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资本主义新变化及应对

孙 盼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2488)

习近平提出“需要我们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分析把握其出现的各种变化和本质”[1]，旨在通过剖析资本主义变化和趋势以深化对国际关系的认识。要应对资本主义新变化，澄明其基本特征成为首要前提，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分析其本质，进而形成正确认知，实现自身的创新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大命题，是我国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指导理念和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一、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必然性

既定的历史语境与时代特色为理论出场奠定了基础，新时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正是在特定的时代语境、理论语境与实践语境中产生的。

(一)新时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时代背景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应立足基本国情，正确应对国际力量对比发生的新变化，积极调整力量结构的变化和重心的转移方向。这一调整和转变，构成了新时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时代语境。回顾历史，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导致资本垄断，金融垄断资本和金融寡头必然会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影响社会，甚至影响政府决策。“金融寡头给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所有一切经济机构和政治机构罩上了一层依附关系的密网，——这就是这种垄断的最突出的表现。”[2]毫无疑问，在一百年后的今天，资本主义为了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以及中国的崛起，金融寡头通过操控媒体、教育、非政府性社会组织等，依然扮演着把控政治走向的角色。

(二)新时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理论解读

由“特殊性”走向“普遍性”是新时代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理论语境。正如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阐释，资本主义国家的整体特征就是高度社会化生产基础上的垄断，并通过垄断的突出代表——金融寡头，在全球化进程中对世界上的无产阶级进行支配和奴役，以此看出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本质以及内生性的矛盾和发展趋势。列宁从当时资本主义生产领域出发，揭示出帝国主义的矛盾和未来走向，从根本上沿袭了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指出，资产阶级在以私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上把生产力发展看做是资本扩张的手段，在最大限度内将资本扩张看做“自然力”，从而形成资本积累和贫困积累的两极化。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通过三个方面对无产阶级进行剥削：第一，资本以竞争的形式剥削“劳动者的自然力”，实现资本积累，资本积累的越多，劳动者越贫困，从而产生两极对立，社会由于消费不足和生产过剩陷入混乱状态。第二，资本家通过竞争无休止地剥夺“自然界的自然力”，无视自然伦理，无节制地掠夺社会公共资源，破坏自然环境，以实现自身积累最大化，因而产生生态危机。第三，资本竞争性地吸收社会劳动组织的“社会劳动自然力”以实现自身积累最大化，从而使劳动者成为资本增值的工具，由此导致人在生命的社会发展空间中的“贫困积累”而生成人的发展危机。[3]这种不断加深的两极化，以及资本主义内生性的矛盾，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在一次次由于资本扩张造成的危机中，不断催生出更为强大的扬弃这一社会形态的革命力量——无产阶级。

(三)新时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现实体现

由经济危机引发的逐渐明晰的“两制对立”现状是新时代资本主义变化的实践语境。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资本市场结构更加复杂多变，资本主义日益发达的股份化更加促进了金融寡头对资本市场和政治的操控。早在2016年的大选中，特朗普内阁的胜出就体现出美国垄断资本对社会的操控。无论是在二战后还是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资本主义所谓的“外在的缓和”都没有改变他原本应有的本质和矛盾——“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同盟不会把手中过剩的资本“用来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正如马克思在当年所提到的：“当然不会因为有一家像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银行，用它的纸券，给一切投机者以他们所缺少的资本，并把全部已经叠加的商品按原来的名义价值购买进来，就可以医治好。”[4]新时代的资本主义国家仍然为新自由主义所“掌控”，主张资本自由、不受限制的流动，以此来实现更大限度地剥削工人和价值增殖。国际垄断资本为了在第三世界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不仅采用文化渗透、经济制裁，还不惜发动军事政变、入侵等方式；对内通过各种手段加强垄断资本，加强对金融资本的控制，对本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程的控制。然而，当今的美联储处于与以前英格兰银行同样的地位和处境，无法通过“海量注资”以拯救当今金融资本主义的危机。

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寄生性特点根深蒂固，这些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的矛盾对立愈来越明显，从以往货币形式的产业资本(即金融资本)的输出，到现在利用现代化手段对落后国家和地区的野蛮掠夺，通过去技能化手段操控新兴国家的工人力量为自身服务。“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在交通、通信等领域大发展的基础之上，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重新布局了生产网络，许多产业转移到了新兴经济体，生产的组织也更加灵活。”[5]资本主义危机的间断性爆发造成广大民众生活的进一步恶化，引起世界愤怒情绪的进一步积累，这些不得不时刻警示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以及它的基本特征。

