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发展视角下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与意义

□王 克，蓝澍德

（中山大学 广东 广州 510275）

党的十九大上，乡村振兴被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七大战略之一写入了党章[1]，这标志着乡村振兴事业列入国家意志，成为我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2020 年，全国832 个贫困县实现全部脱贫摘帽，近1 亿贫困人口摆脱贫困，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医疗水平、教育资源等得到了有效保障[2]，我国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后，乡村振兴是未来发展方向。所有经济的振兴，都会为文化的振兴打下基础。乡村振兴战略，不仅具有巩固脱贫成果的经济意义，其所体现出来的共同发展理念同样具有政治示范意义，展现了中国政府如何消除贫困、融合发展，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智慧与决心。因此，在乡村振兴的实施过程中，应依靠文化发展激发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并在发展过程中注重凝炼文化内核，形成体现“中国之治”的文化振兴力量。

1 脱贫攻坚的实践意义

消除贫困不仅是为了解决我国社会和地区之间发展不全面、人民生活状态不均衡的经济问题，同时是全体人民共建小康、实现共同富裕的政治问题。2020 年，脱贫攻坚事业取得决定性胜利，贫困地区经济社会迅速发展，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为了人民的历史使命担当，也能为当前国际上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经济社会不平衡发展提供解决方案。特别是中国周边接壤的国家更能深刻感受脱贫攻坚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如滇西地区，随着近年边境县脱贫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缅甸、老挝等国的村民跨过国境到中国做生意，把孩子带到中国读书。临沧市镇康、耿马等县，新冠肺炎疫情前每个村持“边民证”往返于边境口岸的“小留学生”达上百人，该国的地方经济军事组织还会邀请我国政府人员为其讲解十九大精神，以确保能正确理解和解读中国发展策略，这些都表明了中国脱贫事业已经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有效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路径，也是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短板的战略选择[3]，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保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2 文化发展与乡村振兴相互促进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至城市，为城市产业发展、经济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劳动力加速转移也客观上使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更加不平衡。在世界银行各国农业发展排名中，中国综合农业发展程度排名仅排在第65 位[4]。产业落后、消费文化的冲击，造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正在流失，农村老龄化、“空心化”严重，厚葬薄养、人情淡漠现象凸显。

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最大的短板和最重的任务在农村，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也突出表现在农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很重要，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辩证法的观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特别要注重提升农民精神风貌。摆脱贫困并不是摆脱物质的贫困，而是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

贫困地区文化发展，既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助推力量，也是地区振兴后必然出现的发展结果。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的七大战略中，唯独“乡村振兴”是就现代化建设的空间布局而言的。“乡村”的内涵包括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相互关系，指的是城乡融合、全面发展的振兴。毋庸置疑，全面振兴必须而且应该依靠文化振兴。中国的脱贫工作战略部署深刻地阐释了文化发展与经济振兴之间的关系，贫困现象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贫困的表现是地区居民经济收入不高，但是贫困现象的产生却是一个社会文化问题。物质贫困容易克服，文化贫困难于根治。

3 贫困地区具备文化振兴的潜在力量

文化发展是乡村振兴的有效助推器，是有着一套系统性提升贫困人口整体素质和能力的方法和机制。中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很多村庄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激发农业农村的内生动力，也就是要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国家建设的结合中积蓄能量。一方面，要深入挖掘传统文化内蕴，传承耕读传世、仁爱孝悌、谦和好礼等思想观念。另一方面，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结合时代发展与社会需要，将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内容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发展优势之一[5]。

以滇西地区为例，滇西是集边疆、民族、山区于一体的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教育卫生、产业发展等投入不足，贫困群众文化素质偏低，勤劳致富意识不强；产业结构单一，生产方式落后；群众普遍存在着“等靠要”思想，“有吃一顿胀，无吃烧火向”，缺乏储蓄致富、生产积累的意识。精神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不相协调，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着思想上的制约。在滇西地区帮扶工作中，中山大学等中央定点单位将教育、文化和科普与农村发展结合为一体，既能使文化为经济发展服务，也是实现地区协调发展的重要方法。通过文化帮扶，提高劳动者素质，助推产业振兴，同时能提升文化功能的价值，为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能。在文化的思想浸润下，地区人群的意识形态与世界观发生变迁，促使受援地区形成文化共同体观念。

