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丽则”看礼学对扬雄赋体观念的影响

张钰筱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北京100872）

“礼”从诞生之初就紧紧维系着王权政治，西汉建国之初，孙叔通仿照秦制初步建立了西汉的礼制；西汉中期是礼学发展的关键时期，汉武帝置五经博士、汉宣帝召开石渠阁会议参与礼学问题讨论，开始以礼治国。后东汉章帝又举行白虎观会议，正经义、制汉礼，礼治思想臻于成熟。

各种礼仪制度的昌盛极具象征意义，《礼记·礼运》曰：“夫礼必本于天，淆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乡）、冠、昏、朝、聘。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1]662在各种礼仪组成的庞大礼制系统下，始终贯穿着天人合一的思想；礼学思想亦通过仪式，辐射到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层面，影响了汉赋的审美和创作。汉初百废待兴，出于对楚文化的沿袭，推崇骚体赋。文景时期，以诸侯为中心的文学群体创作不断助推汉大赋的发展。汉武帝时期，高度繁荣的社会经济与礼学思想促进了汉大赋“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定型，并在有汉一朝确立了统治地位，成为最能彰显时代精神的一种文体。扬雄正是吸纳了礼学思想，对赋提出“丽则”的审美要求。

一、礼学繁盛与文学书写之“丽”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长期统一的时代，汉初在西北战事的胜利极大地增进了国民的自信心，文景之治，武帝盛世，经济持续发展，社会财富不断积累，前所未有的繁荣盛世下，迫切需要一套完备的礼仪制度加以充实。两汉《汉官仪》等文书中记载了繁缛的祭祀、丧葬、朝觐、籍田、军礼、昏礼等内容。礼学对于社会风气和人性道德都有指导作用。班固《汉书·礼乐志》指出：

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者也。[2]1027

在两汉，礼是一切政治行为的出发点，所有的律令制度、人伦规范、社会关系都遵循礼治而设立，甚至宫殿的选址、建筑的布局、游猎的场地时节、出行的仪仗都贯穿着礼治的思想。《礼记·哀公问》：

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昬姻疏数之交也；君子以此之为尊敬然。然后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废其会节。有成事，然后治其雕镂文章黼黻以嗣。其顺之，然后言其丧筭，备其鼎俎，设其豕腊，修其宗庙，岁时以敬祭祀，以序宗族。[3]3496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礼学思想自然渗透进入辞赋文艺，影响了汉赋创作和审美接受。班固《两都赋序》言：“赋者，古诗之流也。”[4]21《文心雕龙·诠赋》曰：“《诗》有六义，其二曰赋。”[5]134赋是诗之流，诗与乐是相配合的，礼乐又是一体，所以赋乃是礼乐文明之产物，自然要承载礼义精神，奉礼义为圭臬，尤其是在汉代大一统的政治语境中更是如此。刘勰在论述汉赋时曾指出：“夫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既履端于唱叙，亦归余于总乱。”[5]134刘勰生动概括了汉大赋的美学特点。

礼的本质，是“贵贱有别，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所谓“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1]1040。要求文士在礼乐制度下施展才华、实现志向。在普遍的大国风范和盛世心态下，文士们意气风发，希望“立功立德立言”以不朽，而颂圣文学正是求取功名的捷径。通过确立教育体制和朝廷取士的方法，汉朝使文士走上依附的道路。《论衡·宣汉》云：“观杜抚、班固等所上汉颂，颂功德符瑞，汪濊深广，滂沛无量，逾唐、虞，入皇域。”[6]298强烈的文化自信促使“丽”成为他们对文的自觉追求，语言华美、错彩镂金，他们在各类盛大的仪式上作赋：郊祀、游猎、封禅、田狩、巡狩、御射……文士参与仪式明确自己的身份地位，并通过创作实现自我角色的认同，进而试图将自己纳入礼治的轨道。通过“礼”这个中介，个体意识与国家意志达成了共识。