二、“帝国主义论”视域中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定位新时代资本主义，离不开一定时代的参照体系。其中，20世纪资本主义新变化是最直接的参照。二战后，世界发生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科学技术发展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改善，生产力得到大幅提高；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形成联合，初步显示出优越性，并对资本主义产生了影响。根据对时代问题的判断，新时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依然是在不触动经济体制的前提下，对资本运行机制的修补，依然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矛盾。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就总结出了资本主义竞争的演变规律：生产和资本的高度集中，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产生垄断。沿袭这一路径，我们可以看出当今资本主义生产在所谓的“惠及全球”的背后是资本主义国家垄断不断加深的事实，而且这种垄断较列宁时期达到了新高度。

(一)当代资本主义的实质仍然是资本垄断

由于资本具有不断向外扩展的本性及发展逻辑，垄断资本具备向世界扩展的特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必然发展为国际垄断资本，垄断统治由一国走向国际。在列宁看来，垄断资本主义从私人垄断到国家垄断再到国际垄断，是其历史发展演进的必然结果。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垂死阶段，当代主要表现在社会分工的逐渐演进使生产活动的集中性、协作性以及生产社会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劳动过程由以往的分散状态逐渐走向联合。跨国公司是高度集中垄断的最佳代表，由于其数量急剧增长，造成资本输出规模大大提高。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大提高了全世界的社会生产力，随着技术的发展，交通愈加便捷，对外投资加深了各国之间的联系，也提高了生产和流通的社会化、国际化程度，在这期间，跨国公司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国际分工方式也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盈利模式。从1980-2008年，全球跨国公司的数目从1.5万家增至8.2万家，海外子公司数目增长得更快，从3.5万家增至81万家。[6]由此看来，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说明当代资本全球化的帝国主义生产资本集中程度比以往要更高。另一方面，新时代的背景下，资本的主导性更强，资本主义国家操控资本的手段也更加隐蔽。以美国为例，为了扩展自己的市场，近十年来，美国的跨国公司将自己的产业链拓展至亚洲几个国家，并将其作为自己长期的“合作伙伴”。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国家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的除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之外，还有对落后国家以及工人阶级普遍意义上的“物化”。正是为了扩充国际市场，资本主义国家推动世界国家被贴上了专业化标签——欧洲、美国和日本的专长是知识产业，东亚是制造业，南亚是服务业，中东是石油业，非洲是矿业等等[7]，无形中使得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国家向资本主义国家靠拢。在靠拢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借助经济手段，又会为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市场带来一定的治理压力，落后国家自然资源的所有权问题伴随社会发展逐渐显现。一些国家在其他大国的帮助下搭上了经济发展的“便车”，但更多国家却转向了大规模的寻租模式。例如，南苏丹以其丰富的石油著称，但最终引发了武装冲突、饥荒和民众大规模的流离失所。

当今美国，对于威胁到它地位的国家和民族，无论是从商业还是到文化、科技等方面，都予以千方百计地封杀，不择手段地遏制一切对它霸权统治产生威胁的国家的发展。新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依旧沿袭了帝国主义的寄生性特征，但寄生性特征更加引起落后国家的恐慌。资本家操纵资本无限制地增殖，将无限制地追求物质财富和物质享受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一目标逐渐具有普遍性。在历年世界500强排行榜中，美国上榜企业数常年位居第一，1996年就达到了99家，2006年为历史顶峰，高达170家，2020年依然有121家企业上榜，企业经营状况一直处于领先地位。[8]这些企业覆盖了包含银行业、互联网行业、化工行业等全球支柱性行业，集中了该行业的生产资源，垄断了大部分产业的主导权和市场。