4 以文化促振兴的具体措施——以中山大学帮扶为例

历史上，滇西地区曾是中原文化与滇藏、滇缅文化的交汇之地，明朝初期，中央政府就已派军进驻了古滇国、大理国；明成祖朱棣时期，由中央政府派驻官员到这里进行管理。这里是茶马古道的发源地，茶马古道连接着滇缅平原与中原内陆，本地产的茶叶是藏族地区酥油茶、蒙古地区马奶茶不可缺少的原材料。千百年来，往来的商队将茶叶从滇西带向各方，马队留在青石板上的马蹄印至今清晰可辨。在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中，由临沧出缅甸直至印度洋的铁路，是一条重要的交通大动脉，后因战火，施工到一半而被炸毁。滇缅铁路的轨道遗址与茶马古道的马蹄印相伴伸向滇缅，直至远方。滇西地区悠久的文化底蕴和丰厚的文化资源，保留着富有地域特色的民族文化传统，六大茶类中的黑茶，以及茶叶压饼发酵技术，都是在茶马古道上逐渐形成的，这些活着的文化和历史就是地区发展的宝贵财富。

在中山大学负责帮扶的凤庆县，其茶文化发展源远流长，种茶制茶有着上千年的历史，但是目前存在的问题是茶叶品牌影响力不够，企业发展规模偏小、竞争力弱、脱贫效果不明显等，学校选派管理学、营销学专家，并邀请了国内著名策划工作室智纲智库等业内人士到凤庆进行考察分析，认为存在茶叶企业、茶叶产品与凤庆千年茶文化的结合度不够，茶叶生产仅停留在比较初级的收茶制茶等环节，茶叶产业生产链条延伸不够等问题。在实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和手段。

4.1 产业振兴，以文化促发展

一是延伸文化产业链条。通过整合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古茶树生态资源、鲁史古镇、滇红第一村等古村落资源，形成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小镇、茶马古道文化圈等，使相互独立的点状文旅资源转化成文化产业大链条上的一环。

二是实现文化产业与茶叶产业、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当前，体验式旅游需求激增，滇西地区依托茶山生态资源、地方民俗民族文化，大力发展旅游业，促进农业与旅游业深度融合，迎来了新机遇。如在滇红第一村安史村推出的“采茶、制茶”体验之旅，在中山大学帮扶的红塘村的“开心农场”认种之旅，实现“文化+农业观光、教育培训、加工制造、休闲旅游”相整合的新模式，同时回应社会对旅游新业态的需求，将“党建、扶贫、合作社、基地”等活动与文化产业相挂钩，如在小湾镇杰鸿合作社的“党建+合作社+贫困户”生产方式，在振兴文化产业的同时，满足多元化的生产消费需求。

三是构建文化产品传播渠道，打通“数字文化”扶贫的“最后一公里”。通过组织扶贫采购、组织凤庆农特产品上传到国内扶贫网站平台，采用网络、直播等方式销售采购茶叶、核桃等农特产品。

4.2 生态振兴，以文化创和谐

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地创新，文化自信来源于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认识和肯定。中山大学结合凤庆特有的民族文化、茶文化等，注重将自然状态下的文化形态挖掘整理出来，先后派出了民族学、人类学、旅游学、经济地理学等各专业的师生约150 人次，深入凤庆县郭大寨团山村、鲁史古镇、滇红第一村安石村等地，通过最长每次1 个月的田野调查，结合短期的走访，系统整理了如凤庆俐侎人生活习俗、服饰特点、凤庆茶树传说、茶树献祭仪式等各类文字资料50 余万字，正在集结出版，这也是学术界第一次对凤庆民族文化、茶文化的梳理，第一次对俐侎人这一彝族支系的生活生产状态进行整理，无论是对学术界，还是作为俐侎人自身文化传承，都有很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4.3 人才振兴，以文化育乡风

中山大学一直注重发挥自身科技、学术优势资源，为凤庆县培育人才、培训干部。

一是将公共文化服务作为文化扶贫的重要内容。中山大学出资金、出设备在凤庆县红塘村开办了“新时代农民讲习所”，通过群众会、板凳会、火塘会等形式，把脱贫的政策宣讲送到田间地头，把党的声音传播到群众心里。

