗族是指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由“同宗”和“同族”的人所构成的社会人群共同体[3]362。族规是同姓宗族所制定的公约和法规，用来规范引导本宗族成员；家训是家族对子孙后代在修身处世、持家治业方面的正面教导。所谓族规家训是指由同宗族或家族的族长或乡绅，带领本族人所制定的用来规范与引导本族成员遵纪守法、向善向美的规则和告诫。家训倾向于从正面对家族成员进行积极引导，族规则倾向于对族人不符合社会公序良俗的行为进行惩戒，是从消极方面的防微杜渐。本论文所涉及的族规家训包括族谱、宗规、族规、祠规、祖训、家训、家法、家礼等与家族、家教、家风建设相关的道德说教或规章制度。

显然，具有 “凝聚血亲”“敦宗睦族”作用的族规家训对当时的徽州宗族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明清之际的徽州,人口众多、富商云集、精英辈出、文采风流，久之形成了“程朱阙里”“东南邹鲁”的青史美誉。时人赞曰：“而元明以来，英贤辈出，则彬彬然称东南邹鲁矣。”[6]602今天，以徽州地区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等为研究对象的徽学闻名于海内外，徽学、藏学与敦煌学，被称为中国三大地方显学。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对明清徽州族规家训的研究既具有切实的现实意义，也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首先，徽州族规家训所倡导的耕读传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诚信团结等中华优秀传统家庭美德，可以给当下的社会治理和家风建设提供思想源泉与方法借鉴；其次，为社会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追求，因为能在徽州族规家训上留下姓名的人都是品行端正、事业有成的家国栋梁，坏人是没有记录的；再次，其作为珍贵的文献资料，对于我们深入研究明清时期的徽州文化与教育也具有不可替代的珍贵价值。

一、明清徽州族规家训的主要目的

（一）个人层面的省身修己，修德进业

余英时称儒学为“君子之学”，他说：“儒学具有修己和治人的两个方面，而这两方面又是无法截然分开的。但无论是修己还是治人，儒学都以‘君子的理想’为其枢纽的观念: 修己即所以成为‘君子’；治人则必须先成为‘君子’。从这一角度说，儒学事实上便是‘君子之学’。”[7]271理学被称为“新儒学”，它所讨论的也是关于人的问题，即“人在宇宙间的地位和任务，人和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性和人的幸福”[8]16。在讨论如何实现人性与人生幸福的和谐统一方面，新儒家守正创新，给出的方法是比儒家更严格的“修己”，即严于省身律己，不断克服人性中的私欲，舍利取义，直到成为君子甚至圣人。徽州是理学家（新儒家）集大成者朱熹的故乡，据考证，“朱熹的《文公家礼》以及新安理学家的有关礼学著作，是徽州宗族活动的指南性经典”[9]。受理学思想影响，明清之际的徽州人制定族规家训的首要目的是为了教导族人能省身修己、修德进业，做个品行端正的好人。

同治八年《（安徽祁门）方氏宗谱》对其祖辈赞曰：“省身克己，忠恕待人，德征仁寿，俗美化纯。”[10]“省身克己，忠恕待人”既是古徽州族人赞扬其祖辈的德行，又是对“修己”的目标要求。他们认为日常生活中只有不断地进行反省并努力克服自身私欲，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才能不断完善个人德行，成为正人君子。而修己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勤读书、明伦理。在徽州族人眼里，书是圣贤所著，人们通过读书可以了解圣贤所倡导的伦理价值与行事原则，进而能遵照伦理要求行事，做个品行端正的好人。

明清《（安徽）绩溪县南关叙堂许氏宗谱》卷八“家训”开宗明义：人与禽兽不同，皆因人有伦理，而禽兽无伦理。读书的贵重，无非他知道伦理，你们农工商贾、妇人女子，目不知书，果能知道伦理，一切事都照伦理去做，便是一个好人，与读书人一样[11]。

为了进一步明确修身要旨，他们把修身要事分为四大类。据明代徽州《汪氏统宗正脉·汪氏族规》记载：“规凡四类，敦孝弟首之，崇礼义次之，勤职业又次之，息词讼终焉。夫孝悌者，百行之本也；礼义者，行之大端也；职业者，生人之务也；词讼者，倾覆之阶也。是故敦本所以崇德也，勤职所以广业也，息讼所以厚俗也。”[3]364