(二)采取科技霸权手段加深资本主义的垄断

当代美国通过技术垄断剥削全世界。1944年，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奠定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扮演了世界货币的角色，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特征在美元霸权上体现的淋漓尽致。而美元的重要性为跨国公司的发展提供了便利，跨国公司以外包、子公司等形式，将世界上的国家和企业联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由自己主导的生产网络。在自由竞争阶段，资本家将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作为压榨工人的手段，促进集中生产，推动资本主义走向垄断。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尤其随着新冠疫情的蔓延，全球范围内的外贸需求急剧缩水，生产能力下降，人员出入境、跨境物流等管控升级，金融市场剧烈震荡，全球经济滑向危机边缘，尤其是制造业受到严峻挑战。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转嫁危机，与以前一样，利用制造业产业链中庞大的低成本劳动力为自己积累大量资本的同时，将技术纳入垄断的过程中。“正是企业的巨大规模和高度技术水平包含着垄断的趋势。”[9]跨国公司通过技术手段将劳动者分工、碎片化，阻断了劳动者有效联合维权的机会，将资本分而治之以“驯服”雇佣工人。从科技研发投入资金来看，2019年全球研发投入TOP2500家企业主要分布在美国、中国、欧盟、日本等主要经济体，其中美国以775家名列榜首，中国536家排名第二，投入总额为3477亿欧元。无论从企业数量还是研发投入金额上看，美国企业研发投入规模最大。尽管美国制造业的生产和经营散布于全球各地，但核心研发等利益生产部门仍然属于跨国公司，将自己置于分工链的最顶层，最终产生货币霸权和知识产权垄断，引起国际分工不平等、两极分化加剧。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在一些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上有了新的变化，但是从本质上看，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判断在新时代并没有过时，依然具备列宁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美国以谋求世界霸权为目标，以“美国优先”为原则，退出了一系列旨在维护世界和平、缓和人与人、人与自然矛盾的国际协议，另一方面又挑起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各种形式的战争，最显著的表现在于美国在商业上对中国企业的压榨等，采用反倾销手段，从经济上抵制我国商品贸易发展。当今的战争不再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而是美国为了争取成为全世界的主宰，向一切阻碍它成为世界霸主的国家的战争。[10]战争的形式也出现了变化，不再是硝烟四起的战场，而是既有军事侵略，也有贸易战、心理战、意识形态战争等。

(三)金融危机、全球疫情再度证明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

2008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2020年全球疫情爆发，是发生在欧美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之后又席卷全球的大危机。这两次危机的影响力及破坏性是空前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百年来全球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不仅给世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而且也意料之中地造成了比大萧条时期更为严重的经济破坏。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蔓延也引发了蛰伏于社会中的意识形态病毒的大流行：例如，虚假的新闻、偏执的阴谋论和种族主义的爆发。[11]此后新冠肺炎所引发的诸如疫苗危机之所以会爆发，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看，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制度。

2020年，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向德国图宾根生物制药公司提供重金，以确保其“只为美国”提供有效的冠状病毒疫苗。[12]诚如列宁所说，寄生性和腐朽性是帝国主义所特有的本质，唯利是图是资本家的本性。美国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纵容下，通过对疫苗的控制等形式盘剥国内外民众。与此同时，其又凭借美元霸权，通过贸易、国债及各种金融衍生品买卖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获取巨额利润来恢复国家因为疫情遭受的经济损失。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美国颁布“禁飞令”，其客运航企于2020年3月暂停所有来往中国内地的客运航班，对我国外部供应链和产品进出口造成了严重影响。而到了5月，出于恢复自身经济的考虑，美国又要求中国开放空中交通，并向中国频频施压。后疫情时代的危机由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所致，正如马克思所说：“犹太人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需要，自私自利。他们的世俗上帝是什么呢？金钱。”[13]犹太人最需要的是一个借贷的环境，破产、疾病、灾荒、战争等等，都能创造出对金钱的巨量需求。美国借助这次的新冠疫情的爆发采取了一些避险措施，美联储连续降息，美元贬值，黄金、石油价格上涨，其结果是引起危机扩散至全球，各国出口贸易严重受挫。这样美国就保护了自身的经济发展，实现国内危机转嫁。

综上，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没有摆脱列宁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判断，并且展现出加剧发展的迹象，表征了资本主义社会依然矛盾重重，并对世界造成了更加深刻的影响，给世界人民带来了苦难。人类迫切需要一种既能对世界矛盾进行科学解释，又能为全世界指明方向的科学理论，在克服历史局限性的过程中不断实现创造性发展。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思想需要得到创新，时代也需要新思想。因此，中国共产党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理念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相比较列宁时代资本主义虚假的共同体而言，我们需要认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特征和本质，才能更好地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全面性实践价值解决资本逻辑的矛盾。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中国方案

面对空前的危机，试图寄希望于制度表层的“修补”而回归过去生活方式的平稳运行状态中是远远不够的。2015年9月，中国向世界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内涵在于与全世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安全和生态五大领域，具有实践性、空间性和系统性的特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观照国际现实，将当前的国际关系特征与人类的前途命运容纳进这一体系中，科学把握国与国之间日益共生共荣关系的基本趋向。习近平在2017年的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演讲就指出：“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14]这一理念已写入了联合国的相关决议，对全球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实现各国实践活动深度融合