汉朝统治者也乐于鼓励这种“巧丽”的文学创作。出于经邦治国的需要，汉王朝经常举行盛大的仪式，敬天地鬼神，试图实现教化万民、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汉大赋成为了颂圣文学的代表，是大汉盛世的注脚。《皇子生颂》与《孝景皇帝颂》等体现了以君权为核心的地位，突出皇权至高无上，而这正是礼治的中心思想。史书记载司马相如“有遗书，颂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2]2630。泰山封禅、宗庙祭祀等场合，文人墨客也致力于作赋颂圣，神化皇权，并将文学与盛大的仪式相挂钩，进而提升文学经世之用。在“礼”的氛围下，具体的礼仪制度、文学创作都是礼治观念的外化。作为“礼”的有机组成部分，赋作家通过赋体传达君权神授、以礼治国的思想。邓耽《郊祀赋》云:

钼酸铵;五水硝酸铋;五氧化二钒;双氧水;硝酸;氨水;偏钒酸铵;氢氧化钠;无水乙醇。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实验用水为蒸馏水。

咨改元正，诞章厥新，丰恩羡溢，含唐孕殷。承皇极，稽天文。舒优游，展弘仁，扬明光，宥罪人。群公卿尹，侯伯武臣，文林华省，奉蛰厥珍。夷髦卢巴，来贡来宾。玉璧既卒，于斯万年。穆穆皇王，克明厥德。应符蹈运，旋章厥福。昭假烈祖，以孝以仁，自天降康，保定我民。[7]321

邓耽不仅记载郊祀的盛大场面，还阐明了祭祀这项仪式的政治功能，通过确立“国君一体”“正体于上”为政权合法性证明，进而维护统治稳定。

礼治盛典的常态化催生了汉大赋创作的繁荣。特别是出现异常天象，祭祀仪式更为频繁，需要更多颂圣文学。成帝荒淫无道，晚年为子，成帝要母后王太后下诏恢复久已废止的祭祀活动，改为来年轮流举行一次。“永始三年（前14）冬十月庚辰，皇太后诏有司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雍五畤、陈仓陈宝祠。”[2]225排场之大，修饰之盛，自古少有。一方面是巫风鬼气，劳民伤财；另一方面，天象异动纷至沓来。如《汉书·成帝本纪》记载：“（元延）三年（前10）春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雍江三日，江水竭。”[2]228在这种背景下，文士也纷纷借巧丽的辞赋颂圣，求取功名。元延二年（前11）十二月，扬雄上《校猎赋》以讽谏，《文心雕龙》曰：“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余首。”[5]135应该不是虚言。

此外，赋体自觉将礼仪礼制作为论述对象，而礼制仪式繁复化迫使文体记述更加冗长繁复。与此同时，博物学发展繁荣，鸿儒竞相逞才，纪行赋宫殿赋铺陈典故，江海赋鸟兽赋罗列海怪山珍，京都赋更是包蕴风物，走向类书化。与之相匹配的就是赋体记述时铺张扬厉、事无巨细。例如《东都赋》长篇巨制，对永平之际的三雍之礼进行全景式描写，程序之完善、仪式之繁复、细节之逼真，几乎令人身临其境：

至于永平之际，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仪，修衮龙之法服。……礼官整仪，乘舆乃出。于是发鲸鱼，铿华钟，登玉辂，乘时龙，凤盖棽丽，和銮玲珑，天官景从，寝威盛容。[4]31-33

两汉盛世下，时人意气风发。礼乐制度旨在彰显大国威仪，礼学仪式上的繁缛滋长了文体繁缛的观念，而这些都构成了“丽”的美学特征。

二、礼学发展的困境与扬雄“丽则”观念的提出

扬雄生活的时代，礼治已经臻于完善，但在发展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扬雄在《法言·吾子》中首次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观点，就是汉代礼治思想高度成熟的产物。