汪氏是古徽州数一数二的名门望族，素有“四门三面水，十姓九家汪”之说，早在汪氏先祖唐代越国公汪华之时，就已经认识到族规家训的重要性，并视之为修德进业、维持家族长治久安的重器。事实证明这种遗风余韵一直流传下来，并直接影响到汪氏后人及徽州宗族社会。明清之际的汪氏家族良儒充栋、官宦显达、良商善贾遍布天下，他们追源溯流，以先祖思想为准绳，修族谱、立族规、传家训、树家风。

（二）家族层面的扬善惩恶，整肃心志

如果说在个人层面上，明清徽州族规家训重视内在道德的“修己”，那么在家族层面上，它更侧重于外在规则的制定与约束。家训与族（祠）规的主要区别体现为，家训是家族中尊长对晚辈的教诲，是从积极方面引导晚辈应该做什么、怎么做；而族（祠）规则是尊长对族众行为的规劝告诫，是告诉族众不要做什么。但无论是积极方面的引导，还是消极方面的惩戒，明清徽州族规家训在家族层面上，更重视从外在规则的制定方面来对家族成员言行进行约束，以达到扬善惩恶，整肃心志的目的。

“执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敬”是儒家做人做事的最高境界，徽州族规家训认为，无论为人还是处世，整肃心志是起点。歙县《方氏家谱》卷七《家训》：“族属盛而无谱系，则伦分不明；谱系分而无家训，则人心不肃，是固家之贤士大夫责也。”[11]112在歙县方氏族人看来，谱系是用来明晰祖辈长幼秩序的，而族规家训则是用来整肃心志，让族人有敬畏之心，进而能心怀敬畏，齐家治国。因此，族规家训对凡是让族人“坏心术”的东西，如赌博、斗讼、奢侈、游手好闲等都严加惩戒。

（清雍正）休宁茗洲吴氏《家规》告诫子孙远离赌博:“子孙赌博、无赖及一应违于礼法之事，其家长训诲之。诲之不悛，则痛箠之; 又不悛，则陈于官而放绝之，仍告以祠堂，于祭祀除其胙，于宗谱削其名。”[12]139

黟县湾里裴氏《家规》把“去奢崇俭”作为族人行事原则，规定：“婚嫁丧祭、岁时伏腊以及燕飨馈赠，皆宜斟酌以定其制。”[12]153

他们认为，世家大族向来人口众多、“情以人殊”，虽然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是淳朴善良之人，但通过族规家训却可以勉励君子，惩戒恶人。正如（清乾隆）《济溪游氏宗谱》所说：“祠之有规，犹治国之有律令，制器之有规矩准绳。”[12]290是“整齐一族之法也”[12]241。如此，便可达到“齐之以刑，纠之以法，虽欲不为善，不可得矣”的目的[3]364。

（三）社会层面的教化大众，淳风厚俗

对古徽州宗族社会来说，他们认为制定族规家训的主要目的是教化乡民大众，淳风厚俗。

（光绪十五年）《绩溪县南关叙堂许氏宗谱·家训》记载：“圣贤彝训备载六经，又何必要家训？家训所以济圣训之所不及也。盖六经惟读书人知之，至愚夫愚妇不读诗书，若无家训，则劝不知伦理，此风俗所以坏也。”[11]在制定族规家训的族长、乡绅们看来，圣贤思想言行虽被六经完整记载下来，但只有读书人才能接触到六经，对于不读书的普通大众而言是无法了解圣贤思想的，况且六经是用文言写就的，普通人也理解不了文言。因此，为了弥补六经不足，他们认为必须制定族规家训，这样才能达到对乡民大众的普遍教化，让乡民知伦理、淳风俗。查看明清徽州族规家训，可以发现其对教化大众、杜绝恶习、美化乡风民俗的不懈努力。

“凡习尚足以移人，而一败不振者有四: 一赌博，二斗讼，三奢侈，四俳优。一二人为之倡，遂浸淫渐染，莫之能脱，此乃疾之瘥疠、虫之蟊贼，不可不急为治也。”[12]34针对赌博、迷信、偷盗、溺女、械斗等不良社会现象，除了用政府政策法令直接干预之外，徽州宗族“更多的则是依靠族规家法对宗族子弟进行劝诫、约束，以教化和宗族惩罚相结合的方式治理陋俗，希望能够达到移风易俗，挽回太古之淳风、陶成仁厚之善俗的目的”[13]1。

二、明清徽州族规家训的实施特征

明道、行道、传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任务，相较于明道的目的性，徽州族规家训在“行道”方面有其鲜明的地域特征，主要体现为如下三点。

