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石窟造像中的“外来”乐器

2021-12-29 03:42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2021年8期
关键词:龙门石窟箜篌腰鼓

郑 聪

(洛阳师范学院 音乐学院,河南 洛阳 471934)

龙门石窟是我国著名的石窟艺术宝库,造像众多,雕刻精美.特别是在龙门造像中,伎乐飞天舞姿繁多,乐伎手持各类乐器,且演奏技法多样[1]. 这些丰富的音乐造像为研究古代音乐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近年来,李文生、马春莲等学者对龙门音乐文化进行了综合性研究.但对龙门音乐造像中出现的一批原产于西域、中亚等地的乐器关注不够.而这些乐器与诞生于中原地区的乐器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龙门音乐艺术,是研究我国古代音乐史的宝贵资料.基于此,笔者拟对龙门石窟中的这些“外来”乐器进行梳理,并对其传入的历史背景与价值进行探讨.

1 龙门石窟“外来”乐器

龙门石窟始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公元493年)前后,经历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和北宋等朝雕凿,现有窟龛2000多座.其中的21座窟龛有音乐造像,共发现乐器214件、18种.依其最早诞生的地域,这18种乐器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西汉以前诞生在中原地区的乐器,主要有筝、阮(阮咸)、笙、横笛、竖笛、磬、排箫和拍板等8种; 另一类则是诞生于西域、中亚等地,汉魏以后传入中原地区的乐器,主要有四弦琵琶、五弦琵琶等10种乐器.为了区别产生于中原地区的乐器,对于其中第二类诞生于西域、中亚等地的乐器,我们姑且称之为“外来”乐器.

据统计,龙门石窟音乐造像中的10种“外来”乐器包括弹弦类乐器四弦琵琶、五弦琵琶和箜篌,管类乐器筚篥和贝,以及打击类乐器铜钹、细腰鼓、粗腰鼓、杖鼓和鸡娄鼓.

1.1 四弦琵琶

龙门石窟音乐造像中的四弦琵琶有10件,分布于北魏古阳洞、弥勒龛和皇甫公窟,以及唐代奉先寺、万佛洞、龙华寺洞、极南洞、擂鼓台院佛座、古上洞和经幢座中.

从形制上来说,古代的琵琶实际上包括了三弦琵琶、阮咸琵琶、五弦琵琶和四弦琵琶四大类.它们产生于不同的地域,流行于不同的时代,发展演变的轨迹也各不相同[2].

四弦琵琶也称龟兹琵琶,东晋时从西域碎叶国传入中原地区.其形制为短柄或长柄、曲项或直项,梨形音箱、四弦四柱.其中,曲项四弦琵琶是古代琵琶艺术发展高峰时最流行的形制.琵琶在早期多用拨弹,唐代时新出现了手弹之法,手弹、拨弹均在使用,当时还涌现出了段善本、贺怀智、曹刚等诸多演奏名家.唐段安节的《乐府杂录》曾说:“奏琵琶有两法,用拨弹,用手奏,是从人之所好而已.”到了宋元时期,指弹法真正占据了主流。 宋代以后,琵琶在形制上还出现了品位.直到明代,指弹法才完全替代了拨弹法,基本完成了琵琶的汉化过程[3].

龙门石窟图像中的四弦琵琶均为斜向或横向抱琴,左手按琴柱,右手持拨子弹奏.

1.2 五弦琵琶

龙门石窟音乐造像中的五弦琵琶共6件,分布于北魏古阳洞、宾阳南洞和皇甫公窟,以及唐代奉先寺和擂鼓台中洞中.

五弦琵琶也称“屈茨琵琶”,汉代从西域传入中原,流行于南北朝和隋唐,南宋以后逐渐消亡.到后晋、北宋时分别被称为“秦汉”“五弦”.形制为长柄或短柄、直项或曲项、五弦、梨形音箱,比曲项四弦琵琶略小,初无品柱,后用丝弦扎以十三道品柱. 唐代,用拨子和手弹两种方法均普遍流行.

龙门石窟造像中的五弦琵琶均为横向或斜向抱琴,左手按琴柱,右手持拨弹奏.

1.3 箜篌

龙门石窟音乐造像中的箜篌共3件,分布于唐代万佛洞、奉先寺和极南洞中.

箜篌有卧式和竖式两种.卧式箜篌原名空侯、坎后,起源于中原地区.竖式箜篌包括竖箜篌和凤首箜篌两种.凤首箜篌是唐代史学家对经印度传入中国的古代波斯弓形竖琴的变体乐器——维那的称呼.

龙门造像中的3件箜篌均为竖箜篌.竖箜篌,又名胡箜篌、立箜篌和竖头箜篌,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东汉时经西域传至中原,体曲长,有大小之分.大的竖抱于怀,两手弹弦,小的左手执琴,右手弹弦. 竖箜篌初时多为22根弦,此后弦数不断变化.弦多以丝为之,元代时出现了铜弦.东汉时,竖箜篌主要用于宫廷,唐代时用于龟兹、疏勒、西凉、高昌和高丽乐等九部和十部乐中,在敦煌壁画的乐舞场面中多见竖箜篌,当时还涌现出了李凭等演奏名家.宋代时,竖箜篌广泛用于教坊. 竖箜篌大约在六朝时期传入朝鲜,后经百济传入日本.

