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政策演进研究

摘 要：政策引领对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借助政策研究的系统分析方法，通过对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政策演进的起步、发展、完善三个阶段的现象进行分析，认为政策演进是一个在与实践互动进程中既能发挥引领作用又循序渐进并逐步完善的动态过程，且所形成的经验有助于政策结构特征的梳理，进一步为政策发展趋向指明努力方向。基于“政策—实践”发展进路，加强生态培育、项目开发、联盟合作、质量提升、数字支持等重点领域的政策研制与政策实施，更有利于建构多元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社区教育、助推“幸福家园”建设的社区治理新形态。

关键词：社区教育;社区治理;政策演进;历程;特征;趋向分析

基金项目：江苏省成人教育协会2020年社会教育重大课题“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编号：SCX20003）;江苏省终身教育研究会2021年度重点项目“公共危机背景下社区教育助力社区治理的变革研究”（项目编号：21SZJA004）

作者简介：王中，男，常州开放大学副校长，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与终身教育。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47（2021）10-0008-09

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政策机制对社区建设发挥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当前，如何进一步突显政策的重要地位，加大政策与实践的互动力度，把握好政策发展的特征与趋向，是破解发展问题、更好地激发政策驱动效应的关键环节。肖文涛指出，实现社会治理模式转换，培育和规范公民社会组织，采取公正的社会政策，完善社会管理机制，发展基层民主政治，是当前实现社会治理创新、加强和谐社会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1]。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进程中同样面临上述挑战，笔者在本地区开展社区教育助力社区治理项目实验时发现，基层社区教育工作者在如何把握政策内涵、发挥政策引导作用、形成政策实施策略等方面还存在实践困惑，因而如何在政策演进历程中帮助社区教育工作者理解政策、用好政策非常必要。本文借助R·M·克朗的政策研究系统分析方法[2]，剖析了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政策演进脉络，梳理了政策演进的结构特征与发展趋向，对如何推动其政策建构和发挥政策红利、促进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进行了积极探索。

一、现象分析：聚焦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政策演进历程

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我国社区教育兴起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而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政策演进是一个渐进过程，是在社区教育体系完善过程中随着自身服务能力提升逐步形成的，也是社区治理体系建设进程中实践驱动的结果。丁红玲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区教育政策变革分为萌芽阶段、发展阶段、上升阶段、深化阶段等四个阶段[3]，与之同步的是，社区治理从“单位制”向“街居制”“社区制”转型过程中也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在此本文对这两方面的阶段划分办法不做一一列举剖析。考虑到我国社区教育的政策生成、实践探索、理论研究取得显著成就主要是在改革开放推动下逐步形成的，笔者参考丁红玲的观点，将其政策演进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一）起步阶段（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至上个世纪末）

此阶段，在政策的驱动下，社区教育呈现新的发展面貌，且社区建设也开始注入新内涵（如在立法方面，198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有“社区服务”的确切提法[4]），社区属性将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紧密联系在一起。总体而言，此时的社区教育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导性、基础性和前瞻性等作用。

1.指导性作用。政策的指导性表现为提出的政策举措是基层当前急需的，能起到答疑解惑的作用，而且实施起来有可行性;特别是在社区教育管理理念层面，能够实现较好的改观，从而帮助基层跨越自我摸索阶段，激活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的协同效应。比如上海提出了建立社区教育委员会等创新举措，而且大多数是民间自发组织起来的[5]。社区教育委员会至今仍然在发挥重要作用，这样一个协调机制回答了基层如何将一个地区的各种力量统筹起来、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的问题。此后，通过典型示范，成立社区教育委员会的经验逐步在各地县（区）、乡镇（街道）层面被广泛推广，已成为当地社区教育考核验收的重要指标。

