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小话”的文体特点

李山岭

(亳州学院 中文系，安徽 亳州 236800)

唐宋时期有敷演唱说故事的伎艺，称为“说话”。“故事之腾于口说者，谓之‘话’。取此流传之故事而敷衍说唱之，谓之‘说话’。”其中，又有“小话”，孙楷第先生指出“宋人言‘小话’，亦与故事同义。事之资谈剧、无关宏旨者，谓之‘小话’。”孙先生《说话考》一文，把“小话”和“说话”放在一起考述，梳理“说话”发展源流，[1]27-30但没有细致区分“小话”和“说话”的不同。若再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宋代的“小话”是和“说话”既有联系更有区别的通俗文学样式。宋代“小话”具有篇幅短小、内容多样、语言俚俗、即兴讲说、融入自我的文体特点，以故事的独立性和非连续性、演说的随机性区别于“说话”，以自娱自嘲、谐中寓庄区别于“笑话”，从而自具面目，自成一体。

一、“说话”的特点

“说话”一词不始于宋，隋唐时期已见使用，为当时流行的习语。它的特点，约略如下：

其一，从演说的故事内容看，到两宋，已形成规模，有了内容细分，趋于成熟。据《都城纪胜》载：“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捧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合生，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2]11可见，当时“说话”表演已经很兴盛，有了很细致的职业分工。

其次，从“说话”的长度看，其中小说、讲史等，多为连续性的故事，故事丰富、篇幅较长。“宋代所谓‘小说’，一次或在一日之间可以讲说完毕者，《清平山堂话本》《京本通俗小说》《古今小说》……之类均属之。”、“宋代所谓‘讲史’，其讲述的时间很长，绝非三五日所能说得尽的。”[3]5从演说故事的时间之长，足以见出故事内容的丰富。

第三，“说话”是商业演出行为，聚众演出的场所称为“瓦舍”，“瓦者，野合易散之意也。不知起于何时。”也许最初并无固定场所，艺人只要在所到之处，圈起场子，聚起听众就行了。听众听“话”是文化消费行为，据苏轼《东坡志林》卷一记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4]7可知，听众“听说古话”是要付费的。

第四，“说话”同后来的“说书”一样，宜有简单的伴奏。孙先生说：“曰‘说话’，曰‘说书’，古今名称不同，其事一也。然‘说书’之义甚明，‘说话’今不通行。”[1]27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其三云：“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5]517这盲翁在山村作场说话，正是用鼓伴奏的。

第五，“说话”有底本，即话本，其中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等故事话本，多出于虚构。“或如杂剧，或如崖词，大抵多虚少实”，或“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相半”。[2]11

二、“小话”的文体特点

“说话”由于和古典小说的发展关系密切，很多文学史对它都作了介绍，已为大家所熟知。与“说话”相比较而言，对宋代“小话”的讨论还不多。“小话”有自身的特点。

首先，从故事文本的篇幅看，“小话”篇幅短小，是非连续性的、独立的微型故事。如下面两则：(A)“东坡先生出帅定武，黄门以书荐士，往谒之。东坡一见云：某记得一小话子。昔有人发冢，极费力，方透其穴，一人裸坐其中，语盗曰‘公岂不闻此山号首阳？我乃伯夷，焉有物邪？’盗慊然而去。又往它山，镢治方半，忽见前日裸衣男子从后拊其背曰‘勿开勿开，此乃舍弟墓也’。”(《挥麈录·余话》卷二)[6]3825故事本身仅有百余字。(B)“世传小话：有一贫士，家惟一瓮。夜则守之以寝一夕，心自惟念：苟得富贵，当以钱若干营田宅，若干蓄声妓，而高车大盖无不备置。往来于怀，不觉欢适起舞，遂踏破瓮。故今俗间指妄想狂计者，谓之瓮算。”[7]640故事也只有七十余字，都极其简短。因其简短，也就没有像“说话”那样有入话、散场诗等相对复杂的结构要素。

第二，“小话”的讲述受特定情境的激发，具有即兴言说、自娱自嘲的特点，含蕴着言说者鲜明的情感、情绪，通常有话外之话，言外之意。 如(A)载东坡所讲小话，就是缘境而发，并非事先预备，其意也在委婉地表达自己和弟弟苏辙处境的窘困，对拜谒自己的士子无能为力。讲说者自己的态度、观点蕴藏在故事之中，借故事来表达，“话”中有话，听话者也不难理解其中的潜台词。