1.4 筚篥

龙门石窟音乐造像中的筚篥共11件,分布于北魏古阳洞、药方洞和路洞,以及唐代赵客师洞、奉先寺、丝行龛、龙华寺洞、极南洞、擂鼓台中洞和经幢座等处.

筚篥为双簧气鸣乐器,单管竖吹,管端插有芦哨,是由“卷叶为角”之“胡笳”演变而来的乐器,为产生于西域龟兹(今新疆库车县)之地的乐器.

筚篥在汉魏时期由西域龟兹传入内地,至唐代已盛行中原,成为宫廷十部乐中的主要乐器.

筚篥传入中原后,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进和发展,出现了很多种类.一般用竹制管身,芦苇制哨,因而也被称为“芦管”.管身上开9孔的称大筚篥,开6孔的称小筚篥,用两支筚篥并排排在一起的称为双筚篥.筚篥在以后的朝代中仍占据着重要地位.宋代时筚篥称为“凤管”,也称“头管”,明代时开始用于寺庙音乐,到了清代则广泛流行于民间,统称为“管”或“管子”.

1.5 贝

龙门石窟音乐造像中的贝共2件,分布于北魏古阳洞慧成龛背光处和路洞前壁处.

贝,又名蠡、海螺,属于吹奏乐器.其器系用磨去尖顶的大螺蛳壳制成,上大下小,双手捧吹,声音洪亮,音色浑厚.贝是随着佛教的东渐,为中国乐人所熟悉的梵音乐器.由于普遍用于宗教法会和礼仪中,所以又称为“梵贝”“法螺”“法蠡”等. 贝不仅作为法器用于佛事音乐中,还作为伴奏乐器用于唐代乐舞中,但主要起节奏的作用,是一种色彩性乐器.

1.6 铜钹

龙门石窟音乐造像中的铜钹共17件,分布于北魏宾阳北洞、宾阳中洞、宾阳南洞、古阳洞、路洞等洞窟,以及唐代奉南洞、擂鼓台中洞、万佛洞、丝行龛、龙华寺洞、极南洞、擂鼓台院佛座、经幢座、古上洞等洞窟中.

铜钹,又称铙钹,属于碰奏体鸣乐器.铜钹、铜铙、铜镲在中国古代都称为铙钹. 龙门图像中的铜铙系自西域传来,这种乐器早在公元前800年亚述人已经开始使用,后经由印度传入中国.铜钹有正、和之分.北宋陈旸《乐书》载:“铜钹,本南齐穆士素所造,其圆数寸,中间隆起如浮沤; 大者出于扶南、高昌、疏勒之国,其圆数尺; 以韦贯之,相击以和乐.“和铜钹”因其“其圆数尺”而为大铜钹,“正铜钹”则因其“其圆数寸”而为小铜钹.“正铜钹”与汉代《鼓吹铙歌》之铙的关系亲密,故渐被人俗称为“铙”,而“和铜钹”则一直被称为“钹”.

龙门造像中的铜钹从尺寸上看应为“其圆数寸”的“正铜钹”.北朝时期,铜钹已成为中原地区重要的打击乐器,到唐代时更为流行,大量应用在西凉乐、龟兹乐、安国乐、康国乐等十部乐中.

1.7 细腰鼓

龙门石窟音乐造像中的细腰鼓共17件,分布于北魏宾阳北洞、宾阳中洞、古阳洞、莲花洞、石窟寺、弥勒龛等洞窟,以及唐代奉南洞、擂鼓台中洞、万佛洞、龙华寺洞、极南洞、擂鼓台院佛座、经幢座等处.

细腰鼓,为击奏膜鸣乐器,其形制以两端粗而空,腰细而得名. 演奏时,挂于胸前或者置于架子上,用两手拍击两端鼓面.

有关细腰鼓的起源地,学术界观点不一. 牛龙菲认为细腰鼓是中国古传的[4]; 杨荫浏认为其来源尚待考证或不提及其起源[5]; 高德祥则认为细腰鼓是六朝时期从西域传来的外来乐器,指出:“这种鼓只出现在唐代之前的天宫伎乐中,大都是有西域形象的乐工所演奏,因此,起码可以说它是从西域传入内地的一种乐器.”[6]关肇元也认为,细腰筒形鼓在印度起源较早,汉魏时期(3—4世纪)传入中原,主要用于与外来乐器结合的唐朝燕乐[7].

细腰鼓在北朝时期已广为流行,唐代时则更为流行,只不过北朝时,其腰较细,两端鼓面较大.