2.基础性作用。基础性主要表现在通过对社区教育基础能力建设的标准、规范、流程等方面的明确，起到保障社区教育的基本办学条件、提供助力民生的一些基础服务的作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各级社区教育管理机构所制定的“章程”“暂行规定”等纷纷出台，如《上海市社区教育工作暂行规定（草案）》《天津市河西区教育工作条例（试行）》《江苏省重点乡镇成人学校评估细则》《江苏省乡镇成人中心校管理规范》等。当然，社区教育发展起步阶段的政策从初始时零散地分布于有关教育政策文件之中，然后逐步理清了终身教育与社区教育的内在关系，到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社区教育发展[6]，是一个渐进过程。此外，由于此阶段的社区治理主要是以行政管理为主[7]，导致社区治理与社区教育之间的互动还不多，政策的基础性作用需要逐步缓释。

3.前瞻性作用。政策的前瞻性与其指导性、基础性密不可分，在政策发挥功效的趋向上既有联系，又有所区别。政策的指导性、基础性增强了人们对政策的前瞻性的信心和预期，而政策的前瞻性主要发挥指引事业发展方向的作用，与政策的指导性、基础性相比更加宏观，并且表明政策的调整不仅要与时俱进，而且要善于抓住未来发展的关键环节。比如，1997年，江苏召开了全省第一次老年教育工作会议并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发展老年教育事业的意见》，之后，全省老年学校一下增加到1 500所，老年人受益面增加十几万人[8]。老年教育是社区教育的重要内容，当时老年教育的蓬勃发展离不开社区教育的大力推动。这一案例表明，当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已经能够支撑教育事业的规模扩张时，在政策组合动作的推动下，特别是政策的前瞻性指引下，能够更好地帮助社区教育工作者把握事业发展的契机和方向。

（二）发展阶段（本世纪初到2010年）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各级政府部门出台了多项社区教育文件，有的地方更是加快相关立法，颁布了终身教育促进条例。可以观察到，在政策的持续发力下，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已有良好互动，这也表明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受重视程度在显著提升。

1.逐步突显民生关怀。本阶段，社区教育聚焦民生问题的思路愈发清晰，回应社区治理的诉求意识越来越强，教育部门通过出台促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文件，巩固了实践探索的成果，且社区教育对社区治理的贡献度在提升，社区教育逐步得到居民的理解和认可。比如，《教育部关于推进社区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努力满足在职人员的岗位培训、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培训、老年人群社会文化活动、弱势人群提高生存技能培训、外来人群适应城区社会生活培训等各类人群的学习需求，积极抓好社区内的婴幼儿教育、青少年学生的校外素质教育，加强未成年人的德育工作。”[9]由此可知，在政策的指导下，社区教育服务民生领域的范围越来越宽广。

2.地方加强相关立法。2005年，福建省率先出台终身教育条例，对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政策的扶持力度有了新的提升，其中第十一条至第十四条指出要关照各行各业人员就业能力的培训提升，特别是第十三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城镇失业人员、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失地农民、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制定减免培训费等优惠政策，鼓励上述人员参加培训，掌握就业基本知识和职业技能。”[10]这样的專项立法具有长效作用，对特殊群体、弱势群体的惠民举措，更是充分彰显了党和政府对民生痛点难点的关注，对后续出台终身教育促进条例的地区有很好的示范作用。

3.发挥实验推广作用。在这个阶段，各地开始广泛开展社区教育的项目实验、机制创新，这对政策的制定发挥了较好的探索作用，特别是教育部出台了《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社区教育实验工作的通知》，提出社区教育要“提高社区全体成员整体素质和生活质量，服务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等要求[11]，特别是鼓励一些地区先行先试，加快推进社区教育实验区创建。这对社区教育的创新发展起到了以点带面、示范辐射的作用;同时，还能引导社区教育利用社情熟悉的优势，在体系建设过程中聚焦民生诉求、助力社区治理。当然，在创建驱动下，相关政策的扶持力度和考核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三）完善阶段（2011年至今）