甘露三年（258），汉宣帝“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2]272。石渠阁会议对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的礼仪礼制进行了讨论，统一了经学内部分歧，确定了“谷梁春秋”的正统地位。大到朝庙祭祀，小到婚丧嫁娶，礼治体系臻于完备，礼治思想臻于成熟。但西汉后期，汉室面临着外戚和大臣专权的问题，骄奢淫逸与逾越礼制的状况时有发生。在礼学内部，今文学派对学问抱残守缺、缺少择善而从的态度，今文博士阻挠《逸礼》《古文尚书》等立于学官的行为也无益于礼学的发展。

扬雄的文艺思想体现了儒道的交融，是在儒学礼学沃土中成长出来的奇葩。扬雄《自序》说：“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无为，少嗜欲。”[2]2608言其深受道家思想影响。扬雄曾在严君平门下求学黄老，但从严君平自身的治学思想来看，也并非完全排斥儒家礼法。《华阳国志》记载严君平：“常卜筮于市，假蓍龟以教。与人子卜，教以孝；与人弟卜，教以悌。”[8]398且扬雄盛赞孔子：“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9]164自言“撰以为十三卷，象论语，号曰法言。”[2]3580可见，从扬雄自身的学习理路来看，他对于儒家和道家思想是兼容并包的。从他与王莽、刘歆等人的接触来看，扬雄对礼治思想也颇为熟悉。

自汉宣帝后，西汉开始衰落，元帝优柔寡断、宠信宦官；成帝生活荒淫、怠于政事，王朝统治江河日下。扬雄虽自矜家世为周王室之后，但是家道中落：“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2]3514其在京师宦游三十年，接受了汉代的儒学正统观念，且常陪伴汉成帝游猎、祭祀，对于汉成帝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生活，扬雄并不认同，但是作为一位文学侍从，他只能借助辞赋发声，企图达到讽谏的效果。《汉书·扬雄传》记载：

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雄待诏承明之庭。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其三月，将祭后土，上乃帅群臣横大河，凑汾阴。既祭，行游介山，回安邑，顾龙门，览盐池，登历观，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虚，眇然以思唐、虞之风。雄以为，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网，还，上《河东赋》以劝。[2]2614-2624

一方面，在礼治思想的指导下，朝廷作礼乐以正人伦，礼治的繁盛对作为仪式一部分的辞赋篇幅、辞采划定了标准，要求内容篇幅上富丽宏瞻。《汉书·王褒传》引汉宣帝语：“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2]2829统治者对赋体审美追求“丽”；但是另一方面，礼治要求“大乐必易，大礼必简”，实现“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的效果。扬雄有感于仪式的车马、礼器太过奢华、繁缛，适得其反，上《校猎赋》以讽谏：

其十二月羽猎，雄从。……虽颇割其三垂以赡齐民，然至羽猎、田车、戎马、器械、储偫、禁御所营，尚泰奢丽夸诩，非尧、舜、成汤、文王三驱之意也。又恐后世复修前好，不折中以泉台，故聊因《校猎赋》以风。[2]2628

等到西汉末年的哀帝、平帝时，皇帝懦弱，王莽专权，政治暗乱，辞赋“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2]3575。礼崩乐坏，名教名实不符，扬雄苦心孤诣的讽谏没能换来汉帝洗心革面，反而助长了奢靡之风，所以扬雄痛斥辞赋“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转而研究玄学。从年少专于辞赋、模拟司马相如，到晚年“批判”，似乎表明扬雄对辞赋看法的转折，但从扬雄整个思想深度来说，更应理解为扬雄对辞赋认识的螺旋式上升。

扬雄在《法言》中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他首先区分了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并各自提出代表人物。值得注意的是，扬雄推崇屈原之赋，贬低宋玉枚乘之赋，他对于赋之分类已经有高下尊卑之分，具有了等级意识，而这正是礼治思想的核心。《礼记》多次出现对等级的区分：“燕礼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俎豆、牲体、荐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贵贱也。”[1]1659

