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对农户绿色施肥行为的影响分析

张 寅，刘维忠

（新疆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乌鲁木齐 830052）

“十二五”以来，国家针对化肥减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引导农户绿色施肥，虽然化肥零增长的目标已基本实现，但就目前的化肥污染程度而言，还应进一步实现化肥用量负增长，然而农户的绿色施肥意愿却不那么强烈。究其根本，追求公平正义是人类的基本情感，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农户的被剥夺感日益增强，从而影响农户个人的努力程度，对未来产生悲观预期。同时，政府绿色施肥目标里缺乏对农户需求的考虑，农户不得不为满足自身需求降低对绿色施肥政策的响应程度。

从经营目标来看，西奥多·W·舒尔茨［1］认为农户是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做出理性选择的小农；A·恰亚诺夫［2］认为农户并不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是以满足家庭需要为主；詹姆斯·C·斯科特［3］认为农户会回避风险，即使产出和收入都不高，农户也会选择一种传统但可靠的方式和技术进行生产。虽然上述理论的具体内容存在差异，但是农户的目的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只是在不同市场条件和经济发展阶段下的表现形式不同。正如马斯洛需求层次所言，人们会首先追求较低层次的需求，只有基本需求得到满足，才能产生较高层次的需求。

因此，要引导农户绿色施肥，首先应该满足农户的基本生存需要，再引导农户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而社会保障能够通过收入再分配，对农户的基本生活给予保障，实现劳动力再生产，促进社会公平，有利于将农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统一起来。本研究将从信贷获得、风险承担与制度信任3 个方面探究社会保障对农户绿色施肥行为的影响，根据中国农村社会保障现状提出建议，以期通过更加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来推动农户进行绿色施肥，减少化肥污染。

1 农业现代化进程中老人农业依然普遍存在

随着农业现代化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但据中国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小农户仍然占农业经营主体总数的98%，小农户经营为主依然是中国的基本国情［4］。20 世纪60 年代中国开始研究缓控释肥技术，并证明了该技术能够明显改善作物根系生长指标。但缓控释肥技术对水分依赖性强，需要更多的资本与劳动投入，导致农户的采纳率不高。20 世纪70 年代末期，中国开展了关于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相关研究，在全国16 省相继召开土壤养分指标研究会，并开始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2005 年，以政府为主导，中国开展了大规模测土配方施肥推广行动，为农户免费测试土壤，并指导其合理施肥，但由于中国以分散小农为农业经营主体的基本国情，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很难满足全国范围内农户的需求。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过度流失，老人农业成为中国小农经济的主要特征［5］。老人农业具有以养老为目标，以家庭为取向，既释放自身劳动力，又高度依赖农业机械与生产资料高密度投入的特征。由于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减弱，农村老人承担着更大的生活压力，迫切需要寻找自我养老的稳定途径。因此，老年农户普遍心理保守，缺乏对未来的预期，不愿采用新技术，农业长期投资意愿偏低。欧洲和美国等经济发达的国家同样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老人农业，但由于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农业社会化服务做支撑，通过健康效应和经济效应等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使欧美农业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得以实现。因此，中国在农业制度安排上应以农户福祉为核心，将生态目标与农户生活目标相结合，并为农业生产提供便利的社会化服务以改善老人农业劳动力水平不足的问题。

2 社会保障对农户绿色施肥行为的影响机制分析

农户生产行为的转变往往伴随着成本上升，市场风险和产量风险会进一步提高农户绿色施肥行为转变的心理成本。再者，绿色施肥技术与传统施肥方式相比需要更多的劳动投入与资本投入，如由于有机肥的有效成分含量较低，需要投入更多劳动力以增加施肥量；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需要经过测土、配方、配肥、供肥与施肥5 个环节，这不仅是一项资本密集型技术，也是一项劳动密集型技术；水肥一体化技术需要建立滴灌系统、设计施肥系统等，需要大量的前期投资与技术支持。因此，大多数农户不愿意承担风险并投入更多的资本进行绿色施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国家为保持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为农户提供的养老、医疗及生活救助等物质方面帮助的一种社会制度，主要表现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以及社会福利3 方面。已有研究证明了社会保障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提高农户健康水平与幸福感［6-8］，但社会保障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有何影响，还需从信贷获得、风险承担与制度信任3 方面来分析社会保障对农户绿色施肥行为的影响机制。

2.1 社会保障的信贷获得效应

绿色施肥方式的转变伴随着更多的资本投入，农户的资本来源除了自身储蓄之外就是农村信贷市场，但是由于农户应对风险的能力不足、信贷违约风险高，农户信贷一直处于低水平，有时还出现信贷排斥现象。社会保障有利于提升农户的信贷资质，增加其信贷获得，作用于农业绿色生产。一方面，社会保障有利于提高农户的健康水平，降低因疾病而导致的劳动时间的损失，增加农户的劳动供给率、提升生产效率。另一方面，社会保障能够通过收入再分配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改善农户的生活质量，减小对收入差距的感知，保障农户的基本权利，使其对未来生活形成稳定预期，减少因谨慎需求产生的货币持有量，降低预防性储蓄资金，并作出合理的生产管理计划。信贷机构在放贷时通常会关注农户的收入、身体健康情况以及相关农业生产风险，信贷员会将是否有新农合与新农保作为一项参考标准。健康状况具有信号显示功能，反映农户的未来偿债能力，有助于提高家庭信贷资质。同时，在政府大力提倡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农户采用绿色施肥方式能够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更容易获得信贷支持，从而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农户采用资本密集型绿色施肥技术的意愿。