此阶段，社区教育在各级“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崭露头角。随着各个层级社区教育政策的相继出台，社区教育在社区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显，社区教育的服务内涵在发生质的飞跃。

1.政策出台更加密集。一系列重要文件的出台加快了政策建构进程，特别是2013年首届全球学习型城市大会在北京召开之后，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如：《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意见》强调了“广泛开展城乡社区教育，推动社会治理创新”[12];《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再一次明确提出“推动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不断丰富社区建设的内容”[13];同时，上海、山西太原、河北、浙江宁波、四川成都等陆续完成了地方性立法，将社区教育发展的战略格局和服务内涵进一步放大。

2.两个体系加速融通。社区治理政策文件的陆续出台促进了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的融合发展。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提出：“积极发展社区教育，建立健全城乡一体的社区教育网络，推进学习型社区建设。”[14]这一重要文件从强化社区文化引领能力的角度，对社区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即社区教育的发展要积极促进城乡社区治理水平的提升。这也表明，社区治理不是“需求—满足”的简单对应，它需要社区教育为社区治理提供精神动力的支持。

3.重视研究的引领作用。通过查询中国知网等文献资料库可知，此阶段有关社区教育政策研究的论文呈现爆发式的增长，这对政策研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丁红玲认为，纵观我国社区教育政策的制定，其诉求主旨经历了一个由倡导政府自上而下推动到倡导社会公共治理的逻辑演进历程，并强调社会公共治理将是我国今后社区教育政策理念诉求的目标取向[3]。还有一些研究者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认为在政策演进这一复杂的系统工程中，研究尚需进一步聚焦政策研制的背景、希望解决的问题和提出系统性的政策措施。

二、价值分析：梳理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政策演进特征

上述分析表明，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相关政策的建构已经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也存在一些挑战，比如还可能存在政策执行弱、业务开展散、经费投入少、服务质量差等问题[15]。吴烨以1989年到2020年初国家层面颁布的102份与社区治理相关的政策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联合颁布政策的主体分布广泛但政策参与主体协同性不高，且其中主题词为“社区教育”的仅占3.92%[16]。这些问题及成因分析已有研究成果可借鉴，但笔者认为，判别政策建构是否科学理性，以及洞悉政策发展趋向，首先要把握政策演进的特征。本文主要从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角度，对政策建构理念的创新性、目标的战略性、方式的动态性等三个维度进行分析。

（一）政策建构理念的创新性

政策建构理念的创新性是政策演进的基石。在政策研制过程中，理念的创新性主要是通过一系列新理念、新思路、新要求、新方法、新举措等激发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的效能。比如：教育部推出的社区教育实验区、示范区创建的标准和要求，较好地发挥了政策创新对一个地区社区教育整体性的联动作用。熊彼特认为，创新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17]。政策建构理念的创新性是一种系统性变革，代表着新的关系构建，会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有利于破解社区教育“政策执行弱、业务开展散”等问题，因而需要以问题为导向，把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18]，借鉴社区治理的政策建构经验，扩大社区教育政策创新的视野。

政策建构理念的创新性需要通过实践探索的检验，需要加强“政策—实践”的互动。从社区治理的角度看，其作为国家基础治理和社会基层治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形成了“中央领动—地方创动”的“政策—实践”发展进路，政策领动与实践创动的“联动—互动—融动”构生出了新时代中国城乡社区治理现代化景观[19]。上述的启示在于：一方面，政策建构理念的创新性不能忽视实践需求和实践检验;另一方面，理念创新的本质还是要体现在理论的创新上。刘开君认为，最根本的理念创新是现代治理理论的运用，具体表现为“以人民为中心”“共建共治共享”“底线思维”“依法治理”等治理理念创新成果[20]。因此，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政策研制不仅要反映上述理论创新成果，而且要将先进的理论转化为推动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融合发展的具体举措。