意识来源于物质，又具有独立性。价值作为意识范畴，是客观物质及其功效在主观世界的精神反映。人类共同价值是实践的产物，源于共同交往。这就意味着，人类共同价值是全人类的“最大公约数”，这个“公约数”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是不同文化和民族相互交融的结果。工业社会开始后，以往各民族自给自足闭关自守的状态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各民族的相互交往和相互依赖，民族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为人类形成共同价值提供了条件。人类共同价值具有多元性和科学性，其本质上不具有主观性，也不是宗教层面上所赋予的绝对力量或者是上帝所赋予的群体无意识，而是来源于客观的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凝结成的一个概念，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积极利用国际组织平台，倡导以制度为主导的多边主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下走向融合，契合了历史发展规律，也反映出人们对公平合理的全球秩序的向往和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包含的共同价值正在逐渐成为更多国家和民族的价值遵循，在深度合作的同时也在共同应对国际挑战。

(二)各国共同积极应对国际挑战

价值观彰显了功能与需要之间的关系，是特定属性的客体对主体需要的功能与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回应了新时代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体现人类面临挑战的需求。

结合现实，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在多国多点爆发，战胜病毒是关乎全球人民安危的共同目标。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不可逆转，但是进步发展与挑战威胁并不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当前，人类面临挑战的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前所未有，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应对新冠疫情更是全世界人类面临的共同的挑战，需要世界各国携手同行。目前，国际社会仍然存在以大欺小、贫富不均等不合理现象，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坚持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原则，将自己的利益置于其他国家的利益之上，对待一些正确的防疫措施大放厥词，稍有不符合自己国家利益就违悖国际规则，私自退出国际组织。在这样的条件下，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话语领域“失声”，国际竞争领域“失利”，反映出国际规则制定的不合理性。在此次疫情中也是如此，一些国家凭借自己的经济优势，将其他国家的医疗物资据为己有，将疫情溯源问题上升至政治层面等等，这些行径都是在破坏良好的合作。面对疫情的多点爆发，事实证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这样的重大突发事件不会是最后一次，各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还会不断带来新的考验。国际社会必须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守望相助，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共建美好地球家园。”[1]539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应对全球性风险挑战，唯有团结协作，形成共同的价值认同和价值立场。在形成共同价值基础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抵御各种国际挑战和威胁的共同选择，为世界各国人民解决诸如新冠疫情之类的挑战和威胁提供了价值资源，采取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方案，定能实现全世界健康、有序、稳定的发展。

(三)构建各国全球共同价值新愿景

开放是世界历史形成的条件，也是不同文明实现繁荣发展的有效机制。全球化进程为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共同实践的平台，也使各国国家认识到人类共同价值不是用一国的价值去衡量其他国家的价值，树立单极地位，而是各个国家掌握自己的前途命运。“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和而不同”，新时代领导人面对资本主义新变化和平红利渐次终结的局面，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充分彰显出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智慧，它所包含的就是求同存异的主张，就是在尊重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上，与世界人民一起构建全球价值的新愿景。中国作为大国，必然会克服“失语症”，正确地认识到独立自主与人类共同价值的对立统一关系，为世界各国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当代，资本主义制度模式也有了相应的改变，但是依然没有脱离资本主义的性质，而且这些变化更加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仍然没有脱离列宁的预判——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将“资本积累”集中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2016年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开始走向了靠军事手段维持美国霸权地位的国家行列，现在的拜登政府仍然继承了这一衣钵。以此看出，美国政府的策略明显是在走向帝政，走向集权，刻意煽动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准备战争等，如果没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其遏制，世界的和平将受到严重威胁。

综上所述，资本主义的各种问题与矛盾并未因其不断调整而消失，一旦有危机出现就会加剧矛盾的爆发。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资本主义展现出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变化，印证了马克思关于充当其“遗嘱”的“执行人”的判断，资产阶级以滑稽可笑甚至扭曲的方式来“执行”“遗嘱”，给资本主义带来了新的变化。不可否认，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中所展现出来的理论力量和客观逻辑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从中也看到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要认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体现的资本积累以及劳资关系，这样才能不为资本扩张所表现出来的“伦理性面具”所迷惑。在“地球村”时代，人类应当真正成为风雨同舟、命运与共的共同体。中国提出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一方面是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应对，另一方面也强调了世界各国应该直面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整体性，共同关注人类的未来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