2.2 社会保障的风险承担效应

绿色施肥方式相较于传统施肥方式而言具有风险性和复杂性等特点，其风险性主要表现在绿色施肥方式给农户带来的成本与收益间的比较。对于理性小农而言，其生产目标为收益最大化，其是否采用绿色施肥方式主要取决于风险认知与风险承担意愿。多年来大水大肥的耕种经验导致农户形成了“多施化肥才能提高产量，转变施肥方式意味着减产”的误区，在自然与市场的双重风险下，农户不得不采取保守的传统施肥方式，从而放弃了获得高收益的可能性。通常，风险暴露影响收入增长的机制包括风险规避效应与负面冲击效应。风险规避效应指农户面临的风险越大，产生重大损失的可能性越大，即使风险事件并未发生，农户依然会减少风险承担，增加预防性储蓄，从事保守的农业生产行为；负面冲击效应指风险事件发生时直接减少家庭收入。而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加农户的风险承担意愿。一方面，社会保障能够分担农户在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方面的经济负担，使农户对未来有积极预期，敢于从事高风险高收益的农业生产活动，增强绿色施肥意愿。另一方面，即使风险事件发生，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也会给予农户及时的社会救助，通过开展农业保险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等措施来减小对农户的负面冲击。

2.3 社会保障的制度信任效应

制度信任是农户与政府合作的前提与基础，合作参与的深度与广度取决于其强度。显然，农户是否采用绿色施肥方式一方面取决于收益与成本的比较，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农户对相关制度的信任程度。制度信任是农户理性计算和反复博弈的结果，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是公平与正义，这也是农户朴素的现实诉求。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分割，中国巨大的城乡差异造成了城乡居民间的隔阂，城乡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愈发凸显，日益加剧的社会分化问题导致不同的社会群体难以公平地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从理性人角度来看，如果响应政府号召的收益大于成本，农户往往会选择绿色施肥方式，但在现实生活中，人是有限理性的，主观感知会影响对客观指标的判断。制度信任有利于农户对政策安排的依从性与合作行为，同时，较高的社会公平感知有利于引导农户的利他行为。当农户认可并相信政府的承诺与努力时，会倾向于配合政府的治理工作，从而提高其绿色施肥的意愿。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促进社会公平、增强农户制度信任的有效路径。社会公平感知是农户对政府信任的基本来源，可以通过向农户提供生活保障来提高其幸福感与获得感，让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强化农户对制度的认同，积极响应政府发展绿色农业的号召，积极采用绿色施肥方式。

3 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

3.1 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的碎片化

从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之初，制度设计的碎片化问题就一直存在，主要是由于中国始终将社会保障作为一种救急补缺的制度，导致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问题。中国农村社会保障的制度设计缺乏对改革目标与方向的考虑，往往只是致力于解决当前困境，面对农户新的社会保障需求，只是采取“打补丁式”的应急措施。“摸着石头过河”的制度安排如果一直得不到矫正，便很容易形成路径依赖，以至于农户对社会保障制度的稳定性产生怀疑甚至是不信任。

3.2 社会保障体系参与主体单一

政府既是中国农村社会保障的惟一供给主体，又是保障服务的管理者。这种模式一方面会导致道德风险，滋生权力寻租行为，如关系户能够得到社会救助，而真正需要救助的对象却被排除在外。另一方面，仅由政府参与的社会保障机制会因为缺乏合作方导致信息不对称与社保资金供给不足，导致行政目标与农户的社保需求之间形成偏差，产生畸形的福利供给结构，不利于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

3.3 缺乏积极的社会保障理念和项目

农村社会保障对农户基本生活起到重要作用，然而在促进农村发展方面作用有限。如农村最低保障制度是对困难农户的直接性现金支付，能够起到增收减支的作用，但也正是因为这种形式导致了救助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因为这种制度对低保户进行农业生产的鼓励与支持力度不足，一部分受助对象会出现不劳而获的依赖心理，削弱了工作动机，导致其他非受助对象心理失衡，引起对受助对象的排斥。

4 对策建议

4.1 加强顶层设计，推进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协调发展

加强顶层设计，通过统筹规划与资源合理配置推进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统一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一方面，需要厘清体系内各个系统间的关系，丰富保障项目，弥补保障供给不足的短板，促进社会保险、救助与福利的相互衔接，构建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保障体系。另一方面，需要实现城乡社会保障制度间的整合，进而形成监管、资源与信息等方面的统一，改善农村社会保障边缘化的状态。

4.2 引导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社会保障体系

政府、社会组织与农户共同参与到社会保障体系中有利于克服政府机制失活、资金供给不足等问题。培育一批致力于农村社会保障的福利组织对提升农村福利水平、完善监督机制有重要作用，社会组织的专业优势能够有效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发展。农户参与到体系建设中有利于形成信息反馈机制，使相关部门能够充分及时地了解农户的诉求，提高社会保障机制运行的效率，从而形成由政府主导、社会组织为中介、农户广泛参与并监督的运行模式。

4.3 将农业生产目标融入社会保障之中

欧洲等发达国家非常重视受保障者参与劳动，减少民众对现金支付的硬依赖，增加受助者提高自我保障的能力，要求受助者必须接受政府规定的特定义务。鉴于此，可以结合中国绿色农业生产目标，将化肥减量等农业生产目标融入到社会救助保障之中，增加职业技能培训等提升人力资本的措施，鼓励农户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农业绿色生产当中，将农业发展目标与农村社会保障进行有效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