（二）政策建构目标的战略性

政策建构目标的战略性指在政策研制和执行过程中，通过加强战略管理，确立治理目标和任务，指导多层次政策体系的建构和完善，使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真正形成工作合力。基于政策的体系性，充分发挥法律和政府部门非立法性文件的互补作用，才能从战略层面设计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协同发展的目标和框架。卢玮静认为，造成社区治理困局的并非是政策框架本身，而是源于一系列政策前提的缺失，它们涉及政治、经济与技术、社会与环境、社区基础以及行政与法律多个方面[21]。因此，加强相关立法议程对实现政策建构目标的战略性更具有现实意义，可以在治理目标、政策框架、支持举措、战略环境等方面体现更高的权威性。陈睿也在研究欠发达地区社区教育战略管理问题时提出明确目标任务、制定发展战略、分解战略目标、细化行动方案等系列举措[22]，通过战略分析方法，明晰社区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引导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政策演进方向。

笔者认为，政策建构目标的战略性要有以下三项指标：首先，要有战略思维，即能够理清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二者的关系。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在发展路径上是一种“融入”关系，在体系建构上是一种“交集”关系[23]，在功能发挥上是一种“助力”关系，通过对这三种“关系”的剖析，有利于社区教育在参与社区建设进程中形成战略思维。其次，要有战略框架。社区教育的政策举措要融入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各治理主体之间要有分工配合，能协同推进，特别是各级党委政府应建立统筹协调机制。比如，要进一步优化社区教育委员会的职能，明确各个部门在发展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过程中的职责分工，并形成考核机制。再次，要有战略格局。政策建构要能将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有效对接乡村振兴战略等重大发展战略，将社区教育的发展置于更广阔的时代背景、更大的发展格局中去发挥作用。

（三）政策建构方式的动态性

政策建构方式的动态性指从政策演进历程来看，政策建构总是要随着实践变化而超前思考、积极调整，即使在立法层面也需要适时修订，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格局。比如《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的出台就发挥了政策的重要导向作用。政策建构方式的动态性与治理的特征密切相关。治理有着自身的运行逻辑，它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是包括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参与的一个持续的互动过程[24]。这种动态性反映在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的政策体系都要积极调适，根据实践进展及时进行调整。如果说，2000年开始的全国城镇社区建设在2004年之前主要是进行从传统的“街居制”到“社区制”的结构性改革，那么2004年以后直到2012年，和谐社会与和谐社区建设就是社区建设工作的主线[25]。社区教育亦是如此，其自改革开放以来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政策演进历程中要积极适应新的发展形势，就不可能有一劳永逸的做法;而对于复杂的社区治理问题，随着问题的演变与交织，也倒逼政策响应速度的提升。

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社区教育需要主动适应政策建构方式的动态变化。一方面，要熟悉社区治理理论与政策推进策略，推动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两个政策体系在路径上的融通，特别是坚持社区教育的教育社会一体化发展方向，提高社区教育与社区建设互动的敏感度，才能避免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两张皮”现象。比如，围绕“社区制”的政策机制形成，要如何推動“项目制”的实施，才能以项目精准对接社区治理诉求，引导资源重组和路径重构。政策研制还要细化路径规划，根据社区治理问题的复杂程度不同，选择社区教育主导或参与的专业治理、分类治理和系统治理等适宜的路径，并进一步增强治理诉求与路径的适配度。比如，为了应对公共危机，可以通过灵活的课程开发机制，与有关部门共同开发“水患洪灾与逃生”系列课程和“新冠疫情防控”的宣讲微视频，举办社区家庭教育与心理健康直播课堂，及时与社区居民进行有效互动，发挥这些课程开发成果的教育意义，并用好这些实践经验，为课程政策的完善提供参考。