（一）对上忠君报国

徽州族规家训常常把忠君报国列为首位，“所谓伦理，一是君臣有义……臣子要尽忠报国，要做忠臣，不可做奸臣，即君明臣忠”[11]。留存至今的堪称古徽州文化代表之一的歙县棠樾牌坊群，就是按照“忠、孝、节、义”的顺序来排列建造的。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为官理政方面，族规家训的忠君报国思想随处可见。首先，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把严格遵守圣谕，按圣谕行事看作忠君的具体体现，“他们把封建皇帝的‘圣谕’作为制定族规家法的纲领，把族规家法视为‘圣谕的注脚’”[3]364。其次，在为官方面，他们要求：“事君，则以忠，当无二无他以乃心王室，当有为有守而忘我家身；为大臣，当思舟楫霖雨之才；为小臣，当思奔走后先之用；为文臣，当展华国之漠；为武臣，当副干城之望。”（婺源《武口王氏统宗世谱》卷首）[3]368即使是不当官的普通百姓，他们也把交足皇粮作为每年要完成的首要任务：“早完粮。百姓无君臣之分，只有钱粮是奉君王的……每年钱谷，务先完粮，而后做别的事。”[11]缴足皇粮，这对于相对富足的中原地区来说也许不是什么难事，但对于“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庄园”[14]的徽州宗族社会来说，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二）社会交往重礼

“礼”是维护宗法制度的外在框架，是族人在社会生活中为人处世的法则、规范及相应仪式。相较于内在精神层面的“孝悌仁义”，徽州族规家训更侧重于外在的“礼”，在为人处世方面更强调遵守既定的法则、规范和礼节礼仪。

据统计，明清之际的徽州族规家训中关于“礼”的条目规则最丰富，记述最为详细，所占篇幅最多[4]376。休宁王氏《宗规》记载：“先王制冠、婚、丧、祭四礼，以范后人……民生日用常行，此为最切，惟礼则成，父道成，子道成。夫妇之道，无礼则禽彘耳。”[3]377在明清族规家训所记载的众多礼仪活动中，冠、婚、丧、祭四礼最典型，所占篇幅最多。据《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卷十七（<祀事·值年规则>）》和《歙新馆著存堂鲍氏宗谱·卷三（<祠规•行礼>）》记载，鲍氏宗族祠祭时的“三献礼”仪式，繁文缛节竟多达130多个。为了培养族人从幼就懂礼守礼的习惯，棠樾鲍氏祠祭还规定，8岁以上的孩童也要参加祭礼，70岁以上由于身体原因不能行礼的老人，准许其祭后补拜[3]377-378。徽州族人除了要求孩子参加各种行礼仪式外，他们给孩子聘请老师的首要条件也是“凡请师，第一要有品行老成之人，礼貌必须周到”[11]。

但礼治社会并不意味着人人都是文质彬彬的君子，礼也不总是代表文明、慈善与和谐，“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15]53。徽州族规家训对女性日常行为礼的规定更是异常严苛，甚至扼杀妇女生命。首先，别男女，肃闺门；其次，要三从四德，做贤妻良母；再次，要从一而终，苦志贞守。休宁王氏《宗规》规定：不幸寡居，则丹心铁石，白首冰霜。绩溪《明经胡氏龙井派祠规》甚至鼓励丈夫早逝的女性“慷慨捐躯殉烈”[3]372-373。需说明的是，徽州族规家训不仅要求女性言行符合“礼”的规定，对男性也要求甚严，如《（安徽）绩溪县南关惇叙堂许氏宗谱》卷八“家训”就规定，“做丈夫的须知道淫为万恶之首，必须守正，如果艰于子息，可以娶妾，切不可好色行邪”[11]。

(三)重科第，倡勤俭

在修身治家方面，徽州族规家训表现出“重科第，倡勤俭”的价值理念。“学而优则仕”是儒家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隋唐设科考直至晚清科举制被废除，在此期间，通过读书走上仕途成了很多读书人的毕生追求[16]。徽州族规家训继承了儒家教育思想，重视读书，重视科考及第。徽商更是把读书入仕看作人生头等大事，他们认为，“非儒术无以亢吾宗”“非诗书不能显亲”，即便经商富比王侯，也不能光宗耀祖[17]1。绩溪《明经胡氏龙井派祠规》规定：“为父兄者，幸有可造子弟，毋令轻易废弃。盖四民之中，士居其首，读书立身，胜于他务。”[3]388该《祠规》还规定，凡是打算攻读举业的学子，每年的四月中旬，都要齐聚本族会馆会课，祠内供给读书银两。一旦成名，大加奖赏，参加科举的学子，支持旅途费用，“登科贺银五十两，仍为建竖旗匾，甲弟以上加倍”[3]388。在族规家训的鼓励熏染下，明清之际的徽州，人才辈出，科第连绵：清代出了19位状元，占状元总数的17%，居全国第一；明清两代，歙县共中进士623人，居安徽诸县首位[18]。