又如，《乌台诗案》中记载有苏舜举给苏轼说的一个“小话”，“熙宁六年，因往诸县提点，到临安县，有知县大理寺丞苏舜举，来本县界外太平寺相接。轼与本人为同年，自来相知。本人见轼后言：舜举数日前入州，却被训狐押出。轼问其故，舜举言：我擘划得《人户供通家业役钞规例》一本，甚简，前日将去呈本州，诸官皆不以为然。呈转运副使王庭老等，不喜，差急足押出城来。轼取其规例看详，委是简便。因问训狐事，舜举言：(C)自来闻人说一小话云，‘燕以日出为旦，日入为夕；蝙蝠以日入为旦，日出为夕。争之不决，诉于凤凰，凤凰是百鸟之王。至路次，逢一禽。谓燕不须往诉，凤凰在假(或云凤凰渴睡，今不记其详)，却是训狐权摄。’舜举意以此讥笑王庭老等不知是非。隔得一两日，周邠、李行中二人亦来临安，与轼同游径山，苏舜举亦来山中相见。周邠作诗一首与轼，即无讥讽。轼次韵和答兼赠舜举，云‘餔糟醉方熟，洒面唤不醒。奈何效燕蝠，屡欲争晨暝。’其意以讥讽王庭老等如训狐不分别是非也。”[8]13苏舜举借小话中的“训狐”(按，训狐是鸮的别名，俗称猫头鹰。)暗中讥笑王庭老等不知是非，即是“话”中有话。

据《东皋杂录》载，东坡还曾经说“小话”戏弄他人。那是在他经历下御史狱，谪居黄州之后。元祐初年，苏轼被起用知登州。不久，即以礼部员外郎召赴朝。于路途中遇见了当时的狱官，狱官面有愧色。(D)东坡戏之曰：“有蛇螫杀人，为冥官所追，议法当死。蛇前诉曰：诚有罪，然亦有功，可以自赎。冥官曰：何功也？蛇曰：某有黄可治病，所活已数人矣。吏收验可，不诬，遂免。良久，索一牛至，狱吏曰：此牛触杀人，亦当死。牛曰：我亦有黄可治病，亦数人矣。良久，亦得免。久之，狱吏引一人至，曰：此人生常杀人，幸免死，今当还命。其人仓黄妄言：亦有黄。冥官大怒，诘之曰：蛇黄、牛黄皆入药，天下所共知。汝为人，何黄之有？左右交讯，其人窘甚，曰：某别无黄，但有些惭惶。”(《说郛》卷二)[9]37苏轼好谐谑，但这则“小话”不免有失尖刻。

又，南宋王仲荀讲述的小话，讽刺一些士大夫贪恋在朝为官，不愿出任州县官。(E)“秦桧为相，久擅威福，士大夫一言合意，立取显美，至以选阶一二年为执政，人怀速化之望，故仕于朝者，多不肯求外迁，重内轻外之弊，颇见于时。有王仲荀者，以滑稽游公卿间。一日，坐于秦府宾次，朝士云集，待见稍久。仲荀在隅席，辄前白曰：‘今日公相未出堂，众官久俟，某有一小话，愿资醒困。’众知其善谑，争竦听之。乃抗声曰：昔有一朝士，出谒未归，有客投刺于门，阍者告之以‘某官不在，留门状，俟归呈禀。’客忽勃然发怒，叱阍曰：‘汝何敢尔！凡人之死者，乃称不在。我与某官厚，故来相见，某官独无讳忌乎！而敢以此言目之耶！我必竢其来，面白以治汝罪。’阍拱谢曰：‘小人诚不晓讳忌，愿官人宽之。但今朝士留谒者，例告以如此，若以为不可，当复作何语以谢客？’客曰：‘汝官既出谒未回，第云某官出去可也。’阍愀然蹙额曰：‘我官人宁死，却是讳出去二字。’满座皆大笑。仲荀出入秦门，预褺客，老归建康以死。谈辞多风，可雋味，秦虽煽语祸，独优容之，盖亦一吻流也。”(《桯史》卷七)[10]84-85