三、趋向分析：深化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政策演进领域

沈光辉指出，社区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本来就是立足社区、依靠社区、服务社区，制定社区教育政策就是要使社区教育更好地融入并服务于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这是社区教育区别于其他教育类型的本质特征所在[26]。一方面，社区教育始终要坚持教育属性和社区属性的有机结合，推动教育社会一体化发展，这是政策演进的基础。另一方面，将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不是单独自建一套政策体系，而是在治理动态变化过程中，以治理目标为导向，去获取各个部门和社会力量的支持。因此，基于“政策—实践”发展进路，因循政策演进的结构特征和趋向，需要政策制定部门协同推动，在生态培育、项目开发、联盟合作、质量提升、数字支持等重点领域多向发力，共同促进政策调适与政策完善。

（一）生态培育

社区教育的生态是指其发展环境、服务对象与社区教育的契合度是否有利于社区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培育是社区教育主动自我调适、完善与社区治理融合发展机制的基础性工作，是争取社会各界理解和支持的一种战略管理行为。比如目前每年举办的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大力宣传社区教育与终身学习，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举措。生态培育需要推动以下三项工作：一是创新治理理念。社区教育要创新服务方式，带动包括社会组织在内的多元治理主体的广泛参与，聚焦社区治理诉求，激发居民主体意识，改进社区教育和社区治理工作流程和方法，合力解决人民群众关注的突出问题。二是积极培育社区共学共治组织。草根学习活动的广泛开展是社区教育未来发展的重要形态。通过草根学习组织培育居民的参与意识，激发“四自”活力，从而实现政府自上而下的扶持与社区自下而上的主动作为的积极互动，这种生态培育有助于改变社区治理结构单一的现状。如浙江杭州、江苏常州等地开展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培育，就是很好的探索。三是加强成效宣传。各级社区教育机构要通过新闻媒体、自媒体加大宣传力度，与居民积极实时互动，扩大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的知晓率和影响力，营造良好的氛围。

（二）项目开发

项目开发是各地社区教育因地制宜、特色发展、助力本地区社区治理的个性化举措。各地的社区教育发展水平与社区治理诉求不尽相同，项目开发可以因地制宜，但在项目的选择方面可以有基本的遴选标准。一是有助于寻找新发展机遇。社区教育要主动对接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如“十三五”期间，江苏省每年开展教育服务“三农”高水平示范基地建设，有力地推动了特色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带动了农民的科技增收。二是有助于聚焦民生新诉求。相关政策在落地之时，地区差异、城乡差异仍然客观存在，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具体的社区建设的动态发展上来，特别是对特殊群体、弱势群体就业创业的培训和引导，要形成较为成熟的项目运行能力。三是有助于促进社会认同。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无论社会认同有多少属性类别，也不管它们的结构形态是怎样的，它们最终都会指向福利渗透、意义系统和社会组织这三个方面，当这三个方面的判断、认知、评估被人们特别关注时，便构成了社会认同的基础性领域[27]。项目开发要借助政策扶持，积极对接社会认同的实践基石，持续发挥社区教育在职业能力培训、优秀文化传承教育、社会群体培育等方面的“精准滴灌”作用[28];而项目的编制实施是一个重要的决策过程，应当积极回应、尽可能平衡各种冲突[29]。因此，项目开发需要基层进一步加大实践探索的力度，对“项目制”政策有精准的理解。

（三）联盟合作

合纵连横，集聚能量，形成优势，是联盟合作战略的基本内涵和特征[30]。社区教育除了加强自身的基础能力建设和内涵建设之外，还可以从生态培育的角度进行多维度的合作互动：一是形成联盟合作机制。要向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发展机制学习，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优势和社区教育机构的龙头作用。如笔者所在单位牵头高校、职业学校组建常州市社区教育联盟，联盟每年分享工作经验，筹划社区教育服务布点，推动项目实施，加强科研工作，形成了服务社区治理的倍增效应。二是扩展联盟合作范围。要通过广泛合作，加强各种社会资源的统筹利用。比如通过建立广泛的战略联盟，激发博物馆、文化馆、高校、职业学校、行业企业、党政机关参与社区教育和社区治理的意愿，打破资源条块分割的壁垒，赋予“馆校合作”“校企合作”新的发展内涵。笔者所在单位就与常州博物馆联合，牵头组建常州市社区教育“馆校合作”联盟，全市首批11家博物馆接入社区教育网络体系，并在合作内容方面优先选择民生议题，培育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三是推动联盟合作“项目制”。项目是联盟合作的重要抓手，通过合作项目的实施，可以争取各方资助，以“项目制”带动联盟的运作。只有完善多维度合作体系，才能增强社区教育应对社区治理动态诉求的贡献度。