明清之际的徽州族规家训，既重视读书科第，也倡导勤与俭[19]。婺源《武口王氏统宗世谱·王氏家范十条》“勤生业”记载：“天下之事，莫不以勤而兴，以怠而废。”[3]384绩溪西关章氏家训中说：“居家俭，处族和，儒勤读，农勤耕，商贾勤货。”[20]39

“新都（徽州）勤俭甲天下，故富亦甲天下。”[21]勤是积极创业，俭是保守积财。明清徽州宗族社会的人们不仅倡导勤，也同样看重俭。族规家训不仅把俭看作是修德的重要途径，而且也认为是致富的重要途径。歙县洪氏宗族《家训》规定：“古言勤能至丰，俭能养德。盖业专于勤，荒于怠，穷奢极欲，则家声坠焉。”[3]385

三、明清徽州族规家训的有效传播方式

相较于“明道”“行道”，在“传道”方面，徽州族规家训主要有三种传播方式，这些传播方式根植于徽州宗族社会，效果突出。

（一）通俗易懂的语言

由论文第一部分对徽州族规家训主要目的分析可知，其预设受众主要是不读圣贤书的“愚夫愚妇”，为了适应传播对象特点，扩大传播范围与加大传播力度，“故家训必须粗言俗语，妇孺皆知”[11]。徽州族规家训语言朴实、通俗易懂，句子简单清晰，内容详细完整。如徽州黟县环山《余氏家规》规定：“其后族丁繁衍，付之枣梨，以期传播多而喻晓易，立教垂训，既详且备。”[3]403徽州歙县《方氏族潜·卷七<家训>》记载：“条分目析，衡平鉴明，而俾有聪听者，罔不信从。”今天，当我们阅读明清之际的徽州族规家训时，其语言文字的通俗化程度与现代文几乎无异。

仅语言文字的通俗易懂还远远不够，因为明清徽州宗族社会还有大量不识字的乡民。为了克服识字率不高的问题，每年正月初一或每个季节的特定时间段，族长都会让相貌英俊、口齿伶俐的善讲少年给族人讲解族规家训，讲解人还会结合当地民风民俗，举出活生生的日常事例来帮助族人理解。如绩溪县华阳邵氏宗族《新增祠规》规定：“祠规者，所以整齐一族之法也。然徒法不能以自行，宜仿王孟箕《宗约仪节》，每季定期由斯文、族长督率子弟赴祠，择读书少年善讲解者一人，将祠规宣讲一遍，并讲解训俗遗规一二条。”[3]364

（二）庄严神圣的宣讲仪式

相较于语言文字在文化传播中的冷静、理性与通俗，仪式传播则显得热情、感性与神秘，能让参与其中的人们在轰轰烈烈的仪式流程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进而形成集体无意识。

古徽州宗族统治者知道，尽管祠规是“整齐一族之法”，但仅仅依靠书面上生冷的语言文字仍不能唤起族人的自觉行动。因此，为了加大族规家训的传播力度，维护其权威性，在每年的盛大节日，族长都要亲自率领族人在祠堂举行拜祖仪式，并请“善言子弟”宣讲族规家训。黟县环山《余氏家规》记载：“每岁正旦，拜谒祖考。团拜已毕，男左女右分班，站立已定，击鼓九声，令善言子弟面上正言，朗诵训戒……腊祭，至饮福时，亦行此礼。其有无故不出者，家长议罚。”[3]364