二是注重文化传播。中山大学为凤庆县各个中学、各村镇农家书屋捐赠了各类图书近万册。

三是送知识下乡、送知识到厂。针对凤庆县比较高发的疾病，在凤庆县科学技术协会的协助下，中山大学举办了30 余场疾病防治培训，包括中小学教师、各乡镇群众，受训人员近3 000 人次。

四是促进校地交流。近年来每年在广州举办3～4 个培训班，凤庆县乃至临沧市的很多干部都到中山大学接受过培训。这些文化培训，不仅充实了各族群众的思想，更是在精神上、情感上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关心关爱，各族群众也会将这份关爱化作决战脱贫攻坚的强大动力。

4.4 组织振兴，以文化强治理

一是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山大学选派第一书记派驻凤庆县贫困村，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发挥其带头人的引领作用。加强执纪监督，严厉整治惠农补贴、集体资产管理、扶贫资源分配等领域的违规违纪问题。

二是深入挖掘和宣传本县乡村人物的道德模范，强化道德教化作用，引导各族群众树立良好家风、文明乡风。

三是引导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提高，建立道德激励约束机制，并通过司法途径调解村里人际关系，实现家庭和睦、邻里和谐。

从贫困成因和贫困现状看，滇西地区扶贫目的就是根除贫困观念、更新贫困文化、重塑价值理念。应充分发挥文化资源优势，激发群众上进心和脱贫内生动力，实现乡村振兴。作为《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中确定的“人力资源开发扶贫示范区”，滇西扶贫方案集中在文化发展和振兴上，通过文化，促进产业、生态、组织、人才的全面提升。

5 由乡村振兴到“中国之治”

文化发展，既是提振地区经济发展能量的重要手段，也是形成振兴文化、传播振兴理念的重要目的。纵观世界各国发展史，有的国家只讲经济手段，缺乏发展理念，在其工业与农业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工业的虹吸效应大量侵占农村土地、矿产等资源，失业农民涌向城市，乡村经济凋敝，工业化和城镇化走入困境，甚至造成社会动荡，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如地理环境与资源环境与云南十分相似的印度，其土壤肥沃，夏季炎热，水稻每年最多可熟三季。但就是这样一个农业大国，却存在每年要进口大量粮食的现象，在印度农村地区，有大量贫民窟存在于城市的周围，所谓的低种姓人群收入微薄。究其原因，印度有50%的土地由2%人掌握，这些土地上出产的粮食被富人出口销售用于赚取财富，所以印度既是产粮大国，又是粮食进口大国。印度出产的大米质优价高，普通租地耕种的农民无力购买自己生产的粮食。

面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西方发达国家仍然试图继续维系由它们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与治理文化。2019 年，美国和印度有3 位学者因为对本国消除贫困所作的贡献，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对于一边是中国近亿人口的消除贫困，人民安居乐业；一边是这些国家失业人口此起彼伏的示威，频频发生的贫民窟伤害案件，不能不说充满讽刺。

中国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有能力、有条件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解决“中等收入陷阱”，顺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6]。正如滇西地区的发展对周边国家形成的吸引力一样，中国的减贫事业不仅关系到中国人民的生活，也是对世界的贡献。中国贡献的减贫经验，“中国之治”中体现的人民为本的思想，也是属于全世界人民的福祉[7]。

在全球各国经济深度融合的今天，中国不能完全抛开全球治理体系，去建立一个没有西方发达国家参与的新体系。中国的减贫经验和智慧不会自动传播到世界各国，这需要在乡村振兴中凝炼我国的振兴文化和价值观，推动形成由经济的振兴到文化的振兴，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优越文化的振兴。在这个过程中，要充分体现出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社会文化差异的尊重，形成具有传播体系的振兴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村振兴的“中国之治”就是在新形势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中国方案，这个方案体现了中华文化“天下大同”的思想，体现了各地区、各民族间同心协力、共建共享、合作共赢的思想。

面对贫困这一人类社会的共同难题，其根本解决之道就是各国同心协力，加强贫困治理国际合作。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不断推进，向全世界宣告维护和弘扬国际公平正义的中国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