对于“赋”这类文体，扬雄推崇“丽”，富丽宏大，但他也认识到，汉大赋铺张扬厉、华丽豪奢的弊病。赋家为搜罗奇词妙句呕心沥血，他自己就曾为作赋“梦具五脏出地”[10]30。贾谊《新书》卷六《礼》曰：“君仁则不厉，臣忠则不贰，父慈则教，子孝则协，兄爱则友，弟敬则顺。夫和则义，妻柔则正，姑慈则从，妇听则婉，礼之质也。”[11]44贾谊《新书》强调了礼的本质对人提出的要求，树立“君臣父子兄弟夫妻”的角色认同，确立秩序。扬雄所处的时代，风云变化，朝野荒淫与外戚专权所造成的偏差，只有以礼来加以弥缝，要求人人都按照礼的要求约束自己，实现社会和谐。所以扬雄主张对“丽”进行约束，反对“丽淫”崇尚“丽则”，进而对辞赋的价值取向做出明确点评。

三、“丽则”对礼学本质的回归

从文的起源来看，“文”与天地并生，最早指自然界的纹饰。“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5]1可见“丽”是自然之“文”的本质特点。文人观察万物，以发幽情，发声为文，故“丽”又是人文之“赋”的本质要求。《铨赋》篇曰：

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5]136

刘勰明确了辞赋内容“明雅”的特点，用丝麻织品、绘画的“朱紫”、“玄黄”以喻赋体之“巧丽”，继承了扬雄关于赋体“丽则”的审美要求。在汉代，“组织之品朱紫”实则暗示了礼仪秩序，“文章”就被认为具有区分颜色的功能，《礼记·月令》记载祭服染采：“是月也，命妇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无或差贷；黑黄仓赤，莫不质良，毋敢诈伪；以给郊庙祭祀之服，以为旗章，以别贵贱等给之度。”[1]330清代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引《考工记》释：“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12]458文中颜色之间的逻辑，代表当时国家视觉识别系统中，阶层等级的差异。随着词义的变化，“文章”发展成为“文学”的代名词，作为天地万物的一部分，“文学”也被儒生赋予了“礼”的政治功能，是礼之“用”也。

有感于礼学发展与文学创作出现的问题，扬雄试图对文学的审美进行修正，所以提出“丽则”的美学要求，强调文质并重，这也是对礼学本质的回归。

扬雄反对“淫”也是礼的内在要求。《礼记·儒行》曰:“儒有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礼之以和为贵。”[1]1585注曰“淫谓倾斜也”，从文体出发就是典故文辞过度；从人这个主体出发，就是情感、欲望泛滥，所以礼强调“节制”。扬雄提出“丽则”，向“中正”回归。而这种以“礼”节“欲”、以“礼”节“情”的思想在战国时期已经初现端倪，荀子认为“礼者养也”，《礼论》曰：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13]346

在“礼”的生成中，针对情与礼的关系，汉人将礼作为情的前提和归宿，强调情的抒发要以礼为准则，即情服从于礼，如《毛诗序》云：“发乎情，止乎礼义。”[3]587董仲舒“天人三策”：“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2]2515关于情与文的关系，司马迁在撰写《礼书》时大量化用了荀子《礼论》、《议兵》的观点，认为“凡礼始乎脱，成乎文，终乎税。故至备，情文俱尽；其次，情文代胜；其下，复情以归太一”[14]1032。初步涉及了礼学几个境界的讨论。这里的“文”并不是我们现在认为的文学，索隐曰：“言礼成就有文饰。”“税”索隐曰“音悦。言礼终卒和悦人情也。”强调礼对情感的调节作用，实现“文貌情欲相为内外表里，并行而杂，礼之中流也”。扬雄的“丽则”也是对司马迁关于“礼贵适中”的回应。

