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理论意蕴及中国化指向

陶 丽，张思军

(西华师范大学 a.政治与行政学院；b.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0)

文化观是文化的元理论，是关于文化的本质、主要内容、价值诉求及其发展的理论体系。而文化是一套涉及人类活动的外在表现形式和思想价值观念的体系，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潜移默化的进程中影响着人的行为和思想。伴随着知识经济的悄然而至及全球化浪潮的加深，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表现为是否取得“文化制高点”、“文化软实力”。在此背景下，透析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不仅是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现实需求，也是提升人们的文化自觉意识和树立文化自信理念的迫切要求，更是主动捍卫国家在文化领域的话语权的根本之策。马克思对文化的直接描述较少，导致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经济、政治思想发展的不平衡性。但在《共产党宣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著作中，发现很多类似于“精神产品”、“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语言表述。可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从未“缺席”过，一直与马克思主义经济观、政治观休戚相关。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以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为逻辑起点，在实践的基础上对文化本质进行阐释。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从实践的角度出发探讨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总结出人的本质特征。书中多次出现“人化”、“人的自然化”等用语，进而揭示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属人的自然存在物”，[1]107即文化的本质是人创造劳动的对象化。在他看来，自然界作为客观存在的统一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产生于自然界，而文化则是在人与自然界相互关系中得以形成。对此，他认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0[2]274因此，人所特有的类特质属性促使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打上了人的烙印，使“自然人化”。这充分表明一方面，实践把人与人连接起来，使人不再是一个自然人，而是一个社会人。另一方面，实践是人与自然互动的桥梁。马克思强调“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3]p500文化不是一个纯经哲院的思考，而是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地创造出来的，是经过实践活动验证过的真理，即文化的根本属性是实践性。

马克思不仅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揭示了文化的本质，而且注重从个体与群众的互动中探寻文化的本质。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结合，促使“抽象个人”实现了超越式发展，顺利完成了人与群体的交融式发展。同时，马克思还认为，生产是一种个体与个体之间互动的过程，人改造自然界，自然界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这不仅充分肯定了文化的实践属性，而且阐释了人与人之间的依存关系。然而，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中，由于其本身所固有的矛盾，导致了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变得畸形。劳动者作为创造文化的主体，却未享受文化反而被文化所奴役。资本主义私有制背景下的文化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是脱离了人民主体意识的，是促使个体与个体、个体与个体生产的物品之间呈现异化式发展的工具。对此，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本质上就隔断了文化异化的温床，从始至终都充分尊重人的主体性，且全方位地保障人的类特质属性，并以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为落脚点。概括而言，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本质是要使人摆脱异化状态，从而实现个人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协调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特征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不仅阐释了文化的生成逻辑，而且也揭示了文化的本质及内在规律性。因此，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特征，既是把握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基本要求，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根本之策。

(一)文化受制于实践并反作用于实践

马克思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文化作为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社会的缩影，受其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历史、地理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同时对该社会存在具有重要的反作用。对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书中提到，文化作为社会意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产生、发展及性质，不能从其本身中说明，而是从现实生活中去理解。因为物质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制约着社会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然而，文化是从物质生产活动中衍生出来的，自身具有相对独立性，并对社会经济、政治具有反作用.这一互动过程揭示了文化发展与社会生产之间的依存关系，有助于我们坚持从唯物史观的视角去认识文化的内在运行规律，避免走上唯心主义之路，从而在立足于中国国情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二)继承性与发展性的有机统一

《诗经》有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旧”与“新”的辩证统一，表明文化要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自我革新、自我发展才能长久不衰。[4]文化发展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并结合新的时代背景，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继承。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充分肯定了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深刻认识到优秀的传统文化依然是每个时代文化发展的理论渊源。纵观历史长河，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一代人就能铸就的，任何文化的形成都是历史的沉淀与发酵的结果。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既是对传统文化的积极扬弃，又抛弃了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在文化领域中，黑格尔持“绝对精神”的观念，认为文化可以脱离物质世界单独存在，具有独立性。而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则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且具有相对独立性，这体现了马克思对黑格尔文化观的“扬弃”。中国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大国，拥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提升中国文化的魅力，就必须在结合时代特征对传统文化保持礼敬态度的同时，对其进行批判地继承和发展。