再如，《桯史》卷九有一则“鳖渡桥”的小话：(F)“虞雍公允文以西掖赞督议，既却金主于采石。还至金陵，谒叶枢密义问于玉帐，留钥张忠定焘及幕属冯校书方、洪检详迈在焉，相与劳问江上战拒之详。天风欲雪，因留卯饮，酒方行，流星警报沓至，盖亮已惩前衂，将改图瓜洲。坐上皆恐，谓其必致怨于我也。时刘武忠锜屯京口，病且亟，度未必可倚，议遣幕府合谋支敌。众以雍公新立功，咸属目，叶四顾久之，酌巵醪以前曰：‘冯、洪二君虽参帷幄，实未履行阵。舍人威名方新，士卒想望，勉为国家卒此勳业，义问与有赖焉。’雍公受巵起立曰：‘某去则不妨，然记得一小话，敢为都督诵之。昔有人得一鳖，欲烹而食之，不忍当杀生之名，乃炽火使釡水百沸，横筱为桥，与鳖约曰：能渡此，则活汝。鳖知主人以计取之，勉力爬沙，仅能一渡。主人曰：汝能渡桥甚善，更为我渡一遭，我欲观之。仆之此行，无乃类是乎！’席上皆笑。已而雍公竟如镇江，亮不克渡而弑，自此简上知，驯致魁柄。鳖渡，本谚语，以为蟹，其义则同。”[10]101《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四十二记虞允文所说“小话”与此同，惟涉及的人物有异。在此话中，虞允文以处于沸水之上的鳖自比，表达处境的凶险与被战局驱使的无奈，而又起到以谐化庄、寓庄于谐的效果。

概而言之，“小话”的讲述不是商业性行为，不是在瓦舍的演出，是在特定的情境激发下的即兴表达，对故事的选用有明确的指向性，融入了讲述者独特的情绪、心理体验。

第三，“小话”内容多样，如(C)、(D)、(F)是有寓言性质的动物故事，或借动物影射讥笑他人，或借动物类比自己；(A)是历史人物故事，借伯夷、叔齐虚构一段故事，道出自己现实处境的困窘；(B)讽刺世俗间不切实际的妄想，画出人心痴念想往富贵的镜像；(E)是当时的官场现形记。

第四，从传播看，“小话”的传播，依靠的是口耳相传，或即兴创作，可能没有现成的底本。其中(A)“东坡一见云：某记得一小话子。”(B)“世传小话”，(C)“自来闻人说一小话”，(F)“记得一小话”，都表明“小话”是口耳相传的，岳珂又说“鳖渡，本谚语，以为蟹，其义则同。”则可知这个“小话”本是“谚语”，流行已久，在被不同讲述者讲说时，有适当改动，可改“鳖”为“蟹”，并不影响故事的意义。而(E)王仲荀说“某有一小话，愿资醒困”，他所讲的故事，可能是现场创作，也可能是听闻得来，但其讽刺现实的意味非常浓厚。在语言上，以俚言“说小话”，通俗、简洁而语含风趣，在亦庄亦谐中，或自嘲或讽世，并非单纯的诙谐笑谑。

第五，从文本结构看，“小话”讲述时都有“某记得一小话子”、“世传小话”、“自来闻人说一小话”、“记得一小话”、“某有一小话”等近似的发端语，表明“小话”的讲述有大体相同的结构模式。同时，“记得一小话”这样的发端语，是讲述中的提示语，把对讲述者的现实处境等背景性叙述与小话的故事本身区分开来；它也把二者联系起来，因为讲述者往往在故事主角的身上投射了自己的影子，他仿佛正在讲述自己的故事，让旁听者分明感受到的是讲述者的境遇、心情，才会心领神会，粲然一笑。

综上所述，宋代“小话”的文体特点是：篇幅短小、内容多样、语言俚俗、即兴讲说、融入自我。以故事的独立性、片段性、非连续性，演说的随机性，区别于“说话”。讲述者以小故事自娱自嘲、谐中寓庄，区别于单纯谐谑的“笑话”。

当然，若论“小话”的源头，孙先生曾节引过《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十八“诙谐四”隋代侯白说的一个故事。完整的故事是这样的：“白在散官，隶属杨素。爱其能剧谈，毎上番日，即令谈戏弄，或从旦至晩始得归。才出省门，即逢素子玄感，乃云‘侯秀才可为玄感说一个好话。’白被留连不获已，乃云：有一大虫，欲向野中觅肉，见一刺猬仰卧，谓是肉脔，欲衔之，忽被猬卷着鼻，惊走不知休息。直至山中，困乏不觉昏睡，刺猬乃放鼻而去。大虫忽起欢喜，走至橡树下，低头见橡斗，乃侧身语云‘旦来遭见贤尊，愿郎君且避道。’”[11]1920侯白所讲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小话”，从讲述的背景看，也显然是临场发挥，即时创编的故事。故事中的“大虫”，对橡斗(即橡栗)所说的话：“旦来遭见贤尊，愿郎君且避道。”非常切合当时的场景，把杨素、杨玄感、自己都涵容在了故事里，巧妙而有趣味。