古徽州族规家训的仪式传播也应了该领域权威专家詹姆斯·凯瑞的理论学说。詹姆斯·凯瑞认为，自19世纪传播一词进入美国公共话语时，美国文化中就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传播定义：传播的传递观和传播的仪式观。传播的传递观是说：“传播是一个讯息在空间发布和传递的过程，以达到对距离和人的控制。”[22]4而“传播的‘仪式观’并非直指讯息在空间的扩散，而是指讯息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22]5。也就是说，传递观认为传播的目的在于控制，方法是让讯息在空间范围内拓展；而传播的仪式观则主张传播的主要目的是确认与共享，为的是强调祷告者、圣歌及典礼的重要性，方法是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活动[22]7。马克斯·韦伯也有过类似的观点，在讲到儒家举办仪式的作用时，马克斯·韦伯说它类似于西方的占星术，目的是打通天人之间的联系，预知吉凶祸福，仪式能让儒家所传递的理念变得神秘化，进而神圣起来[23]159。因此，在出席仪式典礼时，参与人自然能做到态度恭敬虔诚，彬彬有礼，言行举止恰当[23]208。古徽州人们通过祭拜与宣讲仪式，既在空间上扩大了族规家法的传播范围，也在时间纵轴上加固了族规家训的重要性、神圣性。同时，也使得族规家训权力建构过程更加隐蔽化、合法化[24]2。

（三）自身的科学性、权威性与强制性

除了通俗的语言文字、庄严的宣讲仪式等这些外部因素，徽州族规家训自身所具备的科学性、权威性和强制性是其有效传播的内因，也是主导性因素。

徽州族规家训科学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其思想内容符合当地民情，二是其内容系统全面。“农本商末”与“重农抑商”一直是中国古代帝王治国理念与治国方略，但徽州族规家训却没有沿袭世俗职业观，而是根据徽州山多地少的实际情况，把“士农工商”都看作可以成家立业的正规职业。如休宁黄氏《祠规·职业当勤》说:“士农工商，所业虽别，是皆本职，懒则职隳，勤则职修。”[25]卷首下绩溪梁安《高氏祖训十条·守正业》也规定: “正业不外士农工商，因才而笃，皆可成家立业。”[26]卷11《家政》徽州族规家训的系统全面性主要体现为其覆盖范围广和对人生指导的时间跨度长。徽州族规家训涉及到族人修身治家的方方面面，详细具体全面，它对冠、婚、丧、祭等的礼仪规定更是贯穿人的一生。

徽州族规家训的权威性主要体现在其制定者与传播者均是当地的意见领袖。在传播学领域，意见领袖是指人群中最先或较多地接触到信息，并将信息加工解读后传播给受众，从而对受众产生重要影响力的人[27]237。徽州族规家训是由族长或乡绅率领族人所制定并传播的，这些族长和乡绅社会地位颇高，受人尊敬，是族人的意见领袖，由他们所制定与传播的族规家训具有很强的权威性与社会传播力。

徽州族规家训的强制性是指其内容与国家法律联系紧密，是国家意志的具体体现，这种强制性有效提升了徽州族规家训的传播力。对族人而言，一旦触犯族规家训，轻则斥责训诫、曲膝罚跪，重者祠堂鞭打、经济制裁，直至革出祠堂、诉诸公堂[3]404-415。徽州族规家训的权威性与说服力，源于族人常常把帝王圣谕作为制定族规家训的直接依据。明嘉靖年间的进士项乔和著名朱子学者程曈，就把朱元璋的“圣谕六条”编入《程氏规训》和“族规家训以各种形式接纳六谕，同时又在对六谕的诠释中体现其宗族法规的特性”[28]。

“先祖有善而弗知，曰不明；知而弗传，曰不仁。”[29]以尊祖、敬宗、睦族为原则的明清徽州族规家训，在修养个人、和睦家族、教化社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承担了明道、行道、传道的多重任务。其制定目的、践行特征和传播方式，既与古徽州传统文化相关，更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相联。它们是传统文化和现实社会的结晶，也在无形中巩固并影响了当时的社会思潮与民俗变迁。徽州族规家训有其合理的一面，同时也有历史局限性，批判继承明清徽州族规家训文化，能为当下的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提供坚实的文化支撑和方法借鉴，为形成良好家风和文明乡风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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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绩溪］梁安高氏宗谱[M].清光绪三年本.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藏 .

[27]段鹏.传播学基础：历史、框架与外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

[28]陈时龙.论六谕和明清族规家训[J].安徽史学，2017（6）：137-144.

[29]王鹤鸣.中国家谱体例概说（二）[J].寻根，2009（2）：97-113.

A

2096-9333（2021）04-0152-05

10.14096/j.cnki.cn34-1333/c.2021.04.23

2021-04-12

2019—2021年度安徽广播电视大学重点项目“明清徽州谱牒家训当代价值研究”（ZD201909）；安徽省社科普及规划项目“安徽农耕文化读本”（GZ18013）。

房金环（1981— ），女，安徽阜阳人，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新媒体与文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