(三)民族性和世界性的交融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认为，人作为一种群体性的动物，本身具有社会性，要在相互交往中实现发展。因此，文化只有通过交流，才能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民族之间能维持融洽的交往氛围，既体现了文化的海纳百川之势，也彰显了文化的丰富多彩之态。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中明确指出，文化发展受不同民族客观环境的影响，会表现出不同的民族风格，并以独特的形式呈现出文化民族性和多样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文化的世界性特征日益凸显。整个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文化的世界性是建立在民族性的基础上，民族性因世界性而更加繁荣。对此，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时，既看到了资本发展对世界带来的积极作用，也看到了其本质上的矛盾。在他看来，资本“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5]p35资产阶级在自身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建构了属于自己的文化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金融、商品等物质生产的互通，彼此之间文化的交流也随之增强。这不仅促进了本民族文化的发展，而且也有利于世界文化的大繁荣。因此，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自觉地遵循文化发展的内在运行规律，积极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丰富自身文化底蕴，从而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进一步提升国家在世界文化领域中的话语权。

三、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价值追求

文化是由劳动者创造的，劳动者作为文化创造的主体同时也应是享受文化的主体，这既是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本质要求，也是文化创造的初衷和归宿。[6]因此，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主张把人的主体性与文化本身联系起来，强调“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7]p120而人作为文化创造的唯一缔造者和所属者，追求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实现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过渡，必然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价值追求。

(一)强调个人精神层面满足的重要性

人创造文化，文化塑造人。文化是人对象化活动的产物，它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的实现，更重要的是提升人的精神水平。马克思认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8]p11突出人是一切社会发展的起点，是人类社会不断前进的主导力量。而马克思所说的“人”是每个具体的个人，不是指某一团体或组织。个人是社会形成的基本单位，社会的解放是以每个人的解放为前提，个人若无法实现自身解放，则社会的解放更无从谈起。马克思不仅充分肯定个人实现解放的重要性，也注重满足个人需求的现实意义，即社会发展必须以实现个人发展为基础。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行为的产生源于人需要的产生，人都有不断满足高层次需求的欲望，这是由人的本性所决定的。人与动物最本质性的区别在于人是有意识的动物，每个人都有精神层面的需求。马克思深刻地意识到满足人需求的重要性，认为必须从人的本体性角度出发，不仅要充分满足人的物质需求，更重要的是要满足人对精神层面的追求。在文化领域，则表现为满足人对精神层面的追求，提升个人的精神水平层次，从而以个人精神水平的提升来促进社会整体精神水平的上升。

(二)满足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带有明显的历史继承性，即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必须要建立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人决不能脱离自身所处的时代。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实现必须依赖于社会历史的客观事实，这是由人的社会属性所决定的。社会为个人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人的发展反过来也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只有建立在当时社会基础上的个人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同时，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循序渐进的，是一个经历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因此，马克思认为，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过程是人逐渐摆脱奴性、不受压迫，拥有独立人格，个性实现自由发展的过程。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全部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才完全属于每个人，每个人将自己的行为控制在自己手中，每个人自由选择职业，自由决定工作时间，没有固定从属单位以及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发展自己的特长，每个人都可以利用自己闲暇的时光享受艺术、科学等的熏陶。只有在这样的社会状态下，每个人才能不受限制地、毫无顾虑地追求自身的发展，才能对人的本质实现真正的占有，才能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才是自己的主人。

四、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中国指向

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穷尽真理，而是不断为寻求真理和发展真理开辟道路”。[9]p17新中国历代领导人对文化的作用、文化建设的方针、文化建设的要求等有过不同的表述，但一直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原则，立足于中国现实，扎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条路线没有动摇过。从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中国化进程，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构不偏离正确的方向，推动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体系的逐步完善。

(一)充分肯定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对社会存在的能动反映。因此，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正是正确地认识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才从建国初期就把文化建设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以明确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为着力点，从而逐步推进文化建设工作的开展。毛泽东作为第一代党中央领导人，深刻意识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他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对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建设做了具体的论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与中国特有的国情相结合，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初期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体系。[10]邓小平在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经验教训以及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重视人才的力量以及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指导原则，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形成了具有包容性、开放性、继承性、民族性的文化观。同时，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未来方向，保证马克思主义文化在我国文化事业发展中的指导地位不动摇。江泽民在1997年，把文化建设列为党的基本纲领，提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一重要论断。胡锦涛在我国物质生产与精神文明建设不平衡的背景下，提出的“和谐文化”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胡锦涛在第八次文联大会上明确把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增强文化建设在国家综合国力中的重要位置，作为国家发展的重大课题。面对当今西方思想文化思潮的不断渗透，习近平把文化建设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地位，提出建设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是当前我国推进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同时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要求。