（四）质量提升

质量提升是社区教育活動开展与绩效评价的有机结合，是战略管理的需要。只有加强评价体系建设，不断提高社区教育的服务质量，才能更好地适应社区治理的动态性需求。比如，一些城市建立了对所辖市区政府和教育部门的社区教育年度绩效评价制度，这对当地社区教育委员会或领导小组、联席会议机制的有效运作也是一种检验。因此，实施质量提升不能仅仅局限于课堂教学评价，更要重视一个地区社区治理目标的达成度。质量提升的实施需要注意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坚持需求导向。社区教育要有倾听居民诉求的通道，可以借助大数据技术，比如开设助老助残助农促就业等民生项目，通过数据分析提升项目对目标人群的吸引力。二是注重精准施策。项目确定之后，不仅仅要把培训实施好，在方案中还要有后续跟踪服务，帮助居民更好地谋划未来发展。比如促就业培训之后，就业率如何，就业质量如何，后续又有什么问题或需求，这些都是社区教育工作者在工作中需要克服的短板。三是发挥社区居民的能动性。要尊重成人学习规律、特别是老年人学习规律，充分激发居民自主学习、共同学习的积极性，提升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完善社区居民评价社区教育的机制。四是改进服务供给方式。要因地制宜增加个性化、定制式教育培训项目，促进社区教育从“有”到“准”“好”的阶梯式提升。

（五）数字支持

数字支持是借助数字信息技术，突破社区教育服务时空限制的社区治理方式创新。数字支持通过参与智慧社区建设，助力打造“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终身学习场景，并进一步支持学习成果转化成社区治理的力量。因此，要积极聚焦数字支持领域的拓展：一是推动数字资源建设和数据分析，着力提升各级各类终身学习平台的使用效率和资源共建共享的能力。目前，这方面的平台和资源虽然很多，但是需求与供给脱节，因而要打通平台应用壁垒，优化资源联合开发机制，发挥线上学习与线下学习的互补作用，并通过数据分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二是支持“三农”发展。农村社区教育也要积极推广数字信息技术，帮助农民获取农业生产新技术、新方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服务信息，助力农产品的线上销售，丰富农民的业余生活。三是智慧助老。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开发老年教育的数字学习资源，加快老年教育社会学习服务点的布设，帮助老年人学习智能技术应用、特别是智能手机的使用，让老年人在智慧购物、智慧出行、智慧就医等方面有更好的服务体验。四是创新校外教育方式。要支持社区教育机构为学生开展移动学习、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方面的科普教育，关爱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丰富社区课后服务内容。

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政策演进研究只是观察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维度，本文对上述政策演进特征和发展趋向的归纳仅涉及到一些重要方面和领域。而更深层面的启迪在于，政策建构不可能一劳永逸，“政策—实践”发展进路也不是单向作用，政策环境、治理诉求、实践经验、理论探索都是政策演进的驱动要素。费孝通指出，如果要组织有效果的行动并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对社会制度的功能进行细致的分析，而且要同它们意欲满足的需要结合起来分析，还要同它们的运转所依赖的其他制度联系起来分析，以达到对情况的适当阐述[31]。因此，社区教育要达成战略目标，深度融合社区治理，就需要加强政策研究，梳理问题与挑战，推动顶层设计的完善，形成清晰的政策结构特征和政策发展趋向，引领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的融合实践，如此才能进一步提升其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和社区居民的满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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