汉代礼乐制度下，“体国经野，义尚光大”要求汉大赋富丽丰瞻、铺张扬厉，但另一方面，礼学又强调“大乐必易，大礼必简”，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这两种不同的趋向只是外在的形式的特征。回到礼学的本质，根本要求在于“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特别强调“中正无邪”，即对精神价值的尊重远大于对外在表征的推崇，在这个意义上说，“丽则”着眼于文本的内容精神，正切和礼学“中正”的观念，是真正从礼学本质出发的美学要求。

《礼记·乐记》云:“故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明圣者，述作之谓也。”[1]1089就是强调要深刻理解礼制、音乐的思想情感、内容实质，而不是单纯追求外在形式、具体技巧。进而，《礼记》强调文质统一。《礼记·表记》云：“是故君子服其服，则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则文以君子之辞；遂其辞，则实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耻服其服而无其容，耻有其容而无其辞，耻有其辞而无其德，耻有其德而无其行。”[1]3560《礼记》认为君子外在的容饰、言行（文）和内在的品德修养（质）要相符，反对文质背离。扬雄的文艺观点深受这个启发，强调区分本质与形式，排斥汉大赋那种过多技巧、无意义的铺陈，主张情感节制以实现言辞篇幅节制，处理好文质关系。

扬雄的文质论与他的赋论也是一脉相承的。《法言·修身》中，扬雄从君子个人的行为为准则出发提出“华实相副”的观点：“实无华则野，华无实则贾，华实副则礼。”[9]97进而他在《太玄·文》提出了文质统一的观点：“阴敛其质，阳散其文，文质班班，万物粲然。”[15]139这里说的“文质班班”也就是主张文质兼备，将文质观念由学术领域引入文学领域，所以具体到辞赋上，他在《法言·吾子》中提出事、辞相称的观点：“‘君子尚辞乎？’曰：‘君子事之为尚。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足言足容，德之藻矣。’”[9]60这种“事辞相称”亦是“礼”的内在要求。《礼记·礼器》就强调：

古之圣人，内之为尊，外之为乐，少之为贵，多之为美。是故先王之制礼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称也。[1]734-735

从这种“相称”的礼学思想出发，扬雄提出“丽则”的审美理想，正切合了礼学“中正无邪，礼之质也”的要求。有学者将其总结为“按一定的法则展开，不能滥用。 ”[16]15

综之，两汉经历了从嗜好黄老到崇礼重儒的转变，武帝以后，礼学逐渐繁盛，渗透到文学，对“赋”体观念产生影响。“赋”从汉初骚体赋向汉大赋转轨，一方面，出于“化成天下”对统治合法性的证明，礼仪礼制力求完备，彰显大国威仪，繁文缛节催生了汉赋铺陈夸张、巨丽宏瞻的面貌；另一方面，汉人认为“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者也”[2]1027。“礼”对情感的节制要求促使时人反思行文的淫奢。扬雄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在“丽”的前提下崇尚“则”、摒弃“淫”，归于“中正”的文论思想应运而生，文质论上就呈现出文质彬彬、“事辞相称”的倾向。

不过，终汉之祚，始终存在赋论与辞赋创作的乖离，所以扬雄提出“丽则”的主张只是一个理想化的设想，在实际创作中，纵情驰辞、铺张扬厉才是常态。

四、结语

“丽则”是东汉余晖下扬雄对礼的坚守，随着汉王朝的腐朽落寞，礼学一度沉寂在战乱的波澜中。太康元年，司马氏风卷残云一般消灭东吴，吴末帝孙皓抛弃祖业，投降西晋。魏晋南北朝时期，礼制不断发展，这一时期“在中国礼制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7]29，文学也走向自觉。陆机在太安二年（303）写下《文赋》：“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4]241代表了他对赋体的审美追求。对于陆机同时代的士人来说，汉大赋那种高扬的、对宏大的追求逐渐转向对个人生命意识的思索。魏晋以来，对情的复归导致“缘情绮靡”审美思想的产生，抒情小赋、山水赋兴起，“丽则”已经不是这个时代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