(二)明确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导向

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从探索之初就体现出人民的主体地位，天然的带有人民主体性。首先，毛泽东时期强调建立为人民服务的大众文化，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一切文化发展都要围绕人民，这一时期形成的“以人为本”的文化观点，在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邓小平提出以培育“四有新人”为文化发展目标，多次强调培育时代新人才的重要性，并将这一重要性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性任务。[11]江泽民更加强调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提出“人民群众是我们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12]p248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生产活动的核心力量，更是创造精神文明的主导性力量。因此，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文化建设的螺旋式上升。此后，充分尊重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性作用，也是胡锦涛和习近平进行文化建设的重要原则。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文化建设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人民的主人翁意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参与文化建设，把实现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作为自己的本职性工作。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13]p21中国梦的提出是为了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实现依赖于人民群众，取得的成果也必须由人民共享。因此，新时代随着群众主体意识的不断增强，更应聚合人民群众的力量，激发其投身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进“文化强国之梦”早日实现。

(三)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要求

文化是每个时代的缩影，透过文化可以窥探该时代的社会风貌。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毛泽东提出人民是文化的缔造者，文化要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要求。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认为文化要实现多样性与科学性并存，只有丰富且科学的文化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随后，邓小平提出文化建设要培育“四有”公民的思想，这是对公民素质培养的基本要求。1983年邓小平又在景山学校写下了“三个面向”的题词，题词中明确回答了教育的最终目的以及如何达到目的问题。这对推进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方向性指导，也成了教育工作者的行动指南。江泽民在继承邓小平理论和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提出发展中国特色先进文化，并把该理论融入到党的纲领中，强调建设先进文化是先进性政党的使命，要求促进党的建设与文化建设的融合发展。2003年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社会发展要遵循科学的原则，走科学的发展道路，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即实现物质与精神层面的协调发展。随后，他提出要建设“和谐文化”的要求，清晰地意识到和谐文化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并提出党要掌握文化建设的领导权。他认为，在推进文化工作的进程中，党要充分发挥在文化建设中的领导核心作用，以此来巩固党在文化建设中领导话语权，从而推进国家文化的大发展与大繁荣。习近平从实现“中国梦”视角指明了文化发展的目标，“中国梦”就是要国家、民族、个人都要实现发展。这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价值旨归。因此，他把核心价值观比喻为“空气”弥漫于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全体成员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塑造自身行为。他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文化发展中起着引领作用，要求坚定不移地走马克思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思想基础，增强人民的文化自信意识，提高民族文化认同度感。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明确地把“文化自信”上升到与“三个自信”同等重要的地位，这表明了我们党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构有了全新的定位，也是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基。

(四)提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方针

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不同的经济发展程度会呈现不同的文化发展态势。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刚摆脱封建帝制桎梏及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时期，就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建设方针，认为在艺术和科学上的发展要持宽容性的态度，允许不同思想之间的相互碰撞、相互交流。在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上，毛泽东认为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积极吸收与时代发展相契合的思想并进行创新发展，要大胆地学习优秀成果，并加以利用，探索适合中国自身发展的文化道路。同时，毛泽东还提出文化建设要“为人民服务”的方针，人民性才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最终归宿，也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价值追求。邓小平则提出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文化方针，突出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平衡发展，认为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落后。他指出“一手硬，一手软这都不是社会主义”，只有实现两者之间的平衡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江泽民进一步强调要高举中国先进文化的旗帜，认为一方面要坚持中国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牢牢地抓住中国文化发展的精神支柱，另一方面又要积极聚合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充分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汇聚全国各方力量主动参与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中来。只有将精神文明建设上升到一个新高度，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才会随之提升。胡锦涛则提出建设科学发展观，提出文化建设要满足科学性、人民性、统筹性等要求，并且还提出文化建设要遵循“和谐”的原则，不仅是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和谐，更重要的是人自身的和谐发展。习近平在中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的情况下，提出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文化强国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构成要素之一，也是国民生活质量全面提升的一个重要标志。文化建设方针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推进，文化发展的方针、政策等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