1.8 粗腰鼓

龙门石窟音乐造像中的粗腰鼓共3件,分布于北魏古阳洞、石窟寺洞窟和唐代万佛洞中.

粗腰鼓也属击奏膜鸣乐器.其体形较小,与细腰鼓相比,鼓的中部较两端为粗,一些一端还大于另一端,演奏时系于腰部,或以一臂挟于体侧,用两手进行拍击.

从龙门图像可看出,这种乐器至少在北魏时期已经出现于中原,但早期并不甚流行.古籍中的“腰鼓”一般多指细腰鼓,直到明代,粗腰鼓才取代了细腰鼓被称为腰鼓,一直沿用至今.

1.9 杖鼓

龙门石窟音乐造像中的杖鼓共3件,分布于唐代八作司洞、极南洞和古上洞中.

杖鼓,也称羯鼓,击奏膜鸣乐器.此鼓体形较大,中间略鼓于两端,演奏时置于架上,双手持两杖打击鼓面,故又称两杖鼓.

羯鼓原流行于西域,南北朝传入中原,盛行于唐开元、天宝年间. 羯鼓的演奏技艺在唐代达到了很高的境地.

1.10 鸡娄鼓与鼗

龙门石窟音乐造像中的鸡娄鼓与鼗共4件,分布于唐代古南洞、龙华寺洞、古上洞和经幢座上.

鸡娄鼓,属击奏膜鸣乐器,隋唐时用于龟兹、疏勒、高昂诸部乐.鼗其实就是拨浪鼓.日本人林谦三认为:“鼗是西域各族传授之于汉族,而与鸡娄鼓配合起来由一人兼奏之法,是汉族受之于西域各族的.”[8]从龙门石窟图像看,唐代时鸡娄鼓的演奏姿态为左手执鼗,左腋夹鸡娄鼓,右手持杖击之.

2 结语

北魏是我国政治史上的南北分裂时期,但同时也是音乐文化南北交融、东西并汇的时代.这一时期,西域、中亚等地音乐大量涌入,龟兹乐、疏勒乐、西凉乐、高昌乐、康国乐、天竺乐和高丽乐等纷纷融入中原音乐文化,随着而来的异域乐器,也改变了传统的乐队组合形式,大大丰富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同时,佛教音乐体系逐步建立,古代音律学也取得了突出成果,这些都促使当时的音乐艺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9]. 龙门石窟北魏乐器共14种,其中来自西域中亚等地的“外来”乐器——四弦琵琶、五弦琵琶、筚篥、贝、铜钹、细腰鼓和粗腰鼓就已达7种,占据了总类别的一半.据统计,龙门石窟“外来”乐器共76件,这7种北魏时期的“外来”乐器共25件,约占总数的32.9%,数量并不占优.从出现的频率看,这一时期,本土的笙、排箫、笛、筝、阮咸与外来的铜钹、细腰鼓共7种乐器出现的频率较高,“外来”乐器也不占主要地位.这些都说明北魏时期龙门乃至中原地区的音乐文化仍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对于来自西域等地的“外来”乐器,尚在吸收和改造中,正处于吸收融合外来音乐文化的过程之中.

唐代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全面繁荣,同时造就了音乐舞蹈超越两汉的兴盛气象和辉煌成就,达到了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最高峰.唐代时,佛教从风而靡,大集于洛阳,佛教音乐也更加发扬光大,龙门伎乐飞天内容丰富,乐器种类多样.如在擂鼓台中洞的窟顶,雕刻有不鼓自鸣的乐器四件,分别为筝、五弦琵琶、细腰鼓和铜钹,正是佛经中天界无人演奏,乐器不鼓自响,发出仙乐之声的景象.龙门石窟唐代乐器共有17种,其中“外来”乐器——四弦琵琶、五弦琵琶、箜篌、筚篥、铜钹、细腰鼓、粗腰鼓、杖鼓和鸡娄鼓共占据了9种,占了总类别的一多半.这9种“外来”乐器数量也达到了51件,较北魏明显增多,约占龙门石窟“外来”乐器总数的67.1%.除北魏时已出现的“外来”乐器外,箜篌、杖鼓和鸡娄鼓3种都是唐代新出现的“外来”乐器.在当时出现频率较高的笙、排箫、笛、箫、筚篥、筝、四弦琵琶、铜钹和细腰鼓等9种乐器中,“外来”乐器占据了4种,约占一半.由此可见,我国自秦汉以来的民族传统乐器在唐代乐队中已不占主要地位,而新输入的“外来”乐器日益被中原音乐文化接受、吸纳和华化.唐代的“外来”乐器种类较前更为丰富,数量也大量增加,说明唐代在吸收融合外来音乐、丰富民族音乐方面,表现出新的强大生命力.

由此可见,北魏时期域外音乐已陆续传入中原,到唐代时期,汉乐和胡乐已水乳交融并全面汉化.龙门石窟大量的“外来”乐器图像真实地保存和反映了我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和它与外来音